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自由經濟理論的批判

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自由經濟理論的批判
 
作者：江洋      來源：《江漢論壇》2009年第12期

摘要： 二戰后，在美國經濟學界居最高統治地位的是新古典綜合派自由經濟理論，這種經濟理論主張，宏觀經濟學開出的藥方能夠治療資本主義的各種不治之癥，使它成為微觀經濟學所頌揚的“理想的制度”，永遠存在下去。然而，這種經濟理論在20世紀60、70年代受到了現實的巨大挑戰，一些激進學者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視角，對自由經濟理論的經濟學定義、經濟學范式和經濟學主張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掀起了經濟學領域的“革命”。
 
 
 

　　二戰后，在美國經濟學界居最高統治地位的是新古典綜合派自由經濟理論，這種經濟理論是凱恩斯宏觀經濟學與馬歇爾微觀經濟學的“綜合體”，主張資本主義應該實行“混合經濟”，即一部分是“私有”經濟（價格制度發生作用的部分）；另一部分是“公有”經濟（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部分）。這種理論認為，自由放任不能導致充分就業，但是通過斟酌使用宏觀經濟政策，即通過國家干預，充分就業便可以實現；只要充分就業可以實現，新古典經濟學便仍然具有真理性，也就是說，市場機制會完美的發揮作用，供求會保持均衡，社會各方利益會保持和諧，經濟會持續發展。宏觀經濟學開出的藥方能夠治療資本主義的各種不治之癥，使它成為微觀經濟學所頌揚的“理想的制度”，從而永遠存在下去。這種理論在政策上的反映就是主張把政府干預和市場機制結合起來。

　　然而，新古典綜合派的這種理論主張和政策主張在20世紀60、70年代受到了現實的巨大挑戰，新古典綜合派主張國家干預可以實現充分就業，然而充分就業在現實中并未實現，社會中仍然存在大量低工資貧困人口；新古典綜合派主張市場經濟會使各方利益和諧，然而社會現實卻是不平等（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污染和帝國主義。在這樣的社會現實面前，一些激進學者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視角，向自由經濟理論發起了猛攻，對其經濟學定義、經濟學范式和經濟學主張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掀起了經濟學領域的革命。[1]

　　一、對自由經濟理論經濟學定義的批判

　　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的首要問題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因此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自由經濟理論的批判便從這里開始。新古典綜合派認為，經濟學研究的是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如何以最大化或最小化為目的進行選擇的行為，它是一門研究資源配置的學問。美國馬克思主義者批判了這種經濟學定義中的“經濟主義”傾向，主張不應把經濟僅僅看作一種市場關系（由效用最大化原則決定的關系），而是應該將其“作為一個政治和文化關系系統來進行研究”；不應僅僅研究經濟中的經濟現象，還應研究經濟中的其他現象，例如人的問題。

　　首先，在經濟學家應該研究什么這個問題上，自由經濟理論認為，經濟學家應該研究的是包括工廠和銀行、工人和資本家、買者和賣者在內的按照市場規則進行交換的行為，即一種以剝奪自然以及與此相關的勞動分工和產品分配為特征的社會實踐，其他地方的社會實踐——如家庭、國家和教育體系——獨立于經濟動力學之外，因此不在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范圍之內。美國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經濟”本身除了包括剝奪自然之外，也包括其他的社會實踐，同時，對“自然”的剝奪不僅發生在按照市場規則進行交換的“經濟”行為中，而且也發生在學校，家庭和社會中。因此，研究經濟不應只在技術，財產權和交換關系的狹義上來研究，也應研究學校、家庭和其他地方的潛在“經濟”實踐，將經濟作為一個政治和文化關系系統來進行研究。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赫伯特·吉丁斯甚至指出，“事實上，大多數激進主義者認為，如果不考慮到這一點，就無法理解經濟生活的動力學（包括勞動過程，工資的不平等，對婦女和少數民族的歧視，環境問題以及利潤和工資的份額）”[2]。

　　其次，在經濟理論應該如何對待個人這一問題上，自由經濟理論認為，在經濟中產生的僅僅是商品和服務，“人僅僅是生產的投入和產品的消費者，在生產過程中人就意識和社會關系而言是不變的”[3]。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則認為，經濟學不應僅僅研究經濟中的經濟現象，還應研究經濟中的其他現象，例如人的問題，人在生產物的同時也直接生產出了自身，而且如果不能認識到經濟的許多基本特征是由生產和再生產出勞動者和資本家的需要決定的，人們就無法理解經濟。美國馬克思主義者堅持，“評價不同的經濟體制，不僅要以效率和公平為依據，而且還要以它們幫助個人和群體實現自我價值和發展的程度為依據。”[4]

　　總之，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認為，經濟學不應把經濟作為一個孤立的現象來進行研究，而是應該把它作為一個系統來研究，把它與經濟中產生的各種現象各種因素聯系起來進行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對經濟有一個更深刻的理解。

　　二、對自由經濟理論經濟學范式的批判——“效用最大化”還是“權力最大化”？

　　美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自由經濟學的一個根本缺陷“就在于它的‘不相關性’——它在當代社會問題面前無能為力，如不能對戰爭、種族歧視、工人異化等做出解釋，”“不能‘解釋當代社會的重要問題’”。[5]而這種“不相關性”的根源便在于主導經濟學家作出科學選擇的“范式”——“效用最大化”[6]。正是這種“經濟學范式造成了經濟學家視野的局限”，使傳統經濟學陷入了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所說的“科學危機”[7]之中。

　　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效用最大化”范式的“經濟”特征決定了它的歷史局限性，決定了這一范式只能適用于特定的歷史階段，只能“為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量、價格和資源配置方式提供合適的解釋，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就是經濟行為的運作還沒有破壞社會中基本的權力關系的歷史階段。”[8]換言之，效用最大化范式只有在市場體系中的權力關系還十分分散，權力斗爭還非常均衡，壟斷還沒有出現的歷史階段才是正確的，并不適用于一切社會發展階段?！靶в米畲蠡狈妒街栽趬艛喑霈F以前的歷史階段是正確的，因為在這一階段，包括政治制度、階級劃分、法律制度在內的整個社會體系仍然保持最初的結構不變，權力斗爭可以說是相互消解的，在權力斗爭相互消解的情況下，“效用最大化”范式的解釋正好與“權力最大化”范式相符合。

　　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權力最大化”是比“效用最大化”更具解釋力的經濟學范式，經濟行為的所有方面最終都是由“權力斗爭”決定的，控制經濟行為的最終因素是社會體系內部不斷改變的權力關系。[9]“權力最大化”范式包含“效用最大化”范式，“效用最大化”范式只適用于特定階段，而“權力最大化”范式適用于一切階段，是比“效用最大化”范式更正確更具批判性的范式，可以“引導經濟學家看到一致和聯系（而不僅僅是多元和多樣性），看到系統的聯系（而不僅僅是具體的相互作用）”。

　　為了說明“權力最大化范式”的解釋力，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用“權力最大化”范式對資本主義進行了解讀，不僅研究了資本主義勞動分工和資本主義制度問題，而且研究了自由經濟理論無法作出合理解釋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問題等，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

　?。ㄒ唬摹皺嗔ψ畲蠡狈妒匠霭l解讀資本主義勞動分工和資本主義主義制度的起源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資本主義勞動分工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源于這種分工和這種制度的技術優越性。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對這種觀點進行了批判，指出資本主義勞動分工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不是源于技術優越性，而是源于資本家控制生產，追求“權力最大化”的需要。

　　首先，勞動的資本主義分工并非源于這種分工的技術優越性，而是源于資本家追求“權力最大化”，從而控制生產以獲取剩余價值的需要，資本主義勞動分工的本質是“分工與征服”。

　　之所以說勞動的資本主義分工并非源于這種分工的技術優越性，原因有二。第一，根據“效用最大化”范式，即投入——產出公式，“只有在投入相同時，一種生產方法的產出比另一種方法的產出多才能說它相對于另一種方法具有技術上的優越性?！盵10]如果一種新的生產方法只是在一天中能夠產出更多的產品，則不能說明其具有技術上的優越性。因為即使勞動是唯一的投入，一種新的生產方法也可能需要更多的勞動時間，或者更專注，或者更不好的工作條件。在這種情況下，盡管會有更多的產出，但投入也相應的增多了，而不是以同樣數量的投入。因此，從這個意義來說，資本主義勞動分工并非源于其技術優越性。第二，即使在沒有出現資本主義勞動分工導致的專業化以前，在技術上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也是可能的。以制作別針為例，“一個工人，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一起，也可以按照一個任務到另一個任務的程序進行勞動，先抽出足夠生產上百個或上千個別針的線材，接下來把它拉直，接下來切割線材等等，按照每一個作業的順序依次進行，這樣就實現了將整個生產過程分成不同的任務的優勢?！?從這個意義上說，資本主義勞動分工也非源于其技術優越性。

　　資本主義勞動分工的本質在于“分工與征服”，勞動的資本主義分工是保證資本家在生產過程中的核心作用的需要，是資本家控制生產以獲取剩余價值的需要。美國馬克思主義者指出，生產中的分工是從分解勞動過程開始的，是從把生產勞動分解為各個組成部分開始的，這種分解是工人為了提高自身勞動生產率而自愿進行的，不會導致局部工人的產生。然而，資本主義勞動分工的特征在于不僅把生產勞動分解成各個組成部分，而且還把不同組成部分的勞動分配給不同的工人。這樣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不僅分解了勞動過程，而且還產生了局部工人。美國馬克思主義者強調，工人會自愿地把勞動過程分成若干部分，以此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是工人永遠不會愿意把自己變成終身局部工人。把工人變成終身局部工人只能是資本家的愿望，資本家這樣做的根本原因和動力就是剝奪工人自己組織工作的能力，確保資本家對生產過程的控制，確保剩余價值的榨取。如斯蒂芬·馬格林指出，“如果每個生產者自己都能將別針生產中的各項任務結合起來生產出一個可以在市場上交換的產品，那么他不久就會發現他根本不需要投入產出者的介入便可以在市場上交換別針。他可以直接銷售商品，自己占有利潤（這一利潤現在由資本家介入生產和市場獲得）?！盵11]哈里·布雷弗曼指出，資本主義分工把制造產品的各過程劃分為由不同工人完成的許多工序，使工人無法完成任何完整的生產過程，將任務分開，分配給不同的工人，是在耗資巨大的機器時代資本家確保他在生產過程中的核心作用的唯一手段。

　　其次，資本主義制度的起源也并非源于工廠制的技術優越性，而是資本家控制生產，追求“權力最大化”的結果。如斯蒂芬·馬格林指出，“工廠的起源和盛行不是技術的需要，而是資本家代替工人控制勞動過程和產量的需要，是使工人的選擇從勞動多少，生產多少（基于他相對希望有多少業余時間和產品）變為是否工作的選擇，當然這幾乎不是一個選擇?！盵12i]“工廠制成功的關鍵在于資本家能夠代替工人控制生產過程；紀律和監督能夠而且確實降低了成本，但并不具有技術優越性。”[13]哈佛研究勞工市場分裂理論的激進經濟學家凱瑟琳·斯通（Katherine Stone）指出，二十世紀初技術改良浪潮中美國鋼鐵工業的改革使鋼鐵工業中的手工業工人消亡，這種改革并不是由新技術本身決定的，并不是因為新技術需要越來越不熟練、越來越只掌握某種片面技能的勞動力，而是由工廠主加強對勞動過程的控制以確保其獨占新技術果實的需要決定的。赫伯特·吉丁斯指出，勞動交換與商品交換不同，具有特殊性，商品交換的價格執行權是由公司外部的國家規定的，而勞動交換則只需工人同意屈服于資本家的權力即可，因此，資本主義這一政治組織（因為它的權力是按等級劃分的，而且它的決策制定過程具有反民主的特征）并不是源于技術的需要，而是源于勞動的社會分工的需要。

　　美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工廠的技術優勢是直到工廠制充分發展后的幾十年才顯現出來的。工廠制的起源在于資本家控制勞動過程的需要。在工廠制產生以前，盡管作為投入——產出體制標志的細小分工使工人喪失了對產品的控制權，但當時工人還能夠控制勞動過程，可以決定什么時候勞動以及勞動多少，然而工廠制的出現則使工人進一步喪失了控制勞動過程的權力，使工人不得不在他人的監管下和紀律的規定下勞動。

　?。ǘ摹皺嗔ψ畲蠡狈妒匠霭l解讀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問題

　　新古典經濟學宣稱社會各方利益和諧，然而資本主義社會中卻仍然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不平等的最突出表現便是社會中存在大量貧困人口。在這種情況下，新古典經濟學從“效用最大化”范式出發，試圖將貧困問題不看作是社會問題，而看作是個人問題，是個人的懶惰、年齡、技術和受教育水平導致了自身的貧困。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對這種觀點進行了批判，從“權力最大化”范式出發，指出貧困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這種制度通過勞動分工最大程度的削弱了工人階級的力量，破壞了工人階級的統一，以確保資本家“權力最大化”，確保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榨取。

　　首先，貧困的根源不在于個人的懶惰、年齡、技術和受教育水平，而在于工資的不平等。新古典經濟學認為貧困的根源之一在于個人的懶惰，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指出，“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在美國絕大多數最貧困的家庭中，家長和其他家庭成員總是在工作。有時這種工作只是兼職的，會被非自愿性失業所打斷，但在四個貧困家庭中至少有一個貧困家庭的家長是一年到頭都有全日制工作的?！盵14]新古典經濟學認為貧困的根源還在于個人的年齡、技術和受教育水平，美國馬克思主義者指出，“事實上，數百萬充分就業的家庭仍然不能使自身擺脫貧困，盡管這些家庭中的許多成員正處于工作的最佳時期——壯年，盡管他們具有高學歷，身體健康，并且接受過工作培訓?！盵15]20世紀60年代，美國基于新古典經濟學主張基礎上制定的反貧困“戰略”的失敗也為美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提供了依據。這種“戰略”主張制定人力方案，花費巨資開展各種技能培訓，試圖提高現代就業市場上窮人的技能。然而，這種戰略在保證就業和提高收入方面的成效并沒有達到政策制定者的期望。許多經過培訓的工人在接受培訓后發現仍然不能找到能夠充分發揮他們所接受的技能的工作。因此，美國馬克思主義者強調，貧困的根源不在于個人，而在于某些職業或行業的工人工資過低，“一般來說，工人工資的等級更依賴于他（她）所從事的行業和職業，而不是工人所受的正規教育、是否移民或者健康狀況等?！盵16]

　　其次，工資不平等源于資本主義分工，源于資本主義將工人固定在不同位置，實現資本家“權力最大化”以確保剩余價值榨取的需要。在新古典經濟學看來，所有工人都在同一個勞工市場競爭各種高級一點或低級一點的職位。而美國馬克思主義者則提出，在美國，實際上存在著三個勞工市場：獨立型初級勞工市場（independent primary）；從屬型初級勞工市場（subordinate primary）；次級勞工市場。[17]這三個勞工市場的工人就工資和工作保障來說有很大差別。獨立型初級勞工市場的工人有上層階級背景，控制他人的勞動，工資較高，工作安全。從屬型初級勞工市場的工人有特殊的藍領和白領工作技能，在公司部門中有相對高的收入，有一定的工作安全保障。次級勞工市場的工人收入低，被高度監視，幾乎沒有晉升機會，人員變動率高，沒有任何工作安全保障。美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之所以存在三個不同的勞工市場，存在工資不平等，其最主要原因并非勞動力的供需狀況，也不是工人的生產效率不同，而是資本家使自身“權力最大化”以榨取剩余價值的需要。因為資本家保證剩余價值榨取的首要條件是使工人同意進行勞動交換，但是資本家既不能在身體上強迫又不能合法的迫害沒能達到期望水平的工人，資本家具有的僅僅是解雇或提升工人的權力。為使這種解雇或提升工人的權力最大化，資本家便潛在的將勞工市場進行等級劃分，將工人維持到不同的工資等級上，工人為使自己獲得一份更好的生活，就必須屈服于資本家的權力，以獲取更多的提升機會，避免被解雇，這種分裂的勞工市場、這種工資的不平等確保了資本家解雇或提升工人的權力的最大化。

　　再次，職業中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現象驗證了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在于資本家追求“權力最大化”以確保剩余價值榨取的結論。新古典經濟學把少數民族和婦女中的低工資現象或是歸結為他們生產效率低，技術水平低，或是歸結為雇主的種族“喜好”。美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第一種原因不成立，因為大量研究表明，美國社會中存在著大量有技術有知識的少數民族和婦女，但在擁有同等技術和知識的情況下，少數民族和婦女的工資要比非少數民族和男人的工資低的多，因此生產效率低、技術水平低并不是少數民族和婦女低工資的主要原因。同樣，美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第二種原因也不成立，因為雇主的種族“喜好”的解釋與競爭性的市場的運行相矛盾。赫伯特·吉丁斯便以美國黑人狀況為例對此進行了說明。他指出，美國黑人的工資一般來講大約是白人工資的55%，因此，由于競爭性的市場的性質，如果存在哪怕只存在一個不歧視黑人并且雇傭了他們的資本家，那么這個資本家無論如何都會獲得大量利潤，根據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的新古典范式，這就必然驅使他的競爭者們無論有什么偏見和疑慮都會跟著這么做。因此，“歧視與競爭是不相容的，同樣的理由也適用于對性別歧視的分析；女性雇員技能低和男性雇主的性別歧視并不能對這一現象作出解釋。”[18]在反駁新古典經濟學對職業中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現象的解釋的基礎上，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將這種現象與職業種類的等級劃分聯系起來，指出實際上“只用一個原則就可以對少數民族和婦女在勞動力大軍中的弱勢經濟地位作出解釋”[19]，那就是“等級權威（authority）的合法化一般要求在資本主義企業中不能將在整個社會中處于從屬地位的那些個體置于社會地位比他們高的人之上。尤其是一般來講不能將婦女置于男人之上，在一般意義上的種族社會中也不能將少數民族群體的成員置于白人之上”[20]。在這種情況下，“婦女和少數民族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歸于次級勞工市場”[21]。因此，競爭不會消除職業中存在的婦女和少數民族的低工資現象，不會消除職業種的歧視現象，因為等級權威合法化，資本家“權力最大化”的要求在所有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家那里都成立。

　　綜上所述，美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貧困問題是剩余價值榨取過程的“必要”，“貧困必須存在，作為對不聽話或懶惰的工人的懲罰，至少對低工資工人是這樣?！盵22]“貧困不能被歸結為貧困者的‘文化’水平低，缺少職業技能或智力水平低,”[23]而是在于資本主義勞動分工，在于資本主義制度，在于資本家“權力最大化”的需要。

　　三、對正統經濟學主張的批判——國家干預無法拯救資本主義

　　新古典綜合派從新古典經濟學出發，綜合了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和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主張，認為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可以彌補資本主義自發作用的不足，使新古典理論賴以成立的充分就業前提得以生效，在充分就業前提得以生效的情況下，新古典經濟學宣揚的市場經濟便能發揮作用，資本主義市場機制便能完美運行，資本主義便將永遠存在下去。也就是說，宏觀經濟學開出的藥方能夠治療資本主義的各種不治之癥，使它成為微觀經濟學所頌揚的“理想的制度”，從而永遠存在下去。

　　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激烈批判了這一主張，指出國家干預無法拯救資本主義，因為國家并不是相互競爭的經濟利益的公正的仲裁人，在‘公共利益’上也并非按照多元主義追求行事，它“是和經濟領域的任何其他角色沒什么兩樣的角色”。[24]他們認為，實際上，國家總是屈從于基本的矛盾力量，“無論政府領導人想做什么，他們都會受到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和在這種經濟條件下國家再生產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束縛。”[25]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政策并不能補救資本主義自發作用的不足，宏觀經濟學開出的藥方并不能夠治療資本主義的弊端，并不能使資本主義成為微觀經濟學所頌揚的‘理想制度’。”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以資本主義教育改革沒能治療資本主義弊端為例說明了這一點。

　　（一） 資本主義教育改革沒能促進社會平等

　　美國馬克思主義者用統計數據表明，教育規模的擴大和教育機會的表面平等并不能真正促進教育的平等，即使在教育不平等程度有所降低的地方，教育也不能促進收入分配的平等。

　　首先，教育規模的擴大沒能促進教育機會的平等，教育機會的多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與家庭背景相關。美國馬克思主義者用高中生上大學的可能性與家庭背景之間的關系對此進行了說明，指出“盡管大學的入學率顯著提高，然而高中生上大學的可能性與三十年前一樣依賴于其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盵26]“一個父母收入在前五名的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幾乎是父母收入在后五名的孩子的二倍（從教育所花費的美元來看）?！盵27]因此，經濟實力好的家庭有更多的財力、物力資助孩子接受更多的教育，表面看來教育規模擴大了，教育機會平等了，但實際上教育的不平等仍然廣泛存在。

　　其次，即使在教育年限的不平等程度有所降低的地方，教育也沒能促進收入分配的平等，種族間、性別間和階級間仍然存在較大的收入差距。盡管教育規模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種族間和性別間在受教育年限方面的差距，但統計數據表明，受教育年限差距的縮小并沒有帶來相應的收入差距的縮小。在1940年，“非白人和白人的教育差距是3.3年（是一般白人接受教育的38%）?！盵28]在1972年，“教育差距降低到18%（年齡從25—34歲的年輕男人之間的教育差距則降低到4%）?！盵29]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說法，由于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差距源于個人技術水平的差異，因此，這種教育差距的縮小勢必會帶來相應的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然而事實并非如此。事實證明，“收入差距并沒有大大縮?。耗贻p人的收入差距是30%，盡管教育差距只有4%?！盵30]也就是說，種族間教育差距的縮小并不能帶來相應的種族收入差距的縮小。同時，性別間教育差距的縮小也不能帶來收入差距的縮小。盡管女人的受教育年限與男人的受教育年限越來越趨向于平等，然而性別收入的不平等仍然一直存在。此外，美國勞動部的研究結果也表明，勞工收入（工資和薪水）在二戰后也不是越來越傾向于平等，而是越來越傾向于不平等。因此，美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教育規模的擴大和教育機會的表面平等并沒能促進社會的平等，并沒能改變收入分配結構或階級結構，相反卻再生產出了資本主義不平等的分配結構和階級結構。

　　20世紀70年代，當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教育改革沒能促進社會平等，越來越多的左派學者對這一事實進行無情揭露的時候，新古典經濟學的信奉者打出了“智商”牌，主張是個人智商的差異導致了教育改革的失敗，展開了激烈的“智商論戰”。然而，美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智商論戰”沒能抓住重點所在，因為這場論戰暗含了一種假設，即教育之所以能夠提高收入是因為教育提高了人的技能，提高了人的生產效率，即只在從“技術”層面看待教育和收入之間的關系。而事實上，教育能夠提高收入的更重要的原因不是在于“技術”層面，而是在于“社會”層面，即教育培養了順服的工人，培養了順服資本主義等級結構的“好的工人”。

　　美國馬克思主義者指出，“美國的教育在社會過程中具有雙重作用，生產剩余價值和占有剩余價值。”[31]一方面，教育通過傳授勞動者技術技能和社會技能，提升勞動者的生產能力，提高勞動者創造剩余價值的能力；另一方面，教育幫助化解生產過程中潛在的容易爆發的階級關系，幫助使這種階級關系顯得不那么政治化，從而使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經濟狀態得以永存，使資本家能夠永久占有工人的一部分勞動產品，占有剩余價值。與教育的生產剩余價值(技術層面)方面的作用相比，教育的占有剩余價值（社會層面）方面的作用更為重要。這一點在教育為資本主義培養“好的工人”這一點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盡管資本主義教育要培養具有高生產效率的“好的工人”，但資本主義教育的更為重要的目的和功能是培養能夠滿足資本主義生產結構的需要，滿足資本主義各種社會等級的職業需要，順從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的階級關系，使資本家始終處于資本主義等級分工的金字塔的頂端，保證資本家對生產的控制的“好的工人”。

　　一方面，教育體制中的等級結構與工作場所中的等級結構相一致。工作場所中存在著管理者、車間主管、工頭和工人這樣的等級結構，與此相適應，教育中也存在著管理者、教師、學生干部和學生這樣的等級結構。工作場所的不同等級之間存在著等級控制關系，同樣，學校的不同等級之間也存在著這樣的等級控制關系，這種控制關系是工作場所的等級勞動分工的翻版。如學校中管理者具有控制教師的權利，這與工作場所中管理者具有控制車間主管的權利相符；學校中教師具有控制學生的權利，這與工作場所中車間主管具有控制工人的權利相符；學校中學生干部具有控制學生的權利，這與工作場所中工頭具有控制工人的權利相符；學校中學生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他們課程的權利，這與工作場所中工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他們的工作的權利相符。教育中的等級結構在每一層面都與資本主義生產中的等級結構相吻合。

　　另一方面，教育中強調的價值觀、人格特征以及借以灌輸這種價值觀和人格特征的動力機制與工作場所中需要的價值觀、人格特征以及使這種價值觀、人格特征得以滿足的動力機制相一致。在美國，工作場所強調馴服、順從的價值觀和人格特征，以確保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確保資本家對勞動進程的控制；相應的動力機制是工資待遇和就業機會，即順從的工人會有穩定的工資待遇、穩定的工作，不順從的工人則將受到扣發工資和失業的威脅。與這種工作中需要的價值觀、人格特征以及動力機制相適應，美國的學校教育強調遵守規則、責任感和適應公司規則這樣的價值觀和人格特征，強調分數等級的動力機制，即具有這樣價值觀和人格特征的學生會得到高分獎賞，不順從這種價值觀的學生會受到不及格的威脅。也就是說，教育中強調的價值觀和人格特征是有利于工人日后正確工作的價值觀和人格特征。此外，教育還使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權力等級和收入等級合法化。等級化的教育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等級化的權力和收入提供了一個似乎合理的標準，即受教育水平決定了權力等級和收入等級。這樣，雇主可以依據受教育水平這一標準理所當然的把工人安排在職業等級的不同位置上，把他們固定在等級分工的不同層次上，為他們提供不同的工資待遇，保證雇主對生產的控制。同時，這一標準也使工人能夠“正確”對待他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等級權利和等級地位。教育標準還加強了個人間的競爭關系，拉大了地位的差距，加速了個體間的分化，降低了工人聯合起來反對雇主的能力，進一步確保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權力等級和收入等級的合法化。

　　美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智商論戰”者之所以沒能抓住問題所在的根源在于他們只看到了教育在生產剩余價值方面（技術層面）的作用，而沒有看到教育在占有剩余價值方面（社會層面）的作用。事實上，“教育改革運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拒絕對經濟生活中基本的財產結構和權力結構提出質疑?！盵32]美國教育之所以沒能促進社會平等是因為這種教育總是與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相連，總是致力于使每一代青年與這種經濟結構相融合。而這種經濟結構本身是一種不平等的結構，是一種具有嚴格等級勞動分工的結構，因此，教育的政治經濟功能只能是再生產出這種不平等的結構，再生產出這種等級勞動分工，再生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不能是促進社會平等。

　　綜上所述，20世紀60、70年代，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自由經濟理論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批判了自由經濟理論經濟學定義中的“經濟主義”傾向，主張應該把經濟“作為一個政治和文化關系系統來進行研究”；批判了自由經濟理論經濟學范式——“效用最大化”，認為“權力最大化”范式是比“效用最大化”范式更有效的范式；批判了自由經濟理論的主張——國家干預可以拯救資本主義，認為國家干預無法拯救資本主義，掀起了美國經濟學領域的“革命”，對美國經濟學的走勢產生了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