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辭海》怎樣搞“與國際接軌”
——評2009年修訂版《辭海》（彩圖本）編者對詞條的刪改（之二）
陳守禮
有人借口說工具書是中性的，說“辭書”是可以“與國際接軌”的。
但是，筆者在《辭海》中卻查不到有“工具書”這個詞條，只有《現代漢語詞典》中有，全文如下：
“【工具書】專為讀者查考字義、詞義、字句出處和各種事實而編纂的書籍，如字典、詞典、索引、歷史年表、年鑒、百科全書等。”（見《現代漢語詞典》第379頁）也沒有寫到“工具書是中性的”。
有人堅持說：“工具書是中性的”。這就是說寫歷史人物詞條，對人物功過是非是不作褒貶評價的，寫歷史事件等也一樣。
還有人進一步說，百科全書對人物條目“只有極簡單的純客觀的身份陳述”、“沒有任何的主觀評價和頌揚”。（見《百年潮》2000年第6期）《辭海》編者自稱就是按這個“原則”“與國際接軌”的。
然而，由于編者的立場、價值觀不同，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社會問題的詞條，就會把能反映人物或事件本質的“主要事實”該寫不寫，卻把可省略的“次要事實”作為“主要事實”來寫，結果就會使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社會問題的“主要事實”與 “次要事實”錯位，是非被顛倒。顯然，這決定于編者的立場、價值觀。
關于《辭海》“與國際接軌”的問題，1999年版《辭海》的主編夏征農在其《公開信》中是這樣說的：中美“合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這部辭書時，雙方達成一致意見，有過《協議》：寫歷史人物“依國際慣例，按美方所寫華盛頓條目”的寫法來寫。《公開信》明確說：“此后《辭海》等辭書均按此意見辦理。”（見《百年潮》2000年第6期）這意味著我國的《辭海》也要像中美合編辭書那樣，按美方的意見來改寫。這就是《辭海》搞的“與國際接軌”。下面舉例評析。
（一）《辭海》編者怎樣刪改“歷史人物”詞條，搞“與國際接軌”：
一、編者寫歷史人物反革命領袖【蔣介石】詞條全文如下：
“蔣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乳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1907年保定陸軍速成學堂肄業，次年去日本學習軍事，加入同盟會。1910年畢業于日本振武學校。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國，在滬軍都督陳其美屬下任滬軍團長。后加入中華革命黨，參與護國戰爭。在上海賦閑期間，在證券物品交易所當經紀人。1923年，被孫中山任為大元帥府大本營參謀長。同年8月赴蘇聯考察。1924年國民黨改組后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1926年利用‘中山艦事件’提出‘整理黨務案’、排斥共產黨人，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主席、組織部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等職。1927年在上海市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實行‘清黨’，使國共合作破裂。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歷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主席、行政院長和政府主席兼陸海空三軍總司令。九一八事變后，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實行不抵抗政策，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繼續進行反共內戰。1936年西安事變后，被迫接受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抗戰時期，任國民黨總裁，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多次掀起反共高潮。1943年9月再次任國民政府主席。抗戰勝利后，一面與中國共產黨進行和談，一面部署內戰。1946年命令向解放區進攻，同時操縱召開‘國民大會’，通過‘憲法’。1948年任‘總統’。1949年反共內戰失敗后辭去總統職務，后去臺灣任‘總統’和國民黨總裁。表示要以‘三民主義建設臺灣’，‘反共復國’。1954年12月與美國簽訂《共同防御條約》，但堅持一個中國，始終反對‘臺灣獨立’、‘國際托管’。1975年4月5日在臺北病逝。著有《中國之命運》、《蘇俄在中國》等。”（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601頁，1999年版第732頁，2009年修訂版彩圖本第1087頁）
必須指出：2009年修訂版編者在【蔣介石】詞條中雖然也寫到“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但“四一二”對共產黨員和無辜人民大屠殺的反革命罪行只字未寫，同時與《辭海》觀點相呼應的報紙則及時發表文章說：“‘反革命’與‘革命’一樣，本都是中性詞匯。”（《南方周末》報2009年9月10日F34版《60年消逝詞典之政治詞語》）這樣，“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也就“本”無所謂是與非、功與罪。
同時，編者把1979年版原寫的蔣介石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受帝國主義、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指使”，“對中國紅軍發動五次‘圍剿’，”“不斷制造軍閥混戰”，抗戰期間“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抗日勝利后“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向解放區發動“大規模進攻”等等能反映蔣介石本質的“主要事實”罪行都刪除、否定，把蔣介石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集中代表”都刪除掉了。蔣介石就被寫成了一個無罪無錯的“歷史人物”。
眾所周知，蔣介石是 “三座大山”的代表。可是，編者卻把反映蔣介石本質的“主要事實”罪行都刪除、否定。這在表面上似乎無褒無貶的寫法，實際上，抹殺蔣介石的罪行，便是對他作了一個“無罪無錯”的評價和美化。
二、然而，編者寫歷史人物革命領袖【毛澤東】詞條卻又不同了。
2009年修訂版《辭海》彩圖本編者對毛澤東寫了一系列的錯誤 ：
1.寫毛澤東犯了“輕率發動大躍進”的錯誤；（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1454頁，1999年版第1761頁，2009年修訂版彩圖本第1532頁）
2. 寫毛澤東犯了“輕率發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同上）
3. 寫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后期錯誤發動對彭德懷的批判”；（同上）
4. 寫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會后在全黨錯誤開展‘反右傾’斗爭”；（同上）
5. 寫毛澤東犯了在“62年8月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的錯誤；（同上）
6. 寫毛澤東犯了在“63年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錯誤；（同上）
7. 寫毛澤東犯了在“66年錯誤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同上）
此外，編者還要更多地突出毛澤東的所謂錯誤，還在另一些詞條中“做文章”：
8. 在【中國共產黨】詞條中，寫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產生了“反右擴大化的錯誤”；（見同上第1532頁）
9. 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詞條中，寫毛澤東犯了“對當時政治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的錯誤；（見同上第0762頁）
10. 在【胡適思想批判】詞條中，寫在毛澤東發動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中，犯了“對胡適思想全盤否定，將學術問題簡單地等同于政治問題，對后來思想學術的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的錯誤。（見同上第0915頁）。
11. 在【胡風反革命集團】詞條中，寫1955年胡風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首領，《人民日報》發表有關材料，毛澤東親自寫了按語”；寫此屬“錯案，1980年9月平反”。（見同上第0915頁）
編者把反動階級、反革命領袖寫得毫無錯誤，更無罪行，對人民革命領袖則寫了那么多的“錯誤”，形成的對比是何等鮮明！自稱“純客觀”不作“評價”的編者把有罪的寫成無罪，把有大功的寫成有錯，這樣寫的本身難道不是顛倒是非的一種評價嗎？
必須指出：1999年版《辭海》把毛澤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刪除、否定，已售出數十萬冊。對這個否定毛澤東的身份的大錯誤，不僅各界讀者提出批評，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也曾向《辭海》“提出嚴肅批評……要求重新印刷該書，進行說明，消除影響”。（引自高為學著《“不逾矩”論集》第408頁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3年7月）《辭海》負責人也承認詞條寫得“不完整”、“有缺漏”，并承諾要“一一改正”。（見《解放日報》2000年2月8日）然而，之后《辭海》沒有“重新印刷該書進行說明，消除影響”，只是在后來增印的五萬冊中給毛澤東、周恩來等“加上‘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身份，其他大量錯誤都未改正。現在，卻又說“加上‘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也是出于‘非常無奈’”。（見鄧艷玲文：《辭海尚未出版先挨批判》載《揚子晚報》2009年9月19日B7版）這就預示：等到出現某種氣候時，《辭海》再修訂仍會貫徹美方的立場、價值觀，清除“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意識形態”，現在還只是處在“意識形態教條的打破”階段（同上《南方周末》報文中語），還沒有到完全清除階段。
（二）《辭海》編者怎樣刪改“歷史事件”詞條，搞“與國際接軌”：
一、看編者刪改【七一五反革命政變】詞條。1979年版全文是：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的反革命政變。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加緊反革命活動。6月10日，汪精衛和馮玉祥在鄭州舉行會議，策劃反共。19日，馮又和蔣介石在徐州舉行會議，密謀蔣汪合作，共同反共。這時中國共產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投降主義路線不僅不加強工人階級的武裝，準備應付突然的事變，反而命令武漢工人糾察隊將武裝交給國民黨。7月15日，汪精衛即公開宣布與共產黨決裂，封閉工會、農會等革命團體，提出“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血腥口號，大批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至此，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受失敗。
（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13頁，1999年版第16頁，2009年修訂版彩圖本第1767頁）
（筆者注：文中用粗體字加橫線的部分是被編者刪除、否定的內容。下同）
在這里，主要評1999、2009年修訂版均把“封閉工會、農會等革命團體，提出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的血腥口號，大批（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刪除、否定。只保留“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鎮壓工農運動”一句未刪除。
編者刪除、否定的恰恰是反映反革命派本質的“主要事實”、罪行。
必須指出：“提出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不僅是個“血腥口號”，并有按這個指導思想實行的事實，這是真正體現反革命派本質的“主要事實”，卻被編者刪除、否定了。一向自稱“字斟句酌”的《辭海》，這樣刪改這個詞條就把反革命派的“殺”人，寫成了只是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并沒有“枉殺一人”，更未“大批”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這就完全抹殺了主要事實、顛倒了是非。
這就使后人看不到蔣、汪“反革命政變”殘暴的“反革命”本質，無從了解真實歷史，接受歷史教訓。
二．再看編者刪改【肅清反革命運動】詞條。1979年版寫的全文是：
1955年7月，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的一項政治運動。在“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份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和“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方針指導下，清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逮捕了一批有現行破壞活動的反革命分子。在社會上也給殘余反革命分子一次沉重的打擊。到1957年春，肅清反革命運動取得了重大勝利。
上述詞條的內容，除了“清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這一句話被保留之外，全部被1999、2009年修訂版編者刪除、否定；然后，編者在改寫的詞條中增寫負面的內容：“但打擊面過寬，造成不少冤假錯案。”
（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1599頁與1999年版第1938頁，2009年修訂版彩圖本第2166頁）
應該指出：肅反的方針是體現中國共產黨對人的生命負責的精神，在運動中也是認真貫徹的，“運動”是“取得了重大勝利”的。這個基本的“主要事實”卻被2009年修訂版編者刪除、否定；編者在刪除這個“正面事實”后，增寫“負面事實”，1999版寫“運動有斗爭面過寬現象，造成了一些冤假錯案”；2009年版更甚，改寫為：“打擊面過寬，造成不少冤假錯案”。
請問2009年修訂版編者：你們認為“肅反運動”是正面效果為主還是負面效果為主？“肅反運動”是應基本肯定還是基本否定？
實際上，如果真正客觀地寫這個歷史事件，是應充分肯定“肅反運動”的方針、指導思想的正確，運動不僅僅是“清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更主要的在于運動使人民群眾得到了教育和鍛練，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警惕性，這就使社會上敵視革命的和對新社會不滿的分子都受到震懾，這個“重大勝利”使社會得到了穩定。雖然在運動中也難免有少數人被錯整甚至被錯關、受到不同程度的冤枉，但是“有錯必糾”，搞錯了的給予糾正，好人還是好人。我們不能“因噎廢食”，否定“肅反運動”方針的正確性和正面效果以及“肅反運動”的必要性。
我們只要對比一下這兩個“歷史事件”詞條的刪改，就明顯看出：編者對反革命派是刪除、否定他們“寧枉殺千人”的“主要事實”，寫他們“屠殺”的只是“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而沒有“枉殺一人”；同時，編者對革命派是刪除、否定其“不要冤枉一個好人”的方針及其“取得重大勝利”這個“主要事實”，增寫他們是“打擊面過寬，造成不少冤假錯案”，沒有做到“不冤枉一個好人”。結果，就把“反革命派”和“革命派”的是、非、功、罪，作了一個顛倒。
我們看了以上兩個“歷史事件”的詞條，就可看出：1999、2009年版《辭海》編者都是表面上說“工具書是中性的”，對“歷史事件”的“是非功罪是不作褒貶和評價的”，實際上，編者根據西方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刪改詞條，把有罪的寫成無罪，有功的寫成無功而有錯。這樣刪改的本身難道不恰恰是對“歷史事件”作了顛倒是非的一種評價嗎？
請問2009年修訂版的編者：你們是否認為只有這樣刪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詞條，才算取消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內容，才能符合美方的立場、價值觀，達到“與國際接軌”的標準？
（三）《辭海》編者怎樣刪改“社會問題”的詞條，搞“與國際接軌”：
編者也是按美方的立場、價值觀來刪除所謂“意識形態”內容：
一、刪改【同志】詞條。1999年版、2009年修訂版彩圖本均把1979年版寫的“同志”是“我國公民彼此之間的一般稱呼”刪除、否定。
（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196頁，1999年版第236頁，2009年修訂版彩圖本第2276頁）
在不平等的社會里人們彼此不可能以“同志”相稱，但是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 “同志”是一個多么親切的“稱呼”啊！這不僅是個“稱呼”，而是毛澤東時代人與人之間平等互助的同志關系的體現。
這個“稱呼”雖屬于美方不同意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但否定這個“稱呼”，也就否定了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平等互助的同志關系”。在改革開放后，比如“老板與雇工”之間是不再彼此以“同志”稱呼了，然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人、農民、一般工作人員和七千多萬共產黨員之間難道也失去了“同志關系”、不能再以“同志”相稱呼了嗎？請問：自稱“反映時代”的《辭海》為什么要刪除、否定“同志”這個“稱呼”？難道我國已經不屬社會主義社會，大家都不再“同”“社會主義”之“志”了嗎？
二、取消【批評和自我批評】詞條。1979年版的全文是：
“中國共產黨根據長期革命斗爭的經驗，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作為解決黨內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方法。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目的，是為了鞏固和增強黨的團結、人民內部的團結，加強黨與群眾的聯系。黨在抗日戰爭時期開展的整風運動，就是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為宗旨，在學習文件的基礎上，檢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揭發缺點和錯誤的方面,發揚優點和正確的方面，總結經驗教訓，因而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后來，黨又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作為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671頁，1999年版第812頁2009年修訂版彩圖本第1722頁）
編者既否定了體現我國人與人之間“平等互助關系”的“同志”這個稱呼，進而又把在平等條件下解決人與人之間矛盾的基本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詞條也取消。可是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怎能廢棄用“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基本方法”來解決黨內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增強黨和人民內部的團結呢？
三、取消【團結――批評――團結】詞條。1979年版的全文是：
中國共產黨解決黨內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就是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可對比《辭海》1979年版第763頁，1999年版第918頁2009年修訂版彩圖本第2299頁）
編者把“同志”稱呼、“平等互助的同志關系”否定后,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方法”也刪除、否定了，最后，把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應加強黨內和人民內部“團結”這個目的也刪除、否定了。
顯然，這樣刪改、取消詞條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重申“團結――批評――團結”是“正確方針”。（《三中全會以來》下冊第828頁）
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鄧小平還多次強調“團結――批評――團結”是我們一貫用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公式”。（見《鄧選》第2卷第15、45、392頁）
我國黨和國家領導人也一再強調“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必要和“團結”的重要。
請問《辭海》編者：你們憑什么把“同志”、“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都作為已經“過時、無用”的詞匯詞條而加以取消？
實際上，人的行為都是由思想指導的，犯錯誤、犯罪都有個發展過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只有堅持社會主義的國家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互助的同志關系, 用“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基本方法”解決好黨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才能把錯誤消滅在萌芽狀態。這樣才能搞好黨風和社會風氣。
四、刪改【妓女】詞條。
【妓女】詞條被兩次刪改如下：
1979年版寫的：“妓女，舊社會中被迫賣淫的女子”。
1999年版改寫為：“妓女，賣淫的女子”。編者把“舊社會中被迫”刪除、否定。
2009年修訂版又改寫為：“妓女，以賣淫為生的女子”,編者已更進一步，把“賣淫”寫成是女子謀生的一種自由職業了。
（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1099頁，1999年版第1329頁，2009年修訂版彩圖本第1034頁）
贊同《辭海》“與國際接軌”的先生發表文章說：1949年前的《王云五大辭典》寫“妓女，賣淫的女子”是對的，卻被1979年版《辭海》否定，改寫為“妓女，舊社會中被迫賣淫的女子”就不對了，這是被“強加”進了“意識形態”內容，現在《辭海》取消“意識形態”內容，又改回到1949年以前的寫法就對了。
1999年版、2009年修訂版編者都主張“與國際接軌”，都認為應改回到1949年之前的寫法，所以都刪除“舊社會中被迫”這段詞語。
這樣，《辭海》就不分新社會與舊社會，不分被迫與自愿，肯定婦女的身體是商品，把“賣淫”變為婦女謀生的自由職業，“賣淫嫖娼，買賣自由”，成為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這也就為領執照合法開妓院，發展“性”服務產業，創造GDP鋪平了道路。可是，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能頂半邊天”的中國婦女的尊嚴又怎樣體現呢？
綜上所述,1999、2009年版《辭海》編者就是這樣刪改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社會問題的詞條，搞所謂的“與國際接軌”。我們相信全黨、全國絕大多數人絕對不會同意《辭海》搞這樣的所謂“意識形態”“與國際接軌”。
（四）必須批評、必須糾正《辭海》搞的意識形態“與國際接軌”
為什么必須批評和糾正《辭海》搞這樣的“意識形態”“與國際接軌”？如果用一句話來說，這是違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歷來的立場態度和方針政策的。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軌”是什么？是“軌道”、“道路”，這是走什么“道路”的問題。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同時要搞清楚“與國際接軌”的“國際”是什么樣的“國際”呢？
一、看美國統治階級的主要謀士托夫勒是怎么說這個“國際”的。
托夫勒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稅貿易總協定（即今之世貿組織）組成統一的世界貿易體系，從1944－70年基本上控制了各國的貿易。”（托失夫勒著：《第三次浪潮》第11頁）
這個所謂的“國際”就是美國“控制了”的亦即“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的經濟秩序。我們能自投羅網與這個“國際”“接軌”，去受它的“控制”嗎？
二、看鄧小平對“接軌”問題是怎么說的。
鄧小平在1989年6月16日說：“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鮮明。”（《鄧選》第3卷第311頁）
顯然，如果我們去與上述“國際”“接軌”，就是“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把中國“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鄧小平說這不行，并要求“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鮮明”。
現在，《辭海》修訂版堅持“與國際接軌”，這次又取消“約七千個詞條”，又把【共共產主義世界觀】、【人民軍隊】等被視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詞條取消了。但我們相信絕大多數擁護社會主義的中國人民不怕壓力，不會同意“取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放棄社會主義道路”而去與“資本主義”接軌的。
三、看我國黨和政府一貫的立場、態度。
早在1995年5月2日，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鵬代表黨中央和中國政府所作《今后15年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若干原則問題》的政策性《報告》中，就再次明確講了我國黨與政府的立場、態度：
《報告》說：“在文件中不要使用國內外經濟體制接軌這一用詞，因為所謂接軌，實際上是指改變我國的軌道，把它接到西方市場經濟的軌道上去。中國和西方的社會制度不一樣，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說，要使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實現互接互補。”同時指出：“意識形態問題，中國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當然更談不上“接軌”了。（見《學習研究 參考》雜志1996年第7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聯合編輯出版）
由此可見，在“經濟體制”等方面，也不能“改變我國的軌道”去與西方世界“接軌”，更何況“意識形態”。這是個原則問題，而且是基本原則。
四、看中央黨報《人民日報》再次重申我國黨與政府的立場、態度：
黨與政府面對“與國際接軌”的這股錯誤思潮，我們的中央黨報《人民日報》2003年9月1日又發表《答記者問》，它答道：
“在涉及基本政治經濟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文化建設和基本生活方式等問題上，我們是不能隨意使用‘與國際接軌’一詞”的。在貿易領域中，適宜使用“國際通行做法”、“國際慣例”、“國際規則”、“國際標準”等提法，因為“‘與國際接軌’不是一個規范的術語”。
《人民日報》《答記者問》同時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方面，同樣不存在‘與國際接軌’的問題，也不宜使用‘與國際接軌’的提法。”
這就說得非常明確具體了。我們堅信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及其領導人的立場、態度是不會動搖的。因為如果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去“與國際接軌”，那就等于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意識形態，就等于否定中國共產黨及其歷史、否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歷史。這是絕對錯誤和不能允許的背叛行為。
由此可見，2009年修訂版《辭海》堅持搞意識形態“與國際接軌”的錯誤，必須受到批評，必須糾正。
否定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
――評2009年修訂版《辭海》彩圖本編者對詞條的刪改（之三）
陳守禮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個黨的階級性質，在共產主義社會實現之前是絕對不變的。黨的階級性質不應變、不能變是天經地義的。如果變，就是黨的蛻化變質，只有背叛者才要改變黨的階級性質。
1979年版《辭海》在【中國共產黨】詞條中，寫“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
1999年版《辭海》編者在【中國共產黨】詞條中，刪除、否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
2009年《辭海》修訂版編者在【中國共產黨】詞條中，不糾正1999年版之錯，同樣也刪除、否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
（可對比《辭海》縮印本1979年版第1413頁，1999年版第1706頁，2009年修訂版彩圖本第2965頁）
必須指出：1999年版和2009年修訂版均在【中國共產黨】詞條中刪除、否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錯誤的。
堅持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個階級性質，是重大原則問題。在國際共運史上，也曾有人企圖改變黨的階級性質，經過斗爭被制止了。因為不論出現什么新情況、新變化，堅持黨的無產階級性質這個原則是絕對不能動搖的。
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自己是無產階級政黨。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鄧小平強調說：“我們搞改革開放，老祖宗不能丟”。（《鄧選》第3卷第369頁）
關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性質，“老祖宗”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已完整地論述過“無產階級的政黨”，它不僅僅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同時也還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但不是代表資產階級“現時”的利益，而是代表資產階級“將來”的利益，因為無產階級最后解放全人類時也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現時”的資產階級分子，“將來”也會得到解放、變成“非資產階級分子”而過上共產主義社會的美好生活。
“老祖宗”恩格斯說，策略可以根據情況的變化而變化，但是，任何變化“必須以黨的無產階級性質不致因此發生問題為前提。對我來說，這是絕對的界限……否則就要長期喪失其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性”。（《馬恩全集》第37卷第322-323頁）
“老祖宗”列寧堅持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不能變，還和普列漢諾夫作過斗爭。
列寧在《關于黨綱的歷史》一文中指出：“我始終堅持在談到我們黨的階級性質的地方用‘無產階級’一詞代替‘被剝削的勞動群眾’一詞”。（《列寧全集》第8卷第218頁）列寧說得對，“無產階級”是無生產資料的階級。“無產階級”這個詞是社會科學的規范詞語。至于“被剝削的勞動群眾”，比如有的富農，他也勞動，也受人剝削，但也剝削別人。要講科學性，“無產階級”是社會科學的規范詞語，是不能用任何別的詞語代替的。比如，為了通俗化，有時人們在口頭上也說“工人階級”，但是，“工人階級”中還有“工人貴族”，他們可能持有相當可觀的股票，也是不能與“無產階級”劃等號的。所以，寫到黨章黨綱中的詞語就應講究科學性了。“無產階級是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的階級，無產階級的政黨之所以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領導社會主義事業，正是因為她具有無產階級的這個階級性。
“老祖宗”毛澤東早就說過：“無產階級要取得勝利，就完全要靠它的政黨——共產黨”。（《毛選》第1卷第115頁1991年版）
“老祖宗不能丟”。如果有人“丟老祖宗”，那只能是背叛行為。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的黨章寫的也都是“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我們黨也從來沒有向黨員講過這樣寫是錯的，應刪除、取消或改寫。
鄧小平是參加黨的“十大”、并在“十大”當選政治局常委和黨中央副主席的，黨的“十大”的《黨章》寫的“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他不僅舉手通過，而且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他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強調說：“自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來，就證明了沒有無產階級的政黨就不可能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鄧選》第2卷第169頁）
1983年鄧小平又重申“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他還批評“懷疑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理論界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亂”的產物。（見《鄧選》第3卷第42頁）
再看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決議》和領導人的《講話》：
改革開放后，關于“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在黨的階級性質這個重大的原則問題上，也是一直沒有誰動搖和否定過的。
一、《黨在建國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寫道：“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以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為歷史使命的，有嚴肅紀律和富于自我批評精神的無產階級政黨。”（見《三中全會以來》下冊第838頁）這是寫得正確的。
二、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防修反修。對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來說，當然必須時刻警惕和防止對內壓迫人民、對外追求霸權的修正主義道路。”（見《三中全會以來》上冊第219頁）他說在中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
三、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時任黨的總書記的胡耀邦說：“六十年的歷史證明：我們的黨，確實是一個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這是任何力量都無法改變和動搖的。”（見《三中全會以來》下冊第861頁）當時，這話他是代表中國共產黨說的。
顯然，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個性質，只要黨還存在是不會變、也不應變的。至于講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正是因為它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才被形容和稱為“先鋒隊”。那是要求黨員當先鋒，能走在無產階級的一般成員的前面，起先鋒隊的作用，這絕對不是否定它是無產階級的政黨。
然而，《辭海》既“丟”掉“老祖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又“丟”掉“老祖宗”毛澤東，而且還違背《黨章》、黨的《決議》，竟然否定了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個階級性質。
廣大共產黨員至今還不知道《辭海》否定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因為沒有將《辭海》的修訂版與舊版作對比，如果一經對比，就明白《辭海》的手法是利用十年一次“修訂”、通過對詞條的“刪改”來實現改變黨的階級性質的。我們相信絕大多數黨員知道《辭海》這樣改變黨的階級性質，是一定會堅決反對和批評《辭海》的。
請問1999年版《辭海》編者和2009年修訂版編者：你們有什么“理由”或“依據”來這樣刪改詞條，否定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個性質？
至今，我們還只能從公開刊物上看到你們的唯一的一條“理由”或“依據”，這就是中美合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時，美方不同意在【毛澤東】詞條中寫他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經爭論中方同意“按美方意見修改”詞條并達成《協議》，把毛澤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身份和頭銜刪除。（見《百年潮》2000年第6期）而且在中美合編的辭書中，朱德等一大批中共領導人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頭銜和身份均刪除、取消，例如：
朱 德（見中美合編辭書《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第7卷第517頁）。
徐向前（見中美合編辭書《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第8卷第707頁）。
劉伯承（見中美合編辭書《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第5卷第345頁）。
李先念（見中美合編辭書《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第5卷第212頁）。
……
顯然，“按美方的修改意見”這樣刪改詞條，那么，中國共產黨的所有領導人物，就都不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了，這個黨的一般黨員當然更不會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了。從邏輯常識來看，這只能意味著中國不存在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革命，更不會產生無產階級的政黨了。那么，1921年建立“中國共產黨”就是“左”的錯誤，應予“解散”，或者由×××出來把“中國共產黨”的名稱改掉。
《辭海》刪除、否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的“理由”或“依據”，可能就在這里。原來《辭海》雖然并非與美方合編的辭書，卻也遵循美方的“旨意”搞刪改。也就是按美方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來改寫詞條，做到“與國際接軌”。
中國的《辭海》也要同中美“合編”辭書一樣，“按美方的修改意見”修改，這是《辭海》主編夏征農發表《公開信》明確說了的。（見《百年潮》2000年第6期）
筆者寫到這里，料想《辭海》會起來為自己申辯：我們在《辭海》中沒有取消毛澤東、朱德等任何一個中共領導人物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頭街和身份。是的，現在暫時還未敢取消，但這是另有原因的，是因為《辭海》遇到了的障礙，尚未排除。
是什么成了《辭海》繞不過的障礙，影響到在目前還沒有敢取消毛澤東、朱德等眾多中共領導人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頭銜和身份呢？是廣大人民的輿論的力量。因為《辭海》剛剛走第一步――刪除毛澤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時，即遭到了中國人民的批評、譴責、制止。正如《辭海》副主編巢峰說的，他們在修訂《辭海》時，由于取消毛澤東“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頭銜和身份，已遇到過“批評的狂瀾…我們就像坐在火山口上”。（《文匯報》2010年3月8日）他們擔心如果目前就取消，會引來“批評的狂瀾”。他們要等到對毛澤東及其締造的共產黨“為人民、愛人民”有很深體會的這一代人都死完后再干，因為這一代人對毛澤東及其締造的共產黨的恩情還沒有忘記。所以，他們把希望寄托于“每十年修訂一次”，假如等了“十年”這一代人還未死完，就再等下一個“十年”……。
目前 ，“反毛”、“非毛化”“精英”人物正在或與《辭海》相互“呼應”，或相互“配合”，加緊大造消解歷史、遺忘歷史、歪曲歷史的輿論，并偽造歷史。
筆者今天還只是把《辭海》通過刪改詞條來否定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及其下一步的意圖提了出來，并初步提出了批評。改變黨的性質，直接關系到每一個共產黨員，這實在是應該由廣大黨員都來關注和搞清楚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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