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先生的來信：
鐳射先生，前一陣跟您交流的時候，您多次提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關系問題，讓我很感興趣。您的一些看法很有道理，對于我們理解中國現(xiàn)代史，對于我們尋找民族振興的文化資源，都頗有裨益。我想就此向您進一步請教。我所提出的問題，都是我認為值得我們展開來充分關注和探討的問題。
1，五四時期，具有影響力的中國學人，大多是鄙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學人，或者說，那些強調(diào)向傳統(tǒng)文化尋找文化資源的人，都缺乏公共號召力。而向中國引進西方文化資源的人，一般都具有相當?shù)奶栒倭?。那個時期我們從西方引進的資源實際上很多，包括民主、自由、人權、憲政、平等、科學主義、人道主義、無政府主義、女權主義、達爾文主義等從西方啟蒙思潮、革命思潮和殖民思潮中生長起來的一整套學說，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為實踐這些學說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比如胡適作為自由主義思想家和政治實踐者，一度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但是，最后在中國取得勝利、成為新一代政權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文化資源，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是不是有其必然性？它為什么能取得這樣的勝利？
2，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反對西方強盜殖民統(tǒng)治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武器，被中國革命政黨所選擇是理所當然的，此外它實際上還存在一個很關鍵的困難，就是這些追求民族獨立、力求將西方掠奪勢力趕出中國的革命黨人，為什么偏偏選擇了一種西方的文化思想，作為自己最主要的文化資源和政治意識形態(tài)？這跟民族感情不存在某種抵觸嗎？
3，還有一個問題也是十分關鍵的，一種來自西方世界的思想資源，如何跟中國的民族文化接軌？您認為馬克思主義跟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活在社會實踐中的民間文化，究竟有多少抵觸、有多少相互適應？
4，在毛澤東領導革命和執(zhí)政時期，作為一種政治實踐的馬克思主義，與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具有多大程度的遵循、多大程度的修正？也就是說，您認為毛澤東那一代政治家，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政治實踐方面，多大程度體現(xiàn)了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的真髓，多大程度是借馬克思主義的名義進行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行為？
5，在毛澤東領導革命和執(zhí)政時期，中國社會的其他政治勢力和普通民眾，跟馬克思主義形成了怎樣的關系？有的勢力當然是明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比如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有的勢力在文化資源上跟蔣介石的精英團隊較為接近，比如民主同盟的諸多知識分子，儲安平、羅隆基、章伯均等等，為什么能接受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權？
6，當下中國，馬克思主義已經(jīng)退居二線，所有具有傳播力的媒體，無論是報紙、雜志、電視、網(wǎng)站，都在傳播馬克思主義之外的文化和價值觀。您對這種狀態(tài)有什么看法？
7，在中華民族振興的歷史過程中，您認為馬克思主義能發(fā)揮什么樣的作用？如何才能發(fā)揮它的作用？
8，在未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如何跟目前日益強盛的民族文化潮流相處？它跟中國的儒道釋諸般資源將形成什么樣的關系？
9，在未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如何跟目前在媒體上成為主流的西方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相處？它們之間有在中國語境下融合的可能性嗎？
我的回復：
我的回復：
謝謝摩羅先生的回應。對于先生所提的兩個問題，我將我的觀點簡要表達如下：
1、近代中國力求將西方掠奪勢力趕出中國的革命黨人會選擇一種西方的文化思想——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最主要的文化資源和政治意識形態(tài)，在我看來，并不是偶然的。它的根源，在于近代中國發(fā)生的一個在近代世界史上非常罕見的現(xiàn)象——傳統(tǒng)文化失靈。
所謂“傳統(tǒng)文化失靈”，是一個我創(chuàng)造出來的概念。我對這個概念的定義是：當一個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頭的時候，它的民族文化不能起到號召和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那么我就說，這個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失靈了。蕭功秦先生曾指出，在世界近代歷史上，各個國家的民族主義，都以本民族的民族文化為旗幟。近代非西方各民族的民族獨立和解放斗爭，無一不以本民族的民族文化為旗幟和精神支柱。但這一現(xiàn)象在中國卻是個例外。近代中國長期處于嚴重的民族生存危機當中，但以儒、佛、道三家為代表的傳統(tǒng)文化，始終未能成為中國近代民族獨立和解放斗爭的旗幟。中國近代出現(xiàn)的這種特殊現(xiàn)象，我稱之為“傳統(tǒng)文化失靈”現(xiàn)象。
中國這個特殊的“傳統(tǒng)文化失靈”現(xiàn)象是怎么產(chǎn)生的？這里的原因很復雜，但我認為，有兩個原因是最重要的：
第一，任何一種理論，要滿足民族主義的需要，都需要對自己所代表的群體進行清楚的界定，也就是明確的區(qū)分誰是“我們”，誰是“他們”。儒家的華夷之辯本來可以起到這個功能，但問題是，19世紀的中國正處在清王朝的統(tǒng)治下，而有清一朝，滿清統(tǒng)治集團對自己的定位都是“夷”，而非“華”（雍正《大義覺迷錄》： “朕夷狄之君也”）。因此，在滿清統(tǒng)治下，“華夷之辯”是一個極為敏感的政治問題，任何對這個問題的談論都會有被視為反清而被迫害的危險。因此利用儒家話語系統(tǒng)構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基礎從一開始就不存在。
第二，更重要的是，近代“中西”之爭，其實包含了“中西”和“古今”兩方面的因素，是仍然處于中世紀的中國與已經(jīng)進入近代的西方之爭。需要強調(diào)的是，“古今”之爭在西方也存在，此即近代西方的啟蒙與反啟蒙之爭。而在近代中國的“中西”之爭中，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學”所處的，恰恰就是歐洲近代啟蒙運動所攻擊的“蒙昧主義”的位置。這樣，近代中國用“中學”構建的民族主義話語在西方面前，始終處于尷尬、軟弱的地位，西方永遠可以居高臨下的蔑視之。
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出現(xiàn)，結束了中國民族主義在西方面前的尷尬。中國馬克思主義在反對西方對中國的壓迫和掠奪上，與此前代表民族主義的“中學”血脈相通，但在理論面貌上，它完全是一套近代意識形態(tài)，而且是來自西方的近代意識形態(tài)。它的這一理論面貌徹底抵消了西方在中國面前所具有的“近代”優(yōu)越感。當中國的民族主義只能用“中學”話語來表述自己時，西方永遠可以“先進”自詡，拒絕回答中國民族主義的詰問；但當它面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挑戰(zhàn)時，它就得低下頭正視這個全新的對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出現(xiàn)，讓中國民族主義第一次擁有了真正可以與西方平等對話的理論平臺，因此它在中國思想界一出場，就迅速取代了屢戰(zhàn)屢敗的“中學”，成為了中國民族主義的最親密盟友?！懊褡逯髁x”屬于“左派”這一中國獨有的現(xiàn)象從此產(chǎn)生。
2、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并非偶然。我認為，這里的原因當然很多，但與我們這里討論有關的原因有這樣幾條：
第一，它是一種西方的意識形態(tài)，而且是19到20世紀西方的很有影響力的幾種主要意識形態(tài)之一，因此它在20世紀初的中國帶有了先天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它對當時的西方所持的是批判態(tài)度而非肯定態(tài)度，這使得它不可能為西方殖民勢力所利用，相反，可以成為正在與西方殖民勢力斗爭的中國民族主義的理論支持。自由主義就是因為易于為西方殖民勢力充當辯護理論而在與馬克思主義的競爭中落敗。
第二，作為歐洲近代理性主義的集大成者——黑格爾哲學的嫡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唯物史觀的精致性和解釋能力是其它同時代的歷史哲學所無法比擬的 ——至少在當時的中國是這樣。甚至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前一度壟斷中國思想界的社會達爾文理論在唯物史觀面前也黯然失色，很快就退出了中國思想舞臺。
第三，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不僅僅是一套理論，同時也是一場世界范圍的革命運動。這場革命運動造就了一個嶄新的世界——蘇聯(lián)。這使得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有先例和經(jīng)驗可以吸取。早在俄國十月革命剛剛發(fā)生后不久，羅素就曾預言，這場革命對東方的意義將遠遠大于對西方的意義。因為中國人對西方一直懷有強烈的不滿，只是因為找不到別的出路，才無可奈何。但現(xiàn)在，俄國為中國作出了榜樣，在這個榜樣的感召下，中國將迅速走上一條與西方所希望的完全不同的道路。
您的問題：
4，在毛澤東領導革命和執(zhí)政時期，作為一種政治實踐的馬克思主義，與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具有多大程度的遵循、多大程度的修正？也就是說，您認為毛澤東那一代政治家，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政治實踐方面，多大程度體現(xiàn)了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的真髓，多大程度是借馬克思主義的名義進行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行為？
5，在毛澤東領導革命和執(zhí)政時期，中國社會的其他政治勢力和普通民眾，跟馬克思主義形成了怎樣的關系？有的勢力當然是明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比如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有的勢力在文化資源上跟蔣介石的精英團隊較為接近，比如民主同盟的諸多知識分子，儲安平、羅隆基、章伯均等等，為什么能接受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權？
8，在未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如何跟目前日益強盛的民族文化潮流相處？它跟中國的儒道釋諸般資源將形成什么樣的關系？
我的觀點：
近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所接受的，嚴格說起來，是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的一個分支——列寧主義，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馬列主義”。根據(jù)中共的官方說法，與馬克思本人的理論相比，列寧的理論創(chuàng)新在于，他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這使得馬克思主義不再是一種社會理論，同時也變成了一種具有實踐意義的社會變革理論。這一理論讓當時（20世紀初）因為模仿美國重建政治制度失敗而近乎陷入絕境的中國看到了新的希望。同時，十月革命后嶄新的蘇聯(lián)的飛躍式發(fā)展，讓同時代的中國人有理由相信，如果用馬列主義來指導中國的重建（社會和政治），中國將可以重現(xiàn)蘇聯(lián)的輝煌。
至于“毛澤東那一代政治家，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政治實踐方面，多大程度體現(xiàn)了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的真髓，多大程度是借馬克思主義的名義進行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行為”，即使不是從不同的政治派別，而是從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流派的純學術觀點出發(fā)，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為防止陷入無休止的理論糾纏，我對此就不發(fā)表看法了。
弄清楚了這個問題，回答“中國社會的其他政治勢力和普通民眾，跟馬克思主義形成了怎樣的關系”就不困難了——因為以上原因，近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成為了中國民族主義的理論旗幟和代言人。因此，近代中國社會中，只要不是反民族主義的勢力，都會與馬克思主義形成比較友好的關系——要么被馬克思主義吸收，要么與馬克思主義形成同盟。在這個問題上，您不妨研究一下金岳霖先生在1949年后的思想轉(zhuǎn)變過程，相信對您會有所啟發(fā)。
至于“目前日益強盛的民族文化潮流”，我想說兩點：
第一，我認為所謂“目前日益強盛的民族文化潮流”，只是一個假象，只是一個政治+商業(yè)炒作的產(chǎn)物而已。它不過是20世紀80到90年代在東南亞一度流行的所謂“亞洲價值觀”現(xiàn)象在今日中國大陸的重演，其根源在于中國今日已經(jīng)有了一定經(jīng)濟實力的私人資本勢力集團企圖為自己尋找和塑造政治理論資源。但由于這個集團自身所具有的嚴重缺陷，這場“民族文化潮流”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場鬧劇，不會有任何政治或社會意義——這已為2008年的護火運動所證明。
第二，我認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塑，實際上還沒有起步。作為一個深刻影響了20世紀中國歷史的意識形態(tài)，中國文化的重塑必須以吸收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nèi)容—— 具體的說，就是唯物主義和理性主義——為中心工作。此二者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它實際上也是歐洲近代啟蒙運動的精華所在。只有通過對此二者的吸收，中國文化才能更上一層樓。
附：從2008全球華人大示威看“文化民族主義”的尷尬處境（節(jié)選）
一
這次全球華人示威，除了范圍廣、時間長，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跨政治分歧”，除了大陸出去的人，許多港臺出去的和海外出生的華人也參加了，而他們中很多人并不喜歡CCP。
這次全球華人示威，除了范圍廣、時間長，還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跨政治分歧”，除了大陸出去的人，許多港臺出去的和海外出生的華人也參加了，而他們中很多人并不喜歡CCP。
對這一點的認定，是我要討論的問題的基礎。這說明，此次全球華人示威，發(fā)出的不是某一個政治派別（CCP），而是全體華人的聲音?？梢赃@樣說：它是中國當代民族主義的反映，是共同的民族感情將大家凝聚在了一起。自從抗戰(zhàn)結束到現(xiàn)在，華人還從沒有用如此統(tǒng)一的聲音在世界上說過話。
既然是民族主義，那么這次海外華人選擇了什么作為自己的旗幟呢？從電視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次海外華人選擇的旗幟，是很明確的：倫敦、巴黎、舊金山……一片“紅海洋”！到處是迎風飄揚的五星紅旗，到處可以聽到《義勇軍進行曲》和《歌唱祖國》的歌聲。眾所周知，包括音樂、旗幟等在內(nèi)的符號系統(tǒng)，是一種思想體系的外在表現(xiàn)，任何一種思想和文化體系都有一套自己獨特的符號系統(tǒng)。從這次全球的“紅海洋”可以看出，中國現(xiàn)代民族主義的符號系統(tǒng)，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符號系統(tǒng)是高度重合的。此次“全球山河一片紅”再次向我們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近現(xiàn)代中國民族主義與中國馬克思主義有著極為密切的血肉聯(lián)系，甚至可以說，二者是互為表里的。
面對此情此景，處境最尷尬的，大概就是中國以“新儒家”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義”派了。因為根據(jù)新儒家的理論，五星紅旗所代表的“馬列”是“外來文化”，CCP也是“外來政黨”，它自己才是民族主義的代表（康曉光《文化民族主義論綱》）。但現(xiàn)實卻是：這次全球華人大示威說明，他們作為中國民族主義的代表，只是他們的一廂情愿，別人并不買賬。中國民族主義的真正代表，恰恰是被他們視為“外來文化”象征的紅旗！而且這種代表甚至超越了政治分歧——在舊金山，有的臺灣來的華人甚至是“第一次扛起了五星紅旗”（薩蘇）。雖然以新儒家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義”派在構建中國現(xiàn)代民族主義標志性符號和話語系統(tǒng)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提倡讀經(jīng)、制訂孔子標準像、采用孔子紀年……但這次全球華人大示威證明，他們的努力并未成功（如果不說失敗的話）。他們做的這一切都只是“紙糊的房子”，只有在“文化搭臺，經(jīng)貿(mào)唱戲”之類的場合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旦國家和民族真正有難，人們是不會想起他們的。
面對這一尷尬處境，大陸新儒家們試圖做出自己的解釋，其中一種解釋是：這次全球示威并不是“華人”的，而是“列寧主義”的，只是人們沒有認識到罷了。在這方面，儒學聯(lián)合論壇上“心岳”的一段發(fā)言很有代表性：“海外的留學生，不要忘了大背景。列寧主義的政黨造的機器有自動運轉(zhuǎn)的習性。這是個根本問題?！辈⒏嬲]參與示威的網(wǎng)友：“好好讀書，不要參與進mob隊伍。”
對這種言論，已經(jīng)沒有評論的必要。新儒家對馬克思主義一直持批判態(tài)度，主張“用儒學取代馬列主義”。但這次全球華人的抗議活動卻告訴了我們，中國現(xiàn)代民族主義與中國馬克思主義有著極為密切的血緣關系，可以說，如果你反馬克思主義，那么你和中國現(xiàn)代民族主義就不可能是朋友（如果不是敵人的話）。而新儒家是一個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的學術體系，它只有與中國的民族主義結合才能獲得自身存在的價值。這次面對海外華人的大規(guī)模行動卻“失語”的狀況，應該讓新儒家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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