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對新社會主義的探索

　　在1928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里，拉丁美洲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創始人何塞·卡洛斯·馬爾特圭(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寫道：“當然，我們不希望在拉美模仿或者復制馬克思主義。它必然是一種英勇的創造。我們必須使印第安美洲社會主義與我們的現實、語言結合起來。這是一項跨時代的任務。”他的警告未曾引起人們的注意。那個時代拉美的共產主義運動深受斯大林主義的影響，在將近半個世紀里，一直被強制模仿蘇聯官僚政治意識形態和所謂的“現實社會主義”。

　　我們不知道切·格瓦拉是否知曉何塞·卡洛斯的著作。他可能讀過，因為他的戰友希爾達·加德亞(Hilda Gadea)在古巴革命前曾把何塞·卡洛斯的書借給他。無論如何，他的很多政治思想和實踐，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的，可以說針對的就是東歐諸國出現的缺乏獨立性的模仿蘇聯模式所導致的僵局。

　　切·格瓦拉建設社會主義的想法是嘗試“勇敢地創造”一些新東西，尋找——終斷或者不完整的——社會主義的不同模式，在很多方面強烈反對對“現實的”官僚主義的夸張模仿。

　　從1959年到1967年，切·格瓦拉的想法有了很大的轉變。他摒棄了自己當初對斯大林主義下的蘇聯和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認識。在1965年寫給古巴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嚴厲地批評了古巴出版的蘇聯版本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手冊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尾巴主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蘇聯朋友的缺點是使你無法思考：黨已經替你作了而你只需要消化它” 。

　　在1963年以后的著作里，他更加明確地拒絕“模仿和復制”而是尋找替代模式，試圖構建另一條社會主義道路，一條更加徹底的、平等的、更加友愛的、與共產主義道德更加一致的道路。

　　未盡的事業

　　切·格瓦拉于1967年10月逝世，中斷了其思想發展的進程。他的成果并不是封閉的，或是對所有的問題都有完美答案的系統。在許多問題上，例如計劃、與官僚主義的斗爭等方面，他的見解還不完善。

　　他探索跨越特殊經濟條件下新道路的動力來自于這樣的信念：除非社會主義能夠提供一種文明的，一種符合社會道德的，一種與卑鄙的個人主義、無限制的利己主義、競爭、資本主義文明特有的與所有人為敵的戰爭、“人吃人”的世界等完全相對立的社會模式，否則它就是無意義的并且在經濟上無法取得成功。

　　與斯大林的經濟思想形成反差的是，切·格瓦拉認為，建設社會主義與某些價值取向是不可分割的，而不是赫魯曉夫和他的繼承人所認為的僅僅是“發展生產力”。在1963年7月記者讓·丹尼爾(Jean Daniel)對他進行的一次著名的采訪中，切·格瓦拉已經表現出了對“現實社會主義”的批判：“我對沒有共產主義理想的經濟型社會主義不感興趣。我們在與貧困作斗爭的同時也在離心離德……如果共產主義沒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它可能只是一種分配方式而不再是一種革命的道德規范。”

　　如果社會主義想在自己的土地上與資本主義作生產力和消費力的斗爭并戰勝它，使用資本主義的武器——商品形式、競爭、以自己為中心的個人主義——將注定要失敗。不能說切·格瓦拉預見了蘇聯的解體，但在某種程度上他確實有所直覺，如果一個社會主義系統不容許差異，不體現新價值，嘗試模仿對手，沒有抱負而只想“趕上和超越”帝國主義大都市的生產，它就沒有未來。

　　在切·格瓦拉看來，社會主義代表了建設一個建立在平等、團結、集體主義、革命利他主義、自由討論和群眾參與這些價值觀之上的新社會這樣一種歷史性的工作。以下三件具體的舉措表現了格瓦拉尋找一條新道路的心愿：探討經濟管理的新方法，不同意見自由表達的問題和對社會主義民主的看法。第一個問題明顯是他思考的中心問題，其他兩個密切相關的問題，雖然有些紕漏和矛盾，也多多少少有所發展。他一直在關注并在政治實踐中注意這些問題。

　　新人類

　　在1965年2月著名的“阿爾及爾演講”中，格瓦拉號召那些聲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結束私下與西方剝削國家的串通，要與帝國主義作斗爭”。這種串通表現為強加在其國家和人民身上的不平等交易關系。切·格瓦拉認為，社會主義“如果意識上不轉變為對人類新的友好關愛的態度就不能存在，不只是在已經建成或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社會里，也應擴大到世界上所有遭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中”。

　　他在1965年3月的文章《古巴的社會主義和人民》中分析了適應東歐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模式，反對那些聲稱可以“用自己的拜物主義征服資本主義”的觀點。“社會主義可以在資本主義給我們遺留下的腐朽工具的幫助下實現白日夢……建設物質基礎和塑造新人類都是建成共產主義所必須的。”

　　格瓦拉的經濟設計——以計劃對抗市場力量、預算經濟系統、集體的或者“道德的”激勵——都試圖找到一種模式以建設建立在這些標準之上的社會主義，因此就與蘇聯的模式不盡相同。應該補充的是，格瓦拉并沒有成功地形成關于斯大林官僚系統本質的清晰的理論。我認為，他錯誤地認為蘇聯經驗的問題和局限的起源是新經濟政策而不是斯大林暴政。

　　討論的自由

　　在1963—1964年的經濟討論中，值得一提的一個重要的政治方面是這個討論本身，即公眾表達異議是建設社會主義進程中的正常狀態，或者說革命中民主多元論的合法化。這個問題只在經濟討論中隱含著。格瓦拉從沒有確切地、系統地發展它，也確實沒有將其與民主的問題聯系起來的計劃。但是他在20世紀60年代許多場合確實以令人贊許的態度接受了革命陣營中的自由討論并尊重了大多數人的意見。

　　在他對古巴托派主義者的行動中可以找到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盡管他對托派的見解毫不認同(他在許多場合都嚴厲地批評過他們)，但在1961年同北美左翼知識分子莫里斯·澤特林(Maurice Zeitlin)的討論中，格瓦拉公然批評了古巴警察針對托派不斷革命的行動所造成的破壞是個“錯誤”，“不應該這么做”。

　　舊史新論幾年后，在1965年離開古巴之前的一段時間，他計劃釋放古巴托派領導人羅伯特·阿科斯塔(Roberto Acosta)，并給他臨別贈言：“阿科斯塔，你不能用打擊來扼殺想法。”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在一份給工業領域同志的報告中對蘇聯人攻擊他是托派分子的回復：“在這方面，我認為沒有誰有能力用爭論來摧毀相反的意見，我們應該讓它表達出來……用暴力摧毀意見是不可能的，因為那樣做只能禁錮思想的發展。托洛茨基有很多有價值的想法，盡管在我看來，他的基本觀點和后來的行動都是錯誤的。”

　　毫不意外，格瓦拉對言論自由最明確的維護和對斯大林專制主義最直接的批評表現在藝術領域。在他著名的文章《古巴的社會主義和人民》中，他公然抨擊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強加的單一的藝術形式，是“官員所理解的藝術”。他強調這種方法“會終結真正的藝術，是對藝術的束縛，就像給剛出生的嬰兒穿上一件緊身衣”。

　　社會主義民主

　　盡管切·格瓦拉從來沒有想過要詳盡地完成民主在社會主義變革中作用的理論——這可能是其工作中主要的漏洞——但他反駁了在20世紀給社會主義帶來很大傷害的專制和獨裁主義觀念。1966年，他對一本斯大林經濟政策手冊作出如下批評：“斯大林最大的歷史罪行是貶低了共產主義教育和創立了權力不受約束的‘邪教’。”

　　他思考的主要的局限性就在于對民主和計劃的關系認識不足。他認為堅持計劃和反對市場是非常重要的，但他忘記了關鍵的政治問題：誰作計劃?誰決定經濟計劃的主要方案?誰決定生產和消費的優先次序?

　　沒有真正的民主——即沒有(a)政治多元化，(b)重要問題的自由討論，(c)公民可以自由選擇各種不同討論中的經濟模式和政策——計劃將不可避免地變成官僚主義和專制主義的“專制需要”的體制(昔日的蘇聯充分地表現出了這一點)。換句話說，社會主義過渡過程中出現的經濟問題與政權的性質是不可分割的。爭論與革命政權中存在的問題有關。古巴人過去30年來的經驗說明，盡管古巴想要避免其他“現實社會主義”國家中最差的官僚主義和極權主義，但缺乏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也會有消極的結果。格瓦拉拒絕資產階級民主，但是——盡管主張反對官僚主義和平均主義——他還遠遠沒有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民主版本。

　　在《古巴的社會主義和人民》中，他承認革命國家可能會犯錯誤，從而在群眾中引起消極的反應，并迫使國家作出更正(他舉的例子是1961—1962年在黨的領導下，對阿尼巴爾·斯卡蘭特的宗派主義政策)。但是，他強調，“很明顯，這不是一種明智的保險的能夠繼承的機制。我們需要一種跟民眾聯系更緊密的機制……”當初，他可能滿足于領導人與民眾間的模糊的“辯證的團結”。但他在后來的文章中承認，問題遠遠不是對有效控制民主有決心就行：“這種革命的制度化還沒有達到。我們正在尋找新的東西……”

　　未出版的著作

　　我們知道，在格瓦拉生命的暮年，他已經與蘇聯模式漸行漸遠，拒絕“模仿和復制”“現實社會主義”。但是他晚年的大部分著作，尤其是對1963年版蘇聯政治經濟學手冊的批判，還沒有出版。

　　這些著作只是2006年在古巴出版過，寫于他在剛果的行動失敗以后，去玻利維亞之前，1965年到1966年在坦桑尼亞和布拉格的這段時間。盡管蘇聯解體后一些古巴研究者被允許查閱它們并帶走一些筆記，但這些著作始終是“隱形的”。直到現在，這些著作才能在古巴與同期的其他未知文件一起發表。

　　為什么格瓦拉的著作不能早些發表呢?這是因為，在蘇聯解體之前，隱藏它們可能有些惡意的外交原因。但是1991年之后，這些著作還有什么“危險”呢?誰決定把它們鎖在抽屜里?誰最終為它們的出版打開了綠燈呢?

　　無論如何，至少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到這些材料了，這是很有意義的。它們證明他的思考是獨立的，我們可以看到他對蘇聯“現實社會主義”模式的不同看法和對最終替代方案的探索。如前文討論的一樣，格瓦拉認為計劃是實現社會主義的關鍵因素，因為它“把人民從經濟條件下解放出來”。但問題是誰作計劃呢?

　　在1963—1964年的討論中，他沒有回答這些問題，而在寫于1965年到1966年的關鍵性筆記中，可以看到他的深刻見解。下面一段話尤其重要，它顯示了格瓦拉在其最終政治考慮中，越來越接近社會主義民主理念：“與民眾按照人民利益和意識設計經濟這一計劃的概念相矛盾的是，我們提供了一種只有經濟因素才能決定共同命運的安慰劑。這是一種機械論，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民眾必須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運，以決定哪些生產份額屬于積累和消費。經濟技術運作必須在有限信息和群眾意識的條件下確保其實施。”

　　可以把這些筆記看作格瓦拉在對蘇聯模式作激烈抉擇的重要階段的心路。1967年10月，中情局和玻利維亞幫兇刺客的子彈，中斷了他“英勇創造”新社會主義和新民主共產主義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