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和階級權力的復辟
大衛·哈維
布什總統不斷重復宣稱美國給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自由”這一貴重禮物。“自由”，他說道，“是萬能者給世界上每個人的禮物”，“作為地球上最強大的力量，我們有義務來促進自由的擴散。”這曲關于先發制人入侵伊拉克的超級成就給這個國家帶來了自由的高調（當局和軍方也不斷幫腔）在美國的諸多媒體不斷得到附和，并且對于許多公眾來說似乎是個有說服力的論據以繼續支持戰爭，雖然官方給出的戰爭借口（諸如薩達姆與拉登的聯系，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對美國安全的直接威脅）如此蒼白無力。但是，所謂自由不過是個騙人的字眼。如多年前馬太·阿諾德所言：“自由是匹很好騎的馬，但騎著它是為了到達別處。”既然如此，那些慷慨贈送馬的人期望伊拉克人民騎著這匹自由之馬前往何處呢？
美國在由伊拉克臨管會頭子保羅·布雷默在2003年9月19號發布的四項命令中給出了關于這個問題的答案，這些命令包括“公共企業的全面私有化，外國公司持有伊拉克公司全部產權的權利，外資利潤的自由匯出…伊拉克銀行控制權對外資開放，外國公司的國民待遇，以及…清除所有貿易壁壘”。這些命令適用于所有的經濟領域，包括公共服務、媒體、制造業、服務業、交通、金融和建筑業。只有石油是個例外（大概是由于它的特殊地位以及作為實現美國單獨控制的武器所具有的地緣政治重要性）。不用說，這些措施也涵蓋了勞動市場。罷工是不允許的，組織工會的權利也受到限制。高度累退的“統一稅”（美國保守人士長期追求的目標）也得到實施。如內奧米·克萊因所指出的，這些命令違反了日內瓦和海牙公約，因為根據這些公約，占領當局有責任保護被占領國家的財產而無權拋售。而且，對于被倫敦《經濟學家》稱之為“資本主義夢想”的對伊強制措施存在著很大抵制。甚至伊拉克的臨時貿易部長，一位美國指定的臨管會成員，也對“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強制實施進行了抨擊，稱之為“無視歷史的有缺陷的邏輯”。幾乎可以肯定，如克萊因所指出的，美國對伊拉克直選的抵制源自于在大約兩年內建立直接民主制度（這種制度幾乎肯定會違反美國的意志）之前與指定代表合作的愿望，這些代表在自由市場改革方面將盡可能順從美國。如由占領當局實施，布雷默規則會被認為非法，但如經臨時政府（即使非選舉產生）確認的話，則可被認為是合法的。在2004年6月底接管的臨時政府雖被認為有“獨立主權”，實則只有對即成法律進行確認的權力。它不能修改即成法律或制定新法（雖然臨時政府人員本來就不可能根本偏離布雷默規則）。很明顯，爭取選舉自由和由伊拉克人在伊拉克建立民主的斗爭與保護伊拉克財產不受外國掠奪者侵犯的斗爭是一致的。
新自由主義轉折
很顯然，美國在伊拉克以主要力量強加的是一個全方位新自由主義政府機器，該政府的基本任務就是提供便利條件使資本得以盈利性積累。按照新自由主義理論，布雷默所勾勒的一套措施對于財富創造和隨之而來的全民福利提高來說，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充分的。政治自由和市場與貿易自由的結合長期以來都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核心特征，并已主導美國對外立場許多年。例如，在9/11一周年之際，布什總統在《紐約時報》的op-ed頁（社論版對頁）中宣稱，“我們將利用我們無可比擬的力量和影響的優勢，建立一種國際秩序和開放的環境，在這種環境里許多國家能實現進步和自由的繁榮。一個自由不斷增長的和平世界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反映美國的不朽理念，并能把美國的盟友團結起來…在壓迫、怨恨和貧窮為民主、發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希望所代替的地方，我們追求的只是和平”，而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被證明能夠把整個社會從貧窮中拯救出來”。今天，他得出結論說，“人類已經掌握了以自由成功反對各種過時敵對物的機會。在這一偉大使命中，美國則樂于承擔領導的義務。”同樣的說法出現在不久后發表的《國防戰略報告》的序言里。正是這種被解釋為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自由將被施諸伊拉克和全世界。
在這里回顧一下新自由主義政府的第一次大規模試驗是有好處的，這次試驗發生在1973年皮切諾特發動的“小911”政變（幾乎剛好發生在布雷默宣布這種制度要在伊拉克建立之日的30年前）之后的智利。這次針對薩爾瓦多·阿連德的民選左派社會民主主義政府的政變，得到了CIA和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大力支持。它粗暴地鎮壓了各種社會運動和左派政治組織，解散了各種形式的公共組織（如較窮街區的社區健康中心）。勞動市場從管制性和機構性（例如工會權力）限制下得以“自由化”。但到了1973年，先前主導拉美經濟重建的進口替代戰略（這種戰略在1964年軍事政變后的巴西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也已名聲掃地。在世界經濟陷于嚴重衰退的情況下，新辦法自然得以明確提倡。一群美國經濟學家被召來以幫助重構智利經濟，這些經濟學家群因信奉在芝加哥大學授教的密爾頓·弗里德曼的理論而被稱之為“芝加哥小伙子”。他們按照自由市場的原則進行展開操作，私有化公共財產，向私人開放自然資源，采取便利外資直投和自由貿易的政策。外國公司從智利營業中匯出利潤的權利得到了保障。出口導向的增長方式取代了進口替代而備受偏好。唯一保留給政府的部門是銅（地位很像伊拉克的石油）這一關鍵資源。隨后智利經濟在增長率、資本積累、外資投資的高回報方面的復蘇提供了根據，使得智利經濟成了英國（在撒切爾夫人主下）和美國（里根主導下）隨后向更加開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轉向的仿效模式。外圍國家推行的粗暴試驗成了中心國家政策形成的仿效模式（非常類似于如今建議在伊拉克實行的統一稅），這種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然而，智利試驗證明了，經濟增長的好處并沒有得到很好地分配。國家與統治精英以及外國投資者大獲其利，而廣大人民情況卻很糟糕。這是新自由主義政策隨時間推進而出現的一貫后果，以至于對整項工程來說可以看成是結構性的特征。而這方面迪梅尼爾和利維走得更遠，他們認為新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是蓄意實現人口中最富裕階層的階級權利復辟的工程。在評價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情況時，他們寫道：
二戰前，這些家庭的收入占總收入的16%。戰爭期間及60年代這一比例下降至8%，在此水平上一直保持有30個年頭。80年代中期，這個數字突然飆升，80年代末則升至15%。看一下財富總量的話，趨勢也是大體如此...”
其他數據則顯示，收入最高的0.1%人口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由1978年的2%升至1999年的6%還多。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隨著布什政府的減稅措施開始生效，財富向社會上層的集中將會持續快速進行。迪梅尼爾和利維還注意到，“70年代的結構性危機，以及利率幾乎難以超過通脹率水平，公司的低紅利派發，暗淡的股票市場，都進一步蠶食著最富裕階層的收入和財富”。70年代不僅有著全球滯脹危機的特征，而且也是社會上層階級的權力受到嚴重威脅的時期。他們爭論說，新自由主義興起正是對這種威脅的一種反應。
但是為了證實階級權力復辟這一論點，我們需要確認在向新自由主義政策轉變的背后存在著某種階級權力的匯聚整合，因為無論英國還是美國都不可能求助于智利那種類型的暴力手段。因此有必要構建這種階級意志的統一。為了具體了解這一過程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70年代這個關鍵的十年。
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政府和美國勞資妥協的凱恩斯主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高增長歲月里運轉得相當不錯。在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里，再分配政策、對資本流動自由的控制、公共支出和福利國家設施，與相對較高的資本積累率和充分的盈利水平齊頭并進。但到了60年代末，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經濟，這種好光景開始打破。1973年，甚至在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和0PEC石油禁運以前，曾經用來管理國際經濟聯系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就已經解體了。一場嚴重的資本積累危機處處露出跡象，宣告了一個全球滯脹和許多國家財政危機（英國在1975-6年期間不得不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助以渡過難關，同一年份里紐約市也出現了技術性破產，與此同時政府支出縮減的現象幾乎隨處可見）的階段即將到來。作為一種與社會民主主義政治相協調的管理資本積累的可行方案，凱恩斯主義折衷方案最終顯然崩潰了。
左派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加強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和管理（如果必要的話，還包括通過強硬措施以及工資和價格管制來抑制勞動者的要求和大眾運動），然而，這樣做的同時卻并不對資本積累權力構成直接挑戰。這個答案在歐洲是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聯合提出的（在象“紅色博洛尼亞”這樣的地方寄希望于對資本積累的統治與管理的創造性試驗，或象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那樣傾向于一種更加開放的市場社會主義和“歐洲共產主義”的理想）。左派在這種計劃的號召下匯聚了相當的公眾力量，他們在意大利接近了政權，在法國和西班牙實際上已經取得了政權。即使在美國，70年代早期民主黨控制的國會也通過立法發動了一輪巨大的關于環境、勞動、消費者和公民權利問題的管制改革（由共和黨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簽署成法）。但總的來說，左派對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解決方案沒能超越多少，而這些措施在70年代中期以前即已證明不能滿足資本積累的要求。這樣一來，結果就是爭論雙方的兩極分化，一方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力量（這些人在政治實踐上經常抑制他們自己的選民的要求），另一方則是所有那些關心重建更為開放的條件的人的利益，這些條件為積極的資本積累所需。
作為一種對付那些威脅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事物的矯正辦法，和針對資本主義弊端的一種解決方案，新自由主義長久以來一直窺伺在公共政策周圍。但只有在70年代那些麻煩的年份里，它才開始走向中心舞臺，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并在一些諸如倫敦經濟事務協會和芝加哥大學這些智囊團體里發育成熟。作為新自由主義領袖，哈耶克于1974年，密爾頓弗里德曼于1976年分別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樣新自由主義也贏得了尊敬。它也逐漸開始了實踐層面的影響。例如，在卡特任總統期間，作為針對貫穿美國整個70年代的持續性通脹狀態的一項對策出現了經濟的非管制化。但是，在美國和英國直至1979年，新自由主義才作為在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管理公共政策的一項新的經濟正統而得到顯著加強。
這一年五月在英國當選的瑪格利特·撒切爾強烈要求對經濟進行改革。在基斯·約瑟夫和經濟事務協會的思想影響下，她接受了這種思想，即認為凱恩斯主義應被拋棄，而貨幣主義“供給方面”的解決方案對于醫治在整個70年代折磨英國經濟的滯脹問題至關重要。她知道，這意味著不亞于在財政和社會政策方面發動一場革命，同時果斷拋棄1945年以來在英國即已鞏固的社會民主主義政府的各種機構和政治方式。這意味著要對抗工會權利，對阻礙競爭性自由流動（包括許多專家及其協會的權力）的各種形式的社會結合體（如那些以市政治理機構的面目出現的社會團體）發起進攻，廢除或擊退福利國家的各種承諾，公共企業（包括社會住宅項目）的私有化，減稅，鼓勵企業家創新，以及創造一個吸引外資大量流入（主要是從日本）的有利的商業氛圍。
皮切諾特通過強制性國家暴力所做的事情，撒切爾則要通過組織民主意志的統一來實現。在這一點上，葛蘭西關于革命行動之前有必要組織統一意志和支配權的看法用在這里是很貼切的——事實上撒切爾本人確實自我標榜革命。作為反對工會權力和政府方面官僚主義沉悶無能的武器，關于個人主義、自由和解放的思想洪流在英國70年代經濟滯脹的陰暗歲月里大肆泛濫，這些思想得到越來越屈從于大資本利益的媒體的情意宣傳。資本主義本身的危機被解釋成一場關于治理體系的危機。為得到彌補長期負債狀態的貸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1976年要求實施一項嚴厲措施，當時在卡拉漢領導下的勞工政府同意了這一符合公司利益但卻違反其傳統支持者利益的措施，這一事實為如下思想鋪平了道路，即如撒切爾所說，除了新自由主義方案外“沒有其他選擇”。通過組織一定程度上統一的政治意志，尤其是在為其帶來選舉勝利的中產階級內部進行這種組織，撒切爾革命按照這種方式做好了準備。根據程序，她提出了一項選舉權限制，從而擊退了工會權力。至于對付在諸如教育、醫療衛生和市政治理方面有著很大權力的職業協會，則是另一碼事。在這方面她的內閣班子（及其支持者）極不體面地發生了分裂，為消除黨內和媒體上的對立從而推行新自由主義原則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她后來在一段著名的發言里宣稱：“不存在社會一類的東西，存在的只有個人”，她隨后補充道，“以及他們的家庭”。各種形式的社會結合體都要取消，以便于推行個人主義、私有財產、個人責任以及家庭價值。從撒切爾的辭令中流露的根據這些原則進行的意識形態攻擊是冷酷無情的，并最終取得了大體成功。“經濟學只是方法”，她說，“而目標卻是改變靈魂”。她確實實現了這種改變，雖然使用的方法無論如何不是沒有政治代價的，也不是沒有我們下面將要看到的各種矛盾沖突的。
1979年10月，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策劃了一個關于美國貨幣政策的大轉彎。美國長期堅持的新政原則即以充分就業為關鍵目標的廣泛的凱恩斯財政和貨幣政策被拋棄，而代之以壓制通脹的政策，不管這種政策對就業、對高度依賴美國經濟條件并對美國利率變動十分敏感的經濟體（諸如墨西哥和巴西)可能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在通脹率高達兩位數的70年代里，經常為負的實際利率，經過聯儲批準一變而為正值。隔夜名義利率提高至（這一動作后被稱為“周六夜特價品”）接近20%的水平，等于把美國和世界其余許多經濟體故意推入衰退和高失業的境地。據稱，這種轉變是走出令人頭痛的滯脹危機的唯一辦法，這種滯脹危機在整個70年代一直是美國和全球多數經濟的主導特征。
此后一直被稱之為“沃爾克沖擊”的這種做法，如沒有政府政策在所有其他領域的相應轉變是無法鞏固的。羅納爾德?里根對卡特的勝利被證明是個關鍵。里根的顧問們確信沃爾克的“藥方”對于病態的停滯經濟體來說剛好擊中要害。沃爾克獲得了支持并再次被指定為聯儲主席。里根政府的任務就是通過進一步非管制化、稅收減免、預算削減和攻擊工會及專業機構權力來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在一場持久而痛苦的罷工中，里根鎮壓了“專業空運管理組織”（PATCO），一個空運管理人員的工會。這實際上是對有組織的勞動權力機構發動全面進攻的信號，這種情況又恰恰發生在沃爾克激起的衰退產生高失業率（10%或以上）的時候。但是PATCO不僅僅是個普通工會，它還是一個有著熟練專業工人協會性質的白領工會，因而更像一個中產階級而非工人階級的代表性工會。總的來說，這些情況對勞動條件造成的影響是很顯著的——通過如下事實可能對該后果有個最好的把握，即在1980年貧困水平線平齊的聯邦最低工資到了1990年已經降至低于該水平30%的程度。里根的在諸如環境管制、職業安全和健康等問題上負責的政府機構成員也把反對大政府的運動推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從航空和電訊到金融，這種全方位的非管制化為大公司利益開辟了不受限制的市場自由新領域。在意識形態上被描述成鼓勵競爭和創新的主要手段的市場力量，實踐上卻成了鞏固壟斷企業和跨國公司權力以作為階級統治核心的主要工具。與此同時，對富人的減稅政策也開始了向社會不平等加劇和上層階級權力復辟方向的重大轉變。
關于在所有這一切背后發生的階級力量變化，托馬斯?埃德索（多年來專門關注華盛頓事務的新聞記者）在1984年發表了一份預見性報告：
“在70年代，商業界按照一個階級的標準來約束自我，他們把收斂起競爭本能，而代之以在合法領域的進行聯合與合作。商業界的政治戰略主題不再是僅僅追求各自特殊利益的個體公司，而是在對付諸如消費者保護和勞動法改革等法案方面，在制定有利的稅收、管制和反托拉斯法方面共同進退。”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商業界需要一個階級的政治工具和和一個公眾基礎。于是他們積極爭取拉攏共和黨來作為這樣的工具。旨在促進“金錢所能收買的最好政府”（如一句古老格言所說）的強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成立是一個重要的步驟。1974年，據說“進步”的競選資助有關法律，實際上使得政治資助性腐敗變得合法化。政治行動委員會因此能夠保證兩個政黨在經費上為公司之間的有錢的專業協會所左右。這種公司型PAC（政治行動委員會）在1974年只有89個，1982年則劇增至1，467個。在其利益得到照顧的情況下，他們樂意資助兩黨中的當政人員，同時他們還系統地傾向于支持那些右翼競選者。每個PAC對每一個人的獻金不得超過5000美元的限制迫使這些不同公司和不同行業的PAC們一起行動，這則意味著他們之間能夠基于階級利益而聯合起來。這一時期共和黨成為自己“階級主導成分”的代表的明確意向，與民主黨思想上的含糊態度形成鮮明對比。民主黨的這種態度是由如下事實造成的：它與社會中各團體的聯系非常散亂，這些團體中——婦女、黑人、勞工、老年人、拉美裔人、城市政治組織——沒有哪一個顯著地大于其它團體。而且，民主黨對“大錢”獻金的依賴使得其中許多人難以抵制公司利益的直接影響。國內制造業、采礦業、漁業和農業公司的利益在不斷展開的階級戰爭的這個方面站在前列。
然而，要有效地取得權力，共和黨需要一個可靠的選民基礎。大約這個時候共和黨人開始尋求與基督教右派“道德多數”的聯盟，它求助于白人工人階級的文化民族主義及其道德正義上的沮喪感（之所以沮喪是因為這個階級長期生活在經濟安全無保障的條件下，他們感覺與那些通過贊助行動及其它政府計劃進行分配的許多利益無緣）。這種“道德多數”可通過把種族主義、同性戀恐懼癥以及反女性主義加以包裝來進行動員，如果把直接拿出這些玩意來并不適當的話。某一社會群體會由于文化，民族和宗教原因而反對自身物質的、經濟的和階級的利益，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這次恐怕也不會是最后一次。從那時起，大公司和保守基督徒之間這種的不潔聯盟不斷得到鞏固，直至最終從共和黨中清除了所有的自由分子（這些人在60年代是很重要并有影響力的），并把它轉變成為同今天類似的右翼選舉勢力。
里根的當選開始了鞏固政治轉向的長期過程，這種政治轉向是支持早期向著新自由主義的貨幣主義轉向所必要的。當時埃德索注意到，他的政策集中在：
“全面推動從廣度和深度上對聯邦管制的削減，這些管制涉及工業、環境、工作場所、衛生醫療以及賣者和賣者之間的關系。里根政府的非管制化推動是通過以下措施來完成的：大幅削減預算以削弱政府執行力；指定反管制的、面向行業的機構人員；最后，授權給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以前所未有的權力來部署主要的管制措施和強制推行對管制議案的主要修改，以及通過冗長的成本收益分析來有效扼殺廣泛的管制創意。”
然而，同時還有另外一項轉變也推動著那種向著新自由主義方案的運動，但這次卻是在70年代的全球層次上。隨著1973年石油禁運而來的OPEC石油價格飆升把大量的金融權力賦予了石油生產國，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以及阿布扎比。現在根據英國的情報資料我們知道，美國在1973年曾積極準備入侵這些國家以恢復石油自由流動和壓低石油價格。我們還知道，大概在來自美國的軍事壓力下，如果不是公開軍事威脅的話，沙特人同意把他們的石油美元通過紐約的投資銀行進行循環。這樣，后者突然發現他們一下子掌握了大量資金，對于這些資金必須尋找有利的投資機會。在70年代中期經濟衰退和回報率較低的情況下，美國國內提供的機會并不怎么樣。更多的投資機會必須到國外去尋找。但這要求為這些美國控制的資金在外國和國際間的操作提供開放的進入權和適當的安全條件。紐約投資銀行于是求助于美國的帝國主義傳統來撬開這些新的投資領域并保護國外業務的安全。
美國的帝國主義傳統長期以來一直在發展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與英國、法國、荷蘭以及其它歐洲國家的帝國傳統相斗爭而發展起來的。美國在19世紀末曾玩過殖民征服的游戲，但在整個20世紀它卻已進化成一個沒有殖民地的更加開放的帝國主義體系。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當美國在尼加拉瓜部署海軍以保護美國利益時，卻發現他們卷入了一場由桑迪諾領導的持久而麻煩的游擊性起義，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給自己創造了一個解決問題的范例。答案就是尋找一個本地強人——在這里就是索摩查——并為他、他的家庭及其直接擁護者提供經濟和軍事幫助，以便于他們能夠鎮壓或收買反對者，并為自己積累起相當的財富和權力。作為回報，這些人則始終支持美國，在必要的情況下還能夠促進美國在該國和該整個地區（這里就是中美洲）的利益。這就是二戰后去殖民化時代美國所采用的模式，這種去殖民化是在美國堅持下強加于歐洲各國的。例如，CIA于1953年在伊朗策劃了一場推翻民主選舉的摩薩德政府的政變，并把向美國公司提供石油合同的伊朗國王扶持上臺（但沒有歸還摩薩德收歸國有的英國公司的財產）。伊朗國王也成了美國在中東石油地區利益的關鍵保護人。在戰后時期，非共產主義世界的許多國家都是以這種方式對美國統治敞開了大門。但這也經常要求在美國方面采用一種反民主的（尤其是反人民和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戰略。這造成了美國愈來愈和發展中國家（當然，最顯眼的就是在整個拉美地區）的強制性軍事專政和獨裁制度結盟的荒謬結果。因此，在反對國際共產主義的斗爭中美國利益變得愈加脆弱。對各種強制性制度的支持向來都有反生產性的危險。向可以輕易收買統治精英的首肯時，為反人民或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而采取高壓政治的必要性，就把美國與為反對公眾運動而大量采用隱秘暴力的長期歷史聯系了起來。
正是在這種環境下，通過紐約投資銀行進行循環的剩余資金擴散到了世界各地。迄今為止，許多在戰后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美國投資都屬于直接投資類型，且主要涉及原材料資源（石油、礦石、農產品）開發，或者是對特定市場（電訊等）的培育。紐約投資銀行在國際上一向都很活躍，1973年后尤為如此，雖然不再向先前那樣著意于直接投資。這則要求國際信用和金融市場的自由化，而美國在沃爾克沖擊后幾乎立即開始了對這種戰略的積極鼓勵和支持。這些投資銀行起初著眼于向外國政府的直接貸款。由于急需信用，發展中國家實際上是被誘入了債務/信用陷阱，投資銀行（它們得到了美國帝國政府的支持）由此處于一種有利位置從而能夠要求比國內更高的回報率。由于貸款是以美元計值，因此美國利率的任何溫和增長都可能把這些脆弱國家推向債務破產，更不用說美國利率的飆升了。因此紐約投資銀行就有著很大的風險敞口。這種情況的首次大規模出現是在緊隨沃爾克沖擊之后，即1982-4年墨西哥由于這種沖擊而幾乎走向破產。在執政初年曾認真考慮過不再支持IMF的里根政府，找到了一個通過集中美國財政部和IMF的力量進行債務滾動來解決這個難題的辦法，作為債務滾動的條件，債務國必須進行結構改革。當然，這要求IMF的理論框架從凱恩斯主義向貨幣主義轉變（這種轉變很快得以完成，使得IMF成為經濟理論中新貨幣主義正統施展影響的全球中心）。作為債務重組的條件，墨西哥被要求進行制度改革，如削減福利開支，放松勞動法和私有化，這種程序后來被稱之為“結構調整”。墨西哥因此也部分地日益成為新自由主義國家標桿，從那時起，IMF成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全球推行的關鍵工具，在許多情況下這種政策也是強行推進的。
墨西哥的情況說明了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一個關鍵區別：在前者情況下，貸款人要承擔錯誤投資決策造成的損失，而對后者來說，借款人卻要被政府和國際權力機構強迫全部承擔償還債務的代價，而不管這樣做對當地居民生活和福利造成什么樣的后果。如果這要求把資產按處理價交給外國公司，那就毫不含糊地這樣做。如迪梅尼爾和利維所指出的，這么做的后果就是允許美國的上層階級從世界其余地方抽取特別的高額回報。
美國階級權力的復辟情況還取決于階級權力自身的某種重構。股東與管理層的分離（或者分得紅利和利息的貨幣資本與從生產的組織中獲取企業利潤的生產/制造業資本之間的分離）多次造成資產階級內部金融家與實業家之間的沖突。例如，在英國，政府政策長期以來主要迎合倫敦市金融家的要求，而對制造業利益造成損害；60年代美國金融家與廠商之間的沖突也經常浮出水面。70年代這種沖突大部分已經消失。大公司自身定位上越來越金融化，即使在他們從事生產的時候，如象汽車部門就是這樣。股東與管理者的利益通過以股票期權的形式向后者付酬而得到融合。股價而非生產成了經濟活動的指導原則，從中產生的投資誘惑也變成壓倒性的了，如象后來隨著安然一類公司的倒閉而表面化的情況那樣。這一切總的結果，就是金融利益（會計師的權力勝于工程師的權力）在統治階級和統治精英內部取得了優勢地位。簡而言之，新自由主義意味著一切事物的金融化和資本積累權力中心的再定位，這種定位在損失資本其余部分的代價下特別有利于所有者及其金融機構。由于這個原因，對金融機構的支持和金融系統的整合，就成了越來越主宰全球政治的新自由主義國家集團（如稱之為G7的集團）的關注中心。
被看作理想類型的新自由主義國家
考慮作為理想類型的新自由主義國家。這樣提問題有著眾所周知的危險，但也有著能和此前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加以鮮明對比的優點，同時對于新保守主義是否根本偏離或者僅是以其他方式延續新自由主義這一問題有個初步考察。
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基本任務歸根到底就是創造一個“好的商業氛圍”，由此優化資本積累的條件，而不管這樣做對就業和社會福利造成何種后果。這和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形成鮮明對比，因為后者在維持充分而穩定的資本積累率的前提下以追求充分就業和所有公民福利最大化為己任。
新自由主義國家追求推進各種商業利益這一事業，促進和激勵（通過稅收優惠和其他讓步以及如有必要由國家負擔提供基礎設施這一做法）這一事業，他們爭論說這將鼓勵增長和創新，而且這是消除貧困和從長期來看提高多數群眾生活水平的不二法門。新自由主義國家在追求財產私有化來為資本積累開辟新領域方面尤為賣力。先前由政府運營或管理的部門（運輸、電訊、石油及其他自然資源、公用事業、社會住宅項目、教育）均被移交到私人領域或被取消管制。資本在部門間和地區間的自由流動被看成是恢復利潤率的關鍵，所有有礙這種自由流動的羈絆（如計劃控制）都必須被移除，除了那些對“國家利益”較為關鍵的領域（然而這可以根據情況方便來進行定義）。因此，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口號就是“靈活性”（在勞動市場和資本投資的配置上）。它鼓吹著競爭的各種優點，實際上卻在為資本集中和壟斷權力大開方便之門。
在國內，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敵視（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公然壓制）各種形式的限制資本積累的的社會結合體（如工會以及其他在社會民主主義國家里取得相當權力的各種社會運動）。它取消各種福利供給，把其在如下領域的角色盡可能降低：衛生醫療、公共教育以及在社會民主主義國家處于中心地位的各種社會服務。社會安全網被降至最低。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取消所有形式的管制活動或政府干預。對那些無法私有化的公共部門，為保證其“責任心”和“成本效率”的官僚規則繁盛起來（例如，瑪格麗特?撒切爾一直追求并實現了對英國各大學強有力的管理控制）。公共部門承擔所有風險而公司部門收獲各種利潤的公私合伙關系受到推崇。公司利益按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制定法律和決定公共政策。如有必要國家還會求助于強制立法和警察手段（如反糾察規則）以驅散和鎮壓集體形式的反抗。監控和警察介入的形式興旺起來（在美國，處理有關被拋棄工人和邊緣化人口時，禁閉成了一項關鍵的國家戰略）。
在國外，新自由主義國家追求減少資本跨國流動的障礙和市場（商品市場和貨幣資本市場）向資本積累的全球勢力的開放，這種資本勢力有時會是競爭性的，但更壟斷性的情況則更為常見（雖然總是附有拒絕任何“不利于民族利益”事物的豁免條款）。在國外開辟新的高利潤領域，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開辟新殖民主義式資本主義活動場所時，國際競爭的壓力和全球化的意識形態被用來對付國內的反對勢力。在這方面，大公司的資本主義利益在制定政策和創造新的國際制度方面（如WTO或者IMF以及國際清算銀行）也典型地與政府權力進行合作。
新自由主義國家對于金融制度尤為熱心。它不僅追求推動擴散其影響，而且為金融制度的完整和償付能力提供擔保，不管這樣做會付出何種代價。國家權力被用來救助或防止金融破產（如1987-8期間美國儲貸協會危機以及1997-8期間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造成的三萬億美元的崩潰）。國際上它通過諸如IMF之類的國際機構進行操作以使投資銀行能夠避開債務不能履約的風險，實際上它已盡最大可能覆蓋了金融利益在國際市場上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敞口。新自由主義國家與與金融利益保護之間的聯系既推動了也反映了在金融化過程中資產階級權力的加強。如果發生了金融系統整體與大眾福利之間的沖突，新自由主義國家將會選擇前者。
最后，新自由主義國家具有深刻的反民主傾向，即使它經常力圖掩蓋這一事實。精英統治受到喜愛，人們強烈偏好于行政機構和司法決策為主的政府，這種政府要在損害以前民主的議會的集中決策程序的代價下才能實現。代議制民主的殘余被貨幣權力所壓倒，如果不是象在美國那樣完全地雖然也是合法地腐蝕掉的話。諸如中央銀行（象美國的聯儲系統）、國內的準政府機構和國際的IMF和WTO這些強有力的機構建立了起來，這些機構完全不受民主影響、審議、責任和控制權的牽制。在新自由主義看來，群眾民主等于“暴民統治”，它會典型地造成妨礙資本積累的各種障礙，這些障礙在70年代曾對上層階級的權力造成相當威脅。政府管理的合意形式就是那種“公私合伙”的形式，其中國家和關鍵的商業利益緊密合作，圍繞提高資本積累的目的協調雙方的行動。這樣做的后果就是被管理者自行制定理規則，而公眾決策在變得愈加不透明。
新自由主義國家強調個人和個體的自由、解放和責任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市場領域。因此，社會的成敗用企業家個人的優點或缺點來解釋，而不是歸因于任何的系統屬性（諸如資本主義典型具有的階級排斥）。新自由主義國家規則內部的反對聲音典型地被限制在個體人權之類的問題上，結果各種“權利討論”自80年代左右就作為“激進”反對派政見的立足點而盛行起來。各種問題的解決和補救方案必須由個體（不妨回顧一下，公司也被法律定義成個體）通過法院來實現。由于通過后者解決問題名義上公平但實際上花銷極大（不管是個人對不當行為的起訴，還是一個國家起訴美國違反了WTO規則——后者將會花費高達一百萬美元的程序費用，這個數字等于一些小的窮國的全年預算），因此判決后果就會嚴重偏向于那些擁有貨幣權力的人。司法決策中的階級偏見無論如何都是很普遍的，如果不是無例外的話。因此新自由主義條件下集體行動的基本手段通過非選舉（許多情況下是精英領導的）的各種權利支持組來確定和表達，對于這種情況用不著驚詫。非政府組織（NGO）在新自由主義下迅速成長和擴散開來，這種情況引起了如下幻覺，即認為在政府體制外和在某些號稱為“市民社會”的獨立團體內發動的反對活動是反對派政治和社會轉型的動力之源。
通過這種說明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新自由主義并沒有像近幾年右派和左派的許多評論者認為的那樣拋開政府或特定的政府機構（例如法院），而是對政府機構及其實踐（尤其是在強制與說服之間的平衡方面，資本與公眾運動的權力平衡方面，行政司法權力與議會民主權力之間的平衡方面）進行根本重構。
這種“理想類型”的描述過于功能主義。因此，通過考慮新自由主義內部的基本結構矛盾來使整個畫面豐滿起來是很重要的。獨裁主義（這種獨裁主義根植于占支配性地位的階級關系，這種階級關系的再生產是社會秩序的基礎）和個體自由的理想相處并不融洽。保護金融系統的完整性可能確實很關鍵，但同時金融系統內部操作者的不負責任和自我膨脹的個人主義卻造成了投機性波動和長期不穩定。競爭的優點被大肆鼓吹，而事實卻是壟斷權力向一小撮集中化跨國公司手里的不斷加強。然而，在公眾問題上，個人自由的追求也太容易失去節制和造成社會渙散。因此，使統治權力關系永存的需求創造出必要的壓迫關系，以阻礙對個人自由的追求。在國際領域，新自由主義的競爭性波動直接威脅著霸權勢力的地位和穩定。像美國這樣的霸權勢力可能因此采取鎮壓措施和行動，以保護維持自身霸權所必要的不對稱性經濟關系。除了這些矛盾外，我們還必須加上新自由主義公開宣稱的目標——所有人的福利——與其實際后果——階級權力的復辟之間的不相稱及這種不相稱迅速發展的可能性。
我們將在后面來探討這些矛盾要素。但十分清楚的是，新自由主義必須被看成一個不穩定和進化中的關于資本積累的制度，而不是一個穩定協調的關于政治經濟權力的功能結構。這樣就為把新保守主義看作是其對內在矛盾的潛在回應這一觀點鋪平了道路。
植入、傳播和演變
接下來考慮新自由主義政治和政策在70年代中期以后逐漸嵌入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中去的實際方式。很清楚，英國和美國起了領導作用。但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這種轉變都不是沒有問題的。在英國，新自由主義政治改革是經過一個長達十年的階級對抗和斗爭以后才爭取到的，其中1984-5年的長期而痛苦的礦工罷工是個中心主題。當撒切爾成功實現社會住宅項目和公共事業的私有化時，核心公共服務部門諸如國家衛生醫療系統和公共教育證明了自己除了在邊緣修修補補外，也完全無法逃避這一切。由于她自己的黨內有許多人起初并不信服她所選定的改革方向，因而設置了各種障礙來阻礙她實現各種目標。她在1983年的再次當選，更多地要歸功于她在富克蘭島/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中培植的民族主義勢力的抬頭，而非在新自由主義道路上取得的任何實際的成功。在美國，里根年代的轉型造成的沖突一點也不少，而且更多地與外部因素有關。60年代的“凱恩斯折衷主義”從來也沒有達到接近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的成就，因此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抗也就較為溫和一些。里根當時也全神專注于冷戰，并發起了一場軍備競賽，這場競賽使得某種以赤字補貼的軍事凱恩斯主義成為必要，這種軍事凱恩斯主義為其在南部和西部的大多數選民帶來了特殊利益。同時上升的聯邦赤字也為社會項目的廢除提高了方便的借口。
盡管在醫治病態經濟方面有這么多動聽的許諾，但是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在80年代都沒有取得好的經濟績效，這表明新自由主義可能不是資本家們所祈禱的答案。通脹水平確實降低了，利率也下降了，但這一切都是在高失業率（例如，在里根年代里曾高達7.5%）的代價下實現的。另一方面，法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加深政府控制（通過銀行國有化）和通過征服國內市場來鼓勵增長的企圖也失敗了，這意味著在80年代中期以后任何左派替代方案的徹底掃除。既然這樣，正確的選擇方案又在哪里呢？
80年代實際上屬于日本、東亞“虎”經濟體以及西德這些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動力的國家。這些國家盡管有著根本不同的制度安排，但經濟上非常成功的事實，使得人們很難把在世界范圍內向新自由主義的簡單轉變（更不用說強制推行了）作為一項明顯的經濟藥方。當然，無論日本還是西德，央行一般來說遵循的是貨幣主義路線（西德的聯邦銀行在反通脹問題上尤為賣力）。但在西德工會很強大，工資水平相對較高。這么做的結果之一就是刺激了技術創新的高增長，而這使西德在國際競爭領域里始終保持先進水平。出口導向的增長方式能夠推動這個國家作為一個全球領導者不斷前進。在日本，獨立工會很軟弱甚至根本不存在，但政府在技術和投資和組織方面的投資以及公司和金融機構之間的緊密聯系（這種制度在西德也安排得很恰當）帶來了驚人的出口導向增長績效，當然是在犧牲其他資本主義經濟體如英國和美國的條件下實現的。因此象80年代（其間世界總增長率甚至低于充滿麻煩的70年代）的這種增長表現并不依賴于新自由主義。直至80年代末，那些采取新自由主義道路的國家看起來仍舊在經濟困難中掙扎。很難不得出這種結論：西德和日本的積累“制度”才應受到仿效。因此，許多歐洲國家在朝著西德模式前進（在某些情況下相當成功）時抵制新自由主義改革，并且日益發現能夠保護他們的許多社會民主主義遺產的辦法。在亞洲，日本模式在獨裁政府體系（更一般地說，這是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隱性特征）下被植入南韓、臺灣和新加坡，并證明了自身的可行性，且與更為合理的公平分配相一致。但有一個方面西德和日本模式是不成功的，即從階級權力復辟的立場來看，是不成功的。在80年代的英國、尤其是美國出現的社會不平等的急劇增加，在其他地方則處處受阻。如果目的就是為了把階級權力復辟給頂層精英，那么很清楚，新自由主義就是答案。因此問題就來了，當新自由主義無法刺激實際增長時，怎樣才能在世界范圍內實現這一點呢？
在這方面由布倫納?戈旺和波林加以補充的迪梅尼爾和利維的報告提供了大部分必要的證據。從中我篩選出三個與眾不同的要素。第一，發生在70年代的金融化轉變在90年代得到了加速。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快速增長。金融市場經歷了一波強大的創新浪潮，成了相互合作所需的更加重要的工具。這在西德和日本削弱了公司和銀行之間排他性的密切聯系，這種聯系在80年代曾起了很好的作用。日本經濟陷入混亂（由地產和資產市場的崩潰所引發），銀行部門也處于一種非常危險的狀態。德國的匆忙統一帶來了壓力，德國人先前擁有的技術優勢不見了，使得對這里的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的深刻挑戰成為必要。德國對新自由主義的抵抗依然強大，直至2004年，余下的戰斗依然在針對那些新自由主義措施而展開，這些措施企圖在諸如政府養老金和免費高等教育的領域掃除社會民主主義成果。第二，在克林頓時代，統治經濟政策的華爾街-IMF-財政部聯合體，不僅設法說服、引誘和（多虧了結構調整程序）強迫發展中國家走上一條新自由主義道路，而且美國還用優先進入巨大的美國消費市場的胡蘿卜來說服許多國家沿著新自由主義路線改革他們的經濟，尤其在向美國的金融資本開放他們的資本市場方面。這些政策在90年代的美國造成了一場快速的經濟擴張。美國看起來有了答案，它的政策看起來值得模仿，即使充分就業要在相對較低的工資水平上才能達到（如Pollin所示，大多數人的福利水平在這些年頭里實際上沒怎么提高，如果不是凈損失的話）。勞動市場的靈活性開始對美國產生回報，并向那些在歐洲和日本流行的較為僵化的制度施加了競爭壓力。然而，美國成功的真實秘密卻是在于它現在能夠從它在全球各地的經營中（直接投資或證券投資）抽取高額回報。正是這種來自全球各地的貢品奠定了美國90年代經濟富足的大部分基礎。第三，新貨幣主義經濟正統的全球擴散也扮演了一個有力的意識形態角色。早在1982年，凱恩斯經濟學就已被從IMF和世界銀行里驅逐出去。到了80年代末，美國研究型大學的許多經濟學院系——這些學校幫助訓練了許多世界各地的經濟學家——也都接受了寬泛的貨幣主義思想。
所有這一切線索都在咄咄逼人的意識形態攻勢中集中起來，這個攻勢產生了90年代中期所謂的“華盛頓共識”。結果就是把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和英國模式定義成解決全球問題的答案，因而甚至對日本和歐洲都施加了相當壓力（更不用說世界其他地方了）以采取新自由主義道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克林頓和布萊爾這種來自中左派的人物，在國內和國際鞏固新自由主義角色方面做得最多。WTO的形成是世界范圍內制度改革的頂點。按照程序，WTO為全球經濟交互設立了新自由主義的標準和規則。然而，它的首要目標卻是為不受限制的資本流動開放盡可能廣泛的世界市場（雖然總是附有保護關鍵“民族利益”的說明條款），因為這是美國、歐洲和日本的金融勢力得以從全球各地索取貢品的基礎。
這種關于新自由主義的地緣性不平衡發展的輪廓性描述表明，新自由主義的引入不是某個霸權勢力，例如美國，強制推行一些正統模式的結果，而是多樣化、創新和競爭（經常是一種壟斷型競爭）的結果，這些競爭包括民族間、區域間、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大城市間治理方式和經濟發展模式的競爭。這種情況可通過對中國這種奇怪的情況進行一個簡短的考察來加以說明。
中國的奇怪情形
1978年12月，面臨毛澤東死后政治不確定性和數年經濟停滯的雙重困難，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領導層宣布了一項經濟改革計劃。這剛好與——除了把它看成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并發事件外很難有別的解釋——英國和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轉折相一致。結果就是與集權獨裁統治交錯在一起的特殊類型的新自由主義。但是對東亞和東南亞的許多國家來說——南韓、臺灣、尤其是新加坡——這種獨裁政治與新自由主義經濟之間的聯系當時已經就是現成的了。如智利這種標準化的新自由主義案例所早已表明的，獨裁和新自由主義無論如何決非互不相容的。
作為長期目標，平等主義在中國沒有被放棄，與此同時，鄧小平主張，為了提高生產率和刺激經濟增長，個人和地方積極性必須釋放出來。關于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不可避免會出現的的推論，被作為某種有待容忍的東西得到了很好的理解。在小康（一個關于為所有公民提供較好福利的理想社會的概念）的口號下，鄧小平著眼于“四個現代化”（農業、工業、教育、科學和國防）。改革致力于把市場力量引入中國的內部經濟，希望由此刺激國有企業之間的競爭從而鼓勵創新和增長。市場定價機制雖引了進來，但與政治經濟權力向地方的快速下放相比卻是次要得多。作為改革政策的補充，中國也開始了對外貿和外資的開放，雖然是以一種極為有限的方式且在政府監管下進行的，中國因此結束了中國與世界市場的隔絕狀態。這種對外開放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獲得技術轉讓，另一個目標則是為了得到足夠的外匯儲備以購入必要的生產手段，從而為經濟增長提供強勁的內部動力。
如果不是世界范圍內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轉變為中國大肆進入和融入世界經濟提供了空間的話，中國后來超常的經濟演進就不會走上曾經采取的道路，也不會取得曾經取得的成就。因此，中國作為一股全球經濟勢力的崛起，部分地必須看作發達資本主義世界新自由主義轉折所帶來的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
以這種方式說明問題絲毫也沒有貶低中國自身內部改革運動的曲折道路的重要性。除了其他事情外，中國還必須了解，如果沒有階級關系、私有產權以及其他在繁榮資本主義經濟體里典型出現的各種制度安排，在經濟轉型方面單靠市場是做不了什么的。沿著這條道路的演進既緩慢而且會不時出現各種壓力和危機。很清楚，例如在80年代，中國非凡的增長率的大部分是在集中化政府部門以外推動的，而不是像中國人曾經希望的那樣通過官僚化組織起來的國家部門來推動，這些部門被設想可通過市場改革和更為靈活地接近市場定價機制來使之變得更具生產性和競爭力。即使國有企業相對于許多鄉鎮企業（依靠地方積極性發展起來）和本地私人資本而言得到許多扶持（部分通過管理性和政治性控制，但也通過在使用國家管理的信用方面的差別待遇），情況還是這樣。但是如果增長的發動機在于地方或私人，而非在于中央政府部門，那么維持增長就會需要而最終也會要求實行進一步的分散化和私有化。伴隨著進一步自由化的經濟壓力，在政治領域里也存在著巨大壓力，這種壓力可從自由化的相應政治要求上看得出來，這種政治要求在1989年對天安門學生運動的嚴厲鎮壓中達到頂點。
對于1989年事件的反應就是發起新一輪經濟改革，其中若干政策把中國推進到更為接近新自由主義正統的地步。對于這些，汪先生這樣概括道：
“貨幣政策成了一個主要的調控手段；外匯匯率有了大的再調整，朝向統一利率邁進；出口和外貿按競爭和自負盈虧的機制進行管理；價格雙軌制在范圍上得以縮小；上海浦東開發區完全對外開放，各種地方性開發區也都上了軌道。”
然而，進入中國的第一波外商直接投資其結果比較復雜。起初它被導向南方沿海地區（這些地區鄰近香港被認為是個優勢）的四個特殊經濟區域。這些區域的“最初目標是生產出口商品以賺取外匯。它們還起到社會和經濟實驗室的作用，以便于觀察外國技術和管理技巧。他們對外國投資者提供了一系列便利，包括免稅期，利潤快速匯出和更好的基礎設施。”隨后中國政府又指定了若干“沿海開放城市”，它們像“經濟開放區”那樣向任何類型的外商投資開放。但是外國公司在象汽車和制造業商品這些領域里對中國市場的最初開拓結果并不怎么樣。福特的合資公司幾乎無法生存，通用汽車（GM）公司在90年代早期則以失敗告終。早期確實成功的唯一部門是那些從事出口高勞動含量商品的行業。90年代早期超過三分之二（在生存下來的企業中所占比例則更大）的外商直接投資都是由海外華人所組織的（尤其是來自香港的，但也有來自臺灣的）。對資本主義企業較弱的法律保護，使得非正式本地關系和信任網絡有著特殊價值，以至于海外華人處于一種可資利用的有利地位。
1997-8年期間制造業中鄉鎮企業的大規模破產（這種趨勢蔓延到主要中心城市中許多國有企業）被證明是個轉折點。價格機制和競爭因此取代了從中央政府向地區、出口區和地方的放權行為，成了推動經濟重構的核心進程。結果對許多政府組織的企業造成了嚴重傷害，如果不是徹底破壞的話，以及巨大的失業浪潮。關于大規模工人騷動的報告層出不窮，中國政府如果還要繼續存在的話，就必須正視這個吸收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問題。1998年以來，中國曾通過以發行國債在大型工程上進行投資的方式來對付這個問題，這些工程主要用來改造基礎設施。他們正在計劃一項遠比已經夠大的三峽工程更大的工程（耗資至少600億美元）來把黃河的水引入長江。驚人的城市化率（1992年以來不少于42座城市的人口已經超過百萬）使得固定資本的大量投資成為必要。新地鐵系統和高速公路正在主要城市內展開建設，連接內地和經濟活躍的沿海區域的8500英里新鐵路正在建設計劃之中，其中包括上海與北京的高速鐵路和以及一條通往西藏的鐵路。在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大大推進了重工業投資。這些工程遠遠超過了美國五六十年代在構筑州際高速公路系統時的工程量，完全有潛力來吸收未來若干年的剩余資本。然而，這些工程是以赤字方式進行融資的（按古典凱恩斯方式），因而會帶來高風險，因為如果這些投資不能按時為積累過程產生價值回報的話，國家的一場財政危機就會很快吞沒中國，并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后果。
但是1997-8年的危機也為私人資本（尤其是外資）在不承擔其社會責任的條件下（例如養老和福利權利）接管破產國有企業開辟了道路。在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90年代來自國有部門的下崗職工幾乎達5000萬，有待吸收的失業農村工人高達1.5億且還在不斷增長）和較為容易獲得政府支持的信用的條件下，任意重組許多中國制造業部門的大門面向外資打得更開了，尤其是對來自東亞和東南亞其余國家的資本來說，但對來自美國和歐洲的資本也是如此。截至2002年，超過40%的中國GDP為外商直接投資所創造。從那時起中國成了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外資接受國（早在2004年即被廣泛期待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FDI接受國）。感興趣的跨國公司現在已經能夠盈利地開拓中國市場了。例如曾在90年代早期失敗的投資中損失了的通用汽車公司于90年代末期重新進入中國市場，據報告2003年它在中國已經取得了相對于美國國內業務要高得多的利潤率。外商投資者雖然同此時已經不具競爭力的國有企業相比，在技術上仍然處于劣勢，但根據許多報告，相對于本地私人部門它們實際上處于優勢，這些私人部門依然苦于一些重大禁入壁壘以及耗費在政府里和政府主導的銀行系統里的隱性腐敗成本。這些都對制造業中外商投資（包括海外華人）相對于本地資本占主導地位這一事實起了作用。
但是這場巨大運動的合法制度基礎卻是不確定的。非正式的土地和產權市場已經出現，尤其是在外圍的城市區域。伴隨這一過程的是原始積累的強大浪潮。例如，村社領導經常作為村里土地和資產的實際產權代表與外商談判，這些產權后來就被確認為屬于他們的個人私產了，事實上是把公共財產按少數人受惠而多數人受害的方式進行了處置。在這種轉型的大混亂中，汪先生寫道，“巨大的民族資產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被轉移到一小撮個人手里。”即使在產權不明晰的情況下，土地和產權市場上的投機也很盛行，尤其是在城市區域。然而，2004年保護私有財產權被正式寫入中國憲法，標志著中國朝著認可本土企業家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方向邁進，這種制度安排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秩序來說非常典型。允許資本家入黨的做法造成了出現某種“公私”合伙的管理體系的可能性，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種體系是新自由主義國家的一個特征。
簡而言之，中國經歷了一場資產階級形成的根本過程（而不是像在美國那樣是一個現有階級權力的復辟）。當然，在中國，社會不平等從未根除過經濟中的結構性不平等。城鄉差別甚至被寫入法律。但在改革條件下，汪先生寫道，“這種結構性不平等很快被轉化成不同階級、階層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這種情況迅速導致社會的兩極分化。”而且中國已經演進成（更象美國的里根時代）一個非常獨具特色的混合體（而且幾乎可以肯定是不穩定的），其中有凱恩斯主義的在國家指導下對基礎設施工程的赤字融資，一個更加放肆的新自由主義式私有化，以及在專制統治下階級權力的鞏固。隨著中國對外貿、外資和外國影響的開發，隨之而來的壓力和機會無疑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經過一段過渡期后，中國于2001年加入WTO這一事實，也將從根本上在世界市場中把自己綁定在新自由主義規則上。但是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權力（以及他們在實踐上任意推行獨裁作法的能力）以及轉變過程造成的特殊條件也給中國帶來一些與眾不同的特征。至于中國是否能夠反過來純粹通過競爭力在世界范圍內對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路徑施加有力的影響，這個問題還有待觀察。考慮到新自由主義固有的更為隱蔽的反民主傾向，中國公開的專制主義就尤為麻煩。這表明，不僅在美國，而且在某些歐洲國家（意大利尤為突出），向著新保守主義的轉變可能是新自由主義內部的反民主趨勢的加深，而非對它的根本背離。而中國的競爭壓力可能會給這種專制主義趨勢添加推動力。
然而，在全球舞臺上扮演潛在競爭對手的不單是中國，因為俄羅斯和印度的階級轉型（這里僅舉兩個其它的例子）也可能帶來超過自身邊界的影響。新的體系聯合，象在坎昆會議形成的巴西、印度、中國、南非和其他國家之間的那種聯合，可能標志著全球政治中一種完全不同的勢力的崛起，這種勢力將和1955年在萬隆形成的聯合一樣重要，如果就潛力來看不是更重要的話，這種萬隆聯合旨在在一個冷戰兩極世界里創建一個不結盟國家的政治集團。然而，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我們面對的不是新自由主義從某個霸權中心的任何“簡單”輸出。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必須被看成一個無中心的不穩定的演進過程，這個過程帶有地緣性不平衡發展和充滿強大競爭壓力的特征，這種競爭發生在政治經濟權力的多個動力中心之間。
從何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新自由主義轉向解決了資本積累委頓的問題呢？它在刺激經濟發展方面的成績根本就不怎么樣。196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率在3.5%左右，既使在困難的1970年代也只下降到2.4%。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率分別只有1.4%和1.1%（而到2000年幾乎接近了1%），這些結果說明新自由主義在刺激全球發展方面大為失敗。1那么，人們為什么相信新自由主義是“唯一的選擇”并已經取得了成功呢？原因有二：第一，地區不平衡發展的動蕩性日益增強，使得某些特定地區以犧牲別人為代價而投機性地發展。比如，如果說1980年代主要屬于日本，亞洲“小龍們”和西德，1990年代屬于美國和英國，那么事實上這正說明，正是新自由主義以它在某些地方的“成功”使得它的普遍的失敗不為人所見。第二，從上層階級的角度來說，新自由主義確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要么為統治精英們重建了階級力量（比如在美國和英國，見第二節，）要么為資本家階級的形成創造了條件（比如在中國、印度、俄羅斯等等國家）。上述兩種情況都以加大不平等為代價。2但通過上等階級集團掌握的媒體，他們可以宣傳新自由主義的神話，并宣傳說某些地區之所以失敗只是因為它們競爭力不夠（因而需要“更新自由主義式”的改革），他們還宣稱一定區域內社會不平等的擴大對鼓勵創業和創新是必要的，因為后者可以帶來競爭力并刺激發展，如果底層的生活狀況惡化，也只是因為他們由于個人和文化的局限而沒能提高自己的人力資本（而要提高自己的人力資本，就要努力學習呀，獲得“新教的”工作倫理呀，接受工作訓練呀等等）。一句話，出了什么問題都是要么因為缺少競爭力，要么怪你個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不成功。此外，他們接著聲稱在一個達爾文主義的世界，只有適者才能生存，也確實只有適者才生存下來。就這樣，體制性的問題被掩蓋在狂轟爛炸的意識形態宣傳中，同時也掩蓋在大量的地方化的危機中。
如果新自由主義是通過再分配而不是生產取得了那些主要成就，那么，就必須找出財富和收入再分配以及財產轉移的機制，不管是從大眾手里轉到上等階層手里還是從落后的國家轉入更富裕的國家。我曾以“剝奪性積累”為題在其它地方分析過那些機制。3我用“剝奪性積累”來表示資本積累行為的延續和擴張，而馬克思曾將這些看作是資本主義發軔期的“最初”或“原始”時期的行為。那些機制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對農業人口的強行驅逐（像近期在印度和墨西哥發生的那樣）；各種形式的財產權（公共的，集體的，國有的等等）轉變為排他性的私人財產權；對公共權力的壓制；勞動力的商品化以及對其它生產和消費形式（比如本土的）的壓制；對財產（包括自然資源）的殖民式的、新殖民式的或帝國主義式的占有；交易和稅收的貨幣化，尤其是土地交易和稅收貨幣化；奴隸貿易（尤其是在色情行業）；高利貸和國債；還有更具破壞性的，是利用信貸系統作為原始積累的基本手段；此外，國家利用法律手段和壟斷的暴力，在支持和促進上述一切的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現在，在這一系列機制中，我們或許還可以加上許多另外的“技術”，比如從專利權和知識產權中提取租金，同時卻減少或者抹殺各種形式的、通過一代甚至幾代社會民主的階級斗爭才獲得的公共財產權（如國家養老金，帶薪假期，教育和醫療等）。比如建議私有化全部的國家養老金股份（最先在智利由獨裁統治推行），是美國新自由主義所懷抱的主要目標之一。
就中國和俄羅斯的例子來說，在論及“最初”和“原始”時或許更應該把它們與近期的一些事件聯系起來。同時，也最好把美國或其它地方為那些資本主義精英們重建階級力量的舉措，看作是正在發生的剝奪性積累。這種積累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越來越占主導地位。下面我們只單個地談談其中的四個方面：
1：私有化
對現有公共財產的公司化、商品化和私有化一直是新自由主義計劃的特征。其主要目的是為資本積累打開迄今為止還不準盈利行為進入的新的領地。各種各樣的公共財產和設施（水、電信、交通）、社會福利（公房、教育、衛生醫療、養老金）、公共機構（大學、研究室、監獄）甚至戰爭（正如在伊拉克武裝部隊身旁活躍著的那些“武器”私人承包商所顯示的），都已經在資本主義世界被不同程度地私有化了。通過世界貿易組織內部所謂的知識產權協議，知識產權將遺傳物質、物種血漿（seed plasmas）以及各種其它物種或器官的組織方式都作為私人財產，因而可以向大眾收取使用租金，而大眾的活動本來在這些遺傳物質的發展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生物盜竊以及對世界遺傳資源儲備的掠奪正為少數大制藥公司創造利益。全球環境資源（如土地、空氣、水）的損耗正在升級，單一的資本密集型的農業生產模式使土地的退化也越來越嚴重，這一切都是各種形式的自然資源大規模地被商品化的結果。文化、歷史和智力、創造性的商品化（通過旅游業）也需要進行大規模地剝奪（在利用和剝奪草根性文化和創造性方面，音樂工業已是臭名昭著）。就像過去一樣，國家力量經常被用來強行推進這一切，而不惜對抗大眾的意愿。降低旨在保護勞工和環境不受損害的管制的力度和范圍，必然使得人們喪失許多權利。在新自由主義的名義下所進行的最驚人的剝奪政策之一，就是把通過多年艱苦的階級斗爭而贏得的公共財產權利（享受國家養老金，社會福利和國家衛生醫療）轉回到私人領域。所有這些過程都等于將財富從公共領域和大眾手里轉移到私人和特權階級手里。阿蘭達蒂·洛伊(Arandhuti Roy)在談到印度的例子時說，“‘私有化’需要將生產性的公共財產從國家那里易手到私人公司。而那些生產財產是由代表人民的國家為人民掌管著……竊取它們，并將它們當股票一樣賣給私人公司是以空前的規模進行野蠻剝奪的行徑。”4
2：金融化
1980年以后開始的強大的金融化浪潮，是投機性和掠奪性的。國際市場上金融交易的日流通總量從1983年的2300億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130000億美元。2001年4千億億美元的年流通量與支持國際貿易和生產所需要的大約800萬億投資流量形成了一個對比。5去管制化使得金融體系變成一個通過投機、掠奪、欺騙和盜竊來進行再分配活動的主要中心。股票促銷（stock promotions），龐氏騙局（Ponzi schemes）、因通貨膨脹而引起的已構成財產（structured asset）的破壞、因合并買進而造成的財產的流失、債務責任（debt incumbency）程度的提高（這使得大眾，甚至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眾都陷入以勞役來償債的境地）、公司詐騙、通過操縱信貸和股市而對財產的剝奪（對養老基金的搶劫，以及因股市和公司破產而使它徹底毀滅）——這一切都成了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主要特點。對股票價值的強調，是與股票優先認股權, 在指定時期內通過定價定額購股權（stock options）的方式給資本管理者以報酬，從而使資本所有者的利潤與資本管理者的利益結合在一起。正如我們現在了解到的，這導致對股票市場的操縱，在給少數人帶來大量財富的同時卻損害了絕大多數人。安然公司引人注目的崩潰，象征了剝奪多數人的生計和養老權的一般過程。此外，我們還必須看到，由對沖基金（hedge funds）和為它們而設的其它主要金融資本機構一起制造投機性股票猛跌，是全球范圍的剝奪性積累的真正最前鋒的潮流，盡管這些行為被設想為會給資本家階級“分散風險”(spreading risks)帶來正面利益。6
3：危機管理與操縱
除了作為新自由主義金融操縱主要特征的投機性和欺騙性泡沫之外，還有一個更內在的過程需要將觸發“債務陷阱”（the debt trap）作為剝奪性積累的主要手段。7在全球制造、管理和操縱危機，已經發展為一門人為地將財富從貧窮國家再分配給富裕國家的“精巧藝術”。1979年，沃爾克（Volcker）通過突然提升利率加大了海外收入份額。而借款國家不得不支付提高了的債務利息。由于被迫破產，像墨西哥這樣的國家只好同意進行結構調整。一方面，通過組織債務“釋保”（bail-outs）以維持全球資本積累的穩定和入軌，美國宣稱自己是卓著的領導；另一方面，美國卻又在當地危機狀況下部署自己的強大金融力量，為掠奪墨西哥經濟大開方便之門。這些就是美國財政部-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世界各地做起來最在行的事情。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曾在1990年代將沃爾克的策略運用多次。那些單個國家的債務危機在1960年代并不普遍，而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卻頻頻發生。幾乎沒有那個發展中國家幸免于此，而在有些地方，如拉丁美洲，這樣的危機多到可以稱之為“地方病”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這樣一些債務危機被某些人制造、管理和控制著，用于將整個體系合理化并重新分配財富。懷德和凡得羅索（世界銀行顧問——譯注）在談到1997到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最初由以美國資金為主體的對沖基金的操作而引發）時抓住了這一切要害所在：
“金融危機總是造成權力和所有權的轉移，但只轉到那些保護自己財產不受損和有權制造信貸的人手中，亞洲的危機也不例外……毫無疑問，西方以及日本的公司是大贏家……大規模的貨幣貶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進的金融自由化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支助下的治療等因素的結合，甚或造成了世界各地在過去50年以來和平時期最大規模的國內財富向海外所有者的轉移，相比之下，1980年代在拉丁美洲以及1994年在墨西哥發生的國內財富向美國資本家的轉移規模要小得多。這讓人想起安德魯·梅隆（一戰后美國財政部長——譯注）的一句話：‘在經濟蕭條期，財富回到它們合法的主人手中’”。8
可以將此進行類推，存在著人為制造的失業，目的是為了制造大量的低薪的剩余勞動力，為進一步積累提供方便。就這樣，有價值的“財產”不能發揮作用因而喪失了自己的價值。他們只能像“休耕”的土地一樣潛在地存在，等著資本家所具有的流動性“注入”他們，給他們以“新的生命”。然而危險的是，危機可能會脫離控制，變成全面的危機；另外，制造危機的體系可能會激起對它的反抗。國家干預和國際機構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制造危機和貨幣貶值，這種方式既允許剝奪性的積累，同時又保證不造成全面的崩潰，不激起民眾的反抗。也就是說，由華爾街-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復合體執行的結構調整工程目的在于保障前者（剝奪性積累）順利進行；同時，買辦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有來自帝國武力的軍事援助做靠山）在被掠奪國國內的工作就是確保后者（民眾的反抗或全面的危機）不發生。但是，大眾反抗的信號不久就開始出現，先是薩帕塔1994年在墨西哥的起義，不久普遍的不滿隨著反全球化運動開始涌現，并在西雅圖的抗議中獲取了經驗。
4：國家再分配
國家一旦轉變成新自由主義的一套機構，就變成了再分配政策的主要代理人，它把社會民主時期曾實行的從上層流向底層的再分配完全顛倒過來。國家首先是通過推行私有化以及對提供“社會工資”（social wage）的國家支出進行削減而做到這一點的。既使當私有化看起來可能給底層帶來好處時，從長遠來說也可能是不利的。比如，乍看之下，撒切爾在英國推行的社會住房私有化方案似乎是給底層階級的一個“禮物”，因為這樣可以通過較低的價格將租用權轉變為所有權，獲得很有價值的財產從而增加他們的財富。可一旦完成了轉化——比如像在倫敦這樣的城市，房產投機就控制了主要的中心地域，最終通過購買或強制手段迫使低收入人群遷到城市的外圍，并將以前工人階級的居住區變成極度貴族化的中心地帶。由于在市中心區沒有了能買得起的住房，許多人無家可歸，那些從事低報酬的服務行業工作的人也不得不乘很長時間的車去上班。墨西哥合作農場的私有化已經成為1990年代制訂的新自由主義計劃的中心內容，其對于墨西哥農民們的前景來說具有上述類似的效果，它迫使大量農村居民離開土地去城市尋找工作。中國也依照一系列嚴格步驟將財富授予少數“精英”，也走上了一條損害大眾的道路。
新自由主義國家也通過各種不同的手段來尋求再分配，比如修訂稅則以有利于投資收益而不是工資收入；提升稅則中的累退因素（regressive elements）(如銷售稅sales taxes)；轉移政府支出以及完全開放某些領域給付費者（比如高等教育）；還有給公司供應大量的津貼并且減免稅收等等。現存于美國的聯邦、州以及地方各級的公司福利計劃只相當于用公眾的錢來為公司牟利（直接的如對農工聯合企業的補貼，間接的如在軍事工業部門所實行的那樣），其方式正如美國實行的把降低抵押利率稅作為給建造業和高收入家庭的補貼一樣。以美國為例，監督和治安的升級以及對群眾中反抗者的監禁，預示著強硬的社會控制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邪惡了。在發展中國家，對新自由主義以及剝奪性積累的反抗要強烈許多，因而新自由主義國家便很快對反抗運動（現在可以指控其中許多反抗運動為“恐怖主義”以獲得美國的軍事援助和支持）——比如墨西哥的薩帕塔的反抗或巴西的無土地的農民運動——進行積極鎮壓，有的幾乎發展成小規模的戰爭。9
洛伊（Roy）報導說，“事實上，養活七億（原文seven hundred million）人的印度農業經濟正被推向死亡邊沿，那些收成太好的農民陷入窮困，那些收成太差的農民也一樣窮困，沒有土地的農業勞動者大量失業，農場還在不斷解雇職工，他們一起涌入城市去尋找到工作”10而在中國，如果希望避免農村的混亂和反抗，必需在接下來的十年中通過城市化吸收掉大約5億人口。他們將在城市里找到什么工作還不清楚，盡管我們看到正在進行的大規模的物質基礎設施建設或許可以吸收一部分被原始積累拋出來的剩余勞動力。
新自由主義的再分配策略多種多樣，也很復雜，并經常以意識形態優勢為掩飾。但它損害人的尊嚴，毀壞弱勢群體和弱勢地區的生活。全球正義運動已經做了許多努力，揭露日益嚴重的剝奪性積累過程以及其所使用的手段和后果。因而現在的問題是，對這一過程的反抗曾怎樣被表達，而今后又怎樣更好地把它們表達出來。
新自由主義的內部矛盾與對立
新自由主義在自身內部滋生出廣泛的反對文化。然而，這些反對力量傾向于接受新自由主義的許多基本觀點，而且集中對付內部的矛盾。典型情況下，他們把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看得很重，并將之權威主義和經常在政治、經濟與階級權力上的任意專斷行為相對立。它抓住新自由主義關于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辭令而譴責它沒有實現自己各種許諾的做法。比如，考慮一下新自由主義的精髓性綱要即WTO協議的第一個實質性段落。WTO的目標是：
“提高生活水平、保證充分就業、保證實際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大幅穩定增長以及擴大貨物和服務的生產和貿易，同時應依照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考慮對世界資源的最佳利用，尋求既保護和維護環境，又以與它們各自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需要和關注相符的方式，加強為此應采取的措施。”
類似的虔誠愿望可見于世界銀行的各種聲明（“減少貧困是我們的首要目標”）。這些聲明中沒有哪一個與實際加強階級權力的復辟或創造的實際行為不發生矛盾。
指責違反人權的反對聲音的興起大約80年代以來尤為盛行。在那以前，據Chandler報告稱，一份例如《外交事務》這樣的顯耀雜志沒有登過一篇關于人權的文章。人權問題在80年代以后開始變得引人注目，在89年天安門事件和冷戰結束以后更加興旺。這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軌跡恰好一致，并且這兩種運動也非常深刻地互相牽連在一起。無疑地，新自由主義堅持把個體作為政治經濟生活的基礎性和根本要素的立場，的確為關于廣泛的個體權利的激進主義大開方便之門。但是著眼于這些權利而不是著眼于實質性公開民主政府機構的創造或再創造，這種反對派所用的方式也就無法避免落入新自由主義陷阱的命運。為了壓倒對平等、民主和社會聯合任何的社會民主主義的關注，對個體的新自由主義式訴求是被容許的。例如，如果經常訴諸法律行為，那么必然會接受從議會到行政和司法的新自由主義式權力轉移。但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是一件昂貴而費時的工作，而法院無論如何都會嚴重偏向于統治階級的利益，這既是出自司法機關的階級忠誠感，也是司法決策的整個歷史所一貫表現的，這種司法決策在許多資產階級民主中都會把私有財產和利潤率的權利置于平等和社會公正之上。法律取代了政治，“成了在公開場合表達需要的工具。” Chandler得出結論說，“正是自由主義精英對普通人民的幻想破滅和政治進程二者引導他們更加著意于權利個體，而把他們的事情交由法官來傾聽和決定。”
由于許多貧窮的個人缺少追求自身權利的經濟資源，因此他們的理想得以表達的唯一方式就是形成支持群體。支持群體和非政府組織（NGO），象更一般的權利討論情形那樣，是伴隨著新自由主義轉折而興起的，大約80年代以來則有更加驚人的增長。在許多情況下，這些NGO都踏入了由于政府退出而留下的社會服務領域的真空。這實際上等于一個由NGO進行的私有化過程。在某些情況下這看起來有助于加速政府從這些社會服務領域的退出。因此NGO也就充當了“全球新自由主義的特洛伊木馬”在發揮作用。而且，它們不是什么民主機構。它們的基本傾向是精英主義的、不負責任的、并且就其明確定位來說也是遠離那些他們所要保護或幫助的人們的，不管它們聽起來多么入耳。他們通常藏起議程，而更喜歡與政府和階級權力機構直接談判或對他們施加影響。典型情況下他們是控制自己的委托人而不是代表他們。他們聲稱并假裝代表那些不能代表自身利益的人們說話，甚至替他們定義他們的利益內容（似乎人們連這一點也無法替自己辦到），但它們做法的正確性一直令人懷疑。例如，當一些組織成功地鼓動起來，作為一個普遍人權問題來禁止在生產中使用童工時，在童工是生存的基本條件的地方它們卻可能會破壞經濟。在沒有任何可行的經濟替代方案的情況下這些兒童可能會被賣為性奴（于是問題又交給另外一個專門從事消除這種現象的支持群體）。“權利討論”中作為前提的普遍性和NGO與支持群體對普遍原則的信奉，與本地特殊性以及政治經濟生活中的日常實踐并不能和諧相處。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可以說明這種特定形式的反對文化近些年為什么如此引人注目。與通過在工農業中擴大雇傭勞動來進行的積累相比，剝奪式積累要求一種極其不同的實踐。曾在五六十年代主導積累過程的前者，引起了這樣一種反對文化，這種反對文化最終造成了社會民主主義折衷方案（例如表現在工會以及工人階級政黨中）。另一方面，剝奪卻是處于一種碎片化和特殊化的狀態——這里是私有化，那里是環境惡化，另一處又是債務金融危機。不求助于普遍原則就很難反對所有這些特定的和特殊的表現形式。剝奪必然造成權利的喪失。因此就要求助于一種關于人權，尊嚴，可持續生態實踐，環境權利，以及諸如此類的帶普遍性的辭令，來作為一個統一的反對派政治的基礎。
這種對權利普遍主義的訴求是把雙刃劍。心存進步目標的人可能也可以使用它。以大赦國際、無國界醫師組織（Medecins Sans Frontieres）及其他組織最為鮮明地代表的歷史傳統不應僅僅作為新自由主義思想的附件而拋棄。人道主義（西方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和各種非西方版本的）的整個歷史要遠比那復雜得多。但許多權利討論（如大赦國際直至最近還是僅僅關注與經濟權利相對立的公民和政治權利）的有限目標使得它們很容易就被吸收進新自由主義框架。普遍主義似乎與氣候變化、臭氧洞、居住環境破壞造成的生態多樣性損失以及諸如此類的全球性問題相容得特別好。但由于世界各地的政治經濟環境和文化實踐的多樣性，它在人權領域的情況卻是很成問題。進一步說，把人權問題僅僅看成“帝國之劍”（用巴塞洛繆和布里斯比亞一針見血的形容語來說）實在太容易了。例如，美國所謂的“自由之鷹”曾經求助于這些來為對科索沃、東帝汶、海地的入侵以及最重要的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帝國主義入侵辯護。他們“以保護自由、人權和民主的名義”證明軍事人道主義的正當性，“即使這是由一個自作主張的帝國主義勢力（例如美國）所單邊推進的。” 更廣泛地說，很難不同Chandler一起得出結論說“今日基于人權的人道主義的根源在于西方70年代以來干涉發展中國家內部事務不斷贏得的認同和支持”。核心問題在于“國際機構、國際和國內法院、NGO或者倫理委員會要比選舉出來的政府要更好地代表人民的需要。政府和選舉出來的代表所以令人懷疑，恰恰因為他們為其選民所左右，因而使人覺得他們有著‘特殊’利益而有礙于他們按照道德原則行事。”在國內，后果一樣糟糕。結果就是“通過使正在發展中的司法和非選舉勢力以及道德委員會的決策角色合法化而縮小公開政治辯論的范圍。”政治后果可能是消沉的。“人權管理遠非要對我們原子化社會的個體隔離和被動狀態構成挑戰，而僅僅是把這些分離狀態加以制度化。”更壞的是，“人權的道德化討論造成的社會前景暗淡的看法，像其他精英理論一樣，只是起到維持統治階級自負心理的作用。”
根據這種批評，人們很容易傾向于認為普遍性的東西有著致命缺點，而回避對它的任何訴求，傾向于把權利看成僅用來掩蓋階級權力的復辟的一種站不住腳的抽象倫理的強加，而再不提任何權利。在兩種主張都應認真考慮的情況下，我認為把這一領域完全放棄而讓新自由主義獨享是很不幸的。這不僅是一場關于在特定情形下哪種普遍性以及何種權利較為適用的戰斗，也是一場關于普遍原則和權利概念應該如何構建的斗爭。在這方面，作為特定政治經濟實踐演化結果的新自由主義，與作為道德和政治合法性基礎的對普遍性、倫理原則及特定種類的權利的不斷上升的訴求之間的關鍵聯系，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布雷默法令在伊拉克強加了某種權利概念。同時他們也違反了伊拉克人的自決權。“兩種權利之間，”馬克思在其關于工作日斗爭的章節中的一個著名評論中說道，“力量起決定作用。”如果階級復辟需要強加一套特別的權利，那么對這種強加的抵制也就需要為一種完全不同的權利而斗爭。
例如，正義作為一種權利的正面意義在政治運動中曾起到一種強大的鼓動作用：反對非正義的斗爭曾有力地鼓舞了社會變革運動。當然，問題是存在著我們可以訴求的關于正義的無數概念。但是分析表明，某種主導性社會過程會產生關于并基于某種正義和權利的特定概念。挑戰這些特定權利，也就是挑戰它們所依附的特定社會過程。反過來說，如不同時把主流概念從一種主導性權利和正義的概念轉到另一種上來，就不可能使社會擺脫某種主導過程（例如通過市場交換進行的資本積累過程）而轉到另一個過程（例如政治民主和集體行動）上來，這一點已經得到證明。所有關于權利和正義的唯心主義說明的困難，正是在于他們掩蓋了這種聯系。只有當他們在涉及某些社會過程的問題時回到現實中來，他們才能從中發現社會意義。
例如考慮新自由主義的情況。圍繞兩種主導的權力邏輯有兩種權利束——領土國家的權利束和資本的權利束。首先，考慮國家權力。不管我們多么希望權利是普遍的，還是得有國家機器的保護才能實施這些權利。如果政治權力機構不愿意，那么權利概念就會空洞無物。在這種情況下權利根本上就是派生于公民身份且以之為條件，因之權限邊界就會是個問題。這會按兩種方式起作用。由于存在無國籍人士、無證移民、非法移民以及諸如此類，因而困難就會出現。在民族國家或地方國家境內制定公民的包含以及排除原則時，誰是誰不是“公民”就會是個嚴重問題。在關于權利方面國家如何行使主權本身就是個有爭議的話題，但對于這種主權也存在有新自由主義資本積累的內在規則所施加的限制（如中國所發現的那樣）。然而，民族國家因合法形式的暴力的壟斷權，可按霍布斯方式來定義自己的權利束和對權利的解釋束，而國際公約對這些僅有松散的約束力。舉例來說，美國堅持認為自身有權不對國際領域定義的人道主義罪行負責，同時它又堅持別處的戰爭罪犯應被帶到同一個法庭來接受正義的審判，這個法庭的權威在涉及它自己的公民時則遭拒絕。
生活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還意味著要接受或屈服于資本積累所必要的那種自由主義權利束。因此，我們生活在一個個體（回顧一下，公司在法律中也被定義成個體）對私有財產和利潤率的不可剝奪權，壓倒其他任何你能想象的不可剝奪的權利概念的社會里。這種權利體系的辯護者似是而非地爭論說它會鼓勵“資產階級美德”，如果沒有這種美德，這個世界上所有人的生活都會更加糟糕。這些美德包括個人責任和義務對于國家干預的獨立性（這經常把這種權力體系置于與國家內部定義的權利體系嚴重對立的地步），在市場和法律面前機會均等，對主動性和企業家努力的回報，關注自己和自己的東西，一個對于契約和交換提供廣泛選擇自由的開放市場空間。這種權利系統當延伸到對于人身的私有財產權（這會加強個人自由簽訂契約出賣自身勞動的權利，個人尊嚴得到尊重的權利，不得像奴隸制度那樣進行人身強迫的權利）以及自由思考和自由言論的權利時，看起來更有說服力。我們得承認這些衍生權利是有吸引力的。我們中的許多人很嚴重地依賴它們。但是我們卻正像靠富人餐桌上的殘羹冷炙生活的乞丐。讓我對這一點加以解釋。
關于新自由主義權利體系并不公正，這一點我不能靠哲學論證來說服任何人。但拒絕這種權利體系的原因卻很簡單：接受它就意味著接受那種認為除了生活在這種制度下別無選擇的觀點，在這種制度下，不管會造成何種社會、生態和政治后果，都要堅持無止境的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對應地，無止境的資本積累意味著新自由主義權利體系必須在地理上擴展到全球，如有必要可通過暴力（如象智利和伊拉克）、帝國主義實踐（如象WTO，IMF，和世界銀行的行為），或原始積累（如象中國和俄羅斯）來實現。私有財產和利潤率的不可剝奪權，將會被不擇手段地普遍建立。這正是布什說到美國致力于在全球推進解放和自由時的真正所指。
但這些并非我們所能得到的唯一的權利體系。即使在如聯合國憲章所解釋的自由主義概念內部也有諸如言論自由、教育和經濟安全自由，組織工會權以及諸如此類的派生性權利。堅持這些權利將會對新自由主義的霸權實踐構成嚴重的挑戰。把這些派生權利變成基本權利，而把原來私有財產和利潤率的基本權利變成派生權利的做法，將會要求在政治經濟實踐領域發動一場重大的革命。此外還有我們可以訴求的完全不同的其他權利概念——例如對全球公共資源和基本食物安全的利用權。“兩種對等的權利之間，力量起決定作用”的原則，以及關于何種權利概念較為正確的政治斗爭，已經使可能性和替代方案如何得到表現、表達以及最終付諸政治經濟轉型實踐這一問題成為中心焦點。如巴塞洛繆和布里斯比亞所言，要點在于“恢復人權政治，使之成為公開反對帝國主義的世界性緊迫工程的一部分”，我還要加上，以及反對新自由主義本身。但是，我們在結論部分才能再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新保守主義的應對
在思考中國的最近歷史時，汪先生提出：
“在理論層面上，諸如‘新權威主義’、‘新保守主義’、‘古典自由主義’、市場極端主義、國家現代化之類的散漫描述，所有這些都與新自由主義的構造有著這種那種的密切聯系。這些術語的連續替代（甚至是它們之間的矛盾）證明了權力結構在現代中國以及更一般地說在現代世界的不斷轉變。”
在政治權力的權威主義、軍事主義和等級結構的意義上，新保守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精英統治和不信任民主的思想完全一致。從這個觀點來看，新保守主義看起來僅僅是剝掉了權威主義的偽裝，對這種權威主義，新自由主義力圖加以掩飾。但是新保守主義的確對新自由主義的一個核心矛盾提供了與眾不同的答案。如果真的“沒有社會之類的東西，存在的只有個體”，如最初撒切爾所說的那樣，那么，個體利益的混亂將會以輕易壓倒社會秩序而告終。市場、競爭以及放任的個人主義帶來的無政府狀態（個人的希望、要求、焦慮和恐懼；生活方式、性習慣和性方向的選擇，自我表達的方式以及針對他人的行為），將會造成一種越來越難以控制的局面。它甚至可能導致社會所有聯結紐帶的崩潰，并造成瀕臨社會無政府狀態和虛無主義的境地。
有鑒于此，為了恢復秩序，看來一定程度的強制不可避免。新保守主義傾向并強調把軍事化作為矯正個體利益混亂的方法。因此他們更為可能突出強調對民族團結和穩定的威脅，不管這些威脅是實際的還是想象的，國內的還是國外的。在美國這則要求觸發一場霍夫施塔特稱之為“美國政治的偏執狂風格”的反應，其中本國被描述成處于被內外部敵人包圍和威脅的狀態。這種政治風格在美國有過很長時間的歷史，它立足于對一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感覺的培養上。在整個20世紀反共曾是這一問題的中心焦點（雖然無政府主義以及對于中國和外來移民的恐懼在過去也曾扮演過這種角色）。因此，新保守主義實際上并不新，二戰以來它就在一個強大的軍工聯合體里找到了歸宿，這種聯合體在永久性軍事化過程中有著既定利益。但冷戰結束提出了對于美國安全的威脅來自何處的問題。激進伊斯蘭教和中國這兩大外部威脅以首選的面目出現，國內持不同政見者的運動（在韋科被焚的大衛教派、對俄克拉荷馬州爆炸事件給予援助的民兵運動，舊金山羅德尼·金被毆案激起的暴亂，以及最后1999年在西雅圖爆發的混亂）也必須密切監視并以警察手段來對付。90年代真實出現的、在9/11事件中達到頂點的激進伊斯蘭教威脅，成了宣布一場“針對恐怖主義的永久戰爭”的核心依據被提至首位，這種戰爭要求為保護國家安全在國內外都要進行軍事化。很明白，當在對紐約世貿中心的兩次攻擊中顯示出確實需要某種形式的警察/軍事應對時，新保守主義上臺則在向國內外泛軍事化的轉變過程中確保有一種壓倒一切的反應，在許多人的判斷里也是過了頭的反應。
新保守主義很愿意施加強力，然而他們還是承認一定程度的擁護是必要的。因此新保守主義尋求恢復一種道德目標感，某種可形成政治共同體的穩定中心的更高秩序價值。其目標在于由此控制新自由主義思潮內部權威主義與個人自由之間露骨的矛盾，并對新自由主義典型地產生的個體利益混亂造成的解體效應進行抵制。無論如何它都沒有偏離構建或復辟一個統治性階級權力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既定程序。但它致力于通過圍繞中心道德價值構建一種擁護的氛圍來尋求這種階級權力的合法性。這立即就會提出何種道德價值應為中心的問題。例如，求助于象體現在美國權利法案中的自由主義人權體系就完全可行：人權激進主義的目標畢竟是，如瑪莉·卡爾多所說，“不僅僅是通過干涉來保護人權，而且要創造一個道德共同體。”但這一點卻與軍事化轉變相背離。
在美國，成為新保守主義運動核心的道德價值作為特定聯合的邏輯產物可得到最好的理解，這種聯合是在70年代建立起來的，聯合的一方是希圖恢復階級權力的精英階級與商業利益，另一方則是心懷不滿的白人工人階級“道德多數”構成的選民基礎。這些道德價值以文化民族主義、道德正義、基督教（某種福音派新教會）、家庭價值和對于生命問題的權利、以及對新社會運動（女權主義、同性戀權利、贊助性行動、環保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的對抗為中心。在里根時期這種聯合主要還是一種策略性，到了克林頓時代，國內混亂則迫使道德價值爭論在小布什共和主義時期成了頭等重要的議題。現在它已成了新保守主義運動道德議程的核心。
這種意識形態的鞏固在國內國外均有另外的意義。在國際場合，鼓吹“美國價值”優越性以及它們以適合所有人類的“普遍價值”面目出現將是不可避免的。這會把事情弄得像是美國在世界舞臺上進行一場“文明價值”（據說如此）的“十字軍遠征”（這倒的確是）。美國的全球行為中包含的民族主義將會變得露骨，道德圣戰感將會影響日常外交，尤其在涉及以巴沖突時，在這種沖突中對哈米吉多頓有著強烈信仰的美國基督教右派將會把它看成決定自身命運的事情。美國的道德優越感將在國內取消公開對話和說理交流可能性的同時，在世界其余各地激起對抗。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義轉折在世界地緣政治關系中創建了一種氛圍，這種氛圍與在克林頓任期的多元文化新自由主義下所追求的完全不同。
但如果把這種新保守主義轉折看成美國例外才有或一家獨有的現象，將是錯誤的，即使美國有一些其它地方或許沒有的特殊要素。在美國，這種道德價值主張嚴重依賴于對民族、宗教、歷史、文化傳統和類似思想的訴求，這些思想無論如何決非限于美國。例如，日本和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近些年來尤為引人注目，在這兩種情況下，這種情緒都可看成對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先前社會聯系紐帶解體的一種矯正。文化民族主義的洪流在現今組成歐盟的舊民族國家（例如法國）里也開始活躍起來。宗教和文化民族主義也在印度民族主義黨最近成功輸入新自由主義實踐的做法背后為其提供了道德支撐。在伊朗革命中對道德價值的祈禱和隨后的獨裁主義轉向，并沒有導致完全放棄新自由主義實踐，即使該革命本來志在抵制放縱的市場個人主義帶來的墮落。類似的推動可用來解釋在諸如新加坡和日本之類的國家中流行的，與美國“墮落”（他們是這樣看的）的個人主義和無定形的多元文化相比時的一貫道德優越感。在這方面，新加坡的情況尤有教益。在基于被包圍島國（從馬來西亞聯邦分離以后）、儒家價值觀、以及最近適合于其在國際貿易世界里所處地位的一種獨特形式的世界性倫理的思想上造成了道德團結的同時，它把市場領域的新自由主義與嚴厲強制而獨裁的國家權力結合了起來。
很清楚，在每一種新保守主義都想訴諸嚴厲的強制作法，而每一種又都標榜自己特有而想象為優越的道德價值的情況下，新保守主義運動的鞏固就會存在危險。看起來似乎為新自由主義內部矛盾提供了答案的東西，也會非常容易地出問題。實際上，新保守主義權力的擴散，雖然在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中有著不同的基礎，卻都突出強調墮入民族主義競爭甚至可能是戰爭狀態的危險性，如果不是文明徹底崩潰的話，像亨廷頓一類的人曾錯誤地看作不可避免的世界現象那樣。這里如果有必然性的話，那么它也是僅僅來自于向新保守主義的轉變，而非來自于關乎文明差別的永恒真理。因此這種“必然性”就可以很容易地通過放棄新保守主義方案，轉而尋求其它替代方案來解決新自由主義矛盾（如果不是完全替代新自由主義的話）。這就是下面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
其它可選方案
我們的任務既是理解世界，也是如馬克思很久以前所說的改造世界。但如果改造前景不是已經潛伏在現有條件下，從而現有社會秩序就無法改造的話，如果除了在上代人傳給我們的歷史和地理條件下我們就無法設想創造自己的歷史和地理的話，那么深入探討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地理和隨后的新保守主義轉折的目的，就在于從現有條件下探尋可行的未來。
達到這一目的的道路有兩條。我們可以考察反對新自由主義運動的豐富資料，從中過濾出基礎廣泛的各種反對計劃的精華。或者，我們可以求助于對我們現有條件（這種分析我在這里已有所進行）的理論和實踐分析以定義可選方案。走后一條道路無論如何決不是認為現有的反對運動是錯誤的或者認為他們的理解有著某種缺陷。出于同樣理由，各種反對運動也不能假定認為這種分析性成果與他們的事業無關。任務在于要啟動兩條道路上的人們之間的對話，由此加深對于各種可能性和可行性選擇的集體理解。
新自由主義曾在自身內部和外部滋生出一長串的反對運動。這些反對運動中的許多都與主導80年代的以工人為基礎的運動有著根本區別。注意我說的是“許多”而非“所有”。傳統的以工人為基礎的運動無論如何不能說是消失了，哪怕是在其權力因遭新自由主義打擊而大為削弱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南韓和南非，80年代曾經出現過生氣勃勃的工人運動，而在拉美許多國家工人階級政黨正在興起，如果說還沒有掌權的話。在印尼，一場公認的有著巨大潛在重要性的工人運動正在為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斗爭。在中國，工人騷動的潛能是很巨大的，雖然前景如何很難預料。在美國，在過去一代里曾因為文化民族主義、宗教和反對各種社會運動的緣故而一貫投票反對自身物質利益的工人階級群眾，很難說將永遠鎖定在這種由共和黨還有民主黨的陰謀詭計而造成的這樣一種消極政治里。由于事物發展的曲折性，沒有任何理由排除在未來年月里以工人為基礎的政治復蘇的可能性，這種工人政治將會強烈反對新自由主義。
但是反對剝奪式積累的斗爭激起了有著各種極為不同路線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斗爭。部分因為造成這些運動的特定條件，他們的政治取向和組織方式都和那些典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治極為不同。例如，薩帕塔主義者的反抗就不追求奪取政權或者完成一場政治革命，而是追求一種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來使整個公民社會行動起來，更為公開靈活地尋求替代方案以滿足各種不同社會群體的特殊需要，使得他們能夠改善各自的命運。在組織上，它有意回避先鋒隊主義，拒絕采取政黨形式。它更樂意保持一種國家內部的社會運動的形式，努力造成一種政治勢力團體，在其中本土文化處于中心而非邊緣地位。由此它尋求在現政權邏輯內部完成某種類似于被動革命的東西。
所有這些運動的后果就是使得各種政治組織在面目上與傳統政黨和工人運動相去甚遠，而組織成包括整個公民社會的較為渙散的從事社會行動的政治勢力。但在內涵上有所失，在外延上就會有所得。它從對日常生活和斗爭的本質的深入中汲取力量，但在這樣做的同時，它經常發現難以從地方性和特殊性事物中脫出身來，以理解新自由主義剝奪式積累整體上在過去和現在都是怎么一回事這種宏觀政治問題。這種斗爭的多樣性過去是、現在還是僅僅吸引眼球而已。甚至很難想象他們之間會有什么聯系。他們過去是、現在還是一種關于抗議運動的不穩定混合物的各別部分，這些抗議運動在80年代期間和以后曾席卷世界并且越來越成了新聞頭條。這些運動和反抗不時被殘忍的暴力所壓服，這種暴力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以“秩序和穩定”名義行事的國家政權。在其它地方它們造成了種族間暴力沖突和國內戰爭，就像剝奪式積累在一個資本主義勢力實施分而治之策略占主導的世界里造成劇烈的社會和政治競爭一樣。得到軍事支持或者在某些情況下也得到主要軍事機器國家（有美國領導，而英法扮演了次要角色）所訓特殊部隊的支持的附庸國，帶頭實行系統性的鎮壓和清算措施，以嚴厲控制那些挑戰剝奪式積累的激進運動。
這些運動本身就已產生許多關于替代方案的思想。有些方案追求全部或部分割斷與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壓倒性權力之間的聯系。另外一些方案追求通過改革或解散諸如IMF、WTO、世界銀行之類的強大組織，以尋求全球的社會公正和環境公正。還有一些強調“收回公共資源”這個主題，由此表示當前斗爭是對長期以來斗爭以及貫穿整個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痛苦歷史時期的斗爭的深入繼續。一些人憧憬著群眾運動，或一場在全球公民社會內部的運動，以對抗新自由主義秩序的分散的離心的勢力，而另一些人更為溫和地指望進行新的生產與消費體系的本地試驗，這些體系是由完全不同種類的社會聯系和生態實踐所引致的。也有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更為傳統的政黨結構上，這種政黨結構以取得政權作為通向全球經濟秩序改革的第一步。許多這些各不相同的流派如今在世界社會論壇上走到了一起，以便確定他們之間共同的東西和建立一種能夠對付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各種變體的組織力量。在這方面有許多東西是值得欽敬和鼓勵的。
但是從這種分析中能得出什么結論呢？首先，社會民主主義折衷方案和隨后新自由主義轉折的整個歷史，都指明了階級斗爭無論在阻止還是復辟階級權力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我們確實經歷了在上層社會方面一整代復雜的階級斗爭，這種斗爭是為了復辟或者（象在中國和俄羅斯那樣）為了構建一個壓倒性的階級權力，雖然這一事實曾被有效地加以掩蓋。向新保守主義的進一步轉變，很能說明這個階級為了保持和提升自身權力將走多遠并將采取何種戰略。而所有這一切均發生在最近幾十年，在此期間許多進步人士在理論上卻已相信階級是個毫無意義的字眼，而迄今為止在階級斗爭中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那些機構也遭受了嚴重打擊。因此，我們必須記取的第一個教訓就是，如果一種東西看起來像階級斗爭，并且按階級斗爭的樣子行事，那我們就必須名副其實地稱之為階級斗爭。大多數群眾或者順從于這個壓倒性階級權力所設定的歷史和地理軌道，或者必須用階級的方式進行應對。
這樣提問題不是為了緬懷無產階級運動時期的某種逝去的黃金時代，也不是意味著必然（如果曾經有過這種必要的話）存在某種關于無產階級的簡單概念供我們訴求，以作為歷史轉變的首要（更不用說是唯一的）代理人。實際上并不存在我們可以依賴的烏托邦式馬克思主義幻想的無產階級領域。指出階級斗爭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不是說階級構建的方式是預先決定的，甚至是可以預先決定的。階級運動是在不由自己選擇的條件下展開的。分析表明，這些條件當前已經分為兩支：一支是圍繞擴大再生產進行的運動，其中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和確定社會工資的條件是問題的中心；另一支是圍繞剝奪式積累進行的運動，從通過實踐進行原始積累的古典形式造成的文化、歷史和環境破壞，到金融資本的現代形式造成的掠奪，所有這一切都成了抵制的焦點目標。找出這些不同的階級運動之間的有機聯系，是一項緊迫的理論和實踐上的任務。但是分析還表明，必須在資本積累的一種歷史地理軌跡中來做到這一點，這種資本積累立足于一種跨越時空的不斷增長的聯系，且因不斷加深的地理性不平衡發展而尤為醒目。這種不平衡必須被當成由資本積累過程所積極造成和維持的某種東西來理解，不管在文化視野和社會視角出現的過去事物殘余的跡象可能會多么重要。
但是分析也強調指出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程序內部可資利用的矛盾。辭令（為一切人帶來好處）和現實（只為少數統治階級帶來好處）之間的鴻溝隨著時間和空間而不斷增長，各種社會運動已經做了許多工作來促使人們注意這種鴻溝。市場就是競爭和公平的想法，越來越為大公司和金融勢力的超常壟斷、集中化和國際化的事實所否定。國內（如象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南非）和國際上階級和地區間不平等的驚人增長提出了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這個問題再也不能用諸如通向完美新自由主義世界的“轉型”階段這樣的托辭來敷衍掉。新自由主義越是被看作失敗的烏托邦工程，這項工程僅是為了掩飾成功復辟階級權力的另一項工程，它就越是為群眾運動的興起奠定基礎，這種運動將會提出平等主義的政治要求并且追求經濟公正、公平貿易和更大的經濟安全。
新自由主義下權利討論的興起，在帶來問題的同時也提供了機會。即使訴諸于最普通的自由主義權利概念，也能形成強大的可用來批判新保守主義的獨裁主義的“抵抗之劍”，尤其是在“反恐戰爭”處處（從美國到中國和車臣）都作為縮小市民和政治自由的借口而部署起來的情況下。要求承認伊拉克自決權和主權，這越來越高的呼聲是一個可用來阻止美帝國主義企圖的強大武器。但是還可以定義其他替代性權力束。我在別的地方曾論證了一束權利，包括生命機會權、政治結社和“好的”治理權、由直接生產者控制生產權、人身不可侵犯權和完整權、進行批評而不必擔心報復的權利、體面的健康的生活環境權、未來幾代人們對公共財產資源生產空間的集體控制權、差異權以及內在于作為物種我們所處地位的各種權利。對作為塑造我們生活的主導過程的無止境資本積累的批評，要求同時批評那些內在于這種過程的特殊權利——個人財產權和利潤率權利——反過來也是一樣。因此，主張一個不同的權利束，也就提出了指定一個主導性社會過程的義務，這些權利是這個過程所內在固有的。
關于新保守主義為了自身的權威與合法性而尋求道德制高點的問題，也可得出類似的論點。道德共同體和道德經濟的思想從歷史上來說與左派并不矛盾，許多反對剝奪式積累的運動也都在積極用道德經濟的術語表達構建替代性社會聯系的主張。道德并不是一塊僅由反動的宗教右派定義的專利領域，這種宗教右派由媒體霸權所動員，并通過由公司金錢權利所主導的政治進程來表達。在道德辯論的一片混亂中實現的統治階級權力復辟必須加以抵抗。所謂的“文化戰爭”——不管其中一些曾被怎樣地誤導——不應僅僅作為不受歡迎的干擾因素（如一些傳統左派所主張的那樣）而從階級政治中拋棄掉。實際上，新保守主義內部道德討論的興起，不僅證明了在個體化新自由主義下對于社會解體的恐懼，而且證明已經出現了廣泛的道德反感以反對新自由主義世界造成的疏遠、混亂、排斥感、邊緣化和環境退化。把這種道德反感轉化為文化的、進而政治的抵抗，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特征，對于這個特征需要正確地加以解讀，而不是簡單地逃避。對于這種文化斗爭與反抗階級權力統治的斗爭之間的有機聯系，需要進行理論和實踐上的探討才能明了。
但正是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深刻的反民主性質，理所當然地應該成為政治斗爭的主要焦點，這種反民主傾向得到新保守主義者的權威主義的支持。在名義上“民主”的國家里，例如美國，民主缺乏的現象現在是很嚴重的。在那里，政治代議制受到了金錢權力的損害和腐蝕。基本的制度安排存在著嚴重的偏向。來自不足總人口20%的二十七個州的議員，在決定立法議程時有著過半數的投票權，為支持現任者，粗暴地任意劃分議會選區制也被司法體系認為是合乎憲法的，而司法體系本身也越來越充塞著新保守主義偏見的政治任命人員。象美聯儲這樣的有著巨大權力的機構，則不論怎么說都不受任何的民主控制。國際上這種情況尤為嚴重，因為諸如IMF、WTO和世界銀行這樣的機構是無需負什么責任的，更談不上對之施加民主控制了，而NGO也是在沒有民主因素或民主監督的情況下進行操作的，不管其行動有著多么良好的愿望。
由于在任何具體情況下概念的含義都必須重新加以解釋以考慮當前條件和可能性，因此重提對民主治理的需求和對經濟、政治和文化平等與公正的需求，不等于主張向著過去黃金時代的某種回歸。古代雅典時期的民主含義與我們今天要賦予它的含義幾乎沒有共同之處，因為今天我們生活在包括圣保羅、約翰內斯堡、上海、馬尼拉、舊金山、利茲、斯德哥爾摩和拉各斯在內的如此多樣的環境下。但這里核心要點在于：正是在橫跨全球的范圍內，從中國、巴西、阿根廷、臺灣、韓國到南非、伊朗、埃及，從東歐到現代資本主義核心地帶的所有那些正在斗爭中的國家，它們都有著各種團體和社會運動，這些團體和運動正在集結起來以爭取實現包含某種版本的民主價值的改革。
美國領導人曾在相當的公眾支持下向全世界推銷這一思想：美國新自由主義價值觀是通用的和優越的，這些價值觀由于是人類文明的核心因而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今世界已經到了這種地步，它開始拒絕這種帝國主義姿態，并把一套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反過來推向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心臟地帶，這些價值觀是一種可用之達到社會平等以及經濟、政治和文化公正的開放性民主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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