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世紀之問及其正解

二十世紀的世紀之問及其正解　　

晨明　　

二十世紀，有兩個著名的、堪稱世紀之問的問題，被進步人士提了出來。

一個是一九四五年在延安窯洞里由黃炎培老先生向毛澤東提出來的。他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可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

一個是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提出來的。他說：“我想，在人類謀求和平與幸福的努力之中，即使能解決其他所有的問題，到最后還會有一個問題無論如何不能解決，那就是權力的罪惡問題。……以往的歷史，可以說是循環往復的過程。打倒一個罪惡的體制，新的體制又會暴露出新罪惡。”

一個名為歷史的“周期律”，一個說是歷史的“循環往復”，都是作為帶有規律性質的問題被提出來。這兩個問題，至今還被人們普遍的議論著、爭論著。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生死存亡問題，民主問題，權力問題，仍然是中國和世界的焦點話題。因此，當年提出這兩個問題，不是黃炎培先生和池田大作先生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矛盾發展對人們思維的撞擊。可以說是智慧者的思考，社會進步的憂慮，世界人民的普遍關注，將其稱為世紀之問可以說是恰如其分的。這兩個問題，前者是黃炎培先生當面向毛澤東提出來的，后者是池田大作先生在自己的文章《權利的罪惡》中申述的。這兩位先生提出這些問題，表明他們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已喪失信心，因為在他們看來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在世界都沒有解決周期率和權利罪惡的問題。他們在提出問題時，都流露出對于一種新社會、新制度的向往，并且他們都同情民眾和最痛苦的弱者。所以他們提出的問題也是一個進步的、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的、人類社會必須做出正確回答的問題。事實上，毛澤東對這兩個問題都已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做出正確回答，給出了正解：一個是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一個是人民權力。

針對黃炎培的問題，毛澤東當時就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一問一答，被人們譽為“窯洞對”。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第一，黃炎培提出的周期律是私有制社會的周期律，符合歷史事實，他能總結出來很不簡單，而今天的主流政治學家和主流經濟學家至今還沒有看到，足見這幫驕傲的家伙是多么落后。第二，毛澤東的回答包含一個前提、兩層意思。一個前提就是毛澤東承認人類社會發展存在這樣一種周期律，共產黨也不可能自然地永葆青春。兩層意思：前半部分是十分自信地肯定，我們已經找到“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這種新的民主可以打破黃炎培所說的周期律。后半部是毛澤東對于這種新的民主的內涵，以及其優越性，作出的清晰解釋——“人人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毛澤東闡述的新的民主思想，當時就受到黃炎培老先生的稱贊，認為毛澤東的民主可以打破周期律。

毛澤東不僅這樣說了，而且一直帶領人民努力這樣做，實踐這條民主新路。一九五四年憲法強調社會主義原則和民主原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已經涵蓋了資產階級憲法規定的所有的民主自由條款。一九五四年憲法又規定：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制，國家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為人民服務。這些又是資產階級憲法不可能有的條款，表明社會主義民主高于資產階級民主。一九五六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公有制經濟制度初步確立，國家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一方面是所有制方面出現的新矛盾需要認識和解決，一方面是新的經濟基礎必然要求新的上層建筑與其適應。同時，蘇共二十大揭開斯大林犯錯誤的蓋子和開了修正主義的先河，也迫使全世界共產主義者對于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教訓作深入思考。毛澤東在調查研究基礎上發表的《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是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人結合我國實際初步思考的結晶。這兩篇文獻堪稱社會主義民主與科學的宣言。其中提到的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擴大企業自主權，兼顧國家、集體、個人利益，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鎮反要少捉少殺、機關里的反革命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共產黨開門整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等，都與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有關。特別是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偉大的社會主義民主實踐。為民主而民主的的實踐從來都是不存在的。任何階級的民主運動都是為著摧毀舊的經濟制度和國家機器、建設新的經濟制度和國家政體、改造舊文化、建設新文化，而發生的。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說，：“假如無產階級不能立即利用民主來實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證無產階級生存的各種措施，那末，這種民主對于無產階級就會毫無用處。”（《馬恩選集》第一卷第220頁）社會主義民主的根本任務就是鞏固和發展公有制、反對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修正主義）、反對帝國主義侵略，造成一種既有自由又有紀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把我國建設成一個繁榮富強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一九七五年憲法根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在一九五四年憲法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四條內容：1，國家保障公共財產不可侵犯。2，國家保障人民行使“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保護公民罷工自由。3，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以工農兵代表占主體組成。4，各級國家工作人員必須參加集體生產勞動。這些增加，從實踐上使毛澤東倡導的民主新路更加清晰明白的擺在人們面前。這種新的民主就是無產階級的大民主，是工人階級為核心的廣大人民普遍享有、便于實行、效果明顯的民主；這種新的民主就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起來揭發黨和政府的陰暗面、讓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逐步監政參政管理國家、真正當家作主的民主；這種新的民主也是保證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干部不脫離群眾、不蛻化變質的民主。正是這種民主，正是文化大革命，鞏固了社會主義基礎，保證了黨的朝氣和先進性，加強了黨和人民的聯系，陳永貴當了副總理還靠工分吃飯，王進喜吳桂賢仍拿工人工資，廠長和工人一起參加勞動，將軍和士兵一樣著裝，平等、勞動、尊重人民的新風氣初步確立，為避免周期律的重演，建設了一道真正的銅墻鐵壁。近三十年來，正是由于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取消了大民主，黨內腐敗才屢禁不止，黨的威信跌落，政殆宦成，周期律又成人們的熱議話題，黨和社會主義生死存亡的問題又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使我們認識到，資產階級民主過去和現在都不能使共產黨避免周期律，x理論更不能使共產黨避免周期律，只有毛澤東提倡的無產階級大民主才是周期律問題的正解，才能使避免周期率成為可能。　　

池田大作所指的權力顯然是官僚特權和資本特權，因為他說“權力這個東西確實具有反民眾的作用”，他要求“不要用自己擁有的權力為自己謀利益，而要時時考慮為最痛苦的人服務”。所以我們說池田大作提出的問題具有進步意義，和吳敬璉等人詛咒權力有根本不同。他試圖自己對自己提出的問題作出解答：“新的體制要想終止產生新罪惡的惡性循環，就只有在體制所擁有的權力之上裝上有積極意義的車閘。為此，必須在掌權者的內心，進而在所有人的內心，裝上抑制權力的車閘。”這種基督勸世式的好心，在實踐中是無法實現的，怎么在掌權者內心裝上抑制權力的車閘？并沒有答案，說了等于沒說。池田大作仍是提出問題卻沒有給出正確的答案。同一時期，毛澤東對權力問題也進行了深刻思考，特別是對共產黨掌權的問題做了前無古人的深入思考。他說：“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人民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共產黨最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人民群眾。”毛澤東并不否定和詛咒一切權力。只要階級還存在，權力就為社會所必需，任何階級都把權力看得如同柴米油鹽一樣不可或缺。吳敬璉等高喊“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但是他們真的不要權力了嗎？他們叫喊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正是為了建立和保護他們的權力嗎？當今世界有三種權力，一種是資本特權，一種是官僚特權，一種是人民權力。吳敬璉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本質是反對人民權力，要的是資本特權官僚特權；無產階級反對的是官僚特權和資本特權，張揚人民權力。毛澤東首先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官僚特權和資本特權的合理性，不僅沒收了官僚資本的財產，對民族資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且也不允許官僚資產階級的特權在共產黨領導人身上復活！毛澤東強調共產黨的權力是人民給的，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官僚特權存在的合理性，也不承認所有的共產黨領導干部都具有掌權的合理性。既然我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權力就應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除此而外毛澤東不承認共產黨有任何其它特權。這是毛澤東對權力問題的第一層思考。

共產黨也是一分為二的，黨內有馬克思主義者，有修正主義者，也有一些意志薄弱的蛻化變質分子。不同的人對待權力的態度是根本不同的。馬克思主義者把權力看成是人民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修正主義者利用權力改變所有制復辟資本主義，蛻化變質分子利用權力為個人謀利益。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就警告說：“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囯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么，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毛選五卷第325-326頁）毛澤東承認共產黨的領導干部中有可能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直到文化大革命振聾發聵地提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使人們第一次明白，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的矛盾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就是篡奪和改變人民權力、制造權力罪惡的罪魁禍首。當了大官保護大官的利益，利用管理權改變所有權，正是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主要特點。文化大革命正是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張揚人民權力，限制和取消官僚特權資本特權，才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獲得了長足進步，黨的干部關心群眾、密切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蔚成社會風氣，權力為個人謀利益的的歪風得到有效遏止。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全國千萬新老干部受到鎮壓，幾十萬黨員被開除黨籍，數萬干部被判刑，卻幾乎聽不到因貪污被處理的案例。許多人至今受人民稱贊。近三十年來，黨內走資派提出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就是利用篡奪的權利為他們自己服務的、反民眾的口號。在這個口號下，集體經濟、公有經濟被一個個搞垮、改制變賣，國有土地、集體土地、礦山資源被肆意賣掉、林業資源砍伐殆盡，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人民財產被官僚腐敗分子裝進自己腰包，官僚特權、資本特權搞得天怒人怨。事實證明，毛澤東關于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論斷是非常英明的，完全符合中國國情、黨情的。而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的說法：“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干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干力量”，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按照這個邏輯，胡耀邦趙ziyang應該算是骨干中的骨干，那么為什么又被xxx自己打倒呢？理由又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李銳攻擊共產黨一開始就阻斷了人類文明進程，萬里制造小崗村假典型、反對合作化、為自己家族斂財、學資產階級口吻質疑共產黨的合法性，辛子陵至今仍在公開否定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道路，難道他們能夠稱為社會主義的骨干嗎？　　

怎么防止權力的罪惡呢？在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用人民權力代替資本權力和官僚特權。在社會主義國家，就是要落實憲法規定的一切權力歸人民的準則，明確社會主義國家的管理主體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工人階級廣大人民，讓人民起來監督和直接掌握運用自己的權力，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人民自己當家做主就不會用權力反對自己，就能消除“權力”具有的“反民眾的作用”。這在邏輯上不難理解，在事實上已經有了文化革命的先例。這里應該說明，消除權力的反民眾作用，是進步，不是罪惡。

人民直接掌握和運用全部權力，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和分工尚且存在等原因，立即實現是不現實也不可能的。但是必須立即確立這個原則和方向，一步步努力實現它。共產黨在當前就要領導工人階級廣大人民，恢復公有制，通過與走資派的斗爭，爭取監督權、參政權、立法和否決權，逐步走向直接管理國家。同時教育廣大干部不脫離集體生產勞動，不脫離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文化大革命中，官僚特權受到批判和限制，人民不怕官，不怕資本家；徹底否定了文革，人民又重歸官僚特權和資本特權的壓迫之下。這個教訓也雄辯的說明，在對待池田大作提出的解決權力罪惡的問題上，毛澤東用人民權力限制和取消官僚資本特權的理論和實踐又是唯一正確的。

中國有毛澤東這樣的二十世紀最偉大最先進的思想家，全世界進步人士都承認，黨內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卻指使一批流氓文痞千方百計的詆毀他。這些人讓中國在世界蒙羞，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實在太卑鄙可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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