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提出：共產黨執政后面臨的新問題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毛澤東在1956年底提出來的。1956年11月13日，他在《國家預算要保證重點建設又要照顧人民生活》一文中說：“國內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但是應該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動……人民內部的問題和黨內問題的解決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2]（p160）這是他在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明確區分敵我和人民內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11月15日，他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3]（p325）他在這里說的“別的方面的矛盾”和“新的矛盾”，主要就是人民內部矛盾。
同年12月4日，毛澤東在給黃炎培的一封信中，第一次較為完整地闡述了他的兩類矛盾的學說：“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決。有兩種揭露和解決的方法：一種是對敵（這說的是特務破壞分子）我之間的，一種是對人民內部的（包括黨派內部的，黨派與黨派之間的）。前者是用鎮壓的方法，后者是用說服的方法，即批評的方法。我們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了（即是說還沒完全解決，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還將在一個長時期內存在。另外，還有少數特務分子也將在一個長時期內存在），所有人民應當團結起來。但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仍將層出不窮，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4]
同年12月8日，他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中，第一次提出了我國“人民內部”的內涵。他說：“共產黨、政府、民主黨派、工人、農民、工商界，包括恢復了選舉權的地主，都屬于人民內部。在人民內部，有缺點，有問題，要從團結出發，用批評自我批評的方法，提出意見，提出要求，解決問題，達到團結。”[2]（p174-175）
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題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全面、系統而深刻地闡述了關于正確區分和處理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毛澤東為什么要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呢？從他在發表《正處》前后的一些講話來看，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提出，是為了適應社會關系和黨的任務的新變化。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成了新中國的執政黨。特別是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國階級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資產階級作為一個完整的階級已經不存在了，階級斗爭只是在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人民內部矛盾成為國內政治生活的主題。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同階級敵人作斗爭，這是過去政治的基本內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權以后，這個政權同人民的關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內部的關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壓服而是說服。這是一種新的政治關系……過渡時期完結、徹底消滅了階級以后，單就國內情況來說，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內部的關系。”[2]（p351-352）也正如他在《正處》中所指出的：“現在的情況是：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階級同地主、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和斗爭已經不再是整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人民內部矛盾日益凸現出來，整個社會處在一個“由階級斗爭到向自然界的斗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2]（p289）的重大歷史轉變時期。這個時期黨的基本任務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2]（P216）。而要把全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把一切積極因素都調動起來，就必須緊緊抓住國家政治生活的新主題，正確區別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尤其要學會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
第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執政黨建設面臨的一個新課題。共產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始終是黨的建設的極為重要的問題。共產黨執政之前，共產黨人作為人民的一分子，領導人民同內外反動派作斗爭，為國家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勇于犧牲自己的一切。在強大的敵人面前，共產黨離開了人民的掩護和支持，自己就不能生存。因此，那時共產黨與人民休戚與共，很少有什么矛盾。即使與人民產生了這樣那樣的矛盾，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也很容易較好地處理和化解。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在戰時，要密切聯系群眾，要官兵打成一片，軍民打成一片。這時候，我們有一些缺點，人民還諒解我們。現在是在平時，又不打仗，就是訓練，如果不堅持密切聯系群眾，人民對我們的缺點很自然地就難于原諒了。[2]（p286）而領導社會主義建設是全新的工作，共產黨總是會出現這樣那樣的缺點或錯誤的。這樣，當然就會使人民內部矛盾比戰時更加凸現出來。本來，共產黨是一向注意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毛澤東倡導的用以解決黨內矛盾的“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被“推廣到了黨外。在各抗日根據地里，我們處理領導和群眾的關系，處理軍民關系、官兵關系、幾部分軍隊之間的關系、幾部分干部之間的關系，都采用了這個方法，并且得到了偉大的成功。”[2]（p210）為什么現在又覺得是新問題呢？毛澤東說：“這是因為過去國內外的敵我斗爭很尖銳，人民內部矛盾還不像現在這樣被人們注意的緣故”。因此，“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在整個人民內部繼續推廣和更好地運用這個方法。”[2]由于新中國是在長期的戰爭后誕生的，新中國成立的時間又不長，人們用戰爭年代解決階級沖突那種方式來解決矛盾的思維方式還沒有完全轉過來。因此，當時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上，一方面是人民內部矛盾大量出現，已經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另一方面，我們黨內的許多人對人民內部矛盾“還不認識，還企圖用過去的方法對待新問題”；不少人分不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還在試圖“用解決第一類矛盾的方法去解決第二類矛盾”[2]（p289）。就拿“雙百方針”來說，“地委書記、地區專員以上的干部約一萬多人，其中是否有一千人是贊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都很難說，其余十分之九還是不贊成的，這些都是高級干部呢”[2]（p257）！
這種情況，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現在我們要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不像過去搞階級斗爭（當然也夾雜一些階級斗爭），心中無數是很自然的。無數并不要緊，我們可以把問題好好研究一下。”[2]（p260）這就是說，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成為社會生活的主題之后，教育全黨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提高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本領，就成為執政黨建設的一個新的重大課題。
第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證明，是否善于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關系黨和社會主義的命運。毛澤東之所以要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也是鑒于蘇聯和東歐一些共產黨在這方面的教訓。1956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了一些引人深思的問題：赫魯曉夫上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波蘭、匈牙利等先后發生大批人民群眾上街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政治事件；受這種形勢的影響，我國一些地區也出現了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等少數人鬧事的情況。這些情況，不能不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關注，他從這些事件中看到了共產黨執政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極端重要性。他認為，看不到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矛盾，是斯大林的重大失誤。他深刻地指出：無論什么社會，“都是充滿著矛盾的。有些人說社會主義社會可以‘找到’矛盾，我看這個提法不對。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滿著矛盾”[2]（p322）。他認為，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斯大林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給了赫魯曉夫以口實。他說：蘇聯“開頭幾年還可以唱反調，有些言論自由，以后就只許講黨和政府的好話，不許講壞話，不能批評，搞個人崇拜。斯大林常常把兩種矛盾混淆起來了”[2]（p253）。而匈牙利之所以發生人民群眾上街反對黨和政府的事件，也是因為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沒有處理好，黨和國家機關的“官僚主義，脫離群眾，工業方針錯誤，工人減薪，資本家簡單地被打倒，知識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沒有鎮壓”[1]（p361）；而“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動派同帝國主義者相互勾結，利用人民內部的矛盾，挑撥離間，興風作浪，企圖實現他們的陰謀。匈牙利的這種教訓，值得大家注意”[2]（p211）。同樣，我國之所以發生少數人鬧事，也是因為人民內部矛盾沒有處理好，“更重要的因素，還是領導上的官僚主義”[2]（p236）。因此，“為了從根本上消滅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2]（p238）。
毛澤東從蘇聯、東歐國家和我國自身的教訓中，敏銳地看到了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特別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極端重要性：它是關系到我們黨會不會變質，國家能不能穩定和發展的極其重大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才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整風稱為“天下第一大事”。
由此可見，毛澤東的確是從加強執政黨建設的角度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正如他自己所說的：“社會的關系根本變化了，人們的思想意識也在隨著變化。我們黨和工人階級要能夠進一步地更好地領導全社會的改造和新社會的建設，要能夠更好地調動一切積極力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并且將消極力量化為積極力量，為著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標而奮斗，必須同時改造自己。”[1]（p451）他在這里說的是黨“改造自己”，也就是加強黨的建設。
二、共產黨執政后的人民內部矛盾主要是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
毛澤東在談到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曾經說過：“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所謂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他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2]（p205）在我們國家，由于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社會的一切矛盾都要在黨的領導下去解決。因此，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矛盾，是所有人民內部矛盾中最重要的矛盾。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主旨，是要求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者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要用戰爭時期處理敵我矛盾那種方式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
從《正處》及以后毛澤東對人民內部矛盾的論述來看，他也主要是從黨和人民政府與工農群眾、與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與民主黨派、與少數民族等方面的關系來展開的。
在黨和政府與工農群眾的關系上，共產黨執政以后，容易產生以“救世主”或“統治者”自居，因而脫離工農群眾，甚至欺壓工農的傾向。毛澤東指出：“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3]（p325）他強調：“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誰來行使專政呢？當然是工人階級和在它領導下的人民。專政的制度不適用于人民內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壓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間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這和壓迫人民的敵人的專政是有原則區別的。”[2]（p206）這就告訴我們，工農大眾是人民政權的領導力量和階級基礎，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依靠力量。因此，“共產黨人在勞動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時候必須采取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決不允許采取命令主義態度和強制手段”[2]（p211）。他十分注意反對干部中的官僚主義和防止出現特權階層的問題，指出：“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么，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3]（p325-325）他強調說：“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是我黨從來經常說的走群眾路線的問題。共產黨員要善于同群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黨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1]（p547）他再次從社會主義命運的高度，論述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性.在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上，共產黨執政以后容易滋生排斥民主黨派和黨外人士的宗派主義傾向。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關于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中指出，在黨與黨外人士的關系上，黨內還存在“不正確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對黨外人士發號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黨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溝、高墻，不講真話，沒有友情，隔閡得很。黨員評級評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權，黨員高一等，黨外低一等。黨員盛氣凌人，非黨員做小媳婦。學校我黨干部教員助教講師教授資歷低，學問少，不向資歷高學問多的教員教授誠懇學習，反而向他們擺架子”[1]（p477）。1956年12月24日，他在《對中央轉發統戰部關于加強地方政協工作意見的指示稿的批語和修改》中提出：“對于有些在黨外人士面前愛擺老爺架子，宗派主義作風極為嚴重的同志，應當認真地給以批評和教育，端正他們的態度和作風。”[1]（p276）他強調：“我們要加強黨內的自我批評和依靠廣大勞動人民的監督來克服缺點和錯誤，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我們還應當借助于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批評來克服缺點和錯誤。不管他們的批評有許多常常是從右的方面出發的，但是能夠引起注意的所在，使我們能夠及時地解決這方面發生的問題。這也是監督的一個方面。這對于我們黨，對于社會主義事業是有益無害的。”[1]（p146-147）
在黨和政府與知識分子的關系上，由于黨和政府的干部絕大多數是從戰爭年代過來的工農干部，容易出現重經驗輕知識、因而輕視知識分子的傾向。毛澤東說：過去為舊社會服務的知識分子“如何適應新社會需要和我們如何幫助他們適應新社會需要”，“這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2]（p224）。這個矛盾的主要表現是“我國艱巨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盡可能多的知識分子為它服務”，而“我們有許多同志不善于團結知識分子，用生硬的態度對待他們，不尊重他們的勞動，在文化科學工作中不適當地干預他們的事務”[2]（p225）。
在黨和政府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方面，共產黨執政后，容易產生忽視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特殊性，按照一般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對待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毛澤東在《正處》中，強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即“一方面，資產階級分子已經成為公司合營企業中的管理人員，正處在由剝削者變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的轉變過程中；另一方面，他們現在還在公司合營企業中拿定息，這就是說，他們的剝削根子還沒有脫離。他們同工人階級的思想感情、生活習慣還有一個不小的距離”[2]（p223）。他批評了否認民族資產階級還存在兩面性的觀點，提出要“把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當做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2]（p223）。
在黨和政府與少數民族的關系上，由于共產黨人多為漢族，共產黨執政后，容易滋生大漢族主義傾向。漢族和少數民族都是中華民族平等的一員，因此“無論是大漢族主義或者地方民族主義，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團結，這是應該克服的一種人民內部矛盾”；而克服的辦法，“關鍵是克服大漢族主義”[2]（p227）。
1957年1月，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向蔣介石提出的一個口號，就是要各得其所。現在是我們管事了。我們的方針就是統籌兼顧，各得其所”[2]（p186）。這就是說，在共產黨成為執政黨（管事）的情況下，各方面的矛盾都集中在黨這方面。黨只有統籌兼顧各個方面的利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方方面面的矛盾，才能真正做到“各得其所”。
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黨的整風運動的指導思想和主題
毛澤東發表《正處》主要是為了加強執政黨的建設，也從當時全黨對這篇文獻貫徹的實踐中體現出來。
《正處》發表后，全黨立即組織了學習和討論。學習的中心內容是解決黨和國家的領導干部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方面存在的問題。1957年4月19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致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門和國家機關各黨組的通知，要求“限期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討論和執行情況報告中央”，特別要求報告“黨和黨外人士（主要是知識界）間的不正常的緊張氣氛是否有了一些緩和，你們對人民鬧事采取了什么態度；黨內某些人中存在的國民黨作風（即把人民當敵人，采取打擊壓迫方法，所謂人民民主，所謂群眾路線，所謂和群眾打成一片，所謂關心群眾疾苦，對于這些人說來，只是騙人的空話，即是說黨內有一部分人存在著反動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風）是否開始有所變化”[2]（p292）。可見，全黨學習和貫徹毛澤東《正處》的著力點是糾正黨內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方面存在的不良作風。
1957年4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全黨必須認真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社論，指出：“認真地研究和執行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指示，這是當前黨的每一個組織、特別是黨的高級組織和它的負責人員的迫切任務”；這項學習，“對提高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政治水平，鞏固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推進我國社會主義事業，有極其重大的意義”。社論列舉了黨內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提出“需要在全國范圍內再一次大規模地、有系統地整頓黨的作風，展開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才能達到使全黨善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目的”。
1957年4月27日，即毛澤東《正處》發表兩個月后，黨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從中央對整風運動的部署來看，這次整風完全是圍繞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來展開的。
第一，整風運動的指導文件是毛澤東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共中央《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指出：“這次整風運動應當以毛澤東同志今年二月在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和三月在中央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代表中央所作兩個報告為思想的指導。”這個《指示》還認為，這兩個報告的傳達和在黨內的熱烈討論，實際上“就是整風運動的開始”。在整風運動中，始終要抓好對這兩篇文獻的學習。
第二，整風運動的內容是圍繞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來進行的。中共中央《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明確要求“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作為當前整風的主題”。《指示》指出：這次整風，“對于各級領導機關和干部，主要是要檢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情況，檢查對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和‘勤儉建國’方針的執行情況，檢查那些脫離工人群眾、農民群眾、士兵群眾、學生和知識分子群眾的官僚主義現象，檢查那些不從團結六億人民出發、不從團結各民族各黨派和廣大的黨外群眾出發、不從團結全黨出發的宗派主義現象，檢查那些不從實際情況出發的主觀主義現象，而真正地貫徹執行中央關于‘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指示。對于一般黨員，主要的是要求他們懂得：為人民服務；有事和群眾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2]
這就是說，整風運動反對“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2]（p116），都是圍繞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個主題來進行的。反對主觀主義，是反對那種在階級關系已經變化，人民內部矛盾成為社會生活的主題的新形勢下，仍然試圖用革命時期那種急風暴雨式的斗爭方式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反對官僚主義，主要是解決正確對待人民群眾的問題，克服各種脫離甚至欺壓群眾的國民黨作風，避免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激化。反對宗派主義，則主要是解決與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關系問題，克服共產黨員和黨的干部排斥民主黨派、黨外人士和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避免共產黨與其之間的矛盾激化。
第三，把提高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本領作為整風的重要內容。既然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內部矛盾成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那么黨和干部的執政能力，就要體現在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能力上。因此，1957年的整風運動在培養干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能力上下了很大工夫。《中共中央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整風要“同人民內部矛盾的具體解決結合起來”，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實踐中提高正確區別和處理兩類不同矛盾的本領。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關于整風和黨政主要干部參加勞動的指示》，除要求縣以上各級黨政軍主要干部，凡能勞動的，每年抽一部分時間“下田、下工廠、下礦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場所和工人農民一道從事可能勝任的一小部分體力勞動”外，還要求各地黨委在整風中“分別在黨與㈠工人、㈡農民、㈢學生、㈣解放軍戰士、㈤知識分子、㈥民主黨派、㈦少數民族等七個方面之間所存在的各項具體矛盾，分別召集會議，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數，由盲目到自覺”[1]（p447）。也就是在處理具體的人民內部矛盾中提高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本領。
為了提高各級干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本領，黨中央、毛澤東還身體力行，采取了許多有利于化解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措施。例如，為了有利于聽取民主黨派的不同意見，毛澤東提出：“我們可不可以讓人家辦個唱反調的刊物？不妨公開唱反調。”[2]（p253）為了正確對待和處理“少數人鬧事”，毛澤東提出，把“在法律范圍內”的“罷工、罷課、游行示威、請愿”等大民主形式作為“克服人民內部矛盾、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方法，因為官僚主義存在”[1]（p362）。中共中央在《關于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中提出：“為了防止罷工罷課一類事件的發生，根本的辦法是隨時注意調整社會主義社會內部關系中存在的問題，首先克服官僚主義，擴大民主。在工廠方面，應該在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的同時，實行和加強黨委領導下的群眾監督。在學校方面，切實保證學生會、教職員工會、青年團和黨支部會議能夠充分地自由地對學校工作提意見，在有民主黨派的學校，應盡量吸收他們參與學校的管理工作，隨時征求他們的意見。”[1]（p371-372）
雖然，1957年黨的整風運動，后來因出現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干擾而轉了向，但毛澤東開展整風運動的初衷，顯然是為了貫徹《正處》的精神，整頓黨內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方面存在的各種不良作風。即使進行了反右派的斗爭，毛澤東和黨中央也強調：“反右派斗爭是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掃清道路的，我們決不能允許任何人用反右派斗爭來阻塞人民內部的言路，用強制壓服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必須使反右派斗爭的結果，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這個方針的貫徹執行，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培養人民敢講話的空氣。”[4] 至于反右斗爭實際上沒有達到這樣的效果，那是另一回事。
由此可見，毛澤東的《正處》，是針對共產黨執政后社會關系的新變化和黨面臨的新任務，在科學總結我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它的直接目的和具體實踐，是整頓黨內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方面存在的各種不良作風。這就是說，《正處》的根本意義是加強執政黨的建設。只有這樣來理解它的現實意義，才符合毛澤東提出這個問題的本意。
還應該指出的是，毛澤東《正處》一文，不僅成為當時加強黨的建設的綱領性文件，對于今天和今后我們加強執政黨的建設，也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仍然是我們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隨著改革的深入和一些新的階層的產生，我國人民內部矛盾呈現出日益復雜的局面。在新的形勢下提高區分和處理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本領，仍然是執政黨建設的重要內容。因此，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光輝文獻，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永遠是我們加強執政黨建設的偉大綱領。
【參考文獻】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2]毛澤東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澤東選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4]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參考資料[C].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 3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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