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諧社會的提出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學說的運用和發展
1、 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矛盾可以調和
為了更好地論述這一問題，我們的任務首先是要明確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為此，我們不得不大段大段地引證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本人的著作。當然，大段的引證會使文章冗長，并且絲毫無助于通俗化。但是沒有這樣的引證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著作中所有談到國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地方，一定要盡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證，使讀者能夠獨立地了解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全部觀點以及這些觀點的發展。
我們先從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國家的定義看起。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對國家做了如下定義：“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于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和‘理性的形象和現實’。毋寧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站在社會之上的力量來抑制這種沖突，把這種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
這一段話十分清楚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的歷史作用和意義這一問題的基本思想。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形式。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了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
但是，這并不是說國家是調和矛盾的工具。恰恰相反，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一種秩序來抑制階級沖突，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來推翻壓迫者的一定的斗爭手段和斗爭方式。”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既然矛盾不可調和，而且國家也不是調和矛盾的工具，那么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初的國家學說進行理論推導，似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國家存在的條件下就不能建立了。因為有國家存在，就有不可調和的矛盾，有不可調和的矛盾——請注意，是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不是可調和的矛盾，所以人與人之間似乎很難達到真正的不是屬于階級調和論范疇的和諧。
但是，正如歌德所說：“親愛的朋友，一切理論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樹常青。”這要求我們必須考慮現實，而不應當抱住昨天的理論不放，因為這種理論和任何理論一樣，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東西，只能大體上概括出實際生活中的復雜情況。
在馬克思與恩格斯時代，國家之所以是不可調和矛盾的產物，是因為它們大部分是資本主義國家。而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它表現為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這樣就使得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都變為抗性和不可調和的矛盾了。
而社會主義社會是完全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矛盾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矛盾有著本質的不同。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社會是階級對抗消滅了的，是敵我矛盾已經退居到了次要地位的，而人民內部矛盾卻變得突出起來的社會，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已經不是抗性矛盾，而是非抗性矛盾。
既然是非抗性矛盾，這樣的矛盾就有了調和的可能性。雖然對于社會主義非抗性矛盾毛主席早在1957年2月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就提了出來，但對于該矛盾是否可以調和尚未做定論。
那么非抗性矛盾到底是不是可調和的呢？我們從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看起。如果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需要消滅不和諧因素。而不和諧因素的來源恰恰是矛盾。也就是說，如果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非抗性矛盾——諸如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等等仍然是不可調和的話，那么不和諧因素就始終無法真正的消除。這樣真正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存在著國家即存在著階級的時候就不可能建立起來。可是如果這樣認為，就正好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提法相矛盾。
所以說，如果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真正的符合理論邏輯的不屬于階級調和論范疇的和諧社會話，它就規定了至少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社會矛盾不僅是可調和的而且必須是可調和的。這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社會矛盾既是非抗性的，也是可調和的。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職能也同時被賦予了調和本國內部矛盾的職能。
2、 明確了社會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度的形式
和諧社會是從馬克思提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創立無產階級革命學說開始的。馬克思認為只有通過無產階級的革命，消滅剝削階級，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構建和諧社會才具備可靠的前提與基礎。
這里我們必須再強調一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構建和諧社會可靠的前提與基礎。和諧社會是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已經建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不復存在，階級對抗已經消失，社會階層取代了階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社會經濟比較發達，社會穩定，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的基礎上才能構建。這也就是說，和諧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度階段的一個社會而不是馬上就能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立的社會。
我們說和諧社會不能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立，是因為在現階段內我們還存在著剝削和剝削階級，還存在著階級壓迫。為什么說我國不僅有剝削的現象，而且剝削者作為一個階級還存在呢？首先要知道階級是指人們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由于所處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獲得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而劃分出來的不同的社會集團。其實質是由于他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階級是一個經濟范疇，社會劃分為階級，表明了人們在社會經濟關系中所處的不同地位。而在我國，資本家所處的地位與勞動人民明顯不同，獲得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與勞動人民明顯不同。他們正日益成為一種社會集團，而且還是站在勞動人民，無產階級對立面的社會集團。這也就是說，在改革開放后，剝削階級在中國又復活了。
我們說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只有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不復存在的時候才能建立，這與共產黨的基本任務有關。關于這一基本任務列寧同志在《國家與革命》中曾清楚地指出：“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的黨，也就是要教育出一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使它能夠奪取政權并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規劃并組織新制度，成為所有被剝削勞動者在沒有資產階級參加并反對資產階級而建設自己社會生活的事業中的導師、領導者和領袖。” ⑥這就是說，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還存在的時候，在資本家還在殘酷剝削工人的時候，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教育的工人的黨是要讓工人意識到資本主義的不合理的生產關系和它本身的不合理性。一旦工人意識到剩余價值100％是由工人創造的但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那剝奪者就要被剝奪。而工人階級一旦意識到這種不平等，他就不可能再與資本家和諧相處。而這時工人階級的黨就應當領導工人去剝奪剝削者。那么在這種情形下，不僅不可能有和諧，甚至還不可能有和平。
同時我們應看到，既然現實中存在著剝削，存在著剝削階級，那么我們的矛盾就還存在著抗性矛盾和不可調和矛盾。而在這種情況下，即在社會還存在著抗性矛盾的情況下不和諧因素是無法消除的。而不和諧因素無法消除，就使得和諧社會的建立如同天方夜譚一樣，說到底還是一個神話。所以我們說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還存在的時候，在剝削還是一個普遍現象的時候，任何馬列主義的黨的只提和諧不提斗爭的做法其實質都是一種對工人階級的背叛。
我們說中國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壓迫，但同時我們也應當意識到，這種階級壓迫決不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壓迫。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我們的專政還不是大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即我們的無產階級還不是“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為什么說我國的專政不是無產階級的專政呢？因為恩格斯對無產階級專政曾下過這樣的定義：“一開始就得承認工人階級在獲得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應當以宣布它的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范他們。” ⑥這就是對無產階級專政最好的詮釋。但我們的專政不是這樣，我們的所有的官吏還不是可以隨時撤換。所以說我們的專政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
但我們決不是說我們的專政從來就不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因為在我國這種政治制度下出現了一個很危險的趨勢，而這趨勢導致了工人階級丟掉了政權。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曾提到過這一問題：“無產階級受資本主義的壓迫，勞動群眾受資本主義的奴役。在資本主義下，由于雇傭奴隸制和群眾貧困的整個環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縛、限制、閹割和弄得殘缺不全。因為這個緣故，而且僅僅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政治組織和工會組織內的公職人員是受到了資本主義環境的腐蝕（確切地說，有被腐蝕的趨勢），是有變為官僚的趨勢，也就是說，是有變為脫離群眾、站在群眾之上、享有特權的人物的趨勢。” 這就是說社會公仆，社會機關，有可能變為社會的主人，這樣工人階級就有可能失去革命的領導權，工人階級就有可能再次成為被壓迫的階級。為了防止出現這一趨勢，恩格斯指出：“……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兩個正確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但這樣的制度在我國還沒建立，這兩種辦法在我國也還未實施。那么我國的社會公仆有著變為社會主人的可能。而這種曾經的可能恰恰導致了今天的無產階級成為了被統治階級。
如果還有人不承認無產階級成為了被統治階級的事實，就應看看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是如何說的：“由于資本主義剝削的條件，現代的雇傭奴隸被貧困壓得‘無暇過問民主’、‘無暇過問政治’，大多數居民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被排斥在社會政治生活之外。” 現在的狀況與列寧同志說的狀況在現象上并無很大區別，而無產階級專政的現象與資本主義專政的現象卻不應該這樣相像，哪怕這相像僅僅是出于巧合。因此如果我們還有一點實事求是的精神的話，我們就不能說現在是無產階級專政。而這樣一來，無產階級至少從整個階級而言就不是統治階級了。
如果無產階級不是統治階級，那它是什么階級呢？我們知道在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沒有任何的第三階級，如此看來我國的無產階級處于什么地位就一目了然了。而如果在現在這種狀況下還有人不做階級分析地去談和諧社會，我們就很有必要懷疑一下他們的用心了。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完全地滾到無產階級的對立面那一邊去了！
雖然我們不否定今天我國的政治制度，不否認今天的這種政治制度有朝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所說的那種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向發展的趨勢，但我們必須承認今天的政治制度還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學說所要求的那種形式，還不夠民主。在這種制度下，正如前文所說，它帶來的社會問題使得真正的符合理論邏輯的不屬于階級調和論范疇的和諧社會很難建成。但是和諧社會又必須建成,因為它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它的構建完成勢必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完成以后,,也就是在社會主義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建立。然而一旦社會主義高度發達，它勢必會向共產主義過度。這時候國家在慢慢消亡，人民正逐步管理自己，階級斗爭也不存在了，道德正逐步成為約束人們行為的準則。但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都因為歷史的局限性而未能給出這一過程的大概社會模式。而中國共產黨人則站在世紀的高度，對這一過程給予了科學的論述，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提法，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學說進行了又一次地理論創新,明確了這時候 “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3、 不是階級調和論
為了更好地分析我國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還有一個問題我們必須討論一下,即我們決不能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理解為階級調和論。
什么是階級調和論?它就是一個在壓迫和被壓迫的斗爭和矛盾尖銳的時候,在剝削者殘酷剝削被剝削者的時候，壓迫階級為了撲滅被壓迫階級斗爭的烈火；壓迫階級為了挽救自己即將滅亡、必將滅亡的命運而提出來的階級調和論。通常來說統治階級是用經濟上的好處來彌補現實中的不平等,用花言巧語愚弄人民大眾,而從不提及階級和階級斗爭。我們知道,資本主義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程度與工人的生活水平其實不成反比。原因是這個現象與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有關。資本家把雇傭工人的勞動時間，延長到補償勞動力價值所需要的時間以上，勞動新創造的價值就會超過勞動力的價值，剩余價值就會生產出來。這就是說假定某紗廠工人生產棉紗10斤，需要消耗棉花10斤，其價值為10元；還需要消耗機器設備和其他勞動資料，其價值為2元。假定工人生產10斤棉紗需要6小時的勞動，資本家購買雇傭工人一天勞動力的價值為3元。經過工人6小時的勞動，10斤棉花變成10斤棉紗 。這樣，棉紗的價值就等于生產資料轉移的價值（12元）加上勞動力新創造的價值（3元）共15元。但是，資本家決不肯讓工人一天只勞動6小時，而是更多的時間。如果是12小時，那么，工人每天就能把20斤棉花紡成20斤棉紗，機器磨損的價值是4元，購買一天勞動力的價值是3元，20斤棉紗的價值就是30元，其中有3元就是雇傭工人的剩余勞動所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而剩余價值體現了資本家榨取工人的關系。但為什么說剝削程度與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成反比呢？，我們不妨打個比方,假設一個工人一天工作8個小時。他的必要勞動的時間是3個小時，也就是說他用3個小時創造的價值能夠補償購買勞動力的資本價值。那么另有5個小時的剩余勞動時間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那么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時候,假設工作一個小時只能得到一個饅頭,那么這個工人工作一天就只能為自己掙得到三個饅頭。但當生產力發展了,工人工作一小時的勞動時間可以換來2個饅頭。那么即使這個時候資本家加大了對工人的剝削,即工人一天的必要勞動時間被縮減到2.5個小時,這時工人工作一天卻能得到5個饅頭。他的生活水平并沒有下降,反而升高了，可這并不是說資本家對他的剝削減輕了。因此我們說剝削者完全可以在加大剝削,在加大不平等的情況下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這也表明，如果僅僅從經濟效益上去分析，我國政府提出的和諧社會理論就很難體現出社會主義這四個字所包含的特殊性質。
我們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是階級調和論,是因為我們的這套理論本身就是站在階級立場上的,我們對這套理論的分析還從未離開過階級分析。我們不著重從經濟上論述,恰恰是為了避免有意無意地落入階級調和論的范疇。但這并不是說我們不重視經濟,而是因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與階級調和論的區別不體現在經濟表現上,而體現在有無提及階級、提及階級斗爭上。
我們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是階級調和論,是因為我們從未聲稱我們的和諧社會可以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內完成,從未聲稱我們的和諧社會可以在存在著剝削階級的時候完成。恰恰相反,我們從來都是正視這一問題,從來都是在試圖通過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來達到社會和諧。這也就是說,誰在現在認為和諧社會可以馬上建成,誰的和諧社會理論的實質就是階級調和論。
但是我們同時也必須意識到,為了使我們的和諧社會理論不致滑落到階級調和論的范疇,我們就有必要常常對我們的和諧社會理論進行階級分析。我們決不能把任何有關階級分析的做法都留到以后去做。因為這實際上是向他們讓步,是把陣地讓給機會主義,因為機會主義者現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關于無產階級革命任務的一切根本問題都十分放心地留待將來去解決。我們不否認也許不做階級分析的人是從發展經濟的角度出發,但我們必須意識到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后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的做法是機會主義，而且這種機會主義對我們事業的危害很大。
因而說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是階級調和論的根本原因不在經濟方面而在于它有階級分析。而為了保證這套理論不致變質,也要求我們要常常運用到階級分析。
二、對發展中國家的意義
實現和諧社會，建設美好生活，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一個理想。從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太平天國運動的“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從康有為的《大同書》，到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和諧社會實驗。無數的仁人志士曾經為此奮斗，但他們的理想都未能實現。如前所述，在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階級社會里，在剝削制度居主導地位的條件下，和諧社會缺少根本前提，注定只能是空想。
現在有人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和諧社會。從人民生活水平上好像是這樣。但通過對歷史和現狀的分析，帝國主義國家國內階級矛盾的暫時緩和一方面歸功于先行發展起來了的高生產力和較為成熟的資產階級民主使得其政府腐敗不算太嚴重，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依靠對外瘋狂掠奪、對內適當讓步以實現階級矛盾的對外轉嫁。再者，帝國主義國家之所以能夠發展起高生產力而沒有在發展中因階級矛盾尖銳化崩潰，是因為當初他們可以用武力進行全球殖民、掠奪國外資源完成原始積累和開拓世界市場。幾百年來，全球的資源與財富不斷向帝國主義國家集中，海外利益的源源注入使得其壟斷資本可以溢出一部分以供養一個所謂的中產階級，少數富國的富裕是以大多數窮國的貧窮為代價的。今天，帝國主義國家占據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高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通過規則制定和價格控制及其他手段進行經濟侵略，繼續控制和剝削著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且在馬克思的理論中，也不只一次強調過遲早會滅亡并且已經走向了滅亡。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是片面發展和嚴重失調的，其中繁榮的各個階級充滿了不平等和尖銳的階級對抗，馬克思的《資本論》深刻揭示了“只是意味著直接生產者的被剝削”這種社會的發展是以犧牲工人階級及其他勞動人民的利益為代價的本質。這也就是說他們的和諧是建立在大多數人不和諧的基礎上的。是獸性的和平而不是人性的和諧。其本質還是不和諧。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他們不走社會主義道路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由于這些國家普遍缺乏民主的歷史和傳統，官本位和腐敗必然橫行，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自由資本主義不可能成為主流，占統治地位的必然是官僚資本主義——這從舊中國的歷史可以看出。而且發展中國家發展資本主義，首先面臨的是一個原始積累的問題，然而對外掠奪的條件早已不復存在，對內榨取成為唯一手段，因此就顯得十分殘酷——這從中國的現狀可以看出，即土老板比洋老板剝削得更殘酷。由于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處于低端和弱勢，不得不遭受帝國主義的嚴重盤剝，這就使得民族資本難以壯大且勞動大眾更加苦難。綜上種種，放棄了社會主義，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勞動人民必然受到官僚腐敗、資本剝削和帝國主義掠奪等三座大山的重重壓迫，加上生產力落后，階級矛盾將異常激化，社會將十分不和諧。也有些人主張保護民族資本、鼓勵創新，在高新技術、支柱行業和戰略產業等方面尋求突破，走向高端，通過崛起以減少甚至免除帝國主義的掠奪，從而降低國內的剝削程度，緩和階級矛盾。然而，這條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之路在當前由帝國主義的國際壟斷資本所控制的全球化浪潮中同樣行不通。發展中國家的民族資本相對于國際壟斷資本而言力量實在太過弱小，沒有強有力的國家保護，根本無法抵擋全球化的洪水。
在資本全球化的今天，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更具有世界性。誠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帝國主義殖民體系雖然瓦解，發展中國家已成為一支獨立的經濟政治力量，但是發展中國家并未在經濟上擺脫歷史形成的國際分工的影響，并未改變歷史形成的作為發達資本主義的商品銷售市場、原料供應地和投資場所的地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格局進一步發展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對立。這實際意味著發展中國家處于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剝削和控制的地位，并且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更發達，世界范圍的“富國”與“窮國”的分化更劇烈。由此可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達”與“不發達”的對立，“發達”對“不發達”的剝削和控制是經濟全球化的實質。因此，全球的階級矛盾集中地體現在發展中國家的勞動人民反抗階級剝削的斗爭上，這種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是極為尖銳、不可調和的。在這樣的時代，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只能是死路一條，根本沒有和諧可言。還是那句老話，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有和諧社會
三、理解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注意地幾個問題
1、 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不能以不和諧作為代價
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和諧社會是我們經過努力可以實現并且應該實現的。要反對把不和諧歸為發展應該付出的代價的觀點，如果這樣，只會給我們不和諧的現實制造借口，只會維護不和諧的局面，從而最終喪失黨和政府執政的合法性。這樣的社會主義，其實質是有其名、無其實的假社會主義，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所不允許的。能不能帶領全國人民構建出一個和諧美好的社會，既是一個極大的考驗，也是一個極好的評價尺度。
2、評價和諧社會應看本質
正確認識的形成和真理從由少數人所掌握到被大多數人所認可需要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即使是社會主義制度，即使實行充分的民主，即使不存在任何的利益沖突，由于認識的不到位，在某些局部和某些時候，人民依然可能會錯誤地處理一些矛盾，會造成一些損失和交一點學費，某些人可能要受一點委屈。換句話來講，在整體和諧的主旋律中偶爾也會滑過幾個不和諧的雜音。這是不可避免的，是符合認識發展規律和否定之否定原理的。因此，我們在評價社會主義是否和諧時要看本質和主流，不能將一些難以避免的過失任意放大濫加詆毀，至于歪曲事實、捏造罪狀的行徑更要反對。另一方面，我們承認需要交學費，但我們必須區分由認識形成的犯錯和由利益立場形成的犯罪，區分民主決策下的錯誤和專制獨裁下的罪惡。由認識形成的犯錯和民主決策下的錯誤是人民和社會主義性質的，是愿意和可以迅速糾正的，損失和不和諧的程度通常能夠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而由利益立場形成的犯罪和專制獨裁下的罪惡是敵人和反社會主義性質的，人民如果不推翻它，損失和不和諧的程度將長期化和擴大化。
３、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核心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
胡錦濤同志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我們認為，胡總書記關于和諧社會的論述是其科學發展觀的進一步深化，很好地揭示了和諧社會的應有特征。但這些特征并非處于同一層次，其中民主是最為重要的，沒有民主就沒有一切，民主是其他和諧因素的基礎。從講話的排序來看，胡主席可謂深得和諧社會的精髓。回顧改革歷程，我們可以看出，幾乎所有不和諧的問題都源于放棄群眾路線而改行精英路線，源于群眾民主權力的喪失使得其利益被不斷侵蝕，源于精英的權力不受制約而橫行無疆。因此，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能有恩賜觀，要尚大德而不是行小惠，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核心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也就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民主，一方面要還權于民，使公共決策不再被精英所壟斷；另一方面要喚醒廣大民眾的民主意識和行權意志，放遠眼光，注重團結，要敢于和善于利用自己的民主權力與所謂的精英作斗爭以維護本群體的利益。我們以為后者更為重要，因為和諧來自于民主，而民主來自于斗爭。如果沒有后者，民主就會變得有其名而無其實，或者說，這種民主并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可能扭曲為少數人所獨享的資產階級民主，這種專政并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可能扭曲為對最廣大人民的資產階級專政。我們要警惕那種以抽象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為名，行資產階級專政之實的假民主、自由與人權。
四、總結
綜上，我們就能深刻地體會到我國政府提出和諧社會的意義了。它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學說理論是一次發展，明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可以調和和社會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度的形式；它也向發展中國家指出，想構建和諧社會不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意識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沒有強有力的民主保障是不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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