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掛羊頭賣狗肉的“反壟斷”

下崗工人與在崗工人之間的收入差異不是貧富差距——批掛羊頭賣狗肉的“反壟斷”

 

刀鋒

在每個城市里都生活這這樣一群人，他們既沒有生活物質來源，也沒有生產資料，他們是真正的無產者，即使與農村地區的務農家庭相比他們都有著相當差距，因為他們是家庭生活經濟來源的主要承擔者，所以他們的孩子和家屬也都處于生活極度貧困狀態，這近8000萬總量生存艱難的人們就是下崗工人階層。

 

在上個世紀末掀起的下崗狂潮中，他們失去了生活的保障，雖然他們得到了來自原先企業從數千到上萬元不等的恩惠（買斷）款，但在經歷了只有支出沒有收入的幾年后，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已經變得一無所有。他們并不知道為什么他們原來所在的國營企業在經營狀態頗為良好的時候卻要進行改制，或者被企業負責人收購，或為私人老板收購，或者干脆轉手賣給了外資。他們成為社會最低層，一個被社會遺忘的角落，一個人們不愿再提起的失敗人群，一個已經失去了未來的生命，雖然有人曾經在遠離他們正在掙扎的這片苦海以外的岸上高呼“不過是從頭再來”。

 

2006年，突然有人“想起”了他們，可是這樣的“想起”卻不是給他們帶來生存保障和就業機會，這些“想起”他們的人不過是指著他們說“看他們的生活多么和諧”，這些“想起”他們的人同時指著他們說“應當以他們的生活作為家庭生活的衡量標準”，這些“想起”他們的人又指著他們說“可是社會上還有工人年收入十萬”，這些“想起”他們的人還指著他們說“所以要反國營企業的壟斷以”，這些“想起”他們的人最后指著他們說“我們現在要縮小貧富差距”。

 

對于下崗失業的人們來說，甚至對于生活和就業沒有安全保障的人們來說，每年收入一萬元或者三萬元都足夠他們和他們的家庭維持生活，如果能夠每年收入五萬或者十萬那就是他們最理想的目標了，他們從來沒敢奢望能像白領一樣每年拿個三、五十萬，更何況還有年收入超過百萬的精英，那些年收入幾千萬上億的私人企業家、新興資本家們他們更是聽說過沒見過。雖然他們聽說這些每年有百萬、千萬、上億收入的人，數量不足中國人的百分之十，卻擁有中國百分之六十的財富，可是他們并不眼紅因為他們知道那些錢決不是好來的，他們相信“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這句話。

 

當社會上一些學者提出要“反壟斷”的時候，他們還真以為這些學者會向自己開刀來平衡社會再分配，可是當看到學者們是把矛頭再次指向了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那些工人的時候，他們明白了這些學者不過是想借“反壟斷”的名義制造新一批下崗狂潮，這些高高在上的學者們指匍匐在腳下的人們對坐著的人說，要縮小你們之間的“貧富差距”。

 

中國社會縮小貧富差距的呼聲，決不是指要縮小下崗工人和在崗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更不是下崗工人妒忌在崗工人而要他們也下崗，人們的呼聲是要縮小下崗階層與富豪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人們要求的不是去縮小年收入三萬與年收入十萬之間的差距，而是要縮小年收入三萬與年收入三千萬之間的差距。人們要求的不是縮小被剝削階級之間的收入差距，而是要縮小新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之間的收入差距。

 

有這么一些人，打著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的口號，借“反壟斷”的名義，卻把主要攻擊目標瞄準了國有制企業的在崗工人，甚至拿“抄表工人年收入×萬”來轉移目標。為什么在公務員普遍上調薪的時候卻來指責國有企業工人的收入呢？我認為這決不是出于妒忌心理。并且這些人來勢洶洶、聲勢浩大，在媒體、報刊、電視上全方位的制造聲勢，可以看得出他們是要鏟除改革道路上的所有公有制障礙。

 

到底是誰與公有制和工人階級有著如此的敵意？問題到底出在了哪里？是媒體、報刊、電視這些宣傳工具嗎？我認為不是，所有這些宣傳工具都是要受國家宣傳管理部門控制的，媒體、報刊、電視向社會宣傳錯誤導向言論證明而未受到查處就一定是國家宣傳管理工作出了問題。是那些學者就能夠影響的嗎？我認為有一定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因為他們是要受教育部門管理的，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一頭作大只能是國家教育管理工作出了問題。僅僅是國家宣傳管理工作和教育管理工作出了問題嗎，我還是認為沒有這么簡單，教育和宣傳工作出了問題為什么負責人沒有受到質疑？那就證明主抓國家組織管理工作作出了問題。對一個國家而言，組織管理工作出了問題就一定是大問題。

 

所以到底是什么人在放縱這些人圍剿國有企業，制造工人階級的新一輪災難，大力推行在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就很明顯了。至于說所謂的“縮小貧富差距”也好，“反壟斷”也罷，不過是扯虎皮做大旗，掛著羊頭賣狗肉的花樣文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