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自由主義者的思想變遷
作者：鐘加勇
——經濟學家趙曉談房地產掠奪式發展模式與有道德的市場經濟
有人說中國人一恨日本帝國主義，二恨開發商。構建合理的規則，有利于改善開發商的形象，有利于扭轉他們已經被妖魔化的形象增長的導向，效率的導向，市場化的導向，成了中國房地產發展唯一的方向；民生導向被忽視了，公平導向被忽視了。房地產變成了瓜分全國土地資產和掠奪居民儲蓄存款的道具，整個房地產的發展模式就是“你發財、我發展，成本社會掏”——房地產商發財，地方政府發展，但成本是社會的制度是顯性的文化，文化是隱性的制度，不了解文化實際上壓根是不了解制度的。一個社會如果只相信經濟理性，那么這個社會將永遠找不到北在整個中國經濟轉軌中，我們原來反對計劃，現在我們為什么又反對“市場”？因為市場現在被權力利用了。表面上我們好像是在反對市場，其實我們真正的用意是維護市場；表面上我們好像主張政府干預，其實我們是在維護真正的自由中國的轉軌就像是一個大熔爐，喧鬧而跳躍。短短20多年來，經濟急速單兵突進，社會面貌瞬息萬變，今天提出政策賴以存在的基礎，明天可能就不復存在。一切都處于尚未定型的過渡形態之中，充滿著變幻和跳動的音符。
1998年的趙曉，還是一個剛剛畢業的博士生。那個時候中國剛剛開始顯露通貨緊縮的跡象，趙曉就和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的導師易綱寫下了當時第一篇關于防止通貨緊縮的學術論文，隨后中國進入了拉動內需的階段。
那時的趙曉只是一位研究宏觀經濟的青年學者，考慮更多的是如何拉動中國經濟的增長，因此他認為當時發展房地產業就是拉動內需的“支柱產業”，并積極推動房地產的市場化。有人說那個時候的趙曉，是個凱恩斯主義者。
隨后的趙曉則被認為是自由主義陣營里的一分子，他自己也這么認為，并積極地捍衛和堅守中國市場化的進程。
不過，事情的轉變發生在2002年的美國之行。趙曉發現，自己原來猜想的中美市場經濟的不同其實并沒有什么不同，他反而發現中美其實最大的差別是教堂。因此他寫下了《有教堂的市場經濟與無教堂的市場經濟》這篇自己認為是個里程碑的文章。
這樣的視角讓趙曉逐漸窺見了一個西方經濟學倫理學派的全貌，而不僅僅只有作為一種工程的經濟學，他認為，這種誤讀主要是國內在引進西方經濟學時急功近利而導致的片面。
現在的趙曉，已經開始尋找從自由和倫理的角度重新詮釋中國市場化道路的方法。很多人說這位曾被稱為“自由經濟原教旨主義者”的經濟學家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但他說：“我反對權貴資本主義，絕不是要回到過去的計劃經濟，絕不是要回到專制，而是要維護真正的市場經濟。”
以“市場化”為名 瓜分土地資產的運動必須停止
《商務周刊》：您最近在多篇文章中批評了房地產的畸形增長模式——“你發財、我發展，成本社會掏”，認為以往的爭論，譬如房價是否太高、有沒有泡沫、房地產有沒有暴利、房地產是否面臨拐點、空置率到底高不高等等問題，只是技術性和局部性的價值，容易落入詭辯的陷阱，掩蓋真正重要和實質性的問題。您提出現在該是結束舊游戲規則，建立新游戲規則的時候了。這一系列關于房地產的文章出來后，有沒有遭到原來一些自由主義盟友的非議，爭論很大吧？
趙曉：還好，包括我給房地產商講課也沒有引起非議。因為，第一，我講的是實話；第二，我是用愛心來講。我認為構造一個好的規則，不僅對普通百姓、弱勢群體的保護有好處，在更高的程度上也保護了中國房地產長遠發展，也保護了開發商。我跟開發商說要“富而安，富而貴，富而樂”。一個人快樂是跟別人的快樂聯系在一起的，如果別人都不快樂，你也很難真正的快樂。所以構建合理的規則，是有利于改善開發商的形象，有利于扭轉他們已經被妖魔化的形象。有人說中國人一恨日本帝國主義，二恨開發商。有的開發商就告訴我說，雖然自己也蓋了不少好的房子，但突然覺得自己在別人眼里都是壞人，連自己的女兒談戀愛人家都說她爸爸是個奸商。所以我最近的觀點是以倫理看待發展，過去我們發展的指標里是沒有倫理的，但其實倫理是經濟發展很重要的內容。我們假設兩個單位工資待遇一樣，但一個人際關系簡單，人和人之間充滿友愛，另一個單位人際關系復雜，人際關系敵對，你肯定愿意去那個有愛的單位。這說明你所看到的不僅僅是金錢，還包含倫理的東西。我們的社會要真正的發展，不僅要求經濟的增長，還要求倫理的同步增長。如果經濟的增長是以倫理的退步作為代價，貪污腐敗越來越厲害，離婚率越來越高，犯罪率越來越高，你說這是快樂還是不快樂？經濟學到最后是研究快樂的，研究整個社會福利的，所以我寫文章提倡以倫理和自由看待發展。
《商務周刊》：過去在擴大內需階段，您很強調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對經濟的拉動，現在則更傾向于從民生和福利的角度來看房地產，這中間您的思路發生了什么變化？為什么說房地產開發模式是一場土地資產的瓜分運動？
趙曉：那個時候我基本上是一個宏觀的經濟學者，1998年第一篇發表在《經濟研究》上的通貨緊縮的論文，就是我跟易綱教授寫的，這直接促成了中國經濟從原來的從緊走向寬松。這過程中我們當時就想各種各樣的辦法，使中國避免像美國上世紀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林毅夫教授當時也在想，所以“新農村建設”就是他那個時候提出來的。任志強那個時候就跟我們一起討論，然后大家認為中國要拉動內需就要發展住房，推出消費信貸，讓大家可以把未來的錢提前花。那個時候主要基于這樣的想法，但是那時我們對住房本身的性質、特點了解不多，主要是從宏觀經濟角度去關注的，而且我們知道，國外很多國家也都是住房市場化，所以我們這個建議也沒錯。
當時因為我們只是從宏觀經濟和經濟增長的導向來提出建議的，所以我們并沒有提出一個住房本身應該怎么發展的方案。但是后來我們就發現出問題了。因為這樣下來的一個結果就是，住房變成了一個把老百姓口袋掏空的工具。增長的導向，效率的導向，市場化的導向，成了中國房地產發展唯一的方向。然后福利分房被取消了，可是住房保障體系沒有相應地建立起來；民生導向被忽視了，公平導向被忽視了。
到了地方，就變得變本加厲強調住房是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因為地方政府本身就急著找錢，他發現賣地是來錢最快的，更何況有一個“住房市場化”的口號來支撐。所以現在我們看到，住房逐漸變成了地方政府瓜分中國土地資產的一個道具，就是把農民的土地收益拿掉。農民本來是最窮的人，恰恰還要壓榨他們，劫貧濟富，然后又把所有人趕到市場上去買房。而且政府說了，我不管你的房子，這樣給人帶來的預期就是要靠自己買房，于是晚買就不如早買，大家就蜂擁而來，這邊就開始掠奪全國人民的儲蓄存款。
我們知道，中國最大的一批資產在哪里？就是土地資產。中國所有的國有工業企業資產，在搞MBO之前不到10萬億元人民幣，到現在也就剛剛超過這個數；股票市場在圈錢，2005年整個市場一年融資也不過300億元；而全國的土地資產，2002年時建設部就說至少有25萬億元，但實際上地價是在漲的。中國還有一筆巨資，就是全國人民20多年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17萬億元儲蓄存款。現在借助房地產逼著你買房，祖宗三代的錢拿出來首付，然后你掙的工資拿出來月供，變成房奴。
所以我說，房地產變成了瓜分全國土地資產和掠奪居民儲蓄存款的道具。這就是中國的游戲規則，而且整個房地產的發展模式就是“你發財、我發展，成本社會掏”——房地產商發財，地方政府發展，但成本是社會的——失地成本農民掏，房價高了成本是消費者掏，金融風險銀行掏，偷稅漏稅國家掏，宏觀調控搞不成中央掏。然后你發現，2000年之前沒有幾個億萬富翁是房地產商，突然這幾年整個財富榜上一大半都是房地產老板。他憑什么？有什么貢獻？他是發明了一個操作系統，還是搞了一個新的商業模式？啥也沒有。
反觀香港，它也是高地價，但是政府回過頭來補貼那些低收入人群。香港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住在政府補貼的房子里，或者是政府建的廉租房，換句話說人家是劫富濟貧。同時它還創造了一個全世界低稅收的城市，它用高地價換來了低稅收的環境。而中國大陸是反過來的，劫貧濟富，本來那些到北京打工的人就沒多少收入，還逼著他們把祖宗三代的錢拿出來。而中國人又特別愛孩子，只要孩子要買房結婚，就把一輩子積蓄都給他。小孩子的消費方式是西方的，他接受消費信貸，而中國父母愛孩子的方式是東方式的，不像美國人，你小孩有本事自己買去，這就造成今天這個局面，許多人被掠奪，然后成就少數人。
“不買房運動”實質是 對公共政策的不滿
《商務周刊》：現在中國房地產開發模式的確難以為繼，有人就提出了“不買房運動”，您認為這背后有什么樣的內涵？對于這一點，您和一些持市場至上主義觀點的朋友有什么不同？
趙曉：很多人認為提出“不買房運動”的這個人是傻瓜，說你不買以后房價會更高。在我看來其實說這話的人才是真正的傻瓜。為什么？因為不買房不是一個人的消費決定，而是一個公共政策的行動。他是表示對公共政策的不滿，不是表示他要不要買房這個個人的商業決定。今天這個聲音還很微弱，但是表達出了社會民眾強烈的不滿。而這樣的不滿如果我們聽不見，不改變游戲規則，不改變房地產發展模式，那么總有一天，他會用“9·11”那樣的爆炸聲讓全世界都聽得到。
所幸的是，這次政府很快就推出了“國六條”，然后又很快提出了“國六條細則”，所以我寫了篇文章叫《庶民的勝利》。我認為這是房地產1998年以來最重要的一個撥亂反正的政策，它帶來了三個核心的變化：第一是房地產發展方向和理念的轉變，過去的發展方向就是市場化，就是效率導向，就是增長導向，現在不能只有這樣的導向，你還得考慮房地產公共保障體系的建設，考慮民生，考慮公平；第二是發展模式的變化，它分清了哪些是政府要做的，哪些是交給市場做的；第三是收益分配的變化，可能還是高地價，但是它必須拿出部分錢來補貼低收入人群，而不是過去那種掠奪式的，把房子變成搶錢的工具。這樣大家就可以共享經濟增長，這才回歸到正規的道路上。
我很早就說過，老百姓買不起房，可能是房價太高了，也可能是老百姓收入太低。上海的房價回到理性的地步，老百姓還是買不起。這意味著不可能靠買房來解決老百姓的住房問題，政府必須承擔起它的公共職能。全世界有8個市場經濟國家在《憲法》里寫到，政府必須承擔住房的責任。這是政府的公共職能，一個社會的住房保障跟醫療和教育都是一樣的，都是公民的基本權利。當基本人權碰到有的人沒有錢買不起房，這時候政府要發揮它的公共職能，因為這是構建整個全社會和諧的基礎。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好像是說全部由市場化來解決，那就完全錯了。全世界都沒有一個國家是全部由市場化解決的。
所以今天有很多市場主義者，他們以市場化角度說《國六條》不是市場而是行政，以此來批判它，殊不知他們根本沒有搞清楚房地產市場的性質。首先，房地產市場根本就不存在完全的市場化，即使在西方成熟的市場，房地產也是一個區域壟斷的市場。比如這個礦泉水大家都很喜歡，價格很高，長遠看礦泉水的供應是無限的，所以它的價格能降下來。但是房子不一樣，比爾·蓋茨現在跑過來就可以把北京大學這塊土地買下來，問題是可不可以讓他買呢？剩下的人住哪里去？土地資源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完全交給市場。
這種區域壟斷性在國外是管得很嚴的，因為這會造成壟斷性，對消費者不公平。所以美國政府在維護市場秩序方面不遺余力，房地產商如果有虛假信息，就罰得他傾家蕩產。而我們，短斤少兩是普遍的，更嚴重的是地方政府和地產商聯合操縱地產。呼和浩特就是最近的例子，他們請北京專業的中介公司去指導，想辦法把該市的房子和土地炒起來。當權力和資本聯合起來操縱市場，哪里還有老百姓的活路？
這叫什么市場？然后那些人還在以“市場”的名義捍衛它。我不譴責那些人的良心，他可能很真誠的相信市場經濟，只是還看不到問題的本質。實際上，通過土地的供應和房子的供應把房價降下來，這只是出路之一，市場化只是其中的一個輪子，它還有另外一個輪子——住房保障體系，所以那些人對真正的市場經濟也沒搞清楚。“兩個輪子”才是真正市場經濟合理的秩序，這樣人們就不會急著去買房了，就像很多香港的年輕人住著廉租房一樣——只要你結婚，政府一定給你提供至少一間廉租房，這是基本人權，然后回過頭來你有實力再去買屬于自己的房子。
從倫理的角度還原經濟學
《商務周刊》：過去經濟學界流行一句行話說：“經濟學家在討論問題的時候總是把說不清楚的東西都歸入文化。”這句話在你今天從倫理的角度做了很多的研究后有什么新的詮釋嗎？
趙曉：原來我跟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教授討論時，我們就極為鄙視討論文化的經濟學家，因為我們總希望用一種確定性的東西來討論。可以說在2002年以前，我就是這個態度。但是后來我發現，現實并不完全如我所想，比如我們知道馬克思·韋伯已經建立了一個非常強有力的分析框架，在此之后，我們發現其實經濟學資源庫里是包含兩部分，一部分是工程學派，就是我們中國大陸接觸得比較多的那部分，另外一部分則是經濟學的倫理學派。這個劃分不是我劃分的，而是1998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馬蒂亞·森劃分的。他也寫了一本書叫《經濟學與倫理學》，在這本書里他提到，其實亞當·斯密等早年的經濟學鼻祖都很關心倫理問題，亞當·斯密除了《國富論》之外還有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論》。阿馬蒂亞·森認為，經濟學光有一個工程學派的方向，會使得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越來越貧困，所以他提出經濟學需要在倫理方向上有所建樹。
此外，我們還看到一些實證方面的研究，比如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巴羅，他曾經用80個國家的經驗數據來分析經濟增長和信仰的關系。這個實證分析的結果非常有意思，他發現信仰程度跟經濟增長是成正比的。
還有中國已故非常優秀的經濟學家楊小凱。他早年也是一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換句話說他也是只相信市場，估計那個時候他也不談文化的。后來到了美國之后他發現，美國之所以市場經濟搞得好，它背后有憲政框架來維護市場經濟的成果。后來他再研究就發現，所有的憲政國家都是基督教國家，或者是被基督教改造過的國家，比如日本、亞洲四小龍。而且楊小凱發現，我們過去經常用基尼系數來解釋社會，這是不夠的，當年英國的基尼系數比法國還大，但法國出現了血流成河的大革命，而英國基本上沒有使用暴力就完成了政權轉移。他認為英國是基督教國家，而當時有約翰·衛斯理的布道運動，布道者號召人們信仰上帝，說要和平，反對一切暴力。也就是說，收入差距不能完全解釋一個國家的動亂，而是收入差距還要加上這個國家的信仰，或者它的理念、偏好，用這些因素綜合起來解釋。所以楊小凱后來很大程度是在研究信仰、倫理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當然，很多人能夠接受一個市場經濟的楊小凱，相對少一部分的人能接受憲政主義的楊小凱，但是卻很少有人接受一個倫理學的楊小凱。其實楊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我還要提到一個經濟學家，鄒恒甫。他專門寫文章談中國的文化，尤其是中國人特別愛節儉，說節儉是有利于儲蓄，而儲蓄率高投資率才高，因此這個節儉實際上支撐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同時他很早就主張學生要讀四書五經，這也是很有遠見的。因為文化是制度的冰山，制度是文化的冰尖，你所看到的制度只是冰山顯性的一角。換句話說，制度是顯性的文化，文化是隱性的制度。你不了解文化實際上壓根是不了解制度的。經濟學上的制度跟我們平時公文上談的制度不同，它是導引人們行為的規則，而這樣的規則不僅存在于你所看到的法律、法規、條文，也存在于人們所有的觀念、風俗、習慣，即文化里。所以，一個經濟學家對文化不了解，那么這個經濟學家對制度的理解就是片面的。一個社會如果只相信經濟理性，那么這個社會將永遠找不到北。
因此我們發現，一方面經濟學家越來越感到經濟學思想的貧困，另一方面也看到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大家，他們實際上在倫理這個方向上花了很多精力。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為什么國內經濟學家過去這么長時間沒去討論倫理和文化？或者為什么中國在整個市場經濟轉型中都沒有去關心這個問題？我想這跟我們中國引進和學習西方經濟學比較急功近利的態度有關。我們通常為了搞市場經濟，就為“私利”證明，為投機倒把證明，認為這是在引進“看不見的手”——每個人追求私利最大化就能達到最優，就把這個東西搬過來了，并沒有很好的注意到亞當·斯密說這個話的文化背景和時代背景。我們要做股票，發展證券市場，書店里就全是介紹資本市場的書，過兩天加入WTO，書店里又全是介紹WTO的書。因此我們這種學習是急功近利的，是片面性的，并沒有完整的去理解。
2004年我參加央視的“絕對挑戰”，有幾個高校MBA在競技，我發現所有的這些學生在商業倫理上幾乎不合格。于是我就去找他們的課程，發現里面從來沒有商業倫理這樣的課程，而這樣的課程在國外是非常重要的，后來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叫《中國MBA的絕對挑戰》。幸運的是，現在很多高校都設置了商業倫理的課程。
《商務周刊》：從您自身角度來看，您是如何從一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慢慢變得越來越關注市場倫理、商業倫理，越來越關注民生和社會福利？
趙曉：這有一個過程。這跟我去市場經濟最發達的美國有關系。2002年我去美國考察，題目是美國的市場經濟和我們的市場經濟到底有什么不同。我相信這肯定是我們都關心的。結果我發現，原來我猜想的不同其實并沒有什么不同。比如我猜想美國的科技很發達，市場經濟很完善，金融很發達。后來我發現其實最大的差別是美國到處是教堂。這個差別不是數量的差別，而是有和無的差別。學經濟的人是不能說別人是傻瓜的，因為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就是人都是理性的，如果我看到教堂就說這是因為美國人物質文明昌盛，精神文明空虛，這等于說美國人是傻瓜，這樣的假設對一個經濟學人來說是不可信的。所以對我來說很自然就提出這樣的問題——這么多教堂到底給美國帶來什么？對美國市場經濟有什么樣的影響？這就促使我回過頭來思考市場經濟。
當時我很直接的想法就是馬上想到市場經濟到底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那么，市場經濟很簡單，第一，它是一個配置資源的方式，它靠的是價格信號；第二，市場經濟是一個激勵的制度，它有一個競爭機制，你干好了市場就獎賞你，干不好就淘汰你。這是市場經濟的兩個主要特點。但是我們說市場經濟激勵制度的問題在于，市場可以激勵你很勤奮，不偷懶，但卻無法保證你不撒謊，不害人。而只要市場里有委托代理的風險，有囚徒困境，有大量的非重復性博弈，他就有可能撒謊和害人。進一步說，這個市場有可能會出現一種壞的情況，就是教你勤奮的去撒謊，勤奮的去害人。這時候我們就看到了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什么“殺人奶粉”、假藥、坑蒙拐騙、“三角債”全都出來了。
我后來進一步發現，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的市場經濟教你不要偷懶，教堂教你不要撒謊和害人，法律也給你撒謊和害人加大了成本，整個是一個閉合的環。回過頭來看我們國家，我們的經濟改革單兵突進，法治嚴重滯后，然后整個文化和倫理的變革還沒開始，它是一根板長一根板短，嚴重的不匹配。那么這樣的一個經濟，運行成本會很高。所以我當時就寫了《有教堂的市場經濟與無教堂的市場經濟》，這篇文章我個人認為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是中國20多年改革開放中第一次從市場倫理的角度比較了不同的市場經濟，并且反思了中國市場經濟轉型的問題，還提出了相應對策。
“政府之手”和“胸中信仰”
《商務周刊》：現在中國社會出現的許多不協調以及公共產品的缺失，跟政府的不作為是有關系的，那么假設在這個多元閉合的系統里面，中國的政府“有形之手”跟美國政府一樣都能把保障和公共產品做到位，是不是中國的市場經濟就會好很多？換句話說，沒有教堂也會好很多？
趙曉：我是從教堂里看出倫理的重要，但是倫理是不是一定從教堂里導引出來很難說。我知道日本是從傳統文化中導引出來的，日本商業的精神來自于武士對將軍的精神紐帶，日本企業的員工就是一個“武士”，企業的領導就是“將軍”，它把傳統的武士對將軍的忠誠轉變成對企業的忠誠。所以有人說日本企業是“花崗巖”文化，整個是一塊石頭。而美國是一個“網”，每個點似乎是獨立的，但又和其他點聯系在一起。我們中國則恰恰是一盤散沙。因此你看到美國企業可以做得很大，它基督教文明講究博愛，鼓勵大家不要去撒謊，不要去害人，合作的成本很低，我們看到委托代理關系、股份制在美國可以發展得很好。但是牽扯到委托代理的，中國人一定做得一塌糊涂。你看中國證券市場，就是OPM（other people money）市場，玩別人的錢。就是一家人最后都沒辦法合作，做餐飲連鎖的“九頭鳥”最后還要分出“九頭鷹”、“九頭鳳”。中國人就相信“生意場上不分兄弟，賭博場上不分父子”，因此，中國人合作的成本很高，收益很低，總是偏向于單干。反觀日本，它的企業雖然也可以做得很大，但日本的問題是這個“花崗巖”沒有辦法跟別的物質粘在一起，所以日本到美國去收購企業就一塌糊涂。
盡管道德倫理很重要，但政府的作用就是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不應該用納稅人的錢去倡導和支持某種道德，也不可以用納稅人的錢去搞一個世界佛教論壇，那是妨礙公平競爭的。就像我們產品和服務的繁榮來自競爭一樣，信仰、倫理和道德的繁榮同樣來自公平競爭。所以我說，中國倫理現在確實是一塊短板，導致經濟運行成本提高。但是這塊短板怎么補上，我開出的藥方是經濟學家的藥方，就是來自競爭的道德繁榮。至于將來哪種倫理觀占主流，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政府絕對不可以提倡某一種，這不是公權領域，而是私權領域。
《商務周刊》：您一直強調“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那么，中國如果缺失“福利”或“公平”這個輪子，是否就會滑向所謂“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
趙曉：在整個中國經濟轉軌中，我們原來反對計劃，現在我們為什么又反對“市場”？因為市場現在被權力利用了。表面上我們好像是在反對市場，其實我們真正的用意是維護市場；表面上我們好像主張政府干預，其實我們是在維護真正的自由。
中國今天只是把人掙錢的動機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樣釋放出來了，但這個動機釋放出來后用什么商業倫理去怎么導引，這樣的考慮還沒有。我們看到，很多中國文化的精華和糟粕一起裹挾而出，今天中國的企業家也深陷在這種泥潭和沼澤之中，他們搞不清楚，掙錢的目的是什么，怎么來支配這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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