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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發言紀要 http://news.21cn.com/today/guanzhu/2006/04/10/2538090.shtml（全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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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發言紀要 2006年3月4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在北京杏林山莊舉辦“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此次會議的宗旨，是要結合一年多來社會方方面面對改革的討論與反思，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方向。通過深化對具體領域改革的分析與認識，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次座談會原本是一次內部會議。在征得與會發言者的審核同意后，我們將座談會內容整理發表，以饗讀者。愿有關中國改革的各種討論愈來愈深入、全面，逐步形成較為平和的但更具建設性的共識?！?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 2006年3月29日 目 錄 增加共識，化解矛盾 ——關于當前堅持深化經濟改革之我見…………………………楊啟先 如何正確引導當前的這場爭論………………………………………石小敏 理性思考中國改革………………………………………………………張維迎 中國改革重心已經發生變化……………………………………馬 克 當前金融改革中的幾個問題…………………………………………謝 平 關于這場改革爭論的幾點思考………………………………………孫立平 中國改革的三大盲點……………………………………………………李曙光 在改革中化解社會沖突…………………………………………………王小魯 對當前的問題要有更深層次的思考…………………………………張曙光 對新時期改革開放問題的若干思考…………………………………李羅力 改革版本必須升級………………………………………………………王德培 正確評價醫療改革………………………………………………………宋曉梧 醫療衛生領域不應該市場化…………………………………………葛延風 對醫療改革的幾點看法…………………………………………………余 暉 幾位專家對醫療改革的看法………………………………………………… 推進以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教育改革…………………………………楊東平 現代化、市場化下的中國教育體制……………………………………張路雄 幾位專家對教育改革的看法………………………………………………… 當前農村土地問題和農民工問題……………………………………張曉山 如何保護農民的利益……………………………………………………陸學藝 對兩稅合一的幾點看法…………………………………………………李雨時 增加共識，化解矛盾 ——關于當前堅持深化經濟改革之我見 楊啟先 今天開了一天討論會，大家發表了很多好的意見，在這里，我也想講一點個人的看法。 近一段時間以來，確實出現了一種對改革爭論的現象。我認為這種現象的出現不是偶然，是必然的。為什么？因為改革是個新事物，沒有一套成熟的經驗與方法可以遵循。所以歷來就有爭論。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幾乎每隔幾年就有一次爭論。這次爭論為什么是必然的呢？因為改革走到現在，明顯出現了兩個方面的情況：一是，改革進入了一個很艱難的階段。就是好改的過去都改了，不好改的或者很難改的基本還沒有解決。最突出的就是權力利益的深刻調整，主要包括政府行政體制的改革，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等等，推進起來確實很困難。盡管大家都知道這些改革很重要，但實際上很難推動，因為涉及到權力利益的深刻調整，誰都不愿意放棄自己的權力和利益。二是，改革走到現在，盡管經濟發展突飛猛進，速度世界第一，但在經濟社會生活當中也出現了一些非常突出的矛盾。最關鍵的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經濟效益、效率還很低。經濟雖然發展了，但對資源和環境的破壞相當嚴重，難以為繼。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第二，分配差距確實太大，或者說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分配不公。不管是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個人收入差距都太大，有的可以說已達到了在世界上都相當大的程度。比如城鄉差距，我們在世界上已經進入倒數第幾位；個人收入差距按基尼系數有的說是0.45，有的說還不止0.45。 第三，腐敗現象相當嚴重，而且打不勝打、防不勝防。盡管我們搞了很多次反腐敗，中央也一再作出相關決定，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單位或者領導說過，我們的腐敗基本已經被遏制住了，實際上很多地方還在發展。 這樣，當然會引起大家對改革的反思。所不同的是究竟怎么反思？這些問題究竟是怎樣造成的？大家反思的可能不一樣。一種認為，這些問題就是改革造成的，沒有改革就不會出現這些問題。另外一種則認為，不是改革造成的，而是改革還不到位的結果；甚至可以說不改革，這些問題也可能會出現。因為，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當中，可能都要經歷這樣一種階段。從其他國家來看，確實也有這種現象。比如分配差距的擴大，很多國家在發展初期都有一個分配差距擴大的過程，然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才進入逐步縮小的過程。比如腐敗現象，很多國家都經過了一個非常嚴重的腐敗階段，如美國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也是相當腐敗的。還有環境的污染，發達國家幾乎都經歷了這個階段，只有南朝鮮我們聽到這方面的情況比較少。日本的情況我們在報上都看到過，70年代時在東京上街都要戴上空氣凈化器，而且街上設有很多專門賣新鮮空氣的吸氧站。英國在60年代初，泰晤士河可能比蘇州河還臭。議會大廈就在泰晤士河邊，開會的時候都要把窗戶關起來，因為那臭味實在太難聞。但夏天又很熱，要開窗戶，就用厚厚的窗簾檔著，而且窗簾還得用漂白粉先漂了，這樣聞到的就是漂白粉的味，不是臭味，到了這種程度。所以，可能都有這樣的過程。不過，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理念上很明確就是要分配公平，為政清廉，時時都要為人民造福。但實踐中卻出現了這樣明顯的反差，人們的反映當然也會比較大。 因此，應當看到，這個問題非常的復雜，怎么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呢？我考慮，通過我們的討論，最好能達到兩個結果：一是怎么提高共識，就是都充分認識到，改革還必須要繼續，現在對于深化改革的共識確實出了點問題。二是怎樣化解矛盾，比如環境、經濟效益的問題，分配差距問題和腐敗的問題。討論最好能達到這樣兩種效果，或者能夠在這方面起點作用。至于怎么取得共識呢？必須分析一下，現在對改革持有某些不同看法的同志，不外乎三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從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對市場取向改革與發展多種所有制形式有質疑的，可能年齡較大的同志比較多，到現在思想還沒有轉過來。前些年改革比較順利的時候，他們不說什么，現在出現這么多矛盾，他們必然要進行批評，這可以理解。第二種情況是，從改革以來，切身利益確實受到了影響的，如城市的一些下崗和失業職工，農村一部分失地的或者收入很低的農民。第三種情況，從網上來看，主要是一部分年紀比較輕的同志，對我們過去的歷史并不太了解，特別是對改革開放前后我國經濟發展、人民生活的那種鮮明對比沒有深切的體會。比如對50年代的“大躍進”，經濟一片混亂，他們沒有經歷過的；60年代初，全國經濟崩潰，很多人吃不飽、餓肚子的情況，他們沒有經歷過；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他們也沒有經歷過。所以現在看到這些問題，就發表一些不同意見，也是很正常的。 那么，怎么達到共識呢？我認為首先還是要理直氣壯地談改革，關鍵談兩個方面：一是談改革的重要性，不改革絕沒有出路。不改革，就會像鄧小平同志講的那樣，肯定是死路一條。不改革，肯定是蘇東那種災難性的后果。另外，還要理直氣壯地談改革的成就。要用事實來說明我們這些年的改革是取得了很大成功的，經濟確實搞上去了，使全中國人民的生產和生活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增長速度比改革開放前大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絕對貧困人口由過去2億多減少到了幾百萬，等等，使大家能清醒地看到并進一步去了解這些成就。與此同時，也可以講改革確實存在很多不足、很多不到位的地方，正是由于這些不到位的地方，所以才出現了上述三個方面的突出矛盾。從而取得大家的理解，特別是一些比較年輕同志的理解，并達到必要的共識。至于對第一種情況的同志，在短期內要取得這種共識可能還比較難，因為在觀念上往往還有分歧， 但也沒有關系，可以保留他們的意見，繼續發表他們不同的意見，這對整個改革來講是有好處的。因為，從他們提出的問題當中，我們可以發現改革的某些不足，有助于提高我們的預警性和加快解決這些問題的決心。所以，必須理直氣壯地宣傳和說明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改革已經取得的成就。不改革，絕對沒有這樣的成果。中國的經濟已經占世界的第四位，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國際地位逐步提高，在政治上對世界的影響也越來越大?，F在不管哪一個國家，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只要不戴有色眼鏡、實事求是來看問題，對中國的改革都是充分肯定的。這是一方面，就是不要回避，不要害怕說改革的成績，要理直氣壯地說。 第二個建議，就是怎么想辦法化解矛盾?；饷?，最關鍵的，我認為就是要下決心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一個是解決腐敗嚴重的問題。分配不公的問題，我認為改革以來確實在這方面沒有加以很好的注意，但也不能叫失誤，這個責任不在群眾，甚至也不在改革，主要在于我們政府必不可少的一套宏觀調控制度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現在應該怎么辦呢？我認為當前解決分配不公，首先應該調整國民收入分配中積累與消費或者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多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不從根本上調整這個關系，只是調整后面的某些關系解決不了問題。因為現在首先是這個大的分配關系非常不合理，如2005 年我國的投資率達到了48%，按調整后的國內生產總值計算，國家統計局公報是18.2萬億，投資為8.8萬億。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積累，積累率已經超過50%，這在世界上也是沒有的，太高了。由于投資率或者說積累率太高，消費率必然就太低，分配給群眾的消費基金就太少，群眾的收入水平就上不去，購買力就明顯不足。其結果，就必然會出現產能過剩，許多消費品賣不出去。在國內賣不出去就只好想辦法低價出口，拿到國際上去銷售，就必然會產生很多國際貿易糾紛。我們提出要擴大消費，已經說了多年，但到現在消費也沒怎么擴大，關鍵就在于投資率和消費率的關系長期沒處理好。因此，要化解分配差距過大的矛盾，當前首先要解決積累與消費或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這個比例安排好了，消費基金擴大了，才有條件把消費基金增加的那部分，盡可能地向農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傾斜，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個人收入差距就可以縮小。這樣，我剛才講的第二種情況對改革不太理解、意見比較大的人，包括下崗工人、農村過低收入的人與城鄉一些弱勢群體，不滿意的情緒就可能會大大降低，對改革的擁護和支持的程度就會大大提高。而且，我們現在這樣做也有著較好的條件。因為，近幾年來，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們國家的財政收入增長很快，總額現在已經超過3萬億元。通過對國家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改變國家的財政開支過去除解決吃飯以外，把錢主要都用于擴大生產性建設投資的辦法，導致社會事業發展嚴重滯后，包括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廉租房或者廉價房供應不足，群眾在教育、醫療、買房方面負擔普遍過重。如果在財政開支里面，想辦法把用于生產性投資的部分大大減下來，將生產經營方面的國家投資，轉為更多地利用社會資金和個人資金來解決。而且我們現在也有解決的條件，如居民的儲蓄存款已超過14萬億，完全可以彌補這個問題。然后，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把錢更多地拿來搞社會事業的發展。這樣，對醫療改革、教育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方面的意見就會大大減小。因為這些方面的資金供給，國家負擔的比例擴大了，個人負擔的比例縮小了，分配不公、差距過大的問題隨之也就可以大大緩解。 另外，對有關這幾個方面的改革，我認為也不宜輕易地全盤加以否定?，F在有的同志說，教育改革、醫療改革、城市住房改革都基本上失敗了，我不太同意這個說法。應當說成績還是主要的。為什么？可以用一些數字和例子來說明，比如，住房制度改革最明顯。我記得很清楚，剛解放的時候即建國初期或者建國前夕，我國城市人均住房按居住面積計算大約是8平方米，經過近30年的經濟建設，由于我們基本上沒有建多少群眾的住房，而城市人口又大大增加，到1978年人均居住面積只剩下約4平方米，有的統計是3.9平方米，下降了一半。改革開放以后，經過積極擴大居民住房的建設，但仍然采取行政分配的老辦法，到上世紀90年代后期房改以前，人均居住面積大概也就8-9平方米，基本恢復到了建國初的水平。但從90年代后期到現在，僅僅經過七八年的時間，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已經達到了20平方米以上，而且每年還在以1-2平方米的速度增長。這能說改革失敗了嗎？改革沒取得成果嗎？ 教育改革也是如此，當然，在教育改革、醫療改革當中，如果有這種指導思想是不對的。就是為了單純減輕國家負擔，想把“包袱”都甩給市場。但據我所了解，在改革的文件當中從來也沒有這樣講過，即使有這種傾向，也是實際操作中存在的問題。拋開這個問題來看，教育改革的成績也比較大。當然也有缺點，就是我們講了多年的九年義務教育制度推進得太慢，一直到最近中央才下決心，到2010年要解決這個問題，這個確實滯后了。還有，亂收費的現象相當突出，需要糾正。但從教育的規模、入學人數看，包括中學，特別是大學，都是大幅度上升的。2001年，我們的在校大學生還只有1000萬人，現在已經超過了2000萬，世界第一；適齡入學率上升到20%左右，也基本上達到了國際水平。這也不能說是完全失敗了吧？ 醫療改革也是一樣，現在，一說醫療改革就是看病難、看病貴，籠統地做出這個結論也不一定太合適?？床≠F了有可能，由于國家財政撥款的不足，醫院為了創收，診療收費與藥價確實大幅度上升了。但醫療改革以后看病可能并沒有比以前更難，因為人均醫療設備、醫生和病床位是明顯增加的。這點我自己就深有體會，1993年我愛人腿摔斷了，當時要住院就住不進去，托了好多人才住了進去。去年，她需要重新做手術，但這次就沒有托什么人，而是自己到網上查一下有關醫院有什么好大夫，通過門診等了不太長時間就住進去了。而且，要求哪位大夫做手術，不用給“紅包”，按規定只交不太多的“點名費”即可解決，比過去透明和方便多了。因此，應該說，醫療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全盤加以否定，既不符合事實，對整個改革也不利。當然，怎么能做到在政府財政開支里面，有更多的資金用于教育、醫療、社會保障與廉租房建設等方面，化解群眾在這些方面的不滿情緒，我認為是非常必要的。這樣做，不僅對解決這些方面的需要是必要的，也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一種趨勢。特別是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怎么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更是非常重要的。 總起來說，對于當前這次有關改革的爭論，應當有一個比較正確的估計：就是爭論是必然的，是正常的。而且對于前述存在的三大問題，大家的看法可能也是一致的，有不同意見的人和主張堅持改革的人都是承認的。關鍵是怎么進一步來解決這些問題。怎么解決呢？看來一是提高共識，增加更多的人對改革的擁護和支持。另外，必須下決心在積累與消費的分配比例方面，特別是對國家財政支出結構方面，作出一定的調整，較多增加用于居民消費與公共事業方面的支出，來滿足群眾對公共產品增加的需求。有效縮小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解決城鄉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問題。如果做好了這兩條，并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深化改革，可能就會比較順利一些。 至于如何解決腐敗嚴重的問題？從許多國家的經驗看，關鍵是：一要有完善的民主法制，二要靠切實的輿論監督。因涉及面太廣，內容太復雜，由于時間關系，在這方面只能說我們還“任重而道遠”，就不再講了。 如何正確引導當前的這場爭論 石小敏 當前這場爭論是不可避免的。能不能因勢利導，把爭論引導到建設性的方向上去，是那些有遠見、有責任心的機構與人士共同面對的新課題。這場爭論之所以慢慢起來，是以若干歷史條件做背景的：一是正趕上中央重大方針的調整。自從前兩年提出統籌協調、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調整的過程便開始了。這兩年對外開放繼續加深，對內則日益開明，“禁改限”即是一個標識。各種意見之表達得到了某種鼓勵與暗示；二是社會的進步達到了某一“閥值”，其質量、能量、活力迅速躍遷到新的層級，開始顯露出來了。這里有人的因素，有物的因素。人的因素有，80年代初，全國大學本科學歷以上的總共只有600—700萬人，現在則達到6000—7000萬人，且每年以500—600萬人的數量增長。物的因素是計算機、互聯網、寬帶的發展引起人們交往方式與信息傳媒領域的革命。人與物的因素互促共進，使整個社會的結構、組織、機能均發生了巨大的重整與更新。沉緬于“自我中心”主義的年輕一代，由于創業、就業的日漸艱難，開始關心“他我”，關心公共事物，關心國家命運了；三是中國確是步入了一個新時期，戰略機遇與系統性風險并存，轉型提速與失衡加劇同在，深層弊端與愈治愈烈的惡現象共現。當社會到了必須要直面挑戰，直面“真問題”、做出“真努力”的時候，以往那種重重禁忌下的囿于小圈子的分析與討論就要被摒棄、被突破，“狂言無忌”、“童年無忌”者們一時間占據了社會的“眼球”?！皺嗤迸c“名家”們突然間失落了。當然，大討論的“狂飆”突起，攪動一部分沉渣也泛起來了，是很自然的。 這場討論觸及了許多問題，大體上是在三個層面上展開： 第一個層面是在旗幟的層面，在意識形態的層面，是新自由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第二個層面是在具體的改革領域，國企改革、醫療衛生、教育、科技等諸多領域的改革上都產生了爭論。第三個層面，這些討論都開始向某些最關鍵的環節匯聚，向今后3—5年中必須集中解決的環節集中，比如政府改革怎么辦？一個適應法治國家、責任政府、公民社會這樣指向的現代政府治理應該是怎樣的？多年來，政府改革是在適應經濟開放改革的要求中逐步推進的，每一次較大的動作均是“單打一”進行的，如機構改革、建立公務員體系等，從未有過一個綱領性目標和較為完整的框架性思路。長期零敲碎打，權宜處理的結果，便是使問題堆積起來，纏繞在一起，比如連公務員長工資這件事都成為特別棘手的難題。我想這場爭論是否可以分出這樣三個層次。20多年前，打倒四人幫后的一場大爭論，最后鄧小平同志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旗幟，把大家團結起來向前看。當下的大討論又一次提出了這類需求，期待著新的創造性提法。怎么引導這三個層次的討論，逐步地提升認識，擴大共識？共識非常重要，特別是是官產學媒，中堅階層，那些對國家有責任感、對社會有終極關懷、有一定力量的階層，在他們中間能否形成共識。 總體上來講，中國正處在一種深刻的二元結構中，有城鄉二元、內外二元、壟斷和競爭二元，政治和經濟二元，這些二元結構影響到方方面面。比如像土地就帶有二元性，城里國有企業的土地，最后企業不行了，可以賣掉地，給職工買保險，農村農民的土地，種糧食可以，種農作物可以，但把土地賣掉給農民買保險，這就要打疑問。我們要分析現狀，光靠國外的理論是不夠的，靠傳統的理論也是不靈的，必須要有新的創造才行。學者也好，官員也好，企業家也好，都會在這場討論中觸及神經，獲得啟發與提高，社會對經濟學家的批評，其實也是對官員的批評，也是對整個知識界的批評，批評中深藏著期望。 理性思考中國改革 張維迎 一、什么是理性思考？ 在目前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爭論中，情緒發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覺判斷壓過邏輯分析。對一個民族來說，大眾情緒是一種血性，有它的價值，但僅有情緒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學會理性地思考問題，因為一個不能理性思考問題的民族是很難在競爭中生存下去的。 什么是理性思考？我理解的理性思考，至少包含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理性思考要求我們在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的優劣時，必須盡量超脫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須學會換位思考。比如說，不能因為自己是農民就只從農民的角度考慮問題，自己是工人就只從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也不能因為自己是窮人就只考慮窮人的利益，自己是富人就只關注富人的利益。俗話講的“公道不公道，打個顛倒”，指的就是這個意思。這其實也正是羅爾斯正義論的實質所在。羅爾斯的正義論要求我們透過“無知的面紗”看問題，不能事前就“對號入座”，如果不是這樣，民主政治也會演變為多數人的暴政。當然在現實中，每一項政策起步的時候，每個人都處在特定的位置，變革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要做到完全超脫是很難的，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必須強調理性思考的重要性。至少對學者來說，應該做到超脫，否則，就喪失了學者的獨立性。 第二，理性思考要求我們在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優劣時，必須考慮政策的可行性，把這項政策與可行的替代政策(alternative)相比較，而不能把現實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標作為反對一項政策的理由。以討論收入分配為例，設想社會由兩個居民組成，考慮A、B、C三種狀態，在A狀態下，每人各得100；在B狀態下，第一個人得120，第二個人得180；在C狀態下，每人各得150。再進一步設想現在處于狀態B。那么，如果這三種狀態都是可行的，社會最優的安排應該是狀態C；但是，如果狀態C不可行，我們就不能用狀態C批評狀態B。如果不考慮可行的選擇，非要兩個人收入均等，我們只能走向狀態A，兩個人都受到損害。當然，如果全社會的價值觀是平均分配偏好于任何收入差距，由狀態B退到狀態A也可以，但我們絕不能把不可行的狀態C當目標去追求，否則就是不理性的。在當前有關改革的討論中，一些嘩眾取寵的人全然不考慮政策的可行性，不考慮政策的激勵相容條件是否滿足，習慣于用烏托邦理想蠱惑人心，對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有害無益。 第三，理性思考要求我們在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的優劣時，必須講事實，擺道理，實證數據和邏輯分析相結合，而不能以感覺代替事實，用直覺判斷代替邏輯推理。直覺對我們理解現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夠的，如果沒有嚴謹的邏輯分析，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由直覺導出的結論可能是錯誤的。比如說，直覺可能告訴我們國家用行政辦法把藥品的價格壓低對病人有好處，但實際的情況并非如此，價格被強行壓低之后，許多效果不錯的國產藥從市場上消失了，病人不得不付更高的價格使用進口藥；直覺可能告訴我們國有企業更有利于降低收入分配差距和解決就業問題，但大量事實和理論分析證明，平均而言，國有企業越多的地區，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百姓就業越難。現在政府常常在輿論的壓力下出臺一些缺少任何實證分析和數據支持的政策，結果適得其反，不僅損害了百姓利益，也損害了政府的形象。民眾可以發泄情緒，這是他們的權利，但政府的政策必須理性，不能被民眾的情緒所俘虜。學者也必須理性，不能被大眾情緒左右。在研究現實問題時，案例分析很重要，但案例分析必須與邏輯分析相結合，用個別案推出一般結論是不符合科學精神的。一些學者用個別國有企業在出售中存在的“國有資產流失”現象否定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就不能說是理性分析。 第四，理性思考要求我們實施一項變革政策時，必須本著“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給定的歷史條件下，調動大家的積極性，把蛋糕做大，實現多贏，使全體民眾和整個社會受益，而不是向后看，糾纏于歷史舊帳。這方面，老一代革命家和鄧小平先生處理中日關系時的態度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如果只記恨日本過去對中國的侵略，不考慮什么是對中國未來最好的選擇，我們就不應該與日本發展經濟貿易關系，就應該抵制“日貨”。但這樣做只能是雙輸，對中國沒有任何好處。當然，歷史是不應該忘記，但不忘過去是為了更好的未來。如果不關心我們自己的未來，牢記歷史除了求得一時的心理平衡外，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不是理性的行為。當前在處理中國經濟改革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時，也必須本著“向前看”的精神。我曾提出對過去改革過程中存在的偷稅漏稅現象通過“特赦”來個一次性了斷，從此之后對任何偷稅漏稅行為嚴懲不待，并非因為我想對這些人開恩，而是因為，我的理論分析和一些國家（或地區）的經驗表明，對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違法”行為，只有通過特殊的措施了斷，才能把整個社會從“違法陷阱”中拯救出來，建立起良好的公共秩序。這是“向前看”的態度。香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傲稹苯⒅?，香港警察隊伍是很腐敗的。如果沒有當時的“大赦”，香港警察隊伍就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時間內廉潔起來，也很難有香港今日的發達。中國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更加特殊，當時我們有大量的法律是不合理的，不符合改革精神，而許多合理的行為又是不合法的。企業界有些行為符合改革“大法”，受到各級政府的鼓勵，但可能不符合各級政府原來制定的“小法”，從今天的角度看，合法與否很難說清。如果我們“向后看”，糾纏于過去，民眾可能在感情上求得一些平衡，但整個社會就會被長期困在一個壞的均衡，對國家的經濟發展沒有好處，對大眾百姓也沒有什么好處。個人糾纏于過去的恩恩怨怨不能自拔損害的只是自己，而一個國家的政府糾纏于過去的恩恩怨怨損害的將是這個民族。 二、改革與革命 任何體制下，都會形成既定的利益格局，都存在既得利益階層。無論是改革還是革命，都會涉及到對既定利益格局的調整，但二者在調整利益關系的方法上有著本質的區別。 所謂革命，就是通過暴力和強制手段將財富或權力從一部分人手里剝奪，然后轉移給另一部分人。革命中一定有人受損，有人受益，所以革命不會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即沒有人受損但至少有一個人受益）。即使受益者是多數，受損者是少數，革命也不一定增加社會總財富，所以革命甚至不是卡爾多-?？怂垢倪M（即受益者所得大于受損者所失）。比如說，中國的土地革命將地主所有的土地無償拿過分配給其他農民，從人口比例上講，受損者是少數，受益者是絕大多數，但土地面積不會增加，甚至相當長時間內糧食產量也沒有增加。 改革與革命不同，改革不是把財富從一部分人手中無償轉移給另一部分人，而是在承認原體制下形成的社會各成員既定利益（status quo）的前提下，通過權利和財產關系的重新安排，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增加社會總財富，實現帕累托改進。革命意味著剝奪既得利益，但改革必須尊重原體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不論這種既得利益是法律規定的還是事實上長期被承認的；也就是說，改革不應該使得任何人比原體制下過得更壞。當然這是就整體改革而言的，在現實的中，具體的改革措施可能會導致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受損，此時，受益者有責任從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補償（贖買）受損者，保證后者的處境不比原體制下更壞，否則就不能稱其為改革。這也意味著，改革進行的前提是社會總財富將增加。如果社會總財富不增加，受損者不可能得到補償。 尊重既得利益并對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損階層予以補償，這是一個不應該回避的問題，否則我們就沒有辦法解釋改革中的許多補償（或贖買）措施。比如說，計劃體制下，相對于農村人，城市人就是既得利益階層；相對于農民，工人就是既得利益階層。所以，當政府提高農產品價格時，就必須給城市人副食補助，而當農用生產資料價格上升時，政府并不補貼農民，因為農民不是計劃經濟的既得利益者。同樣，農民工被辭退企業并不給買斷工齡費，也沒有失業救濟金，而國有企業職工下崗時，企業必須付錢買斷工齡，還要提供失業救濟金，因為我們必須尊重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工人的既得利益。國家承認的農民的唯一既得利益就是土地使用權，所以征用土地必須給農民補償。即使在改革中出現的某些體制下的新既得利益者，如果要改變這種體制時預期有人會受到損失，也可能要考慮補償。股權分置改革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非流通股股東要給流通股股東贈股，十送三，十送二，就是尊重流通股股東在非流通股不能流通時形成的既得利益，贖買他們支持股權分置改革。 對政府官員既得利益的補償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人們一般不敢提及，這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他們中的不少人本身是政策制定者，討價還價的權力太大。但回避問題的結果是形成了非常不規范的“暗補”（包括腐敗、子女經商等），給社會帶來了更大的成本。公車改革受到不少人的批評，但如果按照日本的經驗，可以節約相當大的一筆政府支出?，F在政府官員糟蹋的錢數倍于他們實際上能享受到的，如果財政拿出1萬億元裁減掉1千萬名政府官員，給整個社會帶來的價值將是巨大的。 我這樣講，并不是說現實中所有的補償都是合理的，公平的。現實中，有些補償可能不足（如對征用農民土地的補償），有些補償可能過度，可能與當事人的討價還價能力有關，這是一個技術性問題，需要有關方面好好研究。但尊重原體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對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損者予以某種形式的合理補償，是改革的一個基本原則。有些人習慣于用革命的觀念理解改革，把改革理解為剝奪既得利益，是不正確的。 這里，有必要把絕對利益和相對利益區別開來。所謂絕對利益，就是以當事人擁有的、直接決定其效用水平的收入、財富、權力的絕對量（權力可以用貨幣等價表示）；所謂相對利益，是指當事人與其他社會成員相比在收入、財富、權力等方面的相對位置。設想社會有甲、乙兩成員，在原體制下，甲的財富是100，乙的財富是150。那么，如果在新體制下，甲的財富變為200，乙的財富變為300，我們說每個人的絕對利益都增加了一倍，但相對利益沒有變化；如果新體制下每個人的財富都是200，我們說兩個人的絕對利益都增加了，但甲的相對利益上升了，乙的相對利益下降了。 我前面講的應該尊重和補償的“既得利益”，是指絕對既得利益，而不是相對既得利益。在上面的例子中，即使乙的相對利益下降了，也不應該補償。相對利益不能補償的一個原因是其主觀性太強，難以度量；另一個原因是，改革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個趨向機會均等的社會，而不是形成新的特權階層，如果相對利益損失都要補償，無異于回歸舊體制，與改革的目標背道而馳。就中國的現實而言，從相對利益角度看，在計劃體制下，政府官員地位最高，工人地位次之，農民最低。改革必然使原來地位越高的群體，相對地位落差越大。如果不是這樣，就不能說改革是成功的。 另外需要強調的是，對改革中利益受損者的補償應該是一次性，而不應該是沒完沒了的，否則，新體制不可能形成。 三、中國改革的三個約束條件 中國經濟改革從一開始就面臨三個重要約束：權力結構約束，意識形態約束和知識約束。 權力結構約束：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配置的權力集中在政府部門，民間不僅沒有財產權，甚至連最基本的選擇工作的權利都沒有，改革實際上就是要把資源配置的權力由政府轉向民間，用企業家代替政府官員制定決策。但改革本身意味著這種權力的轉移必須通過政府自身進行，也就是說，政府是改革的對象，同時又是改革方案的執行者。自然，任何改革措施都會受到一些政府官員或明或暗的抵制，他們總是企圖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操縱改革，從事尋租活動。在這種情況下，計劃經濟下政府部門擁有的一些權力常常在“改革”的名義下被保留或以新的形式（如“規范管理”、“宏觀調控”）出現。所以我們看到，改革二十都年后，計劃經濟下權力最大的政府部門今天仍然是權力最大的部門。 中國改革最主要的推動力量是高層改革領導者，但那些參與過80年代改革的人們都能清楚的回憶，當時的改革領導人對中央政府部門官員的權威是非常有限的，并沒有足夠的權威完整到實施改革措施。這是因為，中國的權力結構實際上是一個分割型的，不只是上層領導者之間有權力分割，不同級別的政府都有著不同的權力范圍。幾乎每個部門都有制定政策的權力，都有保護傘，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主要的政策制定不僅僅要高層取得一致，還需要很多環環相套的政府部門有積極的合作態度。用現代經濟學理論講，改革方案只有在滿足相關政府部門的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約束時才能得以實施。由于政府官員的利益要求是多樣性的，所以不可能有這樣都滿足的方案。改革領導者為了換取政府部門官員對改革的支持不得不做很多妥協，政府官僚總是試圖按照他們自己的利益利用手中權力操縱改革，這經常會使得本來很大膽的改革舉措最后變得謹慎小心敷衍了事，甚至半途而廢。這是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一些改革派經濟學家提出中國需要“新權威主義政府”的主要背景。 上世紀80年代，國家體改委是改革的重要推動力量。由于體改委是一個新的部門，沒有計劃經濟下的既得利益，所以改革最堅決，能形成對原有政府部門的重要制約。但自90年代以后，體改委的權力被大大削弱，甚至名存實亡，最后連名也沒有了，對既得利益部門的重要制約沒有了，改革也就常常成為一些政府部門重新攫取權力的遮羞布。 意識形態約束：意識形態的約束對中國的改革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改革領導人沒有辦法提出了一個顯性的、明確的改革目標。這使得許多改革措施必須在“名不正、言不順”的情況下進行，許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說，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燈向右轉”，甚至關掉燈摸著黑往前開，自然，出事故的概率就大大增加。第二，意識形態的約束使得不同的人對同一改革措施做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釋，使得下級執行部門無所適從，等待觀望，延誤了一些了改革，也加大了政府部門權力尋租的空間。第三，意識形態的約束使得改革者在政治上處于非常脆弱的地位，即使在今天，仍然是主張“左”的觀點的人在政治上最安全，主張改革的人經常受到來自“左”的攻擊，一些機會主義者頻繁地以“政治上正確”謀取私利，無形中擴大了反改革的勢力范圍。為了政治上的安全，一些改革者也就變得束手束腳，不敢大膽地往前走，延誤了改革的良機。第四，意識形態的約束使得改革政策在形成過程中不能公開討論，集思廣益，增加了實施中的風險。特別是，意識形態的約束使得除了經濟學家外其他社會科學的學者難以參與改革的討論，貢獻他們的智慧，無形中把他們的一些人推到了改革批評者的陣營。過去，我們用“不爭論”的辦法回避爭論，但這種辦法可能只適用于強勢領導時代。第五，意識形態的約束增加了改革的不確定性，削弱了支持改革的力量。 意識形態約束制約中國改革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國有企業改革。如果沒有意識形態的約束，我們可以公開討論國有企業如何改革，誰也不能用意識形態的棍子打人，不同的意見都可以擺在桌面上，最后形成一個包含目標和實施步驟的國有企業改革方案，國有資產就可以賣出更好的價格，無論改制前還是改制中的資產流失都可以大大減少。但由于意識形態的約束，國有企業改革常常只能由地方政府偷偷摸摸地進行，一些不規范的操作反倒沒有辦法避免。 應該說，在整個改革的過程中，改革領導人一直試圖通過“理論創新”突破傳統意識形態對改革的約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三個代表理論”等，就是這方面的典范。現在看來，為了進一步突破傳統意識形態對改革的約束，我們必須有更大膽的理論創新。 知識約束：中國改革面臨的另一個重要約束是知識約束。設計一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規劃并非易事。中國沒有市場經濟傳統，絕大部分人缺少對市場經濟的切身感受，在很長一段時期，即使改革領導人和經濟學家都不清楚市場這個機器究竟是如何運作的。經濟學家只能從教科書上學到一些市場經濟的理論，但是他們沒有實際的體驗。老一輩經濟學家可以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回答為什么必須改革，但無力回答改革應該如何進行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中期，年輕的經濟學家活躍起來了，他們少了很多意識形態方面的條條框框，更追求實用性的東西，因此他們能夠不管“姓資”還是“姓社”，而是專心地研究經濟如何更好地運轉。他們對1984年以后的改革規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甚至直接參與了規劃的設計。然而，他們中間的很多人都存在理想主義，他們也無力觸動當權的政府官僚體系。 現代經濟學知識是制定改革規劃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之所以沒有人知道如何去改革，部分原因就像很多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改革是一個“干中學”的過程，改革不同部分的相互依賴性只能陸續地顯現出來。既然沒人知道如何去改革，“摸著石頭過河”也就是唯一的選擇了。中國經濟改革所具有的實驗性特征多少反映了這一點。并不是所有專項改革的后果都是可以事先預料的，一些事后的逆轉肯定是必要的。地方政府被允許自主改革，部分原因是因為中央政府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走。 有關市場經濟知識的缺陷使得改革中出現一些失誤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當然，改革進行到今天，我們有關市場經濟的知識大大增加，民眾有理由要求政府拿出更好的改革方案，避免新的失誤。 我還想指出，以上三個約束是相互加強的，比如說，知識約束使得舊體制下掌握權力的政府官員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間按照自己的利益操縱改革，因為他們有理由借口“經濟學家不懂實際運作”或“改革措施沒有可行性”而否定一些改革方案或使方案在執行中走樣；而意識形態的約束使得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學者沒有辦法大膽地探索，難以做出知識創新；而由于知識缺乏導致的改革中的一些失誤又進一步強化了意識形態的約束；如此等等。 四、平等與效率 在這次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爭論中，“效率第一，兼顧公平”的提法受到了質疑。由于“公平”是一個很有價值判斷色彩的概念，強調效率的學者似乎失去了道德的正義性。其實，公平可以理解為“機會均等”，也可以理解為“結果均等”。如果是機會均等，公平與效率并沒有矛盾，因為只有機會均等的經濟才是最有效率的經濟，“效率第一，兼顧公平”的更準確表述應該是“機會均等第一，兼顧結果均等”。如果公平指的是“結果均等”，效率和公平在一定范圍內是有矛盾的，但“效率第一，兼顧公平”并沒有什么錯。即使按照羅爾斯的正義論，機會均等也比結果均等更符合社會正義。 當然，任何社會都必須關注效率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說經濟學家不關注“公平”（結果均等）是沒有經濟學常識的表現。經濟學家只是證明，如果只關注收入平等，可能會損害效率。至于效率與平等的替代關系處于那一點適合，取決于社會的價值判斷，經濟學并沒有給出結論。收入分配專家的統計分析表明，自改革以來，用吉尼系數衡量的收入差距擴大了，至于這種擴大中有多少的合理的，多少是不合理的，中國是否到達了效率與平等關系的辯解點（即能否在不損害效率的情況下增加平等），還有待進一步分析。 我們不僅應該關注收入的相對差距，更應該關注絕對貧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我這里想指出的是，那種認為追求效率和經濟增長就一定會損害窮人和擴大收入分配差距的觀點是沒有根據的。自改革以來，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從1978年的2.5億下降到現在的2千6百萬。如果沒有效率提高帶來的經濟增長，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通過對31個省市自治區的分析發現，平均而言，一個地區的人均GDP越高，經濟增長越快，該地區城市的吉尼系數越低。所以，套用鄧小平先生的話說，“發展是解決貧困問題和降低收入差距過大的硬道理”。特別是，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主要在農村，農民收入增長相對緩慢是造成吉尼系數上升的重要原因。如果政府為縮小收入差距而實施的政策使得企業家沒有了提高競爭力的積極性，數億農村勞動力就沒有可能轉移到城市就業，不僅解決不了絕對貧困問題，也沒有辦法縮小收入差距。 中國各地區的發展水平差距很大，統計表明，分省的吉尼系數多在0.4以下，普遍低于全國的吉尼系數。據國外學者的研究，全國吉尼系數上升30-50%來自地區差距的擴大。因此，從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角度看，縮小地區差距應該是我們的重要目標。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地區間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體制的差距，企業家隊伍的差距。那些相對落后的地區基本上都是體制改革最慢的地區，企業家創業的制度環境最惡劣的地區，也是國有經濟主導的地區。陳志武教授使用跨國資料的研究表明，靠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政策不可能解決地區差異，相反，平均而言，政府轉移支付越多的國家，也正是地區收入差距越大的國家。 有人認為收入差距擴大主要是私人企業的發展造成的，所以縮小收入差距的辦法是發展國有企業。但我通過分析31個省市自治區的資料發現，平均而言，一個地區城市就業人口中國有部門的比例越大，該地區的吉尼系數越高。這說明，我們不可能用發展國有企業的辦法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事實上，大量的城市下崗職工是國有企業的無效率造成的。 在任何國家，政府都需要用一定的轉移支付縮小收入差距，但政府的轉移支付措施必須恰當。我們不能以為擴大政府支出的比例就一定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恰恰相反，我從統計資料中發現，平均而言，政府支出占GDP比例越高的地區，吉尼系數也越高。 我們不應該把“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與“共同富?！睂α⑵饋恚粦摪压餐辉５韧谄骄峙洹]有差別，就不可能共同富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里斯教授早在35年的研究就表明，政府在征稅方面的最大障礙是沒有辦法獲得個人能力的信息；由于信息的限制，政府根本沒有辦法做到結果均等，因為如果收入稅太高，高能力的人就可以通過減少工作的辦法假裝低能力，結果是，即使以貨幣計算的收入是平等的，能力不同的人享受的生活水平也不可能相同。 如果我們真正關心窮人，就應該把機會均等（也就是效率）放在優先地位，比如說給窮人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機會。國外一些學者最近的研究表明，在中國，教育水平已成為決定家庭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個農村大學生可以使一家人脫貧。非常遺憾的是，最近有關教育體制改革爭論中，輿論過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學費上升給窮人帶來的負擔上，而忽略了由招生數量增加給窮人提供的教育機會這個問題。1978年，全國大學共招生40萬；到2004年，全國大學招生總數達到447萬，增加了10倍多。我相信，即使對低收入階層而言，學費雖高但有機會上大學比學費雖低但沒有機會上學要更好。進一步，要解決教育經費問題，政府必須增加財政支出，但沒有民營企業繳納的大量稅收，政府的收入從何而來？ 五、全球化與收入分配 有關中國改革的許多問題，現在必須放在經濟全球化這個大背景下來討論。比如說，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絕不能以犧牲中國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為代價，因為否則的話，中國的企業垮了，最后受到最大傷害的還是普通民眾。 中國收入差距的擴大與經濟的全球化有關。同樣是工資收入者，在外企或私企工作的高層經理年薪水可能在100萬元以上，而普通的制造業工人的年工資還不到一萬元，這樣大的差距在其他國家的發展過程中是少有的。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差距？因為，隨著經濟全球化，不同素質的勞動力市場范圍出現了差異。簡單地說，越是高素質的勞動力（如軟件工程師，高級管理人員），可流動越強，市場范圍越大；越是低素質的勞動力，可流動性越低，市場范圍越?。ㄏ抻诒緡袌觯?。結果是，與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相比，中國高素質勞動力的工資差距遠小于低素質勞動力的工資差距。比如說，中國制造業工人的工資是美國制造業工人工資的1/40左右，但外企工作的中國高級白領的工資達到美國同等白領的1/3到1/2，甚至更高?？梢韵胂?，如果沒有全球化的話，二者的差距會比現在小得多。 這樣的話，我們就面臨一個難題：如果想通過稅收手段把高素質勞動力的收入壓下來，就會導致大量腦力外流，中國企業就不可能走向國際；而如果把低素質勞動力的工資提的太高，中國企業就失去了成本優勢，大量民營企業就會垮掉，外資企業也會轉走他國。民營企業家可以移民海外，而民工只能回家，對后者的傷害更大。 我的意思并不是說我們在改善普通工人待遇方面不能有所作為，更不是說工人工資不應該隨企業生產率的提高而提高。我想說的是，我們不能離開全球化這個大背景討論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民族企業的生存、國家的經濟發展，是解決貧困問題的前提，也是我們制定收入分配政策的制約力量。 經濟全球化給收入分配政策帶來的挑戰不止是中國面臨的問題，也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哥倫比亞大學薩拉-馬丁教授的一項研究表明，在1980-1998年間，主要是由于國與國之間收入差距的縮?。ù蟛糠謥碜灾袊用袷杖氲奶岣撸?，世界范圍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了，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程度反而上升了。我猜想，這兩個現象同時存在與經濟全球化有關。全球化一方面擴大了國內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縮小了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權衡利弊，利大于弊。 六、權力與腐敗 我們必須承認，一部分收入差距是腐敗造成的，這樣的收入差距是人們最不能容忍的。 計劃經濟下，也有腐敗。人們感覺到改革以來腐敗比原來嚴重得多，我想有兩個原因：一是原來非貨幣形態的隱性腐?。ㄈ缯泄ぬ岣蓵r“串換”），變為貨幣形態的顯性腐敗；二是實際的腐敗確實增加了。 我曾用一個數學公式分析表明，實際腐敗的增加有這樣幾個原因：一是隨著中國經濟貨幣化程度的提高，權力的經濟價值增加；二是經濟關系的復雜化使得監督腐敗變得越來越難；三是市場機會的增加使得官員的“保留效用”（即因腐敗受處罰離開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四是懲罰力度降低（如達到死刑的最低貪污額大大提高）；五是政府官員的正式工資相對較低。 上述五個因素中，都與權力有關。權力是腐敗的“本”，其他方面是“表”。反腐敗要“表”“本”兼治，但釜底抽薪的辦法是治本，也就是是減少政府官員的權力。有人曾提出“高薪養廉”，有一定道理，但在政府官員權力過大的情況下，“高薪養廉”是養不起的，官員工資太高的話民眾也不會接受。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市場經濟國家許多屬于公民個人和企業的權利，在我們國家則被政府壟斷，如開辦企業，從事投資活動都得政府批準，個人和企業不得不通過“行賄”的辦法“贖買”本應該屬于自己的權利，從事正常的經濟活動。針對當時反腐敗只治表不治本的做法，我在1994年說過，如果我們不從根本上改變政府統治經濟的體制，不減少政府的行政審批權，私人產品（按照經濟學的定義，使用上沒有排他性）領域的腐敗反倒是一個“次優”選擇。我的意思說，反腐敗必須治本，不能治標不治本。一方面強調反腐敗，另一方面又不想減少政府的權力，是掩耳盜鈴，葉公好龍；不僅做不到，即使短期內做到了，也是以巨大的社會效率損失為代價的。同時做到經濟高增長和沒有腐敗的前提是，廢除政府壟斷資源配置的權力。有人說我在為腐敗辯護，其實是誤讀了我的觀點。把問題說透徹，這是學者的責任。1999年，我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發言中到，“如果廢除了政府審批，腐敗至少可以減少50%”。這個發言對隨后的審批制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一萬個善良的愿望，抵不上一個有效的行動！ 必須承認，在我們國家的改革過程中，企業家創造價值的活動與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常常是混在一起的，這可以解釋為什么有些人發表的否定企業家群體的言論會引起社會上的共鳴。但我們必須明白，這是政府壟斷資源配置的體制造成的，是需要通過改革解決的問題。當創造價值和尋租活動混在一塊以后，人們容易觀其一不觀其二。我們下一步要做的是怎么能夠使得尋租活動的空間變得越來越小，最后消滅，到那時，企業家賺錢的唯一辦法就是為社會創造價值。 為此，我們需要了解“租”的根源在哪里？簡單地說，任何租金都來自壟斷；反過來，有壟斷，就有租金。像土地、礦產資源這樣的東西屬于自然壟斷，解決尋租的辦法，最簡單就是劃分產權，產權明確了大家就不會尋租了；產權不明確，大家都會為爭奪租金展開競爭，就會導致資源的浪費。目前在城市土地和礦產資源方面的尋租活動之所以泛濫，就是因為產權不明確、交易方式不規范造成的。 另一類是政府的規定帶來的壟斷，我們可以稱之為行政壟斷或法定壟斷。比如說，電信只能發三個牌照或五個牌照，個人辦企業必須得到政府的批準，這就是行政壟斷。行政壟斷帶來了行政壟斷租金，尋租的過程就是通過一種非正常的、不合法的手段（包括賄賂）打破“合法”的壟斷，在這個過程中，尋租活動和創造價值是結合在一塊的問題，尋租活動部分地恢復了價值的創造，這是經濟學界早已得出的結論。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廢除壟斷；或者，在沒有辦法廢除的情況下，通過諸如“公開招標”的方式增加交易的透明度，減少尋租活動。 談到尋租的問題，我不得不談一下國有企業的問題。我的一個簡單的判斷是，國有部門可以說是中國最大的尋租場，甚至可以說是“耗租場”，因為它壟斷了大部分資源，但是只創造很少的價值。國有企業是“全員尋租”，尋租者不僅包括政府部門和相關企業的“頭頭腦腦”，普通的工人也在分享壟斷租金。石油公司、電力公司、電信公司員工的工資比其他競爭性行業要高得多，就是壟斷行業全員尋租的證明。 國有企業靠壟斷賺的“利潤”不上繳財政，而虧損了由政府財政補貼。政府補貼國有企業實際上是用多數納稅人的錢“賄賂”一小部分人，也是一種腐敗，就像選舉中的“賄選”一樣。 只有當政府的權力范圍只限于維護公共秩序、提供公共產品等公共領域時，我們才有可能做到“高薪養廉”，腐敗現象才有可能被根除。 七、學術與政策 在當前有關中國改革的討論中，一些輿論把學者的學術觀點與政策主張混為一談，不僅不利于學術的健康發展，也不利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改進。 學者的本職是“求真”，把問題搞清楚，說透徹。學術觀點通行的表述方式是“如果…,那么…”。不同的學者可能提出不同的學術觀點，不同的學術觀點可以通過學術爭論辯明真偽，但學術觀點的正確與否不能用投票來決定。多數人贊同的理論不一定是正確的理論，否則就不會有科學，也不需要科學。學者討論問題時要講學術規范，講邏輯，不能嘩眾取寵。 學者與政客不同。真正的學者只說自己認為是正確的話，政客是說別人喜歡聽的或“政治上正確”話。所以，大眾不應該用評價政客的標準評價學者。 學者當然也可能有自己的政策主張，在這方面，他們與普通民眾是平等的，他們影響政策的唯一優勢是政策主張背后的理論依據，而非個人的價值判斷。由于真正的學者通常對自己經過深思熟慮和嚴格論證的理論有很深的信仰，并且對政策的后果看得比一般人遠（這是理論的價值所在），他們也很注重自己的長遠聲譽，希望自己的觀點經得起長期考驗，所以如果不是媚俗大眾，他們的政策主張可能會與多數人的喜好相同，也可能不同。 政策與學術不同，政策是可以投票的，因為政策的制定是科學與政治過程的結合。在政策制定之前，調查研究，收集數據，聽取專家意見，做可行性論證，可以說是一個科學的過程。但最后選擇什么樣的政策時，一定是一個政治過程，不論這個國家是什么樣的政治制度。一些重大的政策，民主國家可能要投票，專制國家個人說了算，但無論投票還是個人說了算，都是政治。所以很少有哪個政策是完全按照某一派學者的主張制定的情況。 我們必須認識到，無論制定政策的政治過程如何，幾乎沒有任何政策可以滿足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偏好，所以任何政策都會有人反對。我們還必須明白，也并不是多數人的選擇一定就有利于多數人的長遠利益（臺灣人選擇陳水扁就是一個例子）。我們必須防止多數人變成少數利益集團的俘虜；我們也必須防止“多數人的暴政”，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在一定的情況下變成少數人中的一員。所以我們必須學會理性思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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