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現代化戰略的若干思考

關于中國現代化戰略的若干思考

一、任務

　中國現代化的百年大業歷經幾代人的努力業已取得了如下成績：第一，我們擁有了統一的政權、完整的疆域和基本齊全的重工業體系；第二，我們基本實現了向市場經濟的轉軌，結束了閉關自守的狀態，回到了世界大家庭的懷抱；第三，我們擁有了由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一萬億美元GDP和人均1000美元GDP的進一步發展基礎。

　但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上述每一件成績的取得幾乎都付出了巨額成本，而這些未支付成本現在要一并兌現了，即是說，歷史上積留下來的各種矛盾到了總爆發的時候了，這就使我們面臨一系列嚴峻的挑戰。大致說來，等待我們予以解決的問題無外乎改革、發展與穩定三大類。

　我國最為特殊的國情之一是改革與發展兩項任務并舉。長期以來，改革一直為發展提供動力，而發展為進一步改革帶來信心，二者相得益彰、相輔相成。但隨著改革的深入，群眾利益開始分化，利益集團開始出現，各階層利益不再一致，相反，一個錯綜復雜的利益矛盾格局漸次浮出水面。一方面，改革導致貧富差距拉大，致使內需不足、國內市場狹小，阻礙了發展的可持續性；另一方面，發展成了少數人的發展，成了單純GDP增長，成了環境與資源的破壞和浪費，這又導致廣大人民群眾對改革的信心日漸喪失。

　群眾針對改革的不滿情緒應該理性地加以分析，不能采用“文革”手段，草率和粗暴地給扣上一頂“反改革”的帽子了事。改革無疑是必須推進和深化的，但同時應當指出，世界上只有具體的改革，沒有抽象的改革。改革作為一種理念，當然像其它順應時代潮流的價值理念一樣深入人心。但問題是這還只是一種抽象，一種從古今中外各式各樣的具體改革實踐中抽象出的共相理念。群眾質疑的只是我們的具體改革實踐有走入死胡同之嫌，而絕非反對改革甚至要求倒退。掌握話語權的人們應該考慮到這點，不能居高臨下、以勢壓人，逼人噤聲而致人死地。現在需要做的是恢復人民群眾對改革的信心，而要做到這點，首先又是要重建改革與發展的良性循環，即是說，使改革向著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整合中國社會的目標做“姿態調整”。

　與此同時，我們還須面對艱難的發展課題。我認為，發展的要義有三：第一，它應當是可持續性的；第二，它應當由量變到質變；第三，它應當統籌經濟與社會兩個層面。毫無疑問，我們在這三方面做得都還很不夠。首先，貧富懸殊的社會結構以及資源與環境的硬約束使得發展的后勁不足；其次，過于依賴廉價勞動力、甘于國際分工鏈條低端位置使我們白白浪費了信息技術革命的大好歷史機遇；最后，公共物品的供給嚴重匱乏，人民福利沒有隨GDP同步增長，相反在某些領域、對某些群體而言甚至有滑坡之勢。

　上述種種問題都必然影響到穩定。我們常說，穩定是前提。這是指離開了穩定什么事都辦不成，這當然是對的。但這并不是說維護穩定的手段就是在群眾因改革與發展的失誤而產生不滿情緒時利用權力甚至專政工具來強行抑制這種不滿和它的現實表達。執政能力決不應該體現在讓群眾交學費、自己當事后諸葛亮上，而應體現在事先維護社會公平、建設法制環境上。保持社會穩定，從根本上說，還是要解決好改革與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并且就目前現實狀況而言尤其是要首先解決好縮小貧富差距和實現充分就業的問題。除了堅持反腐敗外，治本之策當是轉變政府職能、做出制度安排。雖然這樣做的一次性成本很大，但相較于無休無止地堵漏洞仍是遠為高明的長久之計。

二、困難

　中國作為第三世界國家面臨和亞、非、拉美人民在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道路上都曾經或將要面臨的同樣的困難，即我們非但不能利用整個世界的資源和市場來解決國內矛盾，相反，還要在一個國際經濟秩序嚴重不平等的環境下來實現工業化。我們現在像在做拼圖游戲，要將拼版內的各個方塊組合成我們理想中的藍圖，但卻只有一個空格的回旋空間。也曾面對同樣窘境的西方人能夠依靠堅船利炮將方塊從拼版內硬摳出來再重新擺好，因為他們可以利用整個地球作為重新布局空間。而我們今天卻只有靠智慧，利用唯一的空格，合理地移動方塊，盡力拼出現代化藍圖了。這就要求政策理論研究者在制定國家發展戰略規劃時應做通盤考慮，要采用系統論的方法，重點考慮各項政策措施的配套和銜接問題，而不能在孤立地、單獨地考察一個個政策領域后采用各個擊破的方法來解決問題。須知目前情狀是牽一發而動全身，這方面妥帖了可能又導致那方面出問題，甚至得不償失。

三、要點

　政府改革。之所以將政府改革列為第一步驟，是因為它的重要性足以影響到整個戰略的成敗。換句話說，只有政府改革圓滿完成，接下來的改革措施才能順利施行。

　首先要盡快實現政府職能轉變，建設服務型政府，縮減尋租空間，杜絕權錢交易，切實消滅腐敗，特別是要嚴厲打擊國有資產流失和房地產投機過程中的腐敗行為。

　其次要理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關系，確保中央政令暢通。為此應考慮改革我國地方體制，削減中間層級。

　而解決上述兩方面問題尤其是地方政府欺上瞞下問題的治本之策當是打破我國現有社會結構。為什么中國歷史上歷次革命與改革都沒能解決好這一問題？就是因為社會結構沒有任何更動。在這種穩態結構下，一切革命或改革都不可能達到突破現行體制的臨界值。只有消滅現行體制賴以維持的土壤，即實現既有穩態結構向另一種建立在現代文明基礎上的穩態結構的過渡，才能從根本上動搖現行體制。

　前蘇東國家在實行了原以為是醫治國家一切頑疾的靈丹妙藥的“民主化”后之所以還是沒能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根本原因也還是原有社會結構沒有打破。在既有結構的基礎上隨意變換一下上層建筑是不會有任何實質作用的。

　市場化改革。應考慮放開土地、資金等要素價格，建立更加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資金價格一旦市場化，必將迫使資本大幅退出成本上升的重化工業，有利于資源節約與環境保護。而對重化工業產品的需求則可通過國際貿易、利用我們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換得。

　農業。“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城鎮化。按照劉易斯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模型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轉移出的大量剩余勞動力應由城鎮勞動密集型工業就地吸收，也即剩余勞動力主要去向應采取離土不離鄉的形式。在因此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的基礎上，適時引入現代農業科技，實現農業現代化。

　國有企業改革。首先應當指出，國有企業是否一定經營不好是個尚無定論的理論問題。但國有企業因為自身產權不明晰的規定性容易導致無效率，這一點普天之下皆是如此。有人說，私營企業產權清晰，不也有經營不好的嗎？這就是一個認識問題了。我們說產權不清晰容易導致無效率，但產權清晰的情況下也還有很多其它影響企業自身效率的因素在起作用。這就好比偶數（大于2）一定不是質數，但奇數也不一定就是質數。

　實際上，國有企業應是一種政策工具，凡是太重效率有失公平的時候，國有化浪潮就興起，凡是太重公平有失效率的時候，私有化浪潮就興起。我們應該樹立一個觀念，即公平與效率的矛盾問題是沒有最終的、完滿的解決方案的。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因時而變，不斷調整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保持社會穩定而又促進經濟發展，這就是現代政府的作用。我國正在興起的私有化改革并非出于已建立成熟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那種為從公平向效率傾斜一點的目的，而恰恰是建立市場經濟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步驟。

　但同時，我們要著重指出兩點。一是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必須確保國有資產如數收歸國家，一切方便瓜分國有資產的改制形式都應堅決廢止；二是國有資本應從一般競爭性領域撤出，但在一些特殊行業則應維持其地位。比如關系國家安全的產業部門，比如私人資本不愿輕易嘗試或無力嘗試的高新技術部門。在這些部門，國有企業應該發揮生力軍作用。這一點，同樣普天之下皆是如此。

　稅收。改革稅收體制，精簡政府機構人員，嚴厲打擊偷漏稅，保證國家稅收的再分配和公共物品供給作用。

四、方案

　在放開要素價格使得資本退出重化工業部門之后，國家應制定并實施產業政策，引導企業逐步走自主創新之路，最終實現我國產業升級。

　企業自主創新需要資本、人才和良好的制度。創新作為內生型增長的關鍵，同樣講究 “路徑依賴”。因而應注意改革完善科研體制，保證產學研的結合。

　人才的獲得歸根結底要靠教育，這就要求我們的教育必須跟上產業升級速度，以免出現人才青黃不接的尷尬局面。另外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各種要素資源都可以在全球范圍內配制，因而還可以考慮吸引國外優秀人才。此外還需要指出，我國的教育結構亟待改善，不僅要培養大量科研人才，還要重視技術人才的培養。

　至于自主創新所需要的財力支持，可以借機發揮國有資本的優勢。國有資本，這筆新中國幾代勞動者血汗的結晶一定不能浪費，而要繼續用來為國家現代化建設服務。我個人考慮，可以有這樣幾種利用形式。一是國有企業單獨承擔價值鏈上游的研發任務，之后通過向民營企業的知識產權轉讓完成合作；二是在保證民營企業控股的前提下讓國有企業直接參股，同樣借助于國有企業的雄厚財力完成技術研發任務；三是國家成立一個專門用于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政策性銀行，方便民營企業融資。

　在產業升級的同時，我們還必須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勞動密集區段產業的發展以持續不斷地進行資本積累，并滿足國內市場需要以及經由國際貿易換得耐用消費品。這些產業正如上述，應該重點布局在小城鎮，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這樣，就將我國工業剝離成大城市高新技術產業、經高技術改造的傳統重工業與小城鎮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勞動密集區段產業兩個層面。

　為加快資本周轉速度、減少貿易摩擦、發展第三產業，我們還必須大力開拓國內市場。國家應重點解決好住房、教育、醫療這新“三座大山”的問題，并積極推進“三農”問題的解決，以解放城市和農村長期被壓抑的巨大消費需求。

　上述各項措施同樣將促進就業。我國的就業基本上分三大塊，一是農村剩余勞動力，二是城市失業人員（下崗工人），三是新增勞動力（大學畢業生等）。它們各自應有各自合理的去向。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應為小城鎮工業部門吸收，城市失業人員則轉向第三產業，而新增勞動力作為優勢人力資源主要應為城市高新技術產業吸收，這其中既應包括科研人員、技術工人，也應包括同樣創造高附加值的企業銷售服務部門的行銷人員等。

五、結語

　在考慮各項政策措施的配套銜接問題時，要特別注意它們各自的實施力度和速度的情況。比如教育，過火了，可能導致我們喪失廉價勞動力優勢，而不到位，又可能造成人才短缺。最好的結局莫過于在我們已擁有了一批自主品牌的同時，國際資本轉移到其它更具勞動力價格優勢的國家或地區。

　　　　　　　　　　　　　　　　　　　　　　　　　　2005/12/17.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