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來，出現了一場關于在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應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還是以西方經濟學為主流的爭論，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進行到第27個年頭來爭論這個問題，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我無意于加入這場爭論，但是想指出的是，不論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都已經難以解釋當代的許多重大經濟現實問題了。
我想舉出十個現象來請教中國的經濟學者，看看是否能還用東西方傳統的經典理論來解釋。
第一， 當代資本主義還是“過剩”型經濟嗎？
馬克思和列寧都指出，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是過剩經濟，這是因為，資本為追逐利潤要不斷擴大再生產規模，同時還會不斷壓低工人的工資，由此造成生產規模與消費規模的嚴重不對稱。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開山人凱恩斯也承認，資本主義經濟的特點是“需求不足”，他們對資本主義經濟本質特征的表述方式雖有不同，說的卻是同一件事，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是供給大于需求的經濟。但是看看當代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供大于求的過剩經濟嗎？貿易順差是衡量生產過剩的重要指標，美國自1981年出現貿易逆差以來，已經持續了20多年的逆差格局，而且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呈現出急劇擴大趨勢，2005年美國的商品貿易逆差可能高達7800億美元，將占到當年GDP的7％！而且不僅僅是美國有持續擴大的貿易逆差，英國的貿易逆差也已經持續了十多年，西班牙的貿易逆差也持續了近十年，法國和意大利在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一直在貿易順差和逆差的邊緣波動，最近兩年也已經轉入了穩定的貿易逆差，在當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只有德國和日本還是持續的貿易順差國，但日本在2005上半財年（4～9月）的貿易順差已經縮小了30％，并且首次出現了海外投資收益超過貿易順差的格局。這種趨勢說明，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遲早會都轉入持續貿易逆差格局，如此，傳統意義的資本主義過剩形態還存在嗎？
第二， 當代資本主義還是商品和資本輸出地嗎？
馬克思和列寧都指出，由于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家殘酷壓榨工人的勞動血汗，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導致在國內市場上消費需求不足和生產規模過大，資本為了尋找出路只能是進行商品和資本輸出，因此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商品和資本輸出國，而為了保證商品和資本的順利輸出，資本主義國家就要通過戰爭方式，在海外不斷搶奪殖民地，從而使資本主義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但是看看當代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已經不僅不是商品凈輸出國，而且早已不是資本凈輸出國了。美國自1985年轉入資本凈輸入國后，已經連續20年成為資本凈輸入國，到目前為止，美國的海外凈負債已經超過了3萬億美元。由于有貿易順差才有商品和資本輸出，因此隨著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主體將逐步轉入到貿易逆差格局，可以預見，就整體而言當代資本主義轉變成商品和資本凈輸入格局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第三， 產業資本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還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嗎？
馬克思在偉大的著作《資本論》中曾指出，在資本的各種形態中是產業資本“居高”，因為只有產業資本擔負著創造剩余價值的功能。但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中，產業資本的衰落已經是不爭的事實。1985年美國制造業產出占GDP的比重還有28％，1990年就下降到18％，2003年又下降到不到14％。英國制造業產出占GDP的比重也從1990年的20％下降到2003年的16·7％。由于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已經進入到“后工業化社會”，制造業比重的下降似乎是常理，但伴隨著制造業比重的下降，國內的制造業不能滿足本國需求而需要大量進口就超出常理了。例如2003年美國的商品貿易逆差已經相當于本國制造業產出的近40％了。2005年美國非制造業雇員人數增加190萬人，而工廠職位數減少6.4萬個，同期內美國的貿易逆差從上年的6667億美元增加到7800億美元，說明美國的制造業仍處在萎縮過程中。有人說發達國家貿易逆差的擴大，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產業的結果，這個認識并不全面，因為以美國為例，在目前美國的全部進口中，來自美國海外公司的進口僅占到20％，所以發達國家貿易逆差的持續增長，還是生產不足的結果。實際上，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產業資本家，正在經歷著從產業資本家向非產業資本家的大規模轉變。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國的第一大破產案“安然”公司，“安然”本來是一家大能源公司，但是在1999年的公司營業額中，傳統的能源生產與貿易經營額卻僅占到3％，而其他都是金融和衍生產品交易，正是因為越來越多的產業資本家放棄了傳統的物質產品生產，才造成了發達國家相對于需求的生產不足。如果從資本方面看，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中就更說不上產業資本仍“居高”位，例如目前每年的國際貨幣交易額高達700多萬億美元，而與商品貿易額只有7萬億美元，說明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僅占到1％，因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當代資本運動的主體已經從產業資本中脫出了。
第四， 周期性地爆發經濟危機還是當代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嗎？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都反復論證了生產過剩危機的周期性爆發，是資本主義經濟特有的現象。恩格斯指出：“大批資本家投身于工業，生產很快就超過了消費，結果，生產出來的商品賣不出去，所謂商業危機就到來了”（見《共產主義原理》）。這段對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現象的經典描述用在今天的中國到有幾分相似，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中，我們還看到過經典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嗎？既然當代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和將要從生產過剩狀態轉變成生產不足狀態，恐怕未來我們將很難再看到經典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了。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經濟新出現的特征是，在經濟增長中只有需求的增長而沒有供給的增長，例如2001～2004年，美國的GDP增長了10·4％，但工業生產增長率為“0”，同期英國的GDP增長了9·5％，工業生產卻下降了2·6％，正是因為只有需求的增長而沒有供給的增長，才不斷拉大了這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逆差，從而形成了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特征，也說明當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已經從以往的著重于創造供給轉向了著重于創造需求。
第五 ，二戰后的“水平”分工體系與“垂直”分工體系還存在嗎？
二戰后，美歐國家跨越大西洋展開了制造業內部零部件級的產業分工，相對于戰前國際貿易主要是在宗主國和殖民地國家間的部門間貿易體系而言，戰后國際貿易體系的最大變化就是，貿易的主體是在發達國家間進行，貿易的內容也從初級產品貿易為主轉變成制成品貿易為主，由于用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與赫－俄模型已經不能解釋這種現象，遂有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產生。至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則仍然維持了戰前初級產品與制成品交換的格局。這個格局從上世紀50年代就已經形成，并持續到了90年代初期。但是從今日的國際貿易格局看，戰后已經持續了40多年的“水平”與“垂直”貿易分工體系正在被打破，首先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制成品貿易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其次是以往年代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的初級產品，開始從部分發展中國家向中國這樣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地區流入，甚至部分發達國家生產的初級產品也流入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例如有資料說明，目前中國在世界初級產品市場上所吸納的份額已經達到了20％，在中美雙邊貿易所涉及到98大類產品中，中方順差的有75類產品，都是工業制成品，而美方順差的23大類產品中，絕大部分是資源類產品。這種與以往貿易格局不同的制成品和初級產品的“反向”流動格局，已經開始徹底改變了戰后持續了幾十年的“水平”與“垂直”分工體系，使當代國際貿易格局出現了“扁平化”勢頭。那么，我們應當用什么理論來解釋這種新現象呢？
第六，國際FDI的主體還是在發達國家間流動嗎？
從有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輸出以來直至二戰前，國際產業資本的主要流動方向始終是從宗主國到殖民地，大約占到國際直接投資的60％以上，戰后新出現的產業資本流動格局，則改變成主要是在發達國家間流動，大約占到80％。但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FDI增長率開始顯著超過流向發達國家的增長率，2004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外直接投資猛增了48％，流入發達國家的國外直接投資卻下降了16％，發達國家所吸納的國際直接投資比重，也從以往的超過80％下降到2004年的51％，而按照2004年的增長率格局，大約再用5年時間，發展中國家在國際FDI中的比重就會又回升到二戰前的60％以上。與此相關的一個重要現象就是，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外資出口在發展中國家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在日本的經濟起飛中，外資出口幾乎為“零”，70年代“亞洲四小”開始經濟起飛，外資出口比重也不超過10％，80年代亞洲“五小虎”的經濟起飛中，外資出口比重不超過20％，但是在進入新世紀后在中國的出口中，外資企業比重已經直逼60％。這些情況都說明，我們的確是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國際產業、投資和貿易格局的大變化時代。
第七，價格還是由供求決定的嗎？
薩紐爾遜在其不朽之作《經濟學》中曾說，如果教會鸚鵡說“供給”和“需求”這兩個單詞，鸚鵡也可以成為經濟學家，因為由供求所決定的價格，可以解決市場經濟中的“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以及“為誰生產”等基本問題。總之，供求決定價格似乎是資本主義經濟中恒古不變的規律。但是看看當代的資本主義經濟，供求還是決定價格的唯一尺度嗎？如果還是，為什么近5年在全球石油基本供求平衡的情況下，國際油價會大漲了7倍呢？當然當代西方經濟學中有所謂“合理預期”學派，在期貨交易中更講究預期問題，然而如果石油供求在未來幾十年中都能夠基本保持平衡，國際油價脫離基本供求的暴漲能說是基于“合理”的預期嗎？如果石油的價格決定脫離了供求，焉知礦石、鋼鐵、有色金屬、谷物、棉花、油脂、木材等類似的初級產品的價格決定，不會步國際油價的后塵呢？
第八，匯率還決定于貿易差額嗎？
傳統的匯率理論說明，匯率變動是被一國的貿易差額方向所決定的，如果一個國家有持續貿易順差，則本幣的變動方向是升值，反之則要貶值。但是看看當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匯率與貿易差額變動方向的關系，已經出現了本質性的變化。美國在90年代到本世紀初期，經歷了長達十年的強勢美元歷程，但是在美元保持強勢的同時，美國的貿易逆差卻是前所未有的拉大了。反之，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歐元對美元強勁走強，歐元區國家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卻擴大了3倍。由此看，傳統的匯率理論已經被徹底顛覆了，那么應該用什么樣的新理論來解釋當代匯率與貿易的關系呢？
第九，外匯儲備還是主要來源于貿易順差嗎？
在傳統的市場經濟中，一國外匯儲備的正常來源，主要是貿易順差以及部分流入的國際直接投資，但是日本從2002～2004年的貿易順差只有2794億美元，同期內外匯儲備卻增加了5985億美元，由于日本幾乎沒有什么直接投資流入，從傳統來源形成的外匯儲備，僅占同期外匯儲備增加額的46·7％。無獨有偶，在同一時期內，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了3978億美元，但同期的貿易順差加外資流入只相當于外匯儲備增加額的三分之二。從世界范圍看，2001～2003年全球貿易差額為總進口大于總出口11259億美元，可同期內各國的外匯儲備卻增加了11417億美元。既然是全球貿易逆差，那么外匯儲備是怎樣形成的呢？
第十，利率還是調節宏觀需求的主要工具嗎？
長期以來在市場經濟中，利率始終是調節宏觀需求的主要工具，而利率在調節宏觀需求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利率與總需求、匯率、通脹率等宏觀變數有著固定的傳導機制。例如，當減息時國內總需求就會增加，進口需求也會相應增加，本幣就會貶值，同時通脹率會上升，加息則會出現相反的宏觀效果。但是看看美國90年代以來表現，基本利率水平是一個從高到低的過程，雖然出現了長達十年的經濟增長，但是美元卻步步攀高，通脹率卻不斷走低。從2004年6月開始，美國進入到新的加息過程，在一年半的時間里加了3·25個百分點，反映國內需求的財政和貿易“雙赤字”卻仍在不斷擴大，美元也大幅度升值，通脹率則從2003年的1·9％上升到2004年的2·8％，2005年又進一步上升到3·7％。日本的案例更有意思，自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政府實行了“超寬松”貨幣政策，基本利率幾乎為“零”，但國內需求卻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里陷入低迷和出現長期通縮。所以僅從現象上看，利率與宏觀需求、匯率和通脹率的關系已經不那么固定了，這些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類似以上這十個問題的疑問實際上還可以列舉出很多，但這十個問題我認為最具有代表性，因為這些問題對傳統的東西方理論最具有挑戰意義。
這十個問題最終又都會歸結到在當今時代，什么是貨幣？什么是資本？什么是價值？
在傳統的市場經濟中，貨幣是商品的一般等價物，而貨幣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地位，是因為在金屬貨幣時代，生產這些金屬貨幣如銅、金、銀等所花費的勞動時間，與生產一般商品所需要的時間是大致相等的，所以，貨幣的創造也是價值的創造。例如自14世紀以來，銀是各國貨幣的主體，而當銀的生產和供給增加超過了需求的時候，就會出現世界性的價格上漲，反之則會下降。但是在上世紀70年代初貨幣脫離了黃金后，由于貨幣的創造不再具有物質屬性，貨幣的創造已經不是價值的創造，貨幣也就不再具有與一般商品生產等價的基本屬性。例如一張100美元面值的貨幣，其印刷成本只有4美分，如果是電子貨幣，則連4美分也省了，如此，貨幣及其所標志的價值是什么東西呢？
這種變化也使資本的概念發生了根本改變。在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是“物化勞動”，是由產業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凝結而成的，因此資本的增殖只能通過擴大物質產品的再生產來實現。但是在今天，資本通過在虛擬經濟世界中的運動同樣可以實現增殖，而且增殖的幅度遠大于通過擴大物質產品再生產過程所獲得的程度，例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近幾年的利潤增長中，有三分之一到40％是來自其資本額僅占3％金融子公司，而傳統汽車生產的利潤則十分微薄，甚至是虧損的。由于資本增殖的主體不再來源于物質產品生產和工人的剩余價值，資本的特性與資本增殖的方式，以及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各種特有規律就會發生深刻的歷史性改變。
資本主義已經有了數百年的歷史，從自由資本走到壟斷時代的資本主義，在今天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出現了許多新變化、新特征和新規律，但是還沒有新的理論把這些巨大的歷史性變化來歸納和概括成新理論。斯密和馬克思沒有見過電燈泡，列寧沒有見過電視機，凱恩斯則沒有見過彩電，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創始人們在他們所生活的時代，發現了反映那個時代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科學理論，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經濟運動的形態已經發生了翻天徹地的變化，正所謂“山也不是那座山，河也不是那條河，貨幣也不是那個貨幣，資本也不是那個資本”了。我們分析與研究問題都有理論出發點，這些理論前提即使不說出來，也隱含在我們的分析過程中，但是如果這些理論前提已經變了，我們還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嗎？所以，必須改造我們的研究和教學，以使我們的研究有正確的理論出發點，使學生獲得真正有用的知識。傳統的東西方理論我們當然要繼承，否則就不知道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當中哪些本質特征被保留了下來，而哪些已經發生了變化，但更需要繼承的是偉大經濟科學巨匠們分析問題的立場、觀點與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們的那些現成結論。與當代發達資本經濟比較，中國還處在發展傳統物質產品生產的工業化高峰期，許多傳統的東西方理論用于解釋中國在工業化發展中的實際問題，仍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但是由于外部世界的劇烈變化，不研究和認識世界資本主義運動的新規律，以及這些新規律對中國工業化所產生的新影響，我們在設計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與對外開放方針的時候就看不深也想不遠，就不能爭取到戰略上的主動權。所以，與其爭論在教學與研究中以什么理論為指導的問題，更莫如在這個世界大變革的偉大時代，致力于新理論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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