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晚年為真民主而奮斗

毛澤東晚年為真民主而奮斗　　

　　　　　　　　　　羅興廉

毛澤東是“獨裁者”。這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妖魔化毛澤東，給毛澤東的一條罪狀，也有不明真相的人跟著這樣說。　　

毛澤東不是獨裁者，而是真正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民主政治家。他一生都在為人民的真民主而奮斗，他既是這樣說的，也是腳踏實地這樣做的，從不口是心非，從不掛羊頭，賣狗肉，永遠如此，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晚年發動“文革”就是為真的民主而奮斗。　　

什么是民主？　　

“民主”，希臘文作為“人民的權力”，德語作為“人民當權”，中國人通常稱為“人民當家作主”。這就是真民主。后來人們又把民主作為國家的一種制度，與專制相對應。又派生出民主作風，民主原則，民主權利等。　　

現在，我國有些人鼓吹的民主，主要就是指國家的民主制度，美國的民主制度就是他們心中的樣板。因此，他們就鼓吹、傳銷、販賣美式民主。所謂美式民主就是多黨制、三權分離和普選。美式民主是不完整的，因為它是少數人的民主，是有錢人、有權人的民主，而多數無錢、無權人除了四年一次選舉外，就沒有什么民主可言了。　　

毛澤東的民主是完整的真民主，它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民主，要求有權人（統治者或領導人）要發揚民主，要實行民主集中制，先民主后集中，要走群眾路線，從群眾（無權人）中來，到群眾（無權人）中去，要為人民的利益而奮斗。毛澤東早年和中年在這方面有很多精辟的論述，我把他這方面的言論摘錄下來附錄在后面。（請看附錄：《毛澤東的民主言論》）　　

毛澤東認為，如果民主只停留在自上而下的階段，還是不完整的、真正的民主。因為這還是“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權利”。而廣大人民還是處于無權的被動地位，只能等待領導人發善心、恩賜、施舍。如果領導是壞人，不發善心，不恩賜，不施舍，就白瞪眼。　　

因此，毛澤東晚年要為完整的真民主而奮斗。　　

什么是完整的真民主呢？就是自上而下的民主與自下而上的民主相結合。　　

什么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呢？，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　　

人民怎樣才能當家作主呢？1945年，毛澤東對黃炎培許諾的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真民主。黃炎培在延安同毛澤東談話時講到：“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但最終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請注意！“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只有人人起來負責”。這樣的民主才是真民主。　　

1959年，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進一步提出：“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129頁）　　

怎樣才能實現真民主呢？要真正實現真的民主是不容易的，幾千年來都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都是少數人為所欲為，而現在要使少數人的權力受到多數人約束，損害少數人的既得利益，就等于要挖他們的祖墳。因此，必然要引起強烈的反抗。　　

毛澤東實現真民主的措施是：一方面是使領導人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先民主，后集中，要走走群眾路線，從群眾來，到群眾中去。要為人民服務。　　

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要使多數人有權監督領導人，領導人必須受多數人的監督，要有群眾代表參政議政，參與決策。　　

監督的方式是： 　　

在部隊中實行“政治民主，軍事民主，經濟民主”。建立常設的“士兵委員會”，由士兵民主選舉產生士兵委員會成員，由士兵委員會對部隊干部進行監督。打仗時，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也充分發動士兵進行討論，讓士兵提出作戰方案方法。定期向士兵公布伙食賬目，聽取士兵改善伙食的意見。后來又變成“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生產民主，財務民主，軍事民主。這在古今中外的軍隊中是史無前例的。　　

在工廠有職工代表大會，特別是“鞍鋼憲法”中規定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實行領導干部、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組成三結合的領導制度。工人不僅平時能用批評與自我批評來監督領導，還要參與決策。　　

在農村一般有社員代表大會，用批評與自我批評來監督農村干部。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中，又規定“干部要有上下監督，主要是群眾監督”。“所有社隊，都要學習人民解放軍，實行政治民主，生產民主，財務民主，軍事民主”　　

各級政府要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由革命干部、軍隊干部和群眾代表（工、農、兵和知識分子代表）組成。使群眾代表的決策權和監督權落到實處。　　

如果領導不接受監督怎么辦？堅持不改怎么辦？　　

毛澤東說：“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　　

怎么抵制呢？就是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根據黨的方針政策，　　

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罷工、罷課和示威游行來造他們的反。在這方面毛澤東有許多很精彩的論述，早在　1956年11月15日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　　

“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是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學生要到北京請愿，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到了洛陽，沒有能到北京來。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該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縣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好，應當革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24－326頁）　　

“帝國主義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學生上街？但是，在我們黨員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社會主義者，你就要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你就要改。”（同上327頁）　　

　1957年1月27日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話》中說：“發生少數人市事，有些是由于領導上存在著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在政治的或經濟的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對，而是工作方法不對，太生硬了。再一個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存在。”　　

“對少數人鬧事，第一條是不提倡，第二條是有人硬要鬧就讓他鬧。我們憲法上規定有游行、示威，沒有規定罷工自由，但是也沒有禁止，所以罷工并不違反憲法。有人要罷工，要請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　　

“對于鬧事，要分幾種情況處理。一種是鬧得對的，我們應當承認錯誤，并且改正。一種鬧得不對的，要駁回去。鬧得有道理，是應當鬧的；鬧得無道理，是鬧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種是鬧得有對有不對的，對的部分我們要接受，不對的部分要加以批評，不能步步退讓，毫無原則，什么要求都答應。除了大規模的真正的反革命必須武裝鎮壓外，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慘案，就是用開槍的辦法，結果把自己打倒了。我們不要學段祺瑞的辦法。　　

“對鬧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數人、少數人區分開來。對多數人，要好好引導、教育，使他們逐步轉變，不要挫傷他們。我看什么地方都是兩頭小中間大。要把中間派一步一步地爭取過來，這樣，我們就占優勢了。對帶頭鬧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帶頭鬧，經過教育，可能成為有用之材。對少數壞人，除了最嚴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關，不要開除。要留在原單位，剝奪他的一切政治資本，使他孤立起來，利用他當反面教員。”（同上353－354頁）　　

請注意！毛澤東不是把工人罷工和示威游行看成是洪水猛獸，動不動就調軍警去處置，而是把它當成是解決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矛盾的一種好方式。毛澤東這種思想不是在66年“文革”才有的，而是在56年就有系統的論述，只是那時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文革”才開始貫徹執行。　　

請大家再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和《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話》，后來出版的《毛澤東文集》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都沒有呢？　　

毛澤東為什么把“文革”作為他一生做的兩件大事之一，與推翻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相提并論呢？因為建立新中國只是為人民當家作主創造前提，人民還沒有真正當家作主。在推翻蔣介石的人中，有些人認為，蔣介石騎在人民頭上不好，要把他拉下馬，自己騎在人民頭上才好。這些人還屢教不改，用自上而下的民主方法收效甚微。因此，他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發動“文革”，用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結合的民主來徹底解決人民當家作主的真民主。　　

政府部門要有群眾代表參加，實行革命三結合，即領導干部、軍隊干部和群眾代表（工、農、兵和知識分子）組成的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使群眾代表對國家大政方針有參與權、發言權和決策權，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說話。　　

自下而上的民主，1974年都載入了憲法。毛澤東逝世后，自下而上民主都從憲法上取消了。因此，人民也就沒有什么民主可言了。　　

毛澤東的民主特色是：一、自上而下的民主與自下而上的民主相結合；二、群眾有權用大民主來監督領導人和維護自己的權利；三、群眾代表要參與政府的決策。　　

毛澤東的民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還有缺陷，還不完善。在民主的過程中，特別是搞大民主時，具體規定不詳，讓群眾先搞起來再說，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傷害一些好人，要出一些亂子，如“文革”中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內戰。　　

毛澤東搞的是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建設是長期的、復雜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全的。美國今天的民主也不是一開始就像現在這樣，它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婦女都沒有選舉權；1932年以后，工人組織工會才合法化；1955年以后，美國黑人也還沒有與美國白人完全平等；美國總統只能當兩屆也是二戰后才用法律固定下來的。美國是資產階級的少數人的民主都不能在短時間完成，而社會主義的民主更不能在短期內完成，因為社會主義民主是大多數人的民主，是史無前例的民主，做起來復雜得多，困難得多。因此，毛澤東的民主還有缺陷、不完善和不系統，甚至在個別情況下獨裁也在情理之中。毛澤東是人不是神，這是左派、右派和中間派都公認的。既然他不是神，我們就不該像要求神那樣去要求他在短短的27年間，就把一個具有濃厚封建色彩的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搞得十全十美，因為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要搞社會主義民主，要搞大多數人的民主，就必須在毛澤東的民主基礎上，逐漸完善。決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因為西方的民主，就連號稱最民主的美國民主也還是少數人的民主，不完全的民主。　　

奉勸有關人等，不要拋卻祖宗無盡藏。我們中國人應當有志氣，有能力搞出一個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民主，而不是少數“精英”所說的美國少數人的民主。如果一提民主就言必稱美國，那是沒有出息的表現。　　

附錄：毛澤東的民主言論　　

毛澤東對民主的重視，對民主論述之多，對民主論述之深刻，在我們黨內，過去和現在都沒有人超過他。毛澤東在各個時期，對民主的論述是很多的，從下面幾段就可以看出他對民主的重視和對民主論述的深刻。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毛澤東說：“要達到這種目的（培養合格干部――引者注），黨內的民主是必要的。要黨有力量，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在反動和內戰時期，集中制表現得多一些。在新時期，集中制應該密切聯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實行，發揮全黨的積極性。用發揮全黨的積極性，鍛煉出大批的干部，肅清宗派觀念的殘余，團結全黨像鋼鐵一樣”。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78頁）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　，毛澤東說：“處在偉大斗爭面前的中國共產黨，要求整個黨的的領導機關，全黨的黨員和干部，高度地發揮其積極性，才能取得勝利。所謂發揮積極性，必須具體地表現在領導機關、干部和黨員的創造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躍，敢于和善于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于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沒有這些，所謂積極性就是空的。而這些積極性的發揮，有賴于黨內生活的民主化。黨內缺乏民主生活，發揮積極性的目的就不能達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創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由于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小生產的家長制占優勢的國家，又在全國范圍內至今還沒有民主生活，這種情況反映到我們黨內，就產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現象。這種現象，妨礙著全黨積極性的充分發揮。同時，也就影響到統一戰線中、民眾運動中民主生活不足。為此緣故，必須在黨內施行有關民主生活的教育，使黨員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關系，并如何實行民主集中制。這樣才能做到：一方面，確實擴大黨內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極端民主化，走到破壞紀律的自由放任主義。　　

“在我們軍隊中的黨組織，也須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黨員的積極性，增強軍隊的戰斗力。但軍隊黨組織的民主應少于地方黨組織的民主。無論在軍隊或在地方，黨內民主都應是為著鞏固紀律和增強戰斗力，而不是削弱這種紀律和戰斗力。　　

“擴大黨內民主，應看著是鞏固黨和發展黨的必要的步驟，是使黨在偉大斗爭中生動活躍，勝任愉快，生長新的力量，突破戰爭難關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28－529頁）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毛澤東說：“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99頁）　　

1947年7月，民主人人士黃炎培說：“我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澤東大智謀》下冊，第685頁）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　，毛澤東說：“‘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教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　　

“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5頁）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夏季的形勢》中說：“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于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56－457頁）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看起來，我們有些同志，對于馬克思、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制，還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經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別的什么式的，總之已經做了幾十年的共產黨員，但是他們還不懂得這個問題。他們怕群眾，怕群眾講話，怕群眾批評。哪有馬克思主義者怕群眾的道理呢？有了錯誤，自己不講，又怕群眾講。越怕越有鬼。我看不應當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我們工作中的是和非的問題，正確和錯誤的問題，這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臺，不能做這項工作，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么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　　

“現在有些同志，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們的黨章的，上了我們的憲法的，他們就是不實行。同志們，我們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是不利于黨的事業，不利于人民的事業的，就應當征求人民群眾和同志們的意見，并且自己作檢討。這種檢討，有的時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滿意，再來第二次；還不滿意，再來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沒有意見了，才不再作檢討。……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種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實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這種方法。　　

“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不依靠群眾，不發動群眾和干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但是，如果不向群眾和干部說明情況，不向群眾和干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我在一九五七年這樣說過，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黨內黨外都應當有這樣的政治局面。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面，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克服困難，沒有民主不行。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　　

“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制就建立不起來。什么叫集中？首先要集中正確的意見。在集中正確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叫做集中統一。如果大家對問題還不了解，有意見還沒有發表，有氣還沒有出，你這個集中統一怎么建立得起來呢？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我們的領導機關，就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面說來，只是一個加工廠。大家知道，工廠沒有原料就不可能進行加工。沒有數量充足的和質量上沒有適當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來。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的問題，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我們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不是要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嗎？如果離開充分發揚民主，這種集中，這種統一，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實在的還是空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錯誤的。　　

“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各級黨委是執行集中領導的機關。但是，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在黨委會內部只應當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系是少數服從多數。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來說，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只要大家不贊成，我就得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聽說現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那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我這指的是大事，不是指有了決議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于復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幾種可能性，估計情況的幾個方面，好的和壞的，順利的和困難的，可能辦到的和不可能辦到的。盡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　　

“我們有些同志，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好的。這是很不對的。……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們的省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既然作了第一書記，對于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就要擔負起責任。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　　

“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沒有民主集中制，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固。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這兩方面是分不開的，把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叫人民民主專政。……”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296頁）　　

“要使全黨、全民團結起來，就必須發揚民主，讓人講話。在黨內是這樣，在黨外也是這樣。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縣委的同志，你們回去，一定要讓人講話。在座的同志們要這樣做，不在座的同志們也要這樣做，一切黨的領導人員都要發揚黨內民主，讓人講話。界限是什么呢？一個是，遵守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另一個是，不準組織秘密集團。……只要不是違反紀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團活動的，我們都允許他講話，而且講錯了也不要處罰。講錯了話可以批評，但是要用道理說服人家。說而不服怎么辦？讓他保留意見。只要服從決議，服從多數人決定的東西，少數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見。在黨內黨外，容許少數人保留意見，是有好處的。錯誤的意見，讓他暫時保留，將來他會改的。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實，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里，而是在少數人手里。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們在開始的時候是少數。列寧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也是少數。我們黨內也有這樣的經驗，在陳獨秀統治的時候，在‘左’傾路線統治的時候，真理都不是在領導機關的多數人手里，而是在少數人手里。歷史上的自然科學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達爾文，他們的學說曾經在一個長時期內不被多數人承認，反而被看著錯誤的東西，當時他們是少數。我們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時候，只有幾十個黨員，也是少數人，可是這幾十個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中國的命運。”　　

（同上第307－308頁）　　

“同志們，你們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來。縣委的同志，要引導公社黨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來。首先要建立和加強集體領導。……要發揚民主，要啟發人家批評，要聽人家批評。自己要經得起批評。應當采取主動，首先作自我批評。……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臺。　　

“我今天的講話就講這一些，中心是講了一個民主集中制的問題，在黨內、黨外發揚民主的問題。我向同志們建議，仔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有些同志還沒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現在就要開始建立這個思想，開始認識這個問題。我們充分地發揚了民主，就能把黨內、黨外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能使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大眾團結起來。做到了這些，我們的工作就會越做越好，我們遇到的困難就會較快地得到克服，我們事業的發展就會順利得多。”　　

（同上310－311頁）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毛澤東在十三陵水庫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區第一書記會上，把民主作為接班人的五個條件之一，他說，第四，民主作風。總要跟同志商量，總要聽各種意見，反對意見讓他講出來，不要“一言堂”。不是團結兩個95%以上嗎？要講民主。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160頁）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在《二十三條》中說：“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都要聽。特別是對那些反對的話，要耐心聽，要讓人把自己的話講完。”　　

毛澤東關于民主的論述還有很多很多，就從上面這些論述來看，黨內就沒有人能與他相提并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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