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與人和自然的矛盾》之三
三、分析思維是西方文明的邏輯起點
西方文化先天的分析思維傾向是現代性的邏輯起點。它使人用孤立、靜止、片面的觀點看問題，它對待事物的方法是局部的而不是整體的，單獨的而不是全面的，微觀的而不是宏觀的，機械的而不是有機的，客觀的而不是主觀的，冷酷的而不是富于人情的。從這個邏輯起點開始，從西方文明產生的現代范式呈線性發展。“物質的無限可分”和“科學的無限發展”，一直是西方的思想主流。整個世界被還原成各種基本要素，原子、電子、質子、中子、夸克、亞夸克，染色體、神經元……。分析思維帶來了西方科學的繁榮，也導致了極端主義和無限發展傾向，產生出各種形式的分離、分解、分割，物質與精神的分離，人與自然的分離，人與社會的分離，人的身心的分離，靈與肉的分離。
分析思維把外部世界、人類本身、包括人的智能、心理、語言都當作分析研究的對象，將世界拆為一堆散件再重新拼合。它以自我為中心制造出一系列二元對立：主觀與客觀，精神與物質、理性與非理性，邏輯推理與經驗感知，人與自然，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后，發展與停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東方與西方，自由與專制，科學與迷信，智慧與本能，理智與情緒化，優等人種與劣等人種。分析思維強調的心與物、主觀與客觀、人與自然的對立，導致了西方理性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產生，而理性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的結合正是造成今天人類和自然一切災難的根源。
理性主義根植于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產生于十七世紀以笛卡爾、培根、牛頓為代表的哲學和現代科學。理性主義主張用思辨和推理來考察一切事物，用知識來理解、驗證和解釋自然，通過發展技藝和工具來擴大知識，而這些知識又主要是關于自然和經濟的知識。西方的理性是有限理性和工具理性，這種理性是就具體學科、專業和行業而言的，就人類、自然和生命的本質而言，就人和自然的終極意義而言，它違背人性和自然，是最大的非理性。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文藝復興使西方的分析思維傾向和理性主義傳統發揚光大，自由、民主、發展、進步、效率等現代文明的各種基本價值開始產生，科學知識體系、生產工藝、市場經濟制度、個人主義和民主政治制度等各種現代基本范式開始確立，最終形成一種致命的物質發展傾向。
西方的科學、民主、自由、平等觀念使每個人都有權滿足自己的欲望，現代資本主義正是依靠激發個人欲望得到發展的，它使每個人都卷入財富和名譽的追逐洪流之中。科技與資本的結合標志著現代化開端，資本擴張的本能，新的航海工具的出現，蒸汽機的發明，極大地推動了西方文明的發展。
人類中心主義將人視為宇宙的中心和目的，認為人是所有價值的來源，自然是利用的對象，只有人才有價值，自然界是沒有價值的，人是萬物的尺度，是自然界的立法者，整個世界是為人類而存在的，人有權支配自然，科技是征服自然的工具，人對自然界不存在道德責任，社會組織形式是操縱的對象。——這就是迄今為止人類所取得的全部成就的思想基礎，自工業革命以來，正是這些思想導致了人類在地球上驚天動地的偉大實踐。
西方文化中理性主義，功利主義，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恣意發展，使現代文明表現出一種放縱人類欲望、濫用人類智慧的極端主義傾向。現代危機的根源在于從西方價值發展出來的現代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科技與市場的結合正在取代傳統宗教成為現代宗教，成為終極價值。它所產生的物質力量正在毀壞自然，它所產生的精神力量正在摧毀各種偉大的傳統和人類價值，使民族國家同質化，這些傾向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正不斷加強，一切追求更快、更多、更大，其勢如自由落體，這種狀況令西方文化本身也感到驚訝。
科技和市場的膨脹已成為人類生態危機的直接原因，而以西方理性主義、物質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為核心的整個現代價值體系則是導致人類生態危機和人的全面異化的最終根源。文化學者胡紀澤在《中國人的焦慮——一次文化突圍的嘗試》一書中寫到：“在現代社會中，工具理性或知識理性以科學技術、管理制度、法律規范、經營計算等具體的形式體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左右著我們的全部社會行為。”
現代化即理性化，構成現代宗教“三位一體”的科學技術、市場經濟、民主政治都是以理性為基礎的，現代社會名目繁多的思想、見解、學說、理論，正在摧毀人類亙古以來的終極價值，而終極價值，尤其是神圣和道德是無法被現代理性的邏輯和數學證實的。哥白尼、達爾文、馬克思、弗洛伊德從不同的側面戳穿了千年神話并將人消解為零。在現代社會，人是物質，人是工具，人是商品，人是市場。現代西方文化已將人類完全引入了歧途。西方文化并非故意要摧毀各種傳統價值，破壞人與自然的關系，它只是順從其內在的文化沖動而發展，按照其內在的邏輯而演化，這只能理解為人類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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