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分面包”與“孔融讓梨”
作者：盧周來
編者按
“羅馬規則”曾被視為制度設計的典范 ，讓人對制度的力量信心大增，完美的制度設計似乎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然而，作者的分析卻告訴我們：作為已經失去了“孔融讓梨”（道德自律） 土壤的現實中國，強化制度設計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值得警惕的恰恰在于，如果既得利益者可以左右制度設計的權力，而又沒有“孔融讓梨”似的道德約束，則可能產生最壞的結果。
一塊烙好的餅，如何公平的分配給每個人？中西方有不同的做法。
“完美”的“羅馬規則”？
西方的做法是靠規則。美國著名財經專欄作家約翰·斯蒂爾·戈登(John Steele Gordon)曾經在《美國傳統》(American Heritage)雜志上發表一篇文章，通過分面包的傳說回溯了西方保證公平分配規則的起源。據說，在古羅馬軍隊中，士兵每天定量得到一塊面包充當全天的口糧，而這塊面包是從更大塊的面包上切割下來的。一開始，切割面包與分配面包的任務是由類似班長這樣的長官一人擔任，于是，長官往往切割下最大的一塊留給自己，然后按關系親疏決定切割下面包的大小進行分配。由于分配不公平造成軍隊內部矛盾甚至內訌的事不少。因為在古羅馬軍隊中，“除了女人和賭博之外，沒有比食物更合適的東西可以使無事可做的軍隊產生劇烈的爭斗了。”
但正如戈登所言，“羅馬人不僅具有軍事天才，還具有法律的天才”。為了防止因爭奪食物產生的爭斗，羅馬人很快找到了一個極好的規章：“當兩個士兵拿到了一塊面包后，規則要求一個士兵來分割，而另一個士兵首先出來選擇屬于他的一半。”可以設想，在這種規則下，分割面包的士兵出于自利，只能最大限度地追求平均分配！寫到這里，戈登很激動：“這是自律法的完美例證：這種法律是從每個人的自利角度來制訂的，以使其行為公平合理。自律法考慮到了每個人的利益，而不是一個集團的利益，不是那些制訂和執行這些法律的人的利益。”這當然也是西方以制度保證公平分配的傳統。
但中國人保證公平的分配也有自己的做法：靠倫理道德約束。有一個關于“孔融讓梨”的故事。在孔融四歲時，有一次，爸爸拿回來一袋梨，給孩子們吃。爸爸讓孔融來分梨，孔融把最大的給了爺爺奶奶，把比較大的給爸爸媽媽，把其他的給了弟弟妹妹，而把最小的給了自己。這個簡單的故事之所以一直流傳到今天，絕不僅僅是為了教育小孩懂得謙讓與禮貌，還體現了傳統中國人關于公平分配的一些基本思想：公平分配的順序是要照顧到老幼尊卑，體現傳統倫常；而主持分配的人也應該是像孔融這樣的有道德的人！如果把“孔融讓梨”這個發生在家庭內部的故事放大到國家——在傳統中國人那里，家與國本來就是一體的：公平分配的秩序必定體現了儒家綱常，而皇帝因“順天承命”是最高的道德代表與化身，同時作為最大的“家長”當然應該為所有的“子民”進行公平分配。
“孔融讓梨”的現實尷尬
不要天然地認為“孔融讓梨”落后于古羅馬分面包！
古羅馬軍隊發展起的分面包規則其實一開始是“相互執行”，其基礎是契約的雙方必須有對等的實力，發現對方不遵守契約時有實力進行懲罰。于是導致了兩個結果：首先，這是一種在強者之間執行的規則，因為弱者沒有實力加入這種游戲。也正因此，羅馬式民主僅僅是貴族的民主，且這種民主在對待弱者上殘酷異常：比如，貴族通過投票決定修建了古羅馬斗獸場，將奴隸、犯人與戰俘投入其中與猛獸搏斗，死亡者高達27萬多！這是典型的“狐貍聯合起來決定分散的雞的命運”！直到“雞聯合起來成為斗雞”， 民主才逐漸蔓延至全社會，這也恰是馬克思倡導“階級斗爭”與“階級分析法”的原因！其次，即使是強者之間，尤其是利益分配并非如分面包那么簡單的情況時，有時還會有毀約情況發生，于是，需要一個更強大的中立的第三方進行裁決，于是，衍生出一套紛繁而巨大的國家官僚系統，消耗巨大的資源！
相比較而言，中國靠倫理道德約束的公平分配是一種“自我執行”：發乎“仁”的規則使得“抑強扶弱”成為一種社會自覺；同時交易成本最低，不需要外在監督。當然，這種倫理道德約束有時會出現問題，但它有一套糾正系統：比如改朝換代。但即使是改朝換代，替代者也往往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我是要恢復“道”！也正因此，總體上，這套保證公平的體系持續了幾千年不倒。
中國幾千年的“道”面臨全面喪失始于近代以來西方船堅利炮下現代化的輸入，李鴻章稱之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狐貍面前，中國不甘心做小雞，于是也學習做狐貍。“國已不古，人心自然不古。”再以在強勢的“羅馬規則”面前自漸形穢了的“孔融讓梨”來保證社會公平，不僅可笑，而且不可行。因為“道德”在競技場中淪落為強者壓迫弱者的面紗與工具：在戰場上，有優良火器的入侵者把赤手空拳靠信念抵抗的中國農民說成是“沒有道德、不講規則”的“匪類”；在市場上，依靠“政治經濟學”賺得缽滿盆溢、打扮得衣冠楚楚有仁有義的富人，把剝奪得一無所有的貧民斥之為“墮落與沒有教養”。在這種背景下，誰還相信道德的力量能保證公平呢？庶幾保證公平的也只有“羅馬規則”了。此時回想起孔子幾千年前說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就有一種宿命的味道：當古老中國“道”徹底失落時，要維護這個社會基本秩序的只有引進西方的邏輯——每個人都是魔鬼，只能靠他律實現自律！
“羅馬規則”實施要點
從大歷史角度看，160年來的中國都處在轉型之中。這期間，“在社會主義新人”的嘗試中，這個國家甚至在相信“六億神州近舜堯”的領袖號召下，試圖通過心靈深處的革命實現重建道德理想國；但其失敗的后果是讓國人更深地相信只有“羅馬規則”才是人間正道。
然而，我試圖提醒的是，后學者必須仔細甄別兩點：
其一，“羅馬規則”與“孔融讓梨”絕非僅僅是“制度”還是“道德”之區分。“羅馬規則”是在道德不起作用的背景下依靠他律達到自律。說得更白一些，把“讓沒有權力分割面包的人優先選擇面包”是“羅馬規則”保證公平的核心內容。這告訴后學者，立法與法律并不能保證公平。恰相反，如果讓試圖保守自己利益的既得利益者掌握立法與執法的權力，此時又沒有起碼的道德作自律，這是最壞的一種結果。
其二，正如我在前面所敘述的，從“強者民主投票決定弱者的命運”的“羅馬規則”到現代精細的民主政治，中間不知經歷了多少千回百轉，期間不乏伏尸沃野、流血成河。這告訴后學者，當仔細辨識并極力回避“幾只狐貍聯合起來決定一只雞或一群雞的命運”現象，要以“遏制與平衡”原則處理好不同利益集團與不同人群之間關系。最低限度，不能讓強者肆無忌憚，同時不能讓弱者求告無門。
作為一篇小專欄文章，我不能繼續展開我的更多想法。但我這些想法絕不是沒有現實針對性。現實利益關系的確十分復雜，比如，遭到詬病的“部門立法”遠不是簡單一否了之；但保證基本公平的做法有時其實又不復雜。比如，顯然不能讓幾個房地產商去左右房地產調控政策；顯然也不能老讓那幾個即使不開口也知道其觀點的學者一以貫之坐在政府決策咨詢席上。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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