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論—中國文化復興的緊箍咒
河清
“進步論”，是法文Idée du Progrès的直接翻譯，也叫做“進步主義”（progressisme），一般人不怎么聽說。但“進步論”的通俗表述—“社會進化論”，則在中國人人皆知。本文指控進步論，其實是指控社會進化論對中國文化復興的制約。
十五年前（1990年），在寫作拙著《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1）時，我已指出進步論對中國文化，尤其對當今中國社會的巨大危害。進步論給中國人帶來的深重的文化自卑感“是當今中國的頭號大患！它比中國的人口問題、經濟問題更為嚴重。它真正涉及到中華五千年文化是否得以延存，亦即關系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因為“一個在文化上自卑和對自己的文化喪失信心的民族，是不可能在世界上久存的。”（題外話篇）
1998－1999年，我又寫一書，題為《埋葬進步論》，專門清算進步論，但始終在國內找不到出版社出。直到2004年，終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定名為《破解進步論—為中國文化正名》。
進步論或社會進化論，可以說是關乎當今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包括城市建筑）等現(xiàn)象背后一個最根本的文化理論問題。當今中國社會的許多弊端和問題，都根本地源于進步論。
那么，何謂“進步論”（社會進化論）？其實，這個來自西土、對當今中國發(fā)生巨大影響的理論，產生的時間很短，不過兩百多年時間。最早提出進步論或社會進化論雛形的，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一位侯爵孔多爾塞（Condorcet），不過是中國乾隆年間的事。對于中國人歷史的感覺而言，這乾隆年間，好像只是昨天的事。這位侯爵，有感于當時英法殖民地遍布世界，歐洲社會的科學技術獲得令人矚目的發(fā)展，寫出一本《人類精神進步歷史圖綱》，第一次線型地歸納了人類社會“進步”的十個階段。他樂觀宣布：人類社會將隨著科技的進步，也將經歷精神道德的無限進步。
19世紀，西方各種版本的進步論或社會進化論不斷出現(xiàn)。首先是黑格爾為進步論奠定最堅實的哲學基礎。黑格爾是第一個在哲學上最系統(tǒng)、最精致地把人類歷史描寫為一個“進步”過程的人。馬克思稱頌道：“黑格爾第一次 —這是他的巨大的功績— 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為處于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fā)展中，并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fā)展的內在聯(lián)系。”（2）就是說，黑格爾創(chuàng)造了一個線型（過程）、有目的（進步）的“歷史”概念。
接著，有孔德（A. Comte）的三段式社會進化論，把人類歷史分為神學、玄學、實證三個階段。1859年達爾文發(fā)表《物種起源》，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給此前已存在的社會進化論以空前的推動。斯賓塞（H. Spencer）先后于1857年發(fā)表《論進步》，1864年發(fā)表《生物學原理》，把生物進化論引入社會進化論，認為人類社會與生物界一樣“物競天擇，適者生存”。1877年又有摩爾根（L.H. Morgan）發(fā)表《古代社會》，提出以“技術”為衡量標準的三段式社會進化論，將人類社會分為野蠻、蒙昧、文明三個階段。之后出現(xiàn)了我們所熟悉的以“生產力”為標準的五段式社會進化論。20世紀40－50年代，西方還出現(xiàn)了懷特（L.A. White）以“能量”消耗量為標準的四段式社會進化論。他用E×T→C（能量×技術→文化）公式，把人類社會進化分為：使用人類體能— 動植物能、水和風能— 煤、石油、天然氣礦物能— 核能四個階段，被稱為“能量譯本的歷史唯物主義”。
縱觀上述各種版本的進步論或社會進化論，我們可以從中歸納出四個主要特征：
1．時間的直線。在人類大部分文化形態(tài)中，人們對時間的感知，更多是循環(huán)式的，以自然晝夜季節(jié)的周期變換為基礎。而進步論是一種直線型時間觀，把人類社會豐富的社會歷史形態(tài)歸納到一條時間的直線上，實際上是西方現(xiàn)代人企圖把握時間、掌控“歷史”的一種人為抽象。
現(xiàn)代性四特征之一“新之崇拜”（3），在時間直線上棄舊騖新（破舊立新）— 否定過去、否定傳統(tǒng)、崇拜新人新時代新世界的價值觀，細究起來，也與進步論時間直線的思維方式有關。
2．人類同一的世界主義。進步論基于一種不分種族、作為同一整體的“人類”概念：全人類的社會都將普遍必然經歷這種“進步”或“社會進化”。就是說，人類無論種族、地理、歷史和文化，都具有同一的理性，同一的善惡美丑標準，同一的物質和精神要求，都將經歷同一的“歷史規(guī)律”，于是導向一種世界主義。
3．西方文化中心論。但這種表面人類同一的世界主義并非人類各民族平等的世界主義，而是表現(xiàn)為以西方文化為中心。因為所有上述進步論或社會進化論都是以歐洲當時的“文明”為標準去衡量其他社會。尤以物質性的“技術”、“生產力”、“能量”為標準，去判定一個社會文化的“進步”程度。一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高，則該社會的文化“進步”程度也高。生產力水平底，則其文化也“落后”。
既然西方物質科技水平高，那么西方社會文化是全人類最“先進”的，所有其他民族都要向西方社會文化“進步”，顯然導致西方文化中心論。所以“進步論”的世界主義，是一種西方中心的世界主義，亦即列維－斯特勞斯所說的西方“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e）。（4）
4．宗教的代用品。進步論或社會進化論給殺死上帝、走向人類自我崇拜的現(xiàn)代人，展現(xiàn)了在歷史遠方一個塵世的天堂。無神論的現(xiàn)代人相信，人類僅憑自己的力量，借助科學技術生產力的進步，就可以“進步”到一個美好的未來，一個理想社會。所以，進步論具有宗教性，所謂“進步教”，一種現(xiàn)代人的宗教。
一百多年前，是嚴復的“天演論”，將進步論或社會進化論傳入中國。從嚴復的那本小冊子刊行的那一天起，“天演論”（社會進化論）風靡中國知識界，其流風余續(xù)至今仍未消歇。孔德的三段式社會進化論也曾對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陳獨秀產生了巨大影響。（5）
以后，以物質生產力為標準的社會進化論一統(tǒng)現(xiàn)代中國人人心。經濟基礎（生產力）落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文化政治制度）的落后，成為今天中國人思維定式。而正是這種“唯物”的進步論或社會進化論思維方式，導致了今天中國人深重的文化自卑感。
進步論或社會進化論對中國文化的否定是三重性的：
第一，是以物質生產力水平作為衡量社會文化“進步”的標準，認定中國文化“落后”。
第二，時間直線上的新之崇拜或“時代崇拜”，否定中國文化作為舊傳統(tǒng)的存在理由。
第三，西方中心的世界主義，否定中國文化在國族意義上的存在理由，否定中國國族的“文化個性”（cultural identity），（6）即梁濟先生所說的“國性”。
第一點是在價值標準上否定中國文化，第二點是在時間（時代）上否定中國文化，第三點是在空間上否定中國文化。
正是進步論對中國文化的三重否定之下，今天中國人背負著深深的文化自卑，而無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缺乏起碼的文化價值判斷，喪失起碼的文化立場，只會一味向西方看齊。西方成了“世界”和“現(xiàn)代”的同義詞。諸如“走向世界”、“走向現(xiàn)代”、“與國際接軌”等口號，在中國不絕于耳。以現(xiàn)代化之名，行“全盤西化”、甚至“全盤美國化”（陳丹青語）之實。進步論已構成毒害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精神鴉片。
進步論對中國文化的三重否定，一經點出，其實不難辯駁。
對于第一點，真地點出以物質生產力水平作為衡量文化的先進或落后，誰都會覺得這樣判斷失之片面。但這種“唯物”主義的思想方式，已經深深內化到幾代中國文化精英的思維方式之中，盡管他們中許多人現(xiàn)在宣稱不再信奉那個曾經至高無上的主義。他們依然習慣于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物質經濟決定精神文化。說是說上層建筑可以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但人們并未將其當真。還是物質第一性，經濟第一性，物質經濟是決定性的。
在中國的通常用語中，“文化”常常是一個用濫的字眼。隨便什么都是“文化”，一切都可以歸納到泛義的“文化”概念之中。于是，物質經濟和科學技術都屬于“文化”。因此，中國科技物質經濟落后，當然也就“文化落后”了。
其實，文化并不必然是物質經濟的簡單反映。文化作為一個人類族群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根本地與地域環(huán)境有關，具有相當大的獨特性和穩(wěn)定性。所謂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其實是一方水土產生一方文化。
文化和物質科技不能混為一談，因為我談說的是狹義的文化，是一種精神性的價值觀。這種狹義的文化，大致相當于“上層建筑” 與“經濟基礎”相對應。1980年代中國知識界有過一個“文化熱”，普遍把文化分為三個層面：科技器物，典章制度，心理結構。狹義的文化只對應后兩個層面。
我贊同德國傳統(tǒng)中“文化”的概念。德國人的“文化”和“文明”概念大有區(qū)別：“19世紀，德國思想家將文明和文化截然分開來，前者指機械、技術和物質因素，后者指一個社會的價值、理想以及更高級的理智、藝術和道德的特性”（亨廷頓語）。（7）當年的德國人面對“西方”的英國和法國，并沒有被英法“文明”所壓倒，反而激發(fā)了德國人的“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去尋求一種“文化德國”，一種文化上的德國國族精神（volksgeist）。當時的德國文化精英堅信，德國在“文明”上不如英法，但在“文化”上優(yōu)越于英法。
我以為，物質科技確有先進與落后之分，但文化沒有先進落后之分。15年前我已呼吁：中西文化不是“差距”的關系，而是“差異”的關系（《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中國文化絕不“落后”，而是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己等方面，顯示了偉大的智慧。只是我們沒有去心平氣和、客觀地去了解我們自己的文化而已。
對于第二點在時間維度上否定中國文化，其片面也極其顯然。如果說第一點可謂“物質決定論”，那么這第二點可謂“時代決定論”。進步論強調時間直線上的進步，直接導致一種時間崇拜或時代崇拜。時代變了，一切都要跟著變。尤其這種時間（時代）崇拜常常與一種現(xiàn)代“新之崇拜”相聯(lián)：時代變了，一切舊、昔、過去、傳統(tǒng)之物就先驗貶值，甚至喪失價值，都將被“歷史淘汰”；一切新、今、現(xiàn)代、當代之物先驗就是價值，先驗就是好的。
在這樣一種拜新的“時代決定論”主宰下，中國文化作為一種“舊文化”便失去價值。尤其當中國文化與一種所謂農業(yè)文明相聯(lián)，就更顯得“落后”“封建”不可取。
五四時期就有許多學者認為中國文化是第二期的文明，西洋工業(yè)文明是第三期的文明。世上只有“古代文明”和“近世文明”之分，而無“東方文明”與“西洋文明”之別。學者常乃德在《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一文中明確寫道：“世界上只有古代文明和近世文明，沒有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區(qū)別。近代西洋文明是世界的，不是一民族的，是進化線上必經的，不是東洋人便不適用的。”人類各文化之間，只有時間（時代）上的差距，而無空間多樣意義上的差異。
1980年代的電視片《河殤》，依然是這種“黃色文明”（過去）和“蔚藍色文明”（現(xiàn)代）的“時代”區(qū)別。此后，“第三次浪潮”、“第四次產業(yè)革命”、“知識經濟”、“新經濟”、“與時俱進”等等標志“新時代”的口號此起彼伏，說明現(xiàn)代中國人只會在時間和時代意義上看問題。
尤其今天中國的主導意識形態(tài)，是一種五段式的社會進化論，只是在時間的直線上給中國社會定位：一度曾把時間標尺定位到共產主義，之后又退到社會主義，最后定位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有人提出要補資本主義“階段”的課。一切都歸結為時間（時代）。人們想也沒想過在這條時間直線之外給中國社會定位，在空間意義上，將中國文化定義為與西方文化、伊斯蘭文化等其他文化相差異。
法國藝術哲學家丹納認為，對藝術起到決定影響的有三要素：時代、種族和環(huán)境。丹納的三要素說法，其實對文化而言同樣適用。“時代”不是決定一種文化的惟一要素，“種族”和“環(huán)境”同樣對一種文化起到決定性的影響。
在很大程度上，倒是后兩種因素起到更大的作用。因為一種文化在地域性的種族環(huán)境影響下，一旦形成，便具有很大的持久性。它構成了一個民族的“根本性心理結構”，是該民族得以延續(xù)的根本精神支撐。而“時代”對一種文化的影響常常是表面的，表現(xiàn)為一些變化盛衰的“時尚”，并不構成對這一文化的根本改變。
文化的演變，不是一個簡單的新取代舊、今天取代昨天、現(xiàn)代取代傳統(tǒng)的時間上的更替，而不如說是一種空間意義上的新舊共存，今天與昨天的兼容，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的并蓄。舊事物未必都沒有存在理由。
進步論夸大時間（時代）的作用，將新舊、今昔、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絕對化，截然對立起來，否定前者肯定后者，忽視一種文化具有超越時代的恒久性，偏謬之極。
第三點，以西方中心的世界主義否定中國文化的國族獨特性，是進步論精神鴉片貽害國人的最烈毒性之一。進步論假設一個同質無差別的“人類”概念，全人類將整體性地“進步”到一個理想的“世界文明”（共產主義或自由民主社會）。我曾在拙著《全球化與國家意識的衰微》的扉頁嘆曰：“世界主義啊，多少罪過假汝之名而行！”
神州大地時時回蕩的“走向世界”、“與國際接軌”、“全球化”（8）等口號，都是以否定中國自己的國族個性或文化個性為前提。人們認為西方文化是“世界”的，代表了“現(xiàn)代”，所以我們不能“封閉”，而是要“改造”（實為否定）我們的文化，要“創(chuàng)新”（實為西方化美國化）。在一種無限美妙而“進步”的世界文明當中，全無國族文化的位置。
進步論的世界主義將西方文化價值奉為普世皆準，其內涵的西方中心主義，昭然可見。亨廷頓更是抖出老底：“世界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獨特產物……20世紀末，世界文明的概念被用來為西方對其他社會實施文化統(tǒng)治、為那些汲汲乎模仿西方習俗和體制的社會作辯護。世界主義是西方對抗非西方文化的意識形態(tài)。”（9）
萊維－斯特勞斯也揭露了進步論的世界主義是歐洲“種族中心論”。他和亨廷頓都揭示了“世界文明”概念的虛幻不實：“世界文明不是一種區(qū)別于其他文明、又享有同樣現(xiàn)實性的文明……世界文明的概念是一個非常貧乏而簡略的概念。”（《種族與歷史》第9節(jié)）亨廷頓則在《文明的沖突》里專門用了整整一章（第三章）的篇幅，來論證“世界文明”概念的虛謬，敦勸美國放棄用西方價值觀同化世界的世界主義企圖。
正當萊維－斯特勞斯出于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強調“文化多樣性”（diversité culturelle），亨廷頓則更出于對現(xiàn)實世界的具體觀察，強調“文化個性”（cultural identity）。兩人都強調“復數(shù)”的“文化”概念。萊維－斯特勞斯直說：“世界文明只能是各種保存各自獨特性的文化在世界范圍的聯(lián)合，而不可能是別的什么。”（同上）亨廷頓則明言：當今世界的七、八個主要文明并不會統(tǒng)合，而將長期保持各自的“文化個性”。我以為，他們兩人對當今世界文化現(xiàn)狀的分析，冷靜、深刻而確當。
國人不能繼續(xù)陶醉于一種虛幻而有害的世界主義情結之中，否定中國國族自己的文化，否定中國的文化個性。
進步論對中國文化的三重否定，給中國社會文化現(xiàn)實帶來了深重的禍害。中國傳統(tǒng)文化儒道釋三家思想，至今沒有得到官方的“正名”。中國傳統(tǒng)“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為民”的政治智慧（10），“人和”的社會倫理，“義利平衡”的價值觀，“中和”虛靜的人生哲學等中國文化價值，始終得不到正式肯定和宣揚。中國大中小學生對傳統(tǒng)文化經典始終沒有得到足夠的學習（相反的情形是全民學英語）。中國的各級官員和文化政治“精英”普遍缺乏中國文化的修養(yǎng)。美國主導的“國際當代藝術”也在中國官方化。（11）中國的城市建筑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建設性破壞”，“自殘”地摧毀城市的歷史記憶。普通百姓也在經受相當嚴重的文化信仰危機……
凡此種種，都是進步論或社會進化論對中國文化的否定、及其給現(xiàn)代中國人帶來的文化自卑感所致。進步論（社會進化論）構成了中國文化復興的緊箍咒。
從嚴復的“天演論”算起，進步論已在中國流布百年之久，遺毒深重。惟愿國人能夠覺醒：進步論或社會進化論一日不除，中國就一日不能在文化上獨立、復興和自強。
乙酉中秋于杭州
注釋：
（1）《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西方藝術文化小史》，香港三聯(lián)書店，1994；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8年；2004年更名為《現(xiàn)代，太現(xiàn)代了！中國》，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再版。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3頁。
（3）西方文化“現(xiàn)代性”四個特征為：人類中心主義、個人中心主義、進步論和新之崇拜。見拙著《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
（4）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種族與歷史》，譯文見河清：《破解進步論—為中國文化正名》，云南人民出版社，第98－138頁。
（5）參閱陳獨秀《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一文。
（6）“文化個性”（cultural identity）不可譯成“文化認同”，正是一個學界重大翻譯錯誤。參閱拙文《文化個性與文化認同》，《讀書》1999年第9期。
（7）亨廷頓：《文明的沖突》，第2章。
（8）經濟上的“全球化”口號，乃是西方新自由主義長期人為宣傳出來的口號，代表的是跨國金融資本和跨國公司的利益。“全球化”的潛在之意，是削弱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主權，以使跨國公司的經濟勢力暢行無阻于世界各地，最大限度地攫取各國的資源和財富。
（9）亨廷頓：《文明的沖突》，第3章。
（10）參閱拙著《民主的烏托邦》，香港明報出版社，199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11）參閱拙著《藝術的陰謀—透視一種“當代藝術國際”》，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