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 章
從實踐出發 抓主要矛盾
(一)
人病請獸醫 用錯了藥方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人類分成兩派，爭論了幾千年，也許是幾萬年，各有其理，尚無定論。我認為應當先有蛋。為什么？因為任何事物都是先起始于初級階段，后向高級階段發展，再回過頭，周而復始。事物的發展規律皆是如此，雞與蛋的關系焉能例外？孫中山認為“行易知難”，信哉斯言。行，即實踐，初級階段，較易；知，即認識和理論，高級階段，較難。以“雞”生“蛋”，理論指導實踐，乃是上策，但是我們現在并不具備這個條件。依我愚見，中國在經濟建設方面之所以總是事倍功半，根本原因在于從來就沒有什么理論。此話怎講？顧名思義，所謂理論，就是講道理，要辯論，道理越辯越明，去偽存真，由淺入深，才能成為顛撲不破的真理。
據說歐洲中古時期，教會里的神學家凡提出一種新理論，必請另外的人站在對立的立場上質疑和挑剔，雙方反復辯駁，新理論直到無懈可擊才算最終完成。這種站在離經叛道立場上的詰難者，被稱之“魔鬼的辯護士”。我們有這種膽魄和雅量嗎？
從前計劃經濟時代，有學者不過部分的、甚至只是個別的觀點與中央經濟決策者相悖，便被扣上帽子，打入冷宮，甚至對其實行“專政”。現在市場經濟時代，開明和寬容多了，但也僅止于不一觸即跳，距離百家爭鳴，學術辯論形成風氣，八字沒有一撇，還遠著呢。偉人的每一句話都被奉為金科玉律，不能質疑和修正。那些以闡釋圣賢之道為能事的八股文章能夠算作“理論”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興起的新生事物，人類社會史無前例，實踐剛剛開始，理論還沒有“孵化”出來呢。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已有幾百年的發展史，確實比較成熟，我們因此便可以囫圇吞棗，不加選擇地拿來為已所用嗎？橘生淮南，移植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主要服務于資產階級利益和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以其理論為藍圖，應用和改革新生的、比較幼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市場經濟實踐，其結果必然是私有化，從根本上損害勞動階級利益。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論唯物論強調階級性，但這并不是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的某些方法和工具都不可用。例如股份制和股票交易，相對于封建主義社會小農經濟，它原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在資本主義社會又是按資本分配主要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應用機制。我們修正教條，破除戒律加以利用未嘗不可，但必須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使之變向主要是按勞分配的模式，為勞動階級服務。這是荒誕不經，異想天開嗎？我認為事在人為，是可能的。我們國家經濟不久前因內需消費不足而曾經增長乏力，似乎也是采用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學說擺脫困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鑒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某些先進的成熟有效的理論，運用于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一些暫時性的局部的經濟問題，不應該再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意識形態上作繭自縛，設立禁區。但是帶有根本性的長久發展大計，我們必須依靠自己的思維設法“擇術”解決，而不能指望外人和舶來理論代勞。
有，還是沒有正確有效的經濟理論指導，對任何一種主義的經濟實踐都有著至關重要、甚或是決定性的作用。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各自都有一大難題。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攸關其盛衰的問題是周期性經濟危機。1929年－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特大經濟危機，接著又陷于長期的經濟蕭條和大量工人失業。于是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們據以斷定，經濟危機對于資本主義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到了一定周期便會發生。他們幸災樂禍，曾經喋喋不休地“論證”。資本主義謀士們也曾經一度焦慮不安，束手無策。直到1936年，西方經濟學家凱恩斯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提出了一整套醫治資本主義危機的理論和政策，才出現了轉機。
凱恩斯提出的理論的核心，簡而言之，就是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生活，借以刺激有效需求，即刺激消費和投資，推動經濟發展。二次世界大戰后20多年來，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大力推行凱恩斯主義，它對緩和資本主義矛盾，實現經濟增長發揮了有效的積極作用。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的理論開始失靈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幾十年。獲益于學術自由寬松環境下的百家爭鳴，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學派，即適應新的經濟形勢的供給學派理論，指導著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
中國官方御用的某些經濟學家向來沒有自己的主見。上世紀中期的一段時間，出于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的宣傳需要，鸚鵡學舌，從前蘇聯“老大哥”那里販來現實早已證明過時的“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之類“理論”，向國內人民群眾灌輸。我當時就曾經是無知愚民中的一個輕信者。
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老大難頑癥則是效益低下。現在輪到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者隔岸觀火，看我們的笑話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肚子里沒有多少自己的貨色，當然開不出像樣的“藥方”。于是移樽就教，乞靈于在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庫“淘金”，販來了一大堆舶來品，陸續地分別零售。其特點是始終著眼和冀望于企業領導層中的精英人物，在這個階層身上可謂做足了錦上添花的文章，卻不愿對基層勞動群眾雪中送炭，罔顧他們的權益和利益。紅花沒有綠葉扶，依靠英雄能夠創造社會主義公有制市場經濟的新歷史嗎？
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說：“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于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關系；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關系。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
中國某些學者熱衷于在西方經濟理論庫中尋找現成的答案，結果牛頭不對馬嘴。他們寧可學效顰之東施，也不愿放下架子花點功夫深入中國國內基層實際，了解一下企業中“物質的生產活動”及“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關系”。缺乏這些基本的實踐認識，理論就是建立在沒有可靠基礎上的空中樓閣，人們或迷惑泡沫于表象，或瞎子摸象于局部，或南轅北轍于歧途，據之提供的改革藍圖，終于導致國有企業大批衰落與破產，職工大量“下崗”失業。吃社會主義皇糧，幫工人階級倒忙，害了人卻毫無羞愧之心，似乎其“理論”所造成的實踐后果與自己沒有一點關系。
我是個“先蛋派”學盲，這看來是尷尬無奈的短處，其實是天下無二的長處。沒有資格在“雞”堆里混飯吃，正好少些食洋不化的浮躁，走向腳踏實地的坦途，不至于陷入西方資產階級設置的迷魂陣，避免困之于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羈絆，老老實實地從最低級的工作做起，全身心地努力爭取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之“蛋”，孵化成第一只理論之“雞”。拋磚引玉，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士，特別是有志于此項人類史無前例事業、經濟學界名副其實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參與進來。建制轉軌，從而開始將理論轉移到為勞動階級權益和利益服務的軌道上。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論階級性的原則需要，也是振興國有企業的現實需要，更是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強國的戰略需要。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只要有著寬松的學術研究環境，從實踐出發，堅持不懈和周而復始地努力，也完全可能像有著幾百年歷史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一樣，終將登上成熟有效的高峰。戰略上藐視困難，猶如《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1}，這顆數學王國皇冠上的明珠，我們一定要摘下來；戰術上重視困難，先從小學一年級數學第一道算術題1＋1做起。文藝評論 家胡風 先生生前說過：“斗爭在哪里？在你的周圍；起點在哪里？在你的腳下。”遵循此一哲言指引，讓我們從周圍和腳下“物質的生產活動”與“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關系”之類企業中的“瑣事”起步，看準方向和路線堅定地走下去。
我的工作單位——前國有企業武漢印染廠的前身，原名私營上海天一，浙江人唐永昌1933年創辦。 唐 先生家鄉寧波有座遐邇聞名的古藏書樓——天一閣，廠借樓名，以壯聲威。中國古代典籍《周易》中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取名“天一”，祈望“成之”。巧合得很，本廠后來發生的許許多多的人與事，都和“天下第一”、“天下唯一”和“天下一絕”等等之意掛上了鉤。幾十年風雨滄桑，寫下了中國現代工業一頁不平凡的史實。他在建廠初期歷經坎坷，終于戰穩了腳跟。抗戰勝利后猶如江南農村春分時節的麥苗，長勢茂盛，日進斗金。解放不久抗美援朝，黨和政府號召社會各界支援前線，一個貌不揚于世、名不見經傳的兩三百人的小廠獨家捐獻了一架戰斗機。<<天一號>>騰空而起，這一愛國義舉一時簡直成了天字第一號新聞，轟動大上海。1957年在“全國一盤棋”方針指引下，上海市忍痛割愛，將“天一”這株大搖錢樹溯長江而上，移植到武漢，使之靠近紡織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廠名更新為“公私合營武漢天一印染廠”，文革初期又改稱“國營武漢印染廠”。1980年代初期，本廠上交利稅總額在武漢這座特大工業中心城市地方財政收入的天平上舉足輕重，但一進入1990年代卻從頂峰急轉直下，跌落谷底。幾十年前，他曾經有一天一輛“奧斯汀”（英國名牌轎車）的輝煌記錄，幾十年后卻向一天一輛“桑塔納”的目標加速度沖去。同樣異乎尋常；不同的是從前賺進，后來則是賠掉。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搖錢樹是怎樣枯萎的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且聽在下從頭道來。
解剖一只“麻雀”，全面地、具體地分析武漢印染廠以前長盛不衰和后來由盛轉衰變化過程中的內因和外因，及其相互關系，實例述評，舉一反三，從而探明國有企業這團亂麻癥結之所在，并且設法予以解開。這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政治路線、經濟制度、文化傳統、哲學理論、歷史教訓、時代背景、社會環境、群眾心理、政策導向、觀念變化、利益分配、投資把關、資產運營、市場秩序、股份操作、宏觀調控、微觀管理、企業機制、監督效能、勞動組織、黨的建設、領導行為、干部作風以及人才選拔等等方面，必須全面考慮，綜合治理，超十八般武藝，缺一不可。如此復雜，難怪國內外經濟學著作汗牛充棟，浩如煙海了，但卻都不是為勞動階級的權利服務的，所以對于中國新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說，我們的理論還得在實踐的基礎上從零開始，從時下國企“改革”熱點開始。
國有中小型企業“一賣了之”，大型廠礦則采用“摻沙子”辦法，引進國內外資本，以借助人家先進的管理經驗。股份制改造后的效果如何？據報載，整體經濟狀況比原來國有股“一股獨大”時強多了，利稅連年大幅度增長便是證明。但我關心的重點不同，而是本階級的權益和利益同這種企業經營狀況的改善相一致嗎？遺憾得很，完全不成比例，在多數情況下甚至成反比。有人可能辯解，但這符合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我看未必，根據以往的多次經驗“長遠利益”云云之類遁詞，其可靠性微乎其微，可以說是一塊遮羞布。
意識形態方面的說教非我所長，完全是門外漢。實際上哪怕引經據典，說得頭頭是道，也毫無用處，因為在執政者的“政績”考慮之下，現在根本就沒有人愿意聽，遑論使他們感動了。那么就無法使之改弦易轍了？也不是的。關鍵在于我們是否能夠設法提供另一種國有企業改革模式，堅持原則而又曉以利害，使人不得不有動于衷。這種模式符合勞動階級的權益和利益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要站在決策者的角度觀察考慮問題，使他們看清楚，新的改革模式的綜合效果比現在正在推行的好得多，而且沒有惡化人文社會環境的負作用，相反是優化的正作用，不但現實可行，還有利于鞏固統治。這就需要我們根據企業中的經濟實踐充分擺事實、講道理了。
首先，咱們必須解決一個根本性的認識問題：企業中的職工群眾，你是當作依靠力量，還是“管理”對象？人們現在口頭上依舊高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但國有企業改革的出發點分明是將他們當作雇傭勞動者看待。之所以這樣看待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經過文革動亂后，國企中大多數職工的表現確實太不像話了，職業操守可謂空前低下，不“管”行嗎？經濟學術理論界人士心目中的中國勞動階級的形象一定不太美妙，雖然都沒有說出口，但很自然地要采用資產階級雇主“ 管卡壓”那一套治廠模式對待他們，與之配合，最簡便有效的改革就是引進私人資本了，不論國內的或國外的都行。我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期，就有人公開為“大躍進”后實行的“ 管卡壓”那一套“平反”，此種論調影響深遠，決策者和執政者一定都聽進去了。后來可能出于策略考慮，只做不說了。
解決這個根本性認識問題，對于我們經濟建設欲達到什么樣的目的至關重要，具有決定性作用。如果我們滿足于成為經濟大國，以量取勝，那就沿著現在的國有企業改革這條路走下去好了；若是定位于經濟強國，恐怕難以遂愿，其中道理，第一章中己有所解釋，后文將詳細補充。
我們曾經吃過浮夸風的大苦頭，殷鑒不遠，記憶猶新。1958年“大躍進”和1978年“洋躍進”豪氣沖天，計劃在不長的若干年內將大大地縮短與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差距，結果大多放了空炮。現在人們吸取教訓，出言謙虛謹慎了。例如汽車工業一位業內人士說，中國汽車工業時下還沒有研發能力，但是不能急躁，要“耐住寂寞20年”。另一位知名人士則說，在全球化國際分工的產業鏈中，高端的品牌、研發和設計部分，我們基本上沒有份，只能發揮勞動力便宜的比較優勢，抓住最低端的加工制造環節，要“安心”為跨國公司打工10年，甚至20年。這些言論都是基于產業現實形勢的考量，應當說是實事求是的分析。不過弦外之音似乎是說20年后情況自然便會改善，到了那時不但會有研發能力，也用不著流大汗，賺小錢，為跨國公司打工了。如果理解不錯，我認為對于中國大多數產業來說，這種預計還是太樂觀了，缺乏可靠的根據。
提高研發能力需要資金投入保障，這是一般的基本常識。有資料說，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經費支出與其銷售收入的比例，多年來一直在0.7 %以下徘徊，2002年為0.83 % ，而主要發達國家己達2.54%–4 %。誰都知道自主創新的重要性，為什么不加大比例呢？非不為也，實不能也。例如近年來 “ 出口一臺ＤＶＤ售價32美元，交給外國人的專利費是18美元，成本13美元，中國企業只能賺取1美元的利潤。” 在2005年一年一度的 “ 兩會”上，劉慶峰代表說， “這事實上反映了我國制造業的真實現狀”
兩會代表痛心疾首： “空調、彩電……這些我們生活中的日常用品，雖然許多是國內品牌，但核心器件卻大多來自國外。中國企業以世界上最廉價的勞動力，消耗著大量的能源，承受著巨大的污染，而掌握核心技術的外國人，只需簽署一紙技術合同，就可以抽走中國企業一大半的血汗錢。”
這就不難理解，發達國家從銷售收入中抽出4 ％的研發經費輕而易舉，而我們達到1 ％就會感到非常困難了。長此以往，談何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為跨國公司打工是一種什么樣的滋味？美國耶魯大學 歷史系 博士生薛涌在 <<南方都市報 >>上撰文說：
“ 目前國內外輿論都認定：21世紀的中國，將是一個崛起的‘世界工廠’。她將在幾十年內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然而這是一個居安思危的時代。請看看幾個簡單的數據。2001年，世界零售商從中國購賣了300億美元的貨物。美國頭號零售王朝沃爾瑪今年在華采購預計將達150億美元。這樣的采購給中國帶來了什么呢？
“ 據 《 華爾街日報 》 報道，中國一家給沃爾瑪提供小電器的企業，10年前出廠批發價為7美元的產品，如今被砍到4美元（ 在美售價則是15到40美元 ）。如此低的價格使企業幾乎無法生存。萬般無奈，企業裁員一半，卻要生產同樣數量的產品。許多工人每日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個月掙不到300元錢。
“ 這就是像沃爾瑪這樣勢可敵國的跨國公司的厲害。它知道自己的定單大，你小企業要靠它活。靠給沃爾瑪供貨，不管你如何努力，你永遠做不大，因為沃爾瑪的價格戰使你沒有資本積累的空間。這些小企業，干的是死胡同里的工作，除了生存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前途。所以，中國的出口雖然看起來轟轟烈烈，但利潤大部分都是這樣被別人賺去。沃爾瑪之所以能夠如此上下其手，在于它扼住了中國的幾個弱點。
“首先，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健全，虧損企業無法被淘汰，優異企業無法脫穎而出。經濟起飛十幾年，經濟規模在世界上舉足輕重，仍然沒有索尼、東芝、尼桑、本田這樣的名牌。我們除了東西便宜，勞動力便宜外，沒有任何砝碼。
“其次，勞動力便宜，國內的購買力就低。內需不足，只好依靠出口。于是沃爾瑪就成了衣食父母。”
文章題目是 《 我們不能永遠為跨國公司打工 》 。中國國民經濟怎樣才能擺脫這種明顯不利于我的“ 國際分工” 呢？接著，作者開出了藥方，經濟學術界某些人士的建言獻策，似乎也大同小異，與此方內容差不多：
“ 顯然，我們不能因為有13億還很窮困的人口，就認定中國人可以永遠這樣便宜下去。我們必須對這13億人進行投資，使他們逐漸“貴”起來。這樣，他們不僅有足夠的技能從事高層次的生產活動，本身也具有相當的購買力
“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提高國民的教育水平，扶植中產階級的成長。同時，應健全市場經濟體系。這包括獨立、高效率的司法制度，自由的信息流動，高度透明的政府行為等等。因為真正國際級的大企業，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下才能夠成長。”
此方雖然對癥，但是難保時效，指望在20年內扭轉這種被動局面，可能期盼過高，不切實際。中國經濟己陷于惡性循環：嚴重缺乏創新能力，生產的大多是低端品，大規模重復建設，各廠為了生存，同行間惡性價格競銷，因而產銷量雖然龐大，利潤卻很微薄。近年來大幅度增長的高技術產業盈利情況如何？也好不到哪里。據《 經濟日報 》 2003年7日7日報道：
“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消息，第二次全國基本單位普查資料和有關統計資料顯示，我國高技術產業目前不具備‘ 高效益 ‘ 特征。2001年我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率為25.2% ，不僅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約10個百分點，而且還低于我國制造業1. 2個百分點
“2002年，在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中，來料加工和進料加工所占的比重占89.6%，并逐年呈上升趨勢。可見我國高技術產業產品生產的關鍵技術或零部件依賴于進口。普查資料顯示，1996年至2001年，外商與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對我國高技術產業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62 % 。”
誠如該報道題目所說，有關統計資料顯示，《 高技術產業并未獲得高收益 》 。沒有高收益，不僅影響到研發投入的低比例，降低自主創新能力，還使中國經濟陷于“ 低技術陷阱 .”。據 《 中國青年報 》 2005年2月18日 報道：
“ 廣東省總工會不久前完成的一項調查表明：‘ 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低工資高競爭力 ’，正使中國經濟陷于一個低技術陷阱。中國的勞動力太便宜，廠家不愿意投資更新技術，提高工人的素質。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術的外商，在中國設廠也寧愿多雇些廉價工人，少用昂貴的先進設備。
“‘這有點像飲鴆止渴。’ 一位人力資源專家分析說，勞動力越便宜，企業越不愿意投資新技術、新設備。另一方面，為了保證產品競爭力，工人工資就不會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無限供給 ’以及‘低勞動力成本 ’的優勢，將會成為制約企業發展的一大瓶頸。
“ 有關人士警告，低工資實際上是一種惡性循環的開始。盡管許多員工已經意識到自已的知識和能力需要提高，但幾乎沒有可能進行學習’充電’，因為自己微薄的工資僅能維持城市的高成本生活。同時，高昂的教育收費提高了進城務工人員和貧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門檻，形成這一龐大人群的 ‘ 教育荒 ‘，進而導致 ‘技工荒’ 的出現。”
怎樣破解這一惡性循環與困局？根據現有理論提供的常規辦法，雖然正確可行，卻像急驚風遇著慢郎中，遠水解不了近渴。中國現實的經濟形勢容許我們按部就班，從容不迫嗎？請看2005年的一則消息：
“據《半月談》 1月25日 報道，最近一個時期，中南海高層對中國科技界作出一系列指示，最為核心的要求是‘自主創新’呼吁科技界盡快提高科技‘原始性創新’能力。
“國務委員陳至立最近披露，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國在一些領域科技自主創新能力薄弱、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不爭的事實。此外，我國關鍵技術的自給率低，特別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裝備制造業，如航空設備，精密儀器、醫療設備、工程機械等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產品，主要依賴進口。一些重大武器裝備和急需的關鍵元器件只能依靠進口，存在被別人‘卡脖子’的危險，對我國國家安全構成潛在的威脅。
“因此，在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關鍵領域和若干科技發展前沿，大力加強自主創新能力，掌握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乃當務之急。”
另據《經濟日報》2005年4日2日一篇題為，（國家科技大獎）《最高獎為何屢屢空缺》的分析文章中披露：“在發達國家，大多數企業至少把銷售額的5%投入研究開發中去，而在我國，超過半數的中央企業科技投入不足主營收入的
0.5%。”兩者比例相差十倍以上。中央企業尚且如此，地方中小企業只會更低。原來惡性循環的根源還是在于國內企業的經濟效益低下，國有企業固然悲觀，私有企業在這方面也不樂觀，五十步笑百步，只要是中國企業，絕大多數投入的研發比例都不得不“精打細算”。
經濟效益低下，這也是中國國有企業必須進行改革的動因。可是人們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國有企業并不是百分之百地都是經濟效益低下，也有個別或極少數鶴立雞群，是持續多年的利稅大戶。已經破產了的敝廠就曾經是這樣一家國有企業。武漢印染廠屬于競爭性行業，那時之所以取得非常驕人的成績，當然有其原因。演藝界有一句行話：”一招鮮，吃遍天”。武印也有幾手別人沒有的高招，其中之一就是有一項自主創新的技術成果，可能是獨家美美地享用了幾十年
你可知道“天一號”戰斗機是怎樣飛上天的嗎？1950年代初期，建國伊始，共產黨接手的是舊社會一付爛攤子，國內百廢待興，外有強敵壓境。這一段時期的難關是如何度過的呢？當時黨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工人們的現實職責則是努力生產，為國分憂，支援前線。在這一形勢下，武印的前身上海天一印染廠職工提出捐獻一架飛機。這家小廠憑什么夸下海口？既不能使大家因獻金而影響生活，也不能減少和挪用上交國家的稅收，惟一辦法是搞技術革新，挖掘生產潛力，據本廠一位上海師傅告訴我，當時大家分析，生產中的一個主要瓶頸在于絲光機工段。于是群策群力，晝夜連續奮戰，在短時間內將原來機上進出布由單頭改為雙頭，絲光機單臺生產量和工效一下子提高了一倍，幾臺機器全部革新，增產收益充作購買飛機的主要部分。全廠職工歡欣鼓舞，遂了愛國心愿。而且這一重大革新還有長遠效益，國家、資方和職工從此都能增加收入，皆大歡喜。對于中國的印染行業來說，這是一項空前的自主創新技術成果。人們那時還不知道什么叫知識產權，也不會申請專利，恨不得早點在全國推廣呢。但據我所知，行業內好像還少有廠家效法，50多年過去了，依然單頭進出布運行。天一廠參與其事的工人少部分小學文化，大多數竟是半文盲，顯然，他們超水平發揮了自己的勞動潛能。<<經濟日報>>2005年4日3日的一篇文章中，作者也談了一件他曾經歷的類似的自主創新事件：
“上世紀60年代，我曾在某軍工企業工作，親歷了我國科研人員自主創新的過程，在一沒技術資料，二沒精密設備的情況下，我們要研發一種高端軍工產品。怎么辦？全廠展開 ‘ 大會戰 ‘ ，廠領導、技術人員、工人晝夜攻關，大家下定決心，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搞出來！搞高端軍工需要精密鏜床，但歐美發達國家對這種設備實施禁運。科技人員和技術工人硬是自己研制出一臺皮帶傳動的高精密鏜床，其精密度超過歐美發達國家禁運的設備。難關一一被攻克，我國第一個自主研發的軍工產品誕生了。”
那個年代，我國工業基礎非常薄弱，工人文化水平十分低下，但依靠強大的精神力量推動，在短期內，我們還是創造了許多當時困難條件下難以想像、也令外人不可思議的奇跡，汽車、飛機、萬噸輪船、萬噸水壓機……這些體現綜合技術能力的產品，都一個個自主創新地生產出來了。
今天，創造一種讓勞動者發揮自己潛能的環境和機制，使他們重現當年風采，可以說完全不在國有企業改革指導者的思慮之內。國企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屬于社會主義范疇，為了自我完善，以造福于廣大人民群眾。改革當然必須充分考慮和惠顧企業經營者的利益，因為這是欲達到目的不可或缺的保障條件。但真理強調過分，再往前逾越，便成為謬誤了。企業改革不能使大多數人付出代價，而僅讓少數人，甚至只是個別人獲益，例如成果被 “保姆”一人獨吞。任何理論都是為一定的階級服務的。且不論發表 “市場經濟沒有性別之分 ”這一高見的權威學者主觀愿望如何，客觀上就是攪渾了水，為某些竊賊渾水摸魚提供了 “理論”依據，堂而皇之將國有資產攫取到手。在這種情況下，指望企業勞動者像當年天一廠職工那樣發揮主觀能動積極性，群策群力地搞自主技術創新，無疑于緣木求魚了。另有一些人則推波助瀾，聲稱國有企業在競爭性行業無不處于劣勢，因舉世皆然而必須私有化。這種論調的思想出發點就是認為經濟效率與社會公正兩者不可兼顧，社會主義不過是無法實現的海市蜃樓而己。
“現代企業制度”——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沒有這樣一個稱謂的制度，假定有的話——只是為實現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經濟效益最大化的一條途徑和一種手段，其具體操作內容走的是正道，還是邪路，也應當以是否能造福于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企業職工群眾為惟一評量標準。
近年來，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指導下的國有企業改革實踐，“保姆”鯨吞模式大行其道。這種“改革”明顯不利于廣大勞動群眾，但假洋鬼子打的是“制度創新”的旗號，誰反對，誰就是極左觀念作祟，阻礙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社會上的糊涂蟲們還以為這是為了將來趕上發達國家不得不忍受的“陣痛”呢。于是聽任宰割，眼睜睜地望著國有資產流失和自己利益受損。如果“陣痛”過后，出生的是一個畸形兒，我們那時就欲哭無淚了。這種回報的可能性是現實存在的。中國經濟學界不乏有良知的學者，現在就有人質疑近年來流行的所謂 “現代企業制度 ”。據<<報刊文摘>>2004年5月7日摘錄：
“<<社會科學報>>4月22日刊登清華大學特聘教授侯若石的文章說，目前，中國城市最貧窮的人與最富有的人的財富差距不斷拉大。在一些國有企業集中的地方，這個現象更突出。而這一切是在制度創新的旗幟下進行的，其理論基礎是新制度經濟學家描述的現代企業制度理論。
“文章說，事實說明，一些經濟學家把產權變更和股份贈與說成制度創新是荒謬的。例如，在一些地方，經理人收購(ＭＢ○)成為產權變更的主要方式。且不說經理人借此侵占國有企業資產是否合理和合法，從生產組織方式變化的歷史看，這是歷史的倒退。有些國有企業為總經理一個人所有，企業實際上成為家族企業；有些國有企業為幾個經理人所有，企業成為合伙企業。在企業發展歷史上，這兩種企業制度是最原始的企業制度。其次，不同的公司治理體系應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例如，股權贈與被廣泛應用在英美體系。在不實行這個體系的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股權贈與比重不大，甚至為零。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方向應該是國有資產所有者成為大股東，這與以大股東為主的德日體系更相近。在這個體系中，大股東有能力直接監督經理人，股權贈與的必要性大大減弱。況且在英美體系中，減少與控制股權贈與正在成為公司治理革新的重要內容。在中國，反而放大它的作用，也是歷史的倒退。”
20多年來的國有企業改革和改制，叫好者似乎很少，更多的則是質疑者，而且越來越多，這一反常情況難道不值得深思嗎？許多企業被改垮了，我居住地附近五家大中型企業，就有四家破產，小企業則全軍覆沒，其中既有原來半死不活的廠家，但也有曾經長期日子過得富裕的利稅大戶，敝廠就是。受損者與獲益者完成不成比例，也許高于100：1。上述文章中說：“目前，中國城市最貧窮的人與最富有的人的財富差距不斷拉大。在一些國有企業集中的地方，這種現象更突出。”有一篇新聞報道具體地描述了這種景象：
“<<新華每日電訊>>(2004年)6月21日刊登記者專稿說，河南省鎮平縣是一個并不富裕的縣城，然而在縣城內，豪華別墅卻是隨處可見，更令人奇怪的是這些別墅群都是建在改制后的國有企業的生產區內。記者初步調查統計，在鎮平縣的17家企業的廠區中，有500多棟洋房別墅。
“那么，是誰住在這些豪華別墅里呢？記者了解到，別墅的主人大多是該縣局委以上的領導以及他們的親戚朋友。
“據了解，鎮平縣原是一個工業強縣，全縣有34個國有企業。1997年，鎮平縣被河南省定為國企改革特試縣，對全縣34家國有企業進行了改制。然而經過6年多的改制，卻有90%的企業破產或無法運轉，80%的工人下崗，70%的下崗工人拿不到最低生活保障金。為了生存，廠里又把土地作為抵押，向政府有關部門高息貸款。
“鎮平縣原有線電廠職工郝建敏說：’現在廠里的40多畝地也被分了13塊抵押、拍賣給了縣財政局、民政局、，養老保險局、銀行等單位和個人，廠區變成了別墅區。設備、廠房、職工宿舍也賣了，企業咋能不垮呢。’
“對于鎮平縣在國企改革中出現問題的深層原因，記者采訪了河南財經學院企業管理咨詢研究所所長、副教授石璞。他說，現在我們國企改制很多地方實際上是對國有資產的最后一次掠奪和私吞，通過高息貸款，把一個企業給套住，然后又通過非正常的手續、手段，把一個企業給變賣了，這個過程是一個違規的、違法的、腐敗的行為。”
侵吞者公然集中展示 “成果” ，在此十年前還是不可想像的，現在則無所顧忌、有恃無恐了，因為都是 “合法””到手的呀。國有中小企業僥幸活下來的，各地一窩蜂地動手術改 “性”，成為私有家族企業或合伙企業。實事求是地說，余下的這一部分 “一賣了之” ，也有不得不然的苦衷，華山一條路，別無他途啊。不過，好在大都是做的賺錢買賣：國家扔掉了包袱，進賬了稅收，至少是有失有得吧。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既然如此，近年來的私有化改制，仍然可以理解。文革后的國企事實上處于無政府主義狀態，禮崩樂壞，無形的負面精神影響下的企業，衰亡是其必然的歸宿。我倒要感謝那些蟊賊，在 “冰棍” 完全化掉之前，搶住機遇先吞下了一部分。河南省鎮平縣不是留下了500多棟洋房別墅嗎？相對而言，肉與其爛臭在鍋里，還不如讓它保存在碗里，畢竟，這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呀！
改制企業實現了恢復性增長，主要應歸功于重新建立了資本權威，從而結束了文革后生產經營失控的局面，管理又生效了。但也僅此而已。現在社會上普遍重現的家族企業和合伙企業，有識之士指出，在資本主義企業發展歷史上“這兩種企業制度是最原始的企業制度。”與50多年前社會主義改造之前的企業制度完全相似，不僅同“性”，而且同一檔次。說是什么“制度創新 ”，“新企業制度”云云，那是連半瓢水都夠不上的“學者”的胡址。不是“創新”，而是復舊。但我并非說現在的改制是在開歷史的倒車，因為我從來就不認為上世紀50年代中期的那次改造運動具有“進步”性。這也是我當年曾被打成“極右派三反分子”的一個原因。社會主義企業制度可能有多種模式。我始終懷疑“大躍進”后咱們實行的是哪一種社會主義模式。“斯大林模式”已經被公認為糟糕的了，但它也沒有倡導外行領導內行呀。我總覺得過去我們那種敝帚自珍的模式封建主義霉味太重，人身依附和控制密不透風，無事生非，自毀長城，荒誕不經的怪事層出不窮，更像是清末官辦工廠中，昏庸的封建官僚在瞎指揮。這種模式的企業制度壽終正寢，只有靠整人發跡的“運動健將”和懶漢才會留戀和悲嘆，任何一個正派的勞動者不應該、也犯不著去惋惜。
文革動亂后的國有企業處于反常的狀態中，在此破壞之前，我還是認為他的經營管理水平也未必比現在改制后的私有，即“資本主義最原始的企業制度”更低下，可能半斤八兩，彼此難分伯仲。不錯，私企比較而言有兩個明顯的優點：一是沒有企業辦社會的包袱，可以輕裝前進；其二，他是純粹的經濟組織，以盈利為惟一目的，心無旁鶩，而國企曾是“階級斗爭大學校”，不斷搞窩里斗，元氣大傷。但這兩點都屬于政策導向問題，與公有制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我們不是巳經痛改前非，停止人為地制造對立面再加以斗爭的錯誤作法了嗎？回顧往事，我們狂熱地大戰“風車”，曾是可悲復可笑的堂•吉訶德式的人物。假使幾十年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以后，政策上不按排企業搞大而全、小而全，不熱衷于新建和強化諸如學校、醫院和消防隊之類的企業非直接生產部門；又倘若從那時就提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有企業經營者升貶獎懲以經濟業績為依據，從而促使其盡心竭力地干好本職工作；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私企國企，兩者孰優孰劣，人們的看法可能就不會像今天這樣一邊倒了，國有企業還有必要重新塞回娘胎里去嗎？正因為過去很長一段時期政策失誤，不按經濟規律辦事，公有制企業取其短而未用其長，反而越來越強調政治掛帥，階級斗爭哲學下，勞動群眾中很大一部分人實際上成為高壓政策的被損害者，企業領導者后來遭到報應，也普遍地挨了被他們整過的人的整，從而失去權威性。這是文革后國有企業走向衰落的轉折點。物極必反，如今意識形態影響力滑落到了建國后的最低點，人們空前地重視經濟價值在自已身上的體現了，直白地說得難聽一點，有奶便是娘。管他什么主義，誰家給的勞動報酬高，誰的企業制度就是好。政治思想說教，早已失靈了。
因而，我的“理論”(老粗姑且冒充一下)也要與時俱進，適應新的社會形勢，“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我們現在研究的問題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又是“主義”)初級階段，建立一種什么樣的企業制度比較理想？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因自身利益考慮而想法迥異。某些“一賣了之”地區的地方官員思想徹底“解放”，他們大概認為，只要GDP增長，財政收入增加，從而顯示政績就是理想的企業制度；拿著比一般職工工資高幾十倍年薪的老總自我評價肯定很高，以為自己薪有所值，其領導下的工廠管理水平毫不遜色于西方發達國家同行，無疑是先進企業制度；改制后日進斗金，隨心所欲盤剝工人的私人老板，決不會承認化公為私而來的變性廠其實“最原始”，反而會覺得屬下擁有世界上最難得而美妙的企業制度。即使像河南省鎮平縣的蛀蟲們，哪怕當地國有企業被改垮了九成，下崗工人達八成，其中領不到最低生活保障金者占七成，也會聲稱這是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中的“陣痛”，為了將來更“美好”，現在不得不付出的“代價”——這也是這一世界上莫須有稱謂的企業制度的發明設計者的說法。
本廠前身原上海天一印染廠的老職工，可能有90%以上的人的內心懷念私營時代的企業制度，因為當年收入較高，遠非后來國營時的低工資可比。可惜這種企業屬于鳳毛麟角。絕大多數勞動者，不論白領職員，還是藍領工人，評論一個企業的好壞，也是從自身的利益著眼，主要標準乃是工資收入的多寡。那么，現在被標榜“制度創新”的私有企業員工薪酬情況如何？據<<工人日報>>2005年2日21日作者阿朦撰文說：
“第六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顯示，我國私營企業雇工工資呈現不升反降趨勢，不僅與國有企業的差距明顯加大，并且首次被發現低于集體企業。與以往結果相比，私企雇工工資與國有企業職工的差距從1.2倍擴大到1.8倍。更加需要引起警惕的是，資本千萬元級的私營企業雇工平均工資僅為6817元，遠遠少于小私營企業8118元的雇工平均工資水平。”
該文接著說：“在勞資雙方力量懸殊的總體格局下，相當一部分私營企業惟利是圖，把廉價勞動力當成參與市場角逐中惟一的競爭籌碼。當珠三角地區的ＧＤＰ以超過20%的速度連年猛增的時候，當地外來工月平均工資12年間僅僅增長了68元。即便如此，調高最低工資標準的方案也屢屢遭到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的斷然否定，保護當地經濟競爭能力成為政府官員與逐利資本同流合污的堂皇借口。”
工資長期凍結，而同時期社會上諸如教育和醫療等基本生活項目收費倍增。也就是說，建立在經濟快速增長，而相當大一部分勞動群眾的實際生活水平不升反降的基礎上，“中國制造”產品的競爭力越來越強了，某些地區地方官的“政績”也相應地不斷放大。但是處于這種“現代企業制度”中的勞動群眾，淪落為弱勢群體之后，很難想像他們會發揮工作的主觀能動性和發揚自主創新精神。前文己述，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依賴巨大的資源消耗作支撐，并付出了難以繼續承受的自然環境惡化的代價，即使置社會公平與公正的天平嚴重失衡于不顧，這條發展之路也走不遠了。所以，現在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像火燒眉毛一般地提上了議事日程。
其實，企業制度的現代化，鄧小平早就指出過應遵循的基本方向，即“三個有利于”：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于提高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奈何人們擇取所需片面理解，只把ＧＤＰ增長作為惟一目標，導致后遺癥嚴重。
我認為任何一個好的企業制度都必須兼顧國家、投資者和勞動者的權益和利益，三方博弈，沒有輸家。中國過去和現在的企業制度，一般地說，問題出在勞動階級一方的權益和利益遭到嚴重忽視和損害。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企業制度之所以高效，前提條件就是三方利益比較均衡，但那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千百萬勞工前仆后繼、持續不斷地長期斗爭爭取到的結果，我們準備去學嗎？如果經受不起這種痛苦，那就讓我們眼睛向內，從實踐出發，尋找和創新適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水平，迥然不同于現在推行的“現代企業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現代企業制度。
為什么要將這種現代企業制度冠以“社會主義””？因為相對于資本主義性質的現代企業制度，它有三大顯著不同的特點：
一，以職工為本。此舉既是振興國有企業的基礎，也是決定其盛衰存亡的關鍵。那些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中的經濟學家們可謂操碎了心，就是沒有想到應該為企業中的勞動群眾出謀劃策，也要關心一下他們的權益和利益。勞動群眾缺乏企業主人翁的良好感覺，就不會自覺地殫精竭慮、奮發有為地“動”起來，一切無從談起。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對國有企業勞動人事制度中的選拔機制、監督機制和激勵機制進行脫胎換骨地改革，使其成員中沒有一個人是“南郭先生”和“撞鐘和尚”，全都德才兼備，是好樣的，不愧為領導階級中的優秀分子。要設法使有志知識青年將國企視為擇業首選。
二，落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效益第一”原則的主要依靠力量。企業當然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前提條件是要有社會責任感，更不能不擇手段損害國家和公眾利益。老一輩人可能還記得，50年代初“五反”以后，偷工減料、偷稅漏稅、制假售假和行賄受賄等等不法行為可謂絕跡，而那時的法制遠遠沒有今天完善。那么，這一點又是怎樣做到的呢？其實很簡單，當時的黨和政府在毛澤東領導下，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維護他們的權益和利益；工人階級則投桃報李，監督和制止任何不法行為的發生，哪怕可能損害個人利益，甚至危及職業安全。現在時移世易，政治上那一套失靈，行不通了。我們就要改弦易轍，在經濟上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的制約機制和補償機制，使種種不法行為因有人管而難以得逞，因為這種行為將遭到出于維護自己利益考慮的廣大職工群起而攻之，只有這樣，社會效益第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才可能堅持。
三，肩負著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和改善宏觀社會風氣的重任。這付擔子是會壓死人的，有人敢挑嗎？這些任重道遠的政治社會經濟事項，資產階級及其在學術界的代理人是辦不了的，完全沒有這種可能，他們連想都不敢想。至于社會主義中國國有企業中的千百萬職工群眾如何能夠做到，怎樣扭轉乾坤，請看后文第四章詳細分解。
總之，社會主義經濟實踐出了問題，只能建立和使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方法，在公有制經濟制度范疇內，依靠勞動群眾解決。資本主義經濟理論越俎代庖不了，就像人病不能請獸醫診治一樣。
(二)
國企是怎樣走向歧途的
毛澤東在他的哲學著作《實踐論》中說：
“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強調理論對于實踐的依賴關系，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判定認識或理論上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
既然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那么，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其主要服務對象也應當是這個國家中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如若不然，點錯鴛鴦譜，必然出問題。
資本主義崇尚個人主義，英雄創造歷史；社會主義提倡集體主義，群眾扭轉乾坤。集體主義與社會主義，如影隨形。這種形影關系處理得好，往往心想事成功；處理得不好，那就難免遭到挫折和失敗。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維護群眾的切身利益，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這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任何事業打開成功之門必備的一把鑰匙。１９８○年代在中國農村興起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正面證實了這一點；20多年來的國有企業改革則從反面證實了這一點。
國有企業改革就像是一場球賽。奇怪的是場上只有少數幾個“教練”——各類上層人士運籌帷幄，縱橫馳騁，越俎代庖，包辦代替；“球員”——作為企業“主人翁”的職工群眾，卻自始至終都在場外坐冷板凳，并且不得不被動地接受攸關自已利害得失的勝敗結局。
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國有企業的依靠力量和服務主體在改革中被冷落一旁，其中很多人，數達幾千萬，莫名其妙地、當然也是無辜地承擔了改革成本，受到了損害。這種后果決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大部分可以避免。如果藥方對癥，所謂的“ 國企病 ”就有可能防患于未然。許多國有企業的困境，往住并非原有機制存在固有弊病，可能恰恰相反，而是因為名不副實，企業官僚陽奉陰違所致。撥亂反正，還畸變后的機制以本來面目，才是改革之道；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那一套原封不動地拿過來，另起爐灶，美其名曰“現代企業制度”，未必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國情。東施效顰，可能適得其反。
例如，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曾是中國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如果這個機構真正行使權力，它有可能集思廣益，代表廣大職工群眾的意志，解決企業生產經營中發生的許多具體問題，影響和決定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但實際上，它不過是一種擺設，被企業官僚玩弄于股掌，從來沒有發揮過應有的積極作用，至少大多數的企業情況是如此。
本人曾是敝廠的一名職工代表，我的代表實踐可以看作是中國國有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制度運作的一個縮影。
１９８○年代，文革后的企業逐漸恢復走上正常軌道，每年召開一次職工代表大會，研討企業大計，廠內各個科室和生產小組各推選一名代表參加會議。據我觀察和體會，在歷次企業最高機構的人選中，沒有哪一位真以為會參與重大決策，從而重視大會的召開，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都不過當作例行公事，帶著耳朵去聆聽，然后嘴巴再準備提一些無關大局的意見而已。照例，廠長先作一番年度工作報告，回顧一年來在上級的親切關懷下，在廠黨委的正確領導下，在全廠職工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種種困難，取得了很大成績。一二三四五六七，真是不容易；今后的任務，甲乙丙丁戊。我是個老職工代表，參加過多次職代會，慢慢悟出了規律，廠長報告，八股文章，基本上是這一套。８○年代后半期，廠子經營每況愈下，大勢不好了，利潤連年大幅度下降。原因何在？原來是市場上原材料漲價，成本提高了。言下之意，并非我廠長無能，客觀因素使然。
同我一樣，許多代表心知肚明，所謂原材料暴漲 云云，其中鬼名堂大得很。那個時候廠里“蟲鼠”開始大量孽生，己是公開的秘密，但就是無人敢于捅破。我在后文將剖析其中深層次原因。代表企業領導層意見的廠長報告定了基調，從來不知“審議”為何物的職工代表們開始“學習”報告精神了。小組會上，大家紛紛表態，Ｘ廠長的報告何等好啊，真是說到我們心坎上了。一分為二，全面分析了成績和缺點，雖然前進道路上還可能有許多困難，但在廠黨委的正確領導下，一定能夠克服，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捏著鼻子哄眼睛，自欺欺人，習以為常。
那幾年間，我廠曾有兩項重大決策，一是同南方某縣合資在該地區辦廠，對方有銷售關系和渠道、我方則以技術和設備入股，并派出職工籌建。據說是瞎子背瘸子，優勢互補。廠領導先斬后奏，雙方協議都簽了，廠長過后才向職代會通報，簡略地介紹了一下情況，算是給了代表們的一個大面子。據我理解，此事應當先提出草案，在代表會上大家充分討論，多數同意后才能生效。省略了這一程序，不僅錯誤，而且非法，但無人異議和追究。另一項是為了開發新產品，花巨資從國外進口一臺雙面印花機，也沒有征求職工代表意見，更未經過可行性研究，直至機器運到廠后，大家才知道有這么一回事，先前都蒙在了鼓里。這兩個新項目都是個別或少數幾個廠領導成員拍腦袋決定的，后來皆以失敗告終，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
盡管失誤頻仍，廠況一年不如一年，但在上級主管官僚心目中，本廠一切均是按常規辦事，保持了穩定局面，應予嘉獎。于是急匆匆地趕上末班車，1990年授予敝廠“省先進企業”稱號，廠長也戴上“十佳廠長”桂冠。未過兩年，工廠經營難以為繼，終于熄火停工。“十佳”呆不下去了，屁股一拍溜走。
我廠職工代表大會除文革期間中斷外，幾十年來運行方式少有變化。全國數以萬計國有企業此類“最高權力機構”內容可能都差不多，大同小異。也許有的廠家束之高閣，連每年一次走過場的麻煩也免了。過去的實踐表明，它并未起到應有的有利于企業生產和發展的作用。那么改掉算了？絕對不能！
職工代表大會是反映職工訴求、集中群眾智慧和發揚企業民主的戴體，沒有這個戴體，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實體的長處如何生效？國有企業改革方方面面很多，職代會機制顯然應當是主要方面之一。是改革，而不是改掉。以董事會取而代之，那樣，主體利益的服務對象就完全變了。改革的思路和舉措，首先涉及到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法的階級性，即如何為無產階級即勞動階級的政治權益和經濟利益服好務的問題。因為只有這個問題解決好了，才能調動他們的勞動與工作熱情，激勵其發揮主觀能動性，從而為振興國有企業提供了可靠的根本保障。因此，我認為職代會的正確改革方向應當是促其脫胎換骨，機制推陳出新，落實其權力，改善其運作，強化其功能。二十多年來幾輪國有企業改革立場和思路偏偏相反。在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英雄史觀的影響下，倚重于所謂“精英”人物，以給予企業自主權的名義，廠礦少數領導者，特別是廠長的權力大為加強，利益也相應增長，而企業各階層成員，從一般干部到普通工人的權益則涼在一邊，不予重視，反而大大弱化。紅花沒有綠葉扶，產生了什么樣的后果？
在過去的年代里，官方媒體頻頻捧出一些企業界風云人物，渲染其傳奇故事。在他們的領導經營下，一個個企業奇跡般起死回生，轉衰為盛。中國國有企業似乎只要多出幾個此類英雄，便可走出困境，振興在望。可惜其中絕大多數人好景不長，曇花一現，便消聲匿跡了。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離開了廣大職工群眾的積極配合、扶持和參與，個別“精英”人物是成不了大氣候的，以我廠那位廠長的上述兩項決策為例，應當說是有的放矢，針對當時企業出現銷售困難，開拓新的渠道，開發新的產品而采取的正確舉措。但是，廠長沒有三頭六臂，他的設想的成功實現還有賴于其屬下人群的努力。
國有企業改革必然要調整廠內各層次人員的利益分配格局。利益向責重績優者傾斜，糾正計劃經濟時代“政治拄帥”極左思潮影響下平均主義“大鍋飯”弊端，乃是改革應有之義。績效面前，企業中的所有成員應當機會均等，不以身份地位論英雄。并且最好實行漸進原則，不要急于一步到位，使人們有一段轉變觀念的適應過程，避免心理失衡。性急吃不了熱湯圓。企業法人，一廠之長，其對企業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享受較高薪酬理所當然，但需適度，并得到職工群眾的理解和認同。在企業改革的舞臺上，聚光燈的焦柱自始至終定格在“企業家”頭上，給光圈外的眾多配角們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和感覺：“老板”將得到企業成果中的主要部分，而與自己的利害關系不大。為他人作嫁衣裳，值得十分賣力嗎？獨角戲唱不好，也唱不長。這就是我廠廠長兩大決策項目先后失敗的原因。與人合資建廠沒有哪一位干部認真地具體負責，雙面印花機也因工人們不愿潛心鉆研而生產不出合格產品。
任何一種社會事物的后果之前都有著長期積累的過程，今天的國有企業也是如此。它的相對于私有和外資企業的整體劣勢，也非一日之過，而是歷史上各種主客觀的負面因素造成的。過去，我們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實行過程中產生的偏差和錯誤，曾經諱疾忌醫，痛失整治與矯正良機，結果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重，小病拖成大病；現在又有人拾外國資產階級之牙慧，鸚鵡學舌，對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從根本上予以否定，認為無藥可救，只能賣光，改光。在歷史的長河中，中國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不過是一名出世不久的新生兒，來日方長，我們民族的未來，能否在世界上強手如林中立于不敗之地，如上章所述，只能依靠他的健康成長。害了一場大病，就要置之于死地，有這種道理嗎？老粗認為，某些學富五車的人士還沒有搞清楚中國“國企病”的根源呢，盲人摸象，亂開方子，病人倒是有被整死的現實可能。怎樣調教好國有企業這個社會主義新生兒？首先，必須深入地摸清它以往的“病源”，吸取教訓，引以為戒，另辟蹊徑，重整旗鼓。
解放初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也有國有企業，雖然數量不是很多，一部分是沒收的國民黨官僚資本，一部分是國家投資的新建廠礦。那時這些廠家幾乎家家都是生機勃勃，基建或生產捷報頻傳，沒有聽說哪一家債臺高筑，嗷嗷待哺，經營不下去了。中國國有企業當時這一現實表現，海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可能難以理解，但是決無理由嘲諷和貶謫。據報刊上有文章引用資料介紹說，按照國際標準，資產負債率一般不得超過60％。我不知道中國國有企業那時是多少，但可以肯定大大低于這個比例。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情況卻越來越惡化，許多廠家生產經營難以為繼。1997－98年度，報載資產負債率飆升至80％，大量企業己資不抵債。幾十年前和以后，兩種形勢宛若天壤之別，這是什么原因呢？學術界人士的基本共識，都將國有企業現在所處于的劣勢地位歸咎于其制度固有的弊端。但我根據實踐經驗恐怕還有商榷的余地，因為國企曾經有過景氣指數令人羨慕的日子，這又怎么解釋？我認為這個問題是不可能從書本上找到答案的，必須從實踐出發去探索。
中國國有企業的盛衰變化是有規律可尋的，其動因既有外因，即政策，也有內因，即機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但我認為主因在于政策，而不是機制，更不能將罪責完全算在機制的頭上。這是一起“冤案”，盡管世界上政治社會經濟學界人士眾口一詞，全都這樣認為，老粗也要為之鳴冤翻案。我認為如果政策正確，有缺陷的機制也可能向促進生產力的方向發展，這并不是說舊機制敝帚自珍，不要動了，它當然也需要與時俱進地改革，那另當別論。
我的這種與眾不同的認識來源于我幾十年來的企業基層工作實踐。從一滴水中可以窺見大海的影子，我經歷的工作實踐也能夠看出中國國有企業在其間的變化軌跡。宏觀層面是由無數類似的微觀細節形成的。不要輕視企業實踐中芝麻綠豆大的“小事”，里面的學問大著呢。
今天，中國經濟學界最時尚的一個名詞是“制度創新”。有人懷疑其正確性嗎？絕對沒有，因為這是學界所有人的共識，毫無疑問的“科學”論斷。中國經濟學家中，不論左派還是右派，在這一點上觀點殊途同歸，沒有分歧，喊的都是這個口號，競比誰的調門更高。兩派的不同點似乎只是對這個“新”的內容還不十分一致。我早就是一個獨立孤行的“持不同政見者”了，后來總想改邪歸正，趨炎附勢，少得罪一些人，特別是權勢者。奈何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還是嗜好同社會上的主流觀點唱反調。這不，又要與別人打筆墨官司了。
中國學術理論界這種沒有爭論的寂靜，輿論一律，實在可怕，決非什么好事。之所以如此，一個主要原因可能是沒有人愿意充當“魔鬼的辯護士”這種不合潮流的反派危險角色，沒有對立面，“官司”打不起來。幸虧現在政治比較開明，暫無因學術上不同于官方政策的意見而被“專政”之虞。我倒要鉆空子逆潮流而動，看能否在經濟學術界掀起一股波浪。
我認為國有企業制度現階段第一步迫切地需要的不是什么“創新”，而是復舊，在復舊基礎上再創新。這一驚世駭俗的荒謬絕倫之談，除了我這個“無知者無畏”的大老粗，中國大概沒有第二個人敢說出口。這一怪論實在太出格了，一定會使具有一般常識的人感到不可思議和難以理喻，甚至可能笑掉大牙。其實，我也是被形勢所迫，挺而走險，“制度創新” 喊了多少年，現在“創”出來了嗎？所謂“現代企業制度”，按照西方發達國家模式依樣畫葫蘆，怎么還沒有畫成功呢？據我觀察研究，依現在這種思路發展下去，恐怕一百年也建立不起來。既然如此，我們為什么還要撞死南墻不回頭，何妨換個立場另類思維，反其道而行之，試一試呢？
人們不要以為凡是不可思議和難以理喻的事物都是錯誤的。曾從傳媒上看到過兩個故事，引述如下：
一，1960年代，我國試驗一種新型導彈，試射多次，都是半途墜落，到達不了目的地。原因很清楚，燃料動力不足。因限于彈體容積，加注燃料是不可能的。那怎么辦呢？人們一時困守于傳統思維中而束手無策。這時候，有一位剛大學畢業分配不久的“小字輩” 青年人，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既然不能加注，那就按照一定比例，適量減少燃料。這一另類思維很自然地遭到大家的質疑和反對，因為悖于常理。此事后來反映到導彈設計主持人錢學森那里，這位科學大師反而很欣賞這一創見，從為可以一試，結果試驗終于成功。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認為“有效即真理”，翻譯成中國現在流行的說法，好像是叫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你認為一種無效的、也是損害企業勞動群眾利益的“創新制度”是真理嗎？至少，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它不應當成為“真理”。一種有效的實踐，不論多么悖于常理，準確地說，是悖于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常理，它也終將成為真理，社會主義的真理。
二，1950年代初期的朝鮮戰爭中，著名的上甘嶺戰役對中美雙方戰略目標的實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那一仗打下來，以中方的勝利而結束。美國人至今也沒有搞明白，怎么會出現這種結局，因為根據“科學”的電腦演示，中國人必敗無疑。成萬噸彈藥向對方陣地傾瀉，靠吃炒米和著冷水維持生命的志愿軍竟巍然不動，打退無數次進攻； 而中國人打來的炮彈僅及自己的六分之一，“聯合國軍”就招架不住了。據網上介紹，1980年代，當年美方主將范佛里特專程到中方軍長秦基偉家鄉訪問，想弄清楚對手究竟是何方怪俠，自己竟不可思議和難以理喻地敗于一個經過長征的中國土包子手下。結果，他除了看到當地牧童悠閑地騎在牛背上的一片原始田園風光，還是沒有找到答案。這位美國西點軍校高材生，著名軍事家，只要他跳不出傳統軍事教育的“科學”理論的窠臼，不理解一個積弱百年、受盡屈辱的國家的人民站起來后奮發圖強的切身實踐感受，就不可能找到他想要知道的答案。
同樣的道理，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振興，也將是那些陷于資本主義 “科學” 的經濟理論的泥沼而不能自拔的中國經濟學家們 “創新” 所無法做到的，不論他們多么博學和有才能。
“國企病”從理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學理論——上，己被眾多 學者 論定為不治之癥，無藥可救，把國有企業貶得一文不值，像化掉了的“冰棍”那樣。但我在早年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實踐中，卻被師傅以他親身經歷告知，此“病”不論多么嚴重，其實容易治療，而且可以在最短期限，例如一兩年內徹底根除。我的師傅是位半文盲，小組會上，一句大道理都講不出來，像茶壺里的湯圓，常常有話只能憋在心里。當年，他稱我這個小學肄業生為“秀才”，當然不可能懂得什么理論，特別是經濟學理論。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勞動者，按照當時的社會標準，思想絕對談不上先進。這位老工人，向我談起廠里過去發生的奇聞軼事，卻能興趣盎然，滔滔不絕。私下的家常話，談的都是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事件，毫無 “憶苦思甜”政治說教的意味。他談的那些沒有半點兒水分的事實，就是我今天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挑戰海內外經濟學術界一致認定的公有制企業效率低下的 “世界共識” 的本錢。這個“本錢”，學術界的朋友們有嗎？
在我的一生工作實踐中，值得懷念的美妙時光雖很短暫，但卻是我堅持社會主義信仰，矢志不渝的根由。我主張國有企業制度復舊，源于我有著濃厚而未能斷舍的懷舊情操。老粗不擅長理論，還是多談些自己工作實踐中的經歷和見聞吧。
1956年，我進入武漢印染廠工作，進廠不久，即被派往本市漢口宗關水廠代為專業培訓，學習期限一年。這是一家國有老廠，歷史悠久，從解放前國民黨官辦，轉到人民手中。據我師傅介紹，該廠在舊時代的經營情況，非親歷其境者是難以想像的。廠長后臺很硬，是個流氓作風非常嚴重的家伙，整天不務正業，卻愛惹是生非。只要聽說廠里有工人在外面打架，打蠃了夸獎，打輸了要被他罵得狗血淋頭，慫恿其再去打，直到占了上風為止。有一次不知為了什么事，惹惱了國民黨憲兵隊，對方興師問罪，機關槍架到了廠大門口。全廠職工嚇得魂飛魄散。他卻頗有久經沙場的大將風度，鎮定自若，安慰眾人，大家不要怕，老子要他們一小時內乖乖地撒走。隨即拿起電話通到市政府，限令照辦，否則將全市停水！市長大人聞訊，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即派員坐車趕往出事地點，代肇事者向國民黨丘八老爺賠罪認錯，好話說盡，才化解了這次險情。玩的就是心跳。事后，這位流氓廠長聲名大噪，出盡風頭，洋洋自得。
上梁不正下梁歪，工廠管理也是出奇的糟。以我學習的兩個部門——澄清池和沙濾池為例。舊時，每個部門有3人值班，1個正工，1個副工，1個清潔工。每值夜班，各池除留下1人，其他4人則在車間里圍桌而坐，通宵鏖戰打麻將，天天如此，習以為常。生產中從不講究成本核算，相反，還要最大限度地浪費原材料，以便從供應商那里多拿取回扣。
請問，這家廠當年患的“國企病”癥狀的深度和重度，我們現在哪家廠比得上？真是小巫見大巫，望塵莫及了。可是，解放后僅僅一、兩年間，如此嚴重的頑癥竟不治而愈，徹底根除了。你知道這一奇跡是怎樣發生的嗎？其實很簡單，共產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誠心感動了勞動群眾，因為人心都是肉長的。
這家國有企業還沒有變成“冰棍”消失，人們不妨去核實一下，看我是否在虛構故事。此廠供應漢口全市當時上百萬人口生活與生產用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共產黨來了，他們先忙什么呢？不是像現在黨的不肖子孫那樣，乞靈于對職工搞管卡壓，實行資本主義式的什么“科學管理”；而是從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維護與提高群眾的權益著手。 “鐵飯碗”、8小時工作制、周日帶薪休假、免費醫療、年老退休有保障等一系列惠工政策出臺，并很快落實。但對這家廠來說，經濟上的好處并不是主要的，因為他們原來就與眾不同，福利待遇非常優厚，生老病死，廠里幾乎全包了。使該廠職工感動的是政治上的翻身。
從宏觀上看，抗美援朝一仗，打出了中國人的威風。而在以前，“東亞病夫”的遺傳基因，人人有份。師傅們感嘆，他媽的活著都感覺窩囊。社會風氣更是煥然一新，各項事業蓬勃向上，使人心情愉快，對前途充滿憧憬。我在該廠的一年學習期間，沒有開過廠大會。每周倒是有一次小組生活會。會上主要內容是讀報上的時事新聞，當年，可以說這是師傅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大家聽后再各抒已見地討論，那種認真勁兒，我至今印象深刻。老師傅們原來大多是文盲，前幾年掃盲學習，才認得幾個字。我是被他們推崇的“小秀才”，當仁不讓，由我來讀。有一次，報上準確內容記不清了，好像是同某國又發生了沖突。讀后，小組中唯一黨員站起來說，帝國主義又想騎在我們的脖子上拉屎，大家一定要努力工作，回擊他們的挑釁。師傅們個個神色凝重，情緒激動地討論。我當時大惑不解，一條新聞竟會引起如此反應。后來才知道，這家廠在10多年前的抗戰淪陷期間，遭到過日本占領軍的管制。廠里有個日本管工頭非常兇狠，隨身帶著一條皮鞭，看著誰不順眼就抽過去，打人是他的家常便飯。師傅們都受過皮肉之苦，見到他就會情不自禁地戰戰兢兢，深切地體會過當亡國奴是一種什么樣的滋味。而現在呢，平時不但沒有人來管，即使在工作中出了差錯，同事們也會熱心地幫助查找原因，積極地設法改正，而不會像解放前那樣，遭到上司的訓斥了。良好的企業主人翁感覺油然而生。新舊社會兩種天，他們能不感動嗎？干勁因而倍增。
從微觀上看，表面似乎無為而治，其實不然。直到1956年，我在該廠學習時，都沒有聽說有外來的革命干部進廠當領導，如果有的話，也只是個別。廠長見過一面，原是廠里的一位老職員，業務上是個內行。那么怎樣體現黨的領導，政府的政策又是如何落實的呢？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揚企業主人翁的民主精神。工會、黨組織、團組織相繼成立，中心工作就是以職工為本，為職工群眾辦事。征求群眾中的意見，擇其適用者解決生產中的各種問題。例如，12小時改為8小時工作制，人手缺少了怎么辦？挖潛解決。原來澄清池和沙濾池各班各3人，即使一年365天一天也不休息，兩部門也需要12人。現在自覺不打麻將了，各班各1人即可，3班共計6人，再按排2人換人調休，也只需8人。工時縮短了，定員反而減少三分之一。各種維護正常生產秩序，并可能直接或間接產生經濟效益的規章制度，集思廣益之下，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來了，并且不斷完善，精益求精地實行。那時，還沒有1958年“大躍進”后開始泛濫的形式主義運動，增產節約并未搞得轟轟烈烈，但卻實實在在地進行中。 好雨知時節，潤物細無聲 。細節決定成敗。
例如，第一章中談到，幾十年前，上海工業產品雄視全國，各種行業協會功
不可沒。它主要的運作內容就是每周一次的聚會，持之以恒。同行間互相交流經
驗，共同提高。現在國內行業協會又恢復了，但恢復的只是它的軀殼，而缺少靈
魂，這個“靈魂”就是舊時人們非常講究的信義。行業協會功能成否的關鍵就在
于這個“細節”。
該廠當時增產節約的有效性則悄然地運行于交接班中。因為大家都有著良好
的企業主人翁感覺，所以無不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積極地動腦筋，想辦
法，怎樣把工作搞得更好，我有一點創見告訴你，你有則告訴他。僅僅幾年，到
了1956年我在該廠培訓時，生產中各項經濟指標，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己經達到很高水平了。我現在回憶幾十年前當學徒時的往事經歷，猛然驚覺，這不就是我們今天夢寐以求的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人文管理的雛形嗎？這個“舊”，難道不值得我們去懷念和 “復”原？
在我的工作經歷感受中，國有企業后來的運作機制越 “新” 越糟糕，比較起來，還是舊的好。所以，我寧愿成為不可救藥的“復舊派”，也不愿與國有企業改革的“創新派”人士為伍。舊機制 （這個“舊” 指的是建國初期的舊，而非后來發生畸變后的舊 ）還有濃厚的人情味，而這正是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以職工為本，實行管理的最高層次——人文管理的基礎。取法其上，僅得其中；取法其中，僅得其下。“創新派” 向往和模仿設計的資本主義企業“科學管理”模式，能與之相比嗎？
復雜的事物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先要搞明白，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后來因何
衰落，許多廠是怎樣一步步逐漸患上中國自近代清末洋務運動開展以來一直流行
的頑癥——“國企病”的。其實，國有企業因政策失誤，病毒和隱患早己存在，終于形成傳染病而大規模爆發，乃是其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列位看官，你們想知道當代版的“國企病”的前因后果、來龍去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嗎？本節將具體而微地實例分析介紹。庸醫們對此病的根源茫然無知，卻亂開藥方，豈有不置之于死地之理！主流派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功績” 在于，根據他們的學術理論指導下的“改革”實踐，引爆了這顆定時炸彈。如今又有一顆新生的、更大的定時炸彈埋在了中國的土地上。這一次倒是被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發現和認識了，但都束手無策，不知道怎樣釜底抽薪，才能夠根除這個禍害。執政者現在采取的補救政策措施，充其量不過是揚湯止沸而己。
有比較才能鑒別。我在該廠培訓學習時的情況，當初認為是很尋常的事，后來在工作中卻越來越難以遇到了。最顯著的變化，是人們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先后竟有天壤之別。而這種變化的根源則在于職工群眾有無企業主人翁的思想意識和自我感覺。例如，這家廠的職工當時都是自覺勞動，不用上級管理，根本沒有幾十年后時興的“查崗”一說。我的幾個師傅，他們一上班就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認真地巡回檢查，只有在工間餐和作記錄時才稍坐一會兒。優質低耗在當時的設備和技術條件下幾乎做到完美無缺。同我后來接觸的大多數同事比較，這些老工人的特點就是常常主動設法克服生產中的各種困難，力爭上游。這些老工人倍感新中國成立后當家作主的難能可貴，恨不得國家早日富強，因而工作格外賣力。衷心歡迎外來學徒工，并且毫無保留地傾心相教。在師傅們的言傳身教下，我們青年學徒工中的大多數人也很努力，不負師望，在舊社會按常規至少三年以上才能掌握的專業全套技術，我們不到一年就學會了。
當時，這個廠的高效良性運營，依靠的并不是嚴格的科學管理。人們還不知道什么“現代企業制度”，即使知道，也來不及建立。全廠幾百名職工，管理干部寥寥無幾。我在該廠培訓一年期間，廠長和車間主任很少見面，因為下面生產中的具體事務用不得他們操心，工人們都恪守職責，有問題自已設法解決。師傅們有時談起他們的領導，也由衷地欽敬，認為都是有作為有事業心的正派人，并且起了模范帶頭作用。對待工人根本不存在管卡壓那一套，幾乎是無為而治。過去該廠沒有什么工作章程，只要不斷水就行了，根本不考慮成本核算。制水部門只有一位技術員，專業知識水平也不高，沒有能力制定可以具體操作的技術程序。這時候，工人們便空前地發揮主觀能動性，開始摸索優質低耗的門道，根據生產實踐中的經驗，總結創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巡回檢查法。我發現師傅們在交接班中，如果當班生產中有所心得，便會無保留地詳加介紹，相互認真討論，使法規不斷完善。師傅們工作責任心的表現，同解放前真有天壤之別。我在少年當學徒時，便對“革命解放生產力”這一說法，有了具體地真切感受。
回顧往事，總結經驗教訓，我發覺20多年來國有企業改革有一個十分普遍的傾向，可謂萬廠一律，少有例外。什么傾向？舍本逐末是也。中國經濟學界某些鴻儒們的思想觀念，認為兩種市場經濟制度沒有“性別”之分，因而便拿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首先，依靠的主要力量和主體利益的服務對象就搞錯了，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論的階級性原則。孜孜以求建立的所謂“現代企業制度”，其主要內容之一便是“管理科學”。這種提法本身當然完全正確，而且十分必要。“逐末”并沒有錯，問題是“舍本”，關鍵在于你將職工群眾置于什么樣的地位，企業主人翁，還是雇傭勞動者？只要這種企業制度是服務于資產所有者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指導下建立的，便必然是后者。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而，我們便不難理解，改革了這么多年，時至今日，為什么經濟總是擅長于粗放型、外延式低水平重復地增長，而創新和攀高能力則嚴重不足。一個沒有企業主人翁感覺的勞動者，在“管理科學”的制度中，遵照上級指令，兢兢業業地做好本職工作，不在話下；但若要他萌發和激勵主觀能動創造性，那是奢望了。
類似舍本逐末的經驗教訓還有法律。法律制定得越嚴密越好，這是常理。但若是嚴重的社會矛盾根源不去設法消除，不論多么嚴密的法律也解決不了問題。中國歷史上，漢高祖劉邦攻破秦王朝都城，“與咸陽父老約法三章”就十個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便使天下大治；到了漢末律法汗牛充棟，“法網嚴密”，卻鬧得天下大亂。現在的法律比起幾十年前的解放初期不知要完善多少倍，但治安狀況比得上那時嗎
半個世紀前，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的國有企業，在它的初期，因為千百萬職工群眾空前地體驗到當家作主的企業主人翁感覺，而且職業和切身經濟利益有了可靠保障，工作條件也依法大為改善(工時縮短即是一例)，從而激發出高昂的勞動熱情，干勁從來沒有過那么大。企業朝氣蓬勃，欣欣向榮。那時候海內外有人對它鄙夷不屑嗎？沒有，可能只有人對它不解，或者稱羨。后來因何形勢逆轉，不再茁壯成長，反而未老先衰，甚至百病纏身，弱不禁風？這就需要我們從根源上探查一番了，然后才談得上對癥下藥。國有企業改革之前，經濟理論界沒有人對它致“病”的原因總結過經驗教訓，本土基層具體實踐中出現的問題，浮在上面在外國抽象的經濟理論中尋找現成的答案，驢唇不對馬嘴。在不明企業基層面實際情況下胡亂開方，終于使改革脫離正規，引向私有化的歧途。亡羊補牢，猶未晚也。先查病情，后開藥方。讓我們回顧往事，正本清源，先把中國“國企病”的病因找出來，辯證施治，祛腐圖新。
1956年私營工商業實行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是中國國有企業大規模擴張的開端。回過頭反思，這一劃時代重大政策行動無疑于急躁冒進。馬克思在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兩個“決不會”的科學論斷：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之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當年的中國民族私營工商業處于一種什么樣的“社會形態”中呢？可以說是在歷史上第二個發展機遇期內，(第一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列強無暇東顧期間)因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共產黨將壓制中國民族經濟發展的帝國主義及依附于它的官僚資本特權勢力趕跑和消滅了，民企的生產力還正在發揮之中，而且空間巨大。這時候以“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取而代之，顯然為時尚早，操之過急。我現在分析，有兩大因素推動了這一經濟社會劇烈變革的歷史進程：
一，主觀上的因素。當時中央領導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激進派占據主導地位，社會主義建設急于求成，沒有人阻擋得住在他們這種思想指導下的沖動。毛澤東破除常規，大跨度超越歷史階段前進，凡是跟不上他這位巨人步伐的人，都被斥之為“小腳女人”，誰愿當此丑名呀？于是，社會上許多人也犯了左派幼稚病，頭腦熱昏，以為只要大家跑得快，便會早日到達共產主義天堂目的地。
二，客觀上的因素。當時戰爭結束，和平時期面臨大量革命有功之臣復員安置問題。湖北藉老紅軍團長方和明主動申請解甲歸田回老家當農民，一時傳為美談，但那是個例，不會有很多人效仿。國營企事業單位容量有限。如果學外國那樣，每人發放一筆可觀的退伍金，自謀出路，也行不通，因為財政負擔不起。當時惟一可行之道，只有在社會上大量的私營企業身上打主意，解決這一大批人的轉業問題。壓力之下，倉促應對。公私合營之后，實際上原私營業主及其主要代理人，如原廠長等，都靠邊站了，而以上頭黨政部門派去的公方代表，即轉業革干們取而代之，鳩占鵲巢，從此開了外行領導內行之先河，是在經濟企業界。
可見，中國大部分國有企業在其誕生之初，便存在著先天不足的問題。我居住地附近破產的那四家大中型國有企業，原來都是由私企“合營”后變化而來。現在的問題是，嚴重不足月的“早產兒”既然己經生下來了，怎么辦呢？我們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止發展生產力幾十年的中國私有企業顯然不是跨國公司的對手，我指的主要是高端產品領域。“早產兒”何去何從？中國經濟學界主流派的主張是把它重新塞回娘胎里去，這不是笑話，而是正在一本正經地推行的現實。我認為“早產兒”盡管整體而言孱弱不堪，其實大可不必悲觀，如果好好調教，前途未可限量呢。首先，需要查請它的深層次的致病根源，望聞問切，具體而微。
其實，對于¨“早產兒”——大多數國有企業來說，“先天不足”的負面影響還很有限，“后天失調”才是致命的大問題，而這又是因為政策失誤。我還記得，1956年-——1957年，即我進廠工作的頭兩年，合營后比前雖然領導層換了人，但表面上也看不出什么大的變化，生產經營秩序一如往常。人們仍然保持著較高的思想覺悟和正常的勞動紀律。個別懶漢在這種大環境制約下，也很難耍滑，觸犯眾怒。人們盡管工資收入不見得比過去多，有一部分人可能還有所減少，但心情普遍舒暢，也少有費解之事，對未來充滿希望和企盼。“革命向前進，加強紀律性，生產長一寸，福利長一分”，這類口號也易于為勞動群眾理解和接受。一馬當先，萬馬奔騰的社會主義優越性開始顯現。例如我所在行業，以青島一名青年女工命名的“郝建秀工作法”，在全國迅速推廣，成為全行業的共同財富。解放僅僅幾年，國家面貌煥然一新，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種種丑惡現象，如嫖娼、賭博、吸毒、造假、詐騙、黑道和腐敗等等一掃而光。社會風氣蒸蒸日上，好人好事層出不窮。廣播里每天高唱振奮人心的“咱們工人有力量”之類歌曲，報紙上主要版面登載的多是各行各業先進人物的英雄事跡。工人階級地位空前地大大提高，只要是其中一分子莫不感到自豪。勞動者在這種社會氛圍中，主觀能動性自然而然地爭先恐后地發揮出來了，國有企業早產，換了外行領導，開始時并未影響這種形勢的發展。
1958年“大躍進”，形勢才發生逆轉，問題出在嚴重損害勞動群眾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益的錯誤政策上。外行領導接手經營企業，起初還謹慎小心，蕭規曹隨，依靠職工群眾在老軌道上行事，也不容易出大紕漏。“大躍進”破除“清規戒律”就亂套了。革命功臣們轉戰工業戰線，上陣指揮不久打了一次大敗仗。
資本家經營企業，講究成本核算，不會多養一個冗員。公方代表領導工廠，效益觀念淡薄，熱衷于擴充兵馬。我所在印染廠上海私營時職工兩三百人，公私合營內遷武漢后，大車間主要生產設備如燒毛、煮煉、漂洗、開軋、絲光、染色和印花等，全都是原有老機器，但人員己經膨脹到近千人。級別也由“總支”升為“黨委”。管轄下的人馬越多，官銜越大。因為受到計劃定編制約，擴充沖動才不得不適可而止，還不能欲所欲為，
“大躍進”后，全國大大小小廠礦無不雄心勃發，大展宏圖，爭先恐后地大量招工。例如我廠當年一下子又涌進來大約上千人，職工倍增。大煉鋼鐵，大辦子廠，充實到“企業辦社會”各部門，在這些原本與企業生產無關方面新投入的人工、原料和能源，并未能相應地多產出，效益更無從談起。農村的情況更糟。各地都是像這樣不計成本地瞎指揮、亂折騰，結果反映在市場上就是除憑票計劃供應的有限品種的生活物資外，物價漲勢驚人。人們工資凍結，有的甚至不升反降。我于1956年參加工作，當年適逢全國調整工資，月薪是30元，單身節省點用，尚覺寬裕。1958年進廠的學徒工只有18元，他們就捉襟見肘，入難敷出了。
整個國家高燒100度，“工作不講條件，勞動不計報酬”的論調高唱入云，作為政策，強制推行。為了完成某項任務，不發加班費，要求你12小時、24小時、甚至36小時苦干。“生產長一寸，福利長一分”的分配指導方針據說也過時了，被官方自我否定。可能像全國其他單位一樣，我廠書記在大會上傳達中央精神，說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要將全部財力集中于經濟建設，人們普遍關心的工資、生活方面問題只字不提，大家聽后無不感到心驚，因為今后改善境遇看來無望了。我少年時在家吃閑飯，貧窮的父母從未限制過我的食量，現在倒好，自已做工賺錢了，反而要勒緊褲帶。
“大躍進”中假話大風行，爭奇斗妍，嘆為觀止。以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為指導方針的黨報上，公然宣揚“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之類的唯心主義論調，蓄意誤導讀者。可笑的是，竟然還有個別傻瓜上了當。我從小生長在城市，不辨五谷雜糧，是個農盲，渾然不知畝田多大，產量多少。有一天，時見中央某報頭版頭條紅字大標題：<<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下方標注“中稻畝產三萬六千二百一十五斤”。我興沖沖地跑到車間把這一特大喜訊大聲地廣而告之，不料聽眾卻一個個捧腹大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國社會嚴重缺乏誠信，可能是從那時開始的吧，積習難改，延續至今。
報載該年度“農業空前大豐收”，言猶在耳，緊接著就鬧起了大饑荒。老百姓想不通呀。領導者不是實事求是地承認政策失誤，反過來要求勞動者端正思想，予以理解。于是分片包干，各單位頻繁地召開大會，打通人們的思想。本廠首任黨委書記是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干部，一向深受職工群眾的遵敬和信任，但這時他得遵從上級指示，統一口徑，不得不對下謊話連篇了。他在會上反復強調，困難主要乃是“自然災害”造成，“苦不苦，想想紅軍長征二萬五”，糧食定量多點少點有什么關系，多吃一點，不過是多排泄一點嘛。這種混賬話說多了，職工們對他的印象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盡管很少人表露出來。人們當時認為，他可是黨在本企業的代表呀。
思想教育解決不了餓肚子的實際問題。于是別出心裁，另辟蹊徑，為了緩解人們的饑餓感，發明了多種加工食物的新方法，并曾大力宣揚，向社會各界推薦。當時，在北方遼寧省黑山縣大虎山衛星公社三臺子管理區副業生產隊集體食堂創造出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做法，即先將苞米蒸到五分熟，然后再將半生不熟的苞米拿去磨，磨成粉狀后拌水做成饃，最后再將饃蒸熟、。經試驗，舊做法１斤苞米只能出饃１·５----１·７斤，而新做法１斤苞米能出２·５----２·７斤。于是，1959年5日13日，遼寧省委在當地召開推廣“苞米食用增量法”經驗介紹現場會。并將此先進經驗上報中央。
這個能夠“提高出飯率50%---80%，并且做出來的食品好吃、容易消化、營養價值也大為提高，‘吃飽、又節約’的苞米食用方法上的一個重大革新”的報告，立即引起中央重視。 1959年6月3日 ，中發（59）520號文件將遼寧省委的報告轉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并要求各地參做遼寧省的做法進行研究和試行。但人們認為這種“技術革新”無非是食品體積的膨脹和水分的增加而己，因勞民傷財而消極抵制，無果而終
在湖北武漢，“做飯技術革新運動”則是另一種版本。有一天，我在漢口大馬路上看見一支浩浩蕩蕩幾百人的游行隊伍，最前面四個人抬著一只巨大的飯鍋模型，原來是宣傳“雙蒸飯”的優越性。據說米煮成飯后加水再蒸一遍，增加重量，填充腸胃后可能有效地延長腹鳴的間隔時間。但不知因為傳統習慣勢力抵制，還是食用者的心理調整沒有到位，這一新事物壽命不長，同它敲鑼打鼓熱鬧場面形成強烈反差，曇花一現后悄然退隱。
后來又玩起了新把戲：“憶苦思甜”。“忘本回頭”的典型人物有湖北農民劉介梅，武漢工人雷大姑。在官方的操持下現身說法，自己如何忘了舊社會的苦，對新社會現實不滿，說怪話，發牢騷，走到了危險的邊緣，幸虧黨和政府及時教育挽救，重新端正態度，懸崖勒馬。執政當局原指望經過如此一番“苦甜”教育，千百萬“忘本”的勞動者幡然悔悟，像“自然災害”發生之前一樣好好的干活，結果也未能奏效，不禁大失所望。社會大眾因生活水平在“大躍進”后反而大躍退而引發的不滿情緒反映在企業勞動紀律中，消極怠工現象普遍出現，并且日趨嚴重。
各地官方領導人文過飾非，欲蓋彌彰的招數可能不盡相同，但可肯定無一成功。宣傳、說服和教育，各種方法都用到了，也未能扭轉企業中勞動紀律日益變壞的形勢，既然軟招不行，圖窮匕現，開始來硬的了。
我有一個同一天進廠，分配在同一個小組的師兄弟，其父是“歷史反革命”，本人工作表現不佳，便被盯上，拿他開刀，送去勞動教養。開除通告上說，處分此人是因為他嚴重違犯勞動紀律，屢教不改。但僅憑這一條還不夠勞教條件呀，于是張冠李戴，將本小組另一名工人因睡崗造成兩次責任事較，記上兩次大過的處分，算在他的頭上。我事后得知，這次抓人是全市統一行動，每個企業單位都有幾個不好好干活的“典型”人物遭殃，殺雞嚇猴，以儆效尤。也可能是全國統一行動。在我的印象中，這是第一次針對體力勞動者的有組織的鎮壓行動，部分人實際上被當作專政對象，對他們開了政治高壓之先河，從此一發而不可收
我的另一位師兄弟，1960年代三年饑荒時期肚子里缺乏油水，食欲難耐，有一天跑到廠食堂偷肉，現場被捉。當時一些人饑寒起盜心，廠里小偷小摸空前猖獗，領導非常頭痛和惱火，正要抓一個典型開刀，壓一壓歪風邪氣。他正好撞在風頭上，便被送去勞動教養兩年，期滿后廠里拒絕接受其回廠，只得繼續留在勞教農場工作，在上世紀80年代初才重獲自由。偷幾斤肉，關二十年。
填鴨式的思想教育也應運而生，從此歷久不衰。領導講話先定調子，然后再要群眾表態擁護，成為中國基層政治生活中的一種常態方式。例如，敝廠黨委書記有一次在做好糧食定量調減工作動員大會上說，多吃一點，無非是多排泄一點嘛。你盡管肚子餓得咕咕叫，也要在小組會上討論時隨聲附和，認為他這一高見是恒久不變的真理。幾乎每天都有會，會上假話、空話、套話盛行。從此之后，大多數人感到會議是一種精神負擔，而以前大家開會的興趣濃厚得很呢，因為那時可以暢所欲言，表達真實思想，有一種參與企業管理的主人翁感覺。今天，欲使社會主義國有企業振興，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勞動群眾重新獲得這種感覺。
勞動者擁護和支持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前提條件的，即在這個制度的實施中能獲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好處。他們若是感到自已的權益在其中受到尊重、維護和提高，并且預期前景可能更好，那么就會產生一股精神力量，積極地較好完成本職工作任務，從而轉化為物質成果。1958年前人們的思想狀況基本上就是如此。“大躍進”折騰使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分配政策提倡平均主義吃“大鍋飯”，苦日子還不知熬到何時為止，這三大負面因素加在一起，人們的心情不同程度受到消極影響，原來勞動者建立在自覺自律基礎上的法紀秩序越來越難以維持了。領導者為了企業的正常運行，不得不撿起舊社會私營企業通行的那套老辦法，施出狠招，乞靈于“管、卡、壓”。這一招壓服了許多人，但也產生了嚴重的副作用，反映在工作上就是敷衍塞責，發揮主觀能動性、追求工作完美效果的思想觀念則日趨淡薄。據我從學徒至退休幾十年觀察后認為，大多數職工的職業操守與時俱退，一代不如一代，同文化水平逐代提高竟成反比。中國國有企業于是逐漸形成一種“三低”現象：低工資、低端品、低效益。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經濟運行中總是擅長于低水平重復建設，在沒有競爭的計劃經濟物質嚴重短缺時代，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若欲使產品升級換代，調整經濟結構則深感力不從心，舉步維艱了。當年肇因于斯，一失足成千古恨！
那個時期官方有個流行語：“階級斗爭，一抓就靈”。說白了就是整人。維持企業紀律越來越離不開高壓政策了，打擊面也逐漸擴大。過去的剝削階級和“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分子無不像翻烙餅式地被整得服服帖帖，再整沒有多大意思了，今后需要對付的重點對象則是某些調皮搗蛋，不服從管理的勞動者。人無完人，總有小辮子可抓。你本人歷史有污點么？當心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實表現不好，冷不防頭上會戴上“壞分子”帽子；家庭出身不好，思想改造可不能放松呀，否則動輒會被追究階級根源；社會關系“復雜”，必要時向你警告一下；海外有“關系”，保衛科人員可能突然找你談話……我的一位師傅就曾有此遭遇而煩惱不己。中國國有企業實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基本國策，維系企業正常運轉，倒是卓有成效。但物極必反，到了1966年6月，以批斗武漢一家工廠的“極右派三反分子”盧世源即鄙人為標志，達到了荒謬絕倫的最高境界。一個并無過錯的普通工人，本人歷史、家庭出身、現實表現、社會和海外“關系”都沒有什么問題，僅僅因為向廠領導開了一個“惡作劇”式的玩笑，犯了他們的忌諱，竟然也免不了慘遭政治迫害。（后文補敘）階級斗爭的弦不斷繃緊，終于繃斷了。
毛澤東在1964年曾經心血來潮，在“四清”中首次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原來在臺上有權整人的人，也要被趕下臺挨整了。不過那時還是由上級有領導有組織地派遣工作組進駐基層單位，自上而下地大官整小官。兩年后文革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整人矛頭才開始群起自下而上了。就像過去給挨整的勞動者無端扣上各類“帽子”一樣，當時指斥國有企業領導人是“走資派”也屬無稽之談。但這次“大革命”為冤冤相報提供了“史無前例”的機會。你以前整過我么？對不起，我也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出一出郁積于心中的怨氣。“走資派”在“階級斗爭為綱”時代，難免播下怨恨的種子，現在收獲苦果了。他們中的許多人，人格尊嚴被踐踏，肌體頻頻受折磨。一般地說，越是嚴厲的企業管理者，遭到的報復也越重。敝廠領導向來整人還算比較溫和，適可而止。造反派也相應手下留情，沒有過于傷害。本廠有一位黨委副書記可能得罪的人比較多，有些人于是聯合起來將他戴上紙糊高帽子游街。我當時也頭腦熱昏參與了這一惡行。他過去整過我，我現在整了他，雙方扯平。后來咱倆“一笑泯恩仇”了。
但是，有的工廠局勢失控鬧出了事。我居住地附近四家破產的國有企業中，最先關門的是一家中型造紙廠，大約在“破產法”出臺后不久。當時全國各地眾多設備簡陋、技術低下的小造紙廠到處開辦，紙產品市場需求旺盛，而這家相對先進的老廠卻辦不下去了。什么原因呢？“多行不義必自斃”，長期苛待勞動群眾終于付出了破產代價。
1950年代某年，這家造紙廠需要一大批普通工人，基本上毋須什么技術特長，只要身體健康即可。該廠廠長不知出于一種什么樣的心態，不去招當時社會上的失業者，盡管可供挑選的廉價勞動力多得很，偏要從集體性質的手工合作社去挖有一技之長的熟練工人，隔行技藝，全然無用。這批手工藝人多在30多歲，上有老，下有小，原單位實行多勞多得的分配制度，月收入約八、九十元，用之于當時生活，衣食無憂，可能還稍有節余。他們并非自愿，不容分說被調進這家造紙廠，一律定為二級工，月薪35·8角。此舉立即引起這些人的驚恐，無不憤然要求回社，原單位正愁減人后忙不過來，表示同意接納。這位整人有癮的廠長跑到調出單位，警告該社領導人：我們是公有制企業，你們是集體企業，同意他們返回便是挖社會主義墻腳！絕人生路，陰謀得逞。
這一大批人從此陷于生活困境，喊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入不敷出，度日艱難。他們“創作”了一首順口溜：
三十五塊八，要養婆娘伢；
上餐吃白菜，晚飯啃豆芽。
有的工人家庭，妻子因無法安排生活要求離婚，造成妻離子散的悲劇。原來自食其力敬業樂群的手工藝人，進了這家造紙廠后，開始了人生苦難之旅，一個個整天愁眉苦臉。他們之中如果有人半夜笑醒，一定是夢見一場大火將工廠燒得精光。1969年的一天夏夜，該廠就發生一場大火，損失慘重。聽說后來并未查出原因，不了了之。1963年全國工資調整，按當時國家規定，低級別工資者普升一級，可憐得很，也只有七、八元錢，但畢竟可使緊緊巴巴的日子松一口氣，猶如久旱下了一場毛毛雨，聊補一二。這個惡毒的廠長又使出狠招，部分工人只加半級。有一人前去詢問，他回答說，根據你的工作表現，一級不夠格，半級還勉強呢，氣得疑問者差點心肌梗塞。
文革動亂為某些長期受壓而心懷不滿者提供了反攻倒算的機會。既然“造反”成為當時社會上的一種時尚，瘸子拜年，就是一歪。有的人利用來發泄郁積己久的私忿。就像“黑五類”等“階級異已分子”都有“罪惡”一樣，“當權派”也都被認為是在“走資本主義道路”，而且必然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彼此在劫難逃。你以前整我隨心所欲，我現在斗你同樣不需要什么正當理由。法律蕩然無存的社會形勢下，往年播下仇恨的種子，開始收獲惡果了。
“你也有今天！”那家造紙廠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據該廠一位知情人說，工作表現加一級不夠格，半級還勉強的那個工人首先上臺揭發，往日的“當權派”廠長則一反常態垂頭喪氣地呆立一旁，戰戰兢兢接受“革命群眾”批斗。揭發者話還沒有說上幾句，就一巴掌扇過去，“老子一級夠不夠格？！”
大會主持人也控制不住。接著，悲憤的工人離題萬里，置“反動路線”于不顧，痛訴“三十五塊八”給自己家庭帶來的不幸，真是聲聲淚，句句血。這一下子臺下人群炸了鍋，引起共鳴，紛紛吼叫著涌上臺，你一拳，我一腳將廠長打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差一點丟了命。大家都是極左路線下的受害者，一先一后而己。
我在第一章中曾經提到本廠私營時代原資方比較善待職工，因而，在這場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的大革命中，資方代理人——一位副廠長便沒有人去為難他。政策照顧這位副廠長住房相對寬裕。一個工人趁混亂之機擠占了他的一間住房，立即引起公憤，廠革命委員會也勒令其退還。據我的一位上海師傅講，在1952年的“五反”運動中，老板也是毫發未損。可見，惡有惡報，善呢，也有善報。
國有企業領導者在文革中的遭遇可謂觸目驚心，程度不同地都受到了沖擊，沒有吃過苦頭的人恐怕很少。因而心有余悸，普遍消極地吸取了教訓。
文革前的企業管理作用一分為二，正負兼有。它一方面強調“階級斗爭為綱”，因而傷害了不少無辜的人，為后來的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敵我矛盾埋下了禍根；但另方面，對于企業生產經營的正常運行秩序來說，其嚴肅性也起到了積極的保障作用。那時候，每個干部頭上都有一道“緊箍咒”，大家循規蹈矩，沒人敢于胡來。人們盡管謹小慎微，仍然可能稍不注意而犯錯誤，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例如，本廠保衛科長就曾因一件小事而倒了大霉。廠里有一位華僑職工，1960年代初，其父千里迢迢從海外前來探親，因科長對該職工曾經有所關照，老華僑為表示謝意送給科長兩條香煙和當時還比較稀罕的幾件小塑料生活用品。科長再三推辭，后因盛情難卻只得收下，隨即將煙上交廠部，小塑料玩意覺得新奇，估計也值不幾個錢便留下自用，沒料到貪此小便宜而闖下大禍。被人告發，上綱上線，從此寫不完的檢查，挨不盡的批判。“喪失無產階級立場，同資產階級打得火熱”，“利誘面前，思想防線失守”，“作為國家干部，經不住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等等，不一而足。事隔幾年，余波未止，適逢全國普調工資，別人都加了一級，惟獨將他這個犯了錯誤的科長涮了下來，還是姑念初犯，從輕發落。如果這個污點記上了檔案，那就夠他一輩子受用了。這種對干部的嚴厲約束，雖然不近人情，但也有一大好處，就是防微杜漸。那個時代，中國國有企業干部的廉潔度可謂空前絕后，嘆為觀止，在世界上都可列為榜首。文革后就今非昔比了，違法亂紀事件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大都無人過問，不了了之。
文革動亂導致企業管理失控，勞動紀律日益松弛。以前很少、或者根本不可能發生的各種形式的消極怠工現象，越來越頻繁和堂而皇之地出現了。以我廠為例，有的人工作時間游手好閑，不愿干活；有的人串崗談天，經久不止；有的人工間餐耗時一、兩個鐘頭，遠遠超過規定時間；有的人夜班機臺暫停時，忙著找地方睡覺，東倒西歪形成車間一景，而在此前這是不可想象的。更有膽大妄為者竟置工作于不顧，湊角躲在隱蔽角落里打麻將玩樂。我也曾在一段時間隨波逐流，墮落成一名慣犯，后來被人舉報而東窗事發，罰款十元。這種隔靴搔癢式的處理，連我這個違法亂紀人都不好意思，感覺太輕了。
國有企業中這類消極現象相當嚴重而普遍，中央領導豈有不知之理？所以動亂結束后大力整頓，但進行多年收效甚微，這是什么原因呢？
1960年代中期以前，工礦企業保持著較為正常的的紀律秩序，但維系這種秩序前后兩個階段的基礎卻根本性地大不相同。前一個階段起始于解放后到“一五”計劃期間，那時，勞動者絕大多數對自已所處的社會地位和生活境況大體滿意，不少人還對未來充滿了憧憬，因而工作主動性很高，遵守紀律也主要依靠自覺；后一個階段從58年“大躍進”至文革前夕，高壓政策大行其道，暫時穩住了企業賴以正常生產經營的陣腳。整頓政策是需要人去具體執行的。當企業領導者們被“大革命”沖擊得喪魂失魄之后，心有余悸，看破紅塵，還有多少人愿意和敢于鐵腕治廠？而所謂“撥亂反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過是欲恢復后一個階段、而不是前一個階段的企業情勢，當然也要遭到勞動群眾的反感而予以消極的無形抵制。上下兩個因素一會合，整頓效果好得起來嗎？因而大多勞而無功了。
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說，“這里所說的權威，是指把別人的意志強加于我們；另一方面，權威又是以服從為前提的。”現代工業企業不同于各個分散的生產者的小作坊，前者需要聯合活動，而且互相依賴。大工業生產各個過程中會發生許多問題，要求馬上解決，否則整個生產就會立刻停頓下來。這個時候，個人的意志總是表示服從，以使生產活動繼續下去，也就是說，問題要靠權威來解決。實施這一權威行為的有時是一個代表，也可能是一個負責執行有關的大多數人的決議的委員會。他舉例說，“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專斷的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險關頭，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顯然，他指的這個人就是船長。
每家企業就像是一艘航行在波詭云譎的市場汪洋大海上的船。如果發生問題，或是危險關頭，權威失靈，員工們不聽指揮，陽奉陰違，自行其是，那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結局？
所以，我認為國有企業改革，首先要解決的是慘遭文革破壞而缺失的“權威”問題。權威后面有著一種強制力的支撐，自不待言。它的屬性則因社會歷史時期的變遷而轉化。在具有法律保障的時代的私有制企業，起作用的是資本權威，后來公私合營國有化了，就變成了資歷權威
當年接手管理企業的領導者，外行居多，一般人的學歷和文化水平并不高，專業知識恐怕還談不上。他們憑什么發號施令，而且能使職工群眾聽從？因為這班人具有革命歷史背景。那時候，有的企業被他們搞得半死不活，但也有的干得很不錯，不管什么樣，生產經營一直在繼續著。后來什么原因許多企業鬧得資不抵債，難以為繼了？關鍵就在于權威的存在與否。那些破產企業的領導者，要么腐敗，要么有權無威，出現了權威真空。不少企業私有化改制以后，轉瞬之間就活了，十之八九，乃是因為資本權威填補了資歷權威缺失后的真空，糾正了實際上存在的無政府主義狀態，管理有效了。一些學者將這種現象歸功于什么“新機制”，那是胡扯。
權威，對于企業——不論私有制企業，還是公有制企業，只要是現代化生產過程復雜的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來說，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基本保障要素，一種須臾不可或缺的鎮廠之寶。資歷權威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缺失之后，便不可能再現了。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在特定歷史時期中特有的產物。人們偏偏忽視了這個首要問題，而把關注的重點引向其它方面，在放權讓利、利改稅、經營承包和轉軌建制等次要問題上做文章，主次不分，輕重倒置，為避免國企“多米諾骨牌效應”大規模倒下痛失時機。權威是否存在情況大不一樣，如果有，辦事如臂使指，得心應手，比較容易成功；如沒有，則阻力重重，遇到風浪就會亂套，走向衰亡。
中國國有企業走到了十字路口。轉身回走，恢復舊時的資本權威，誠然可以收到立竿見影之效果，但這種政策顯然同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論的階級性相悖，不是為無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如果我們不能找到為本階級服務的另一種屬性的權威取而代之，那么以后的日子就只能永遠聽任自己的利益被資產階級控制和擺布了。但在以前，即在1958年“大躍進”后至今這段時期，國有企業職工中的大多數人其實也是被企業官僚所控制和擺布，這種日子也少有人羨慕和留戀。這就是為什么面對私有化改制，國企職工并沒有因為自已“企業主人翁”身份的消失而情緒激動，普遍漠然視之的根本原因。被官僚領導，還是私人老板“管理”，感受會有什么不同嗎？可能半斤八兩，還是聽天由命吧。若是遇上好東家，例如像本廠原私營業主，有人還會喜出望外呢。但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幾十年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深入人心，勞動群眾恐怕已經不會滿足于被雇傭地位了，不論有的私企的境況可能多么的美妙。我們要做自己命運的主人！
讓我們披荊斬棘，探索前進，去尋找符合勞動階級利益的新權威屬性吧。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廠在建立新的領導班子的過程中，曾經有一次失之交臂的機遇，這個故事講出來，也許對我們的探索有一種啟示作用。
我廠在文革后期同全國其他國有企業一樣，無政府主義思潮泛濫，其中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后來“進化”為腐敗的不正之風開始盛行。部分干部以權謀私，貪些小便宜。有一位勞動人事科干部，人們傳說他撈飽了。了解當時社會情況的人可能都知道，人事調動這個行當可謂是個“肥缺”——如果你想“撈”的話。解決夫妻分離和子女就業等等問題都有求于他。有的求人者為表示感謝，或者覺得對其物資刺激的話，辦成功的幾率可能大一些，便送去一些禮物，如煙酒、魚肉之類，如此而己。廠里有一個自稱“反潮流”的勇士還抱著老皇歷不放，眼里容不得一絲污點，想要剎住這股歪風邪氣，便拿那個“人販子”——這是當時大字報批判者對被批判者起的綽號——開刀，羅列一些事實，試圖繩之以法。但是廠領導今非昔比，他們自已也想借助“人販子”打前鋒探路，把水攪渾哩，因而不予支持，無果而終。
1980年代初，老領導即將退休，這時上級來人聲稱，人事制度實行改革，民主選舉廠長，不劃框框，誰得票多誰當選。俗話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人們對以權謀私深惡痛絕，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看出發展下去的危害性，本廠亟須一位權威人物鐵腕治廠，剎住這股風氣，以免小洞不治，大洞潰堤。那個“反潮流”人物是個不怕得罪廠里權貴的家伙，這一點難能可貴，正好派上用場。他原是部隊一營級干部，復員后又回廠的工人黨員，正值壯年，文革前高中畢業。當時，有好事者作“民意調查測驗”，問每個人：“你將選誰？”據說主要生產車間工人幾乎都準備投他的票。這關頭有的老領導卻慌了神，擔心退休后將失去某些既得利益，比方說，私人用途的一些費用，這位未來的新廠長肯定不會簽字，那就不能報銷了；廠里淘汰下來的大有油水可撈的舊設備對外出售，也不會由自己經手了，等等。于是借口“知識化”，量人定制，規定廠長候選人學歷不能低于大專，從而將那個在廠里蠱惑群眾鬧事，破壞安定團結局面的“黑臉”排除在外。后來的“民主選舉”便走了樣，挑選一個聽話的青年工人接任廠領導職位，因無威信，壓不住陣腳，干了不久便下臺外調。領導人事制度改革因既得利益者從中作梗而流產夭折了。于是只得重走老路，由上級任命，派遣一位新人來廠上任。這位新廠長好生了得：畢業于中國一所著名高校，據說還是高材生，此前擔任某研究研所所長職務，頗有建樹；年富力強；其父原是我廠一位化學工程師，與本廠多位領導交情不錯，兒子履新之前特地來廠拜訪老友，請求多多關照提攜。他的老朋友與老同事無不拍胸保證，你的兒子就是我的侄子，一定鼎力相助。這位新廠長集各種優勢于一身，沒有比他更理想的人選了，真是要學歷有學歷，要關系有關系，要才能有才能，要經驗有經驗，從小研究所所長升到大企業廠長，要干勁有干勁。但就是沒有威信，既無資本權威，也無資歷權威，更無民主權威。實際上沒人買他的賬，孤掌難鳴，陷于困局，施展不開拳腳，后來黯然下場。鄙
人精通麻衣神相，當年一看新廠長是位溫文爾雅的白面書生，便知敝廠厄運將臨也。事后諸葛亮評曰，假使當年讓那個有爭議的“鬧事”人物掌權，本廠也許是另一種結局，不至于變成“冰棍”化掉，因為他背后有一大幫子選民撐腰，敢于碰硬，誰對工作敷衍塞責，誰要謀私違法亂紀，堅決撤換，吐故納新！遏制住不正之風蔓延勢頭，使之不轉化為腐敗，可能挽狂瀾于既倒。
樹立一種尊重職工群眾意愿，維護職工群眾利益的民主權威，乃是新時期振興國有企業必由之“綱”，其它改革措施，包括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都是“目”，綱舉才能目張。
總結本節文中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國有企業體制其實幾十年來始終沒有變化，但其機制在不同時期則有三個顯著差別：一般地說，大體上1958以前，大多數企業基本上實行的是社會主義性質，即各廠職工當家作主的雛形的“人文管理”，可惜好景不長后來夭折，沒有沿著這種模式繼續發展和完善下去。“大躍進”之后，由于政策失誤，導致社會形勢和人們思想惡化與退化，不得不畸變為“嚴格管理”。與原來的私有制企業“嚴格管理”雖然同屬一個層次，但不同的是，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十分強調在經濟活動中，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我們不要指責這是“政企不分”，如果運用得法，這種工作也可能產生巨大的促進生產建設的作用。例如，杰出的政治思想工作者、著名的“獨臂將軍”余秋里當年在領導大慶油田會戰期間，“約法三章”規定：一，不準買臥車；二，指揮機關不準有沙發、地毯之類高檔商品；三，不準為領導干部建單獨宿舍。那時，整個大慶油田竟然沒有一棟樓房。領導干部以身作則，以艱苦奮斗為榮，廣大職工的奉獻精神自然就被激發出來了，從而取得了舉世驚嘆的偉大成就。但這種先進典型在當時也只是少數。而武漢印染廠的情況則可以代表大多數國有企業：政治思想工作雖然有些變味，但在一部分職工中仍然發揮著作用，這是原私有制企業所不可能有的。所以我認為，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改造前后的私有制企業與公有制企業的比較中，在管理層次上，同屬“嚴格”級，都在“科學”級之下，各有其長短。后者誠然比前者有許多不足之處，最主要的是缺乏精打細算的成本觀念，但優勢則是其在一部分勞動者中產生與保留著一股革命進取精神，即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這種精神源于對馬克思主義的執著信仰。有，還是沒有這種精神，對于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回顧歷史，上世紀1927——1937年間，國民黨統治時期，曾有過所謂“黃金十年”，當時的中國民族私有工業除了低水平擴張方面可以炫耀一下之外，搞出了幾項高端產品？簡值乏善可陳，不值一提。如果同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建國十年在那么困難的環境條件下取得的成就相比，真有天壤之別了。
這種精神理應成為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傳家寶，但今天竟然己被棄之如敝屣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論指導下的政治思想工作本身可能蘊藏著推動經濟發展的巨大力量。但長時期來，在企業官僚操作下面目全非了，因而越來越失去廣大勞動群眾對它的信任。我再重復強調一下，我們研究問題，不能離開特定的時代背景、社會環境和歷史范圍之外。現在再去搞“政治掛帥”欲取得成效，則無疑于緣木求魚了。但我們要因勢利導，向那個方向發展，重新在千百萬勞動者中培養這種精神，首先要使他們找回當初那種企業主人翁感覺，即復建國初期之舊，而這就要求在國有企業中實行社會主義的“人文管理”，也即是管理的最高層次。“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中國只有走這條路，才可能發展成社會主義經濟強國，實現和平崛起；否則，必然將淪落為萬劫不復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公司之經濟附庸。
(三)
問題出在錯誤的分配政策
毛澤東在另一篇哲學著作《矛盾論》中說，“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和影響著其它矛盾的存在和發展。
“研究任何過程，如果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墜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是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
我認為，毛澤東上述這段話是解決中國國有企業，乃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打開成功之門的一把鑰匙。
國有企業的頹勢，即高投入、少產出、低效益的問題由來己久，各種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矛盾不一而足，哪一種是主要的呢？認識依賴于實踐，必須從實踐中去查找。斗爭在周圍，起點在腳下。尋找振興中國國有企業的主要矛盾，我從自己親身經歷的工作與生活實踐中的實例開始。
我大概算得是中國平頭百姓中的一個“中間人物”了。我這個人參加工作后可能成長為生產上的先進分子，還是少有作為的“撞鐘和尚”，就像大多數國有企業一樣，興盛還是衰弱，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的影響和擺布，而個人或企業自身主觀努力的作用則住往是次要的。
過去幾十年社會主義實踐難以被認為取得很大成功，一個主要的衡量標準就是老百姓生活水平普遍低下，我這個“中間人物”的感受就是如此。近年來官方媒體宣傳，中國人家庭生活恩格爾系數，即飲食占生活消費支出的比例已降到50%以下，整體上進入小康社會了。我對這一說法持有異議，因為中國人的腸胃適應能力可能比較獨特。以我為例，剛參加工作時單身一人，后來結婚成雙，加上小孩為三口之家，前后幾十年間，量入為出，計劃掌握，吃的費用一直控制在收入的一半左右。小孩參加工作之前，本世紀初比30多年前飲食質量是大大地提高了，但恩格爾系數基本上沒有什么變化，而且質量的提高空間還大著呢。我廠有一位周姓工人，青年到老，終身未婚，不抽煙，不講穿，不愛玩，惟一嗜好就是飲食，冷熱酸甜，想吃就吃，不知道克制自己的胃口。大家在食堂就餐，別人都是一盤菜，按飯量配合進食，他卻與眾不同，飯前一小杯廉價的散白酒，經常最少兩盤，多則三盤菜。老周若是完全隨心所欲，恩格爾系數在他身上百分之百恐怕都打不住，即使是現在的工資水平。周師傅退休之后，沒有積蓄。同以往計劃經濟時代不一樣，現在平均數代替不了大多數，因為社會上貧富差距巨大，改革的大部分成果被少數人分去了。
我從青年時代進廠工作開始，直到退休至今，街頭早點攤上最普通的一碗清湯粉價格，始終在我日平均工資十幾分之一線上浮動。湯粉賣一角時，我是二、三級工，月工資為40—50多元，幾十年來多次提級加薪，拿到500多元了，薪漲粉高，每碗質量毫無改進的湯粉也相應地調價，賣到了一元。現在各自又相應地漲了一倍。湯粉和工資比價從來沒有超過20分之一的底線。這個比價像是政策包辦婚姻，成為我緊密相隨、長年共處的“終身伴侶”。有生之年，還有希望將它離棄嗎？我是一名普通的產業工人，無論我如何在本職崗位上努力奮斗，殫精竭慮地工作，都不可能沖破這條底線，更改變不了窮困的命運——除非走歪門邪道，干違法勾當。
上世紀50年代，曾看過一部意大利現實主義影片《偷自行車的人》。故事主人翁是一名失業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但需自備一輛自行車。他妻子變賣家中一些物品，籌錢買來車子（或是從當鋪贖回舊車）。有一天他在街頭工作時車被偷了，之后便和兒子及朋友到處尋找，足跡遍及城市各個角落，反映了當時該國社會的真實情況。他后來終于抓獲了小偷，卻因沒有證據討不回自己的車子，情急之下，他也去偷別人的自行車……我當時的觀感，意大利城市一般居民大眾的生活水平同我們差不多，不相上下，二三十后的七八十年代，這個西方國家己經普及了轎車，“偷自行車的人”沒有了，竊賊的覬覦目標也提升了品級。而我們呢？工薪族中不少人為防自行車被偷，每天不厭其重地扛著上下樓房，這一社會現象至今仍然到處可見。近年來主要是在城市中有一小部分人開始成了轎車一族，但對大多數家庭來說，這種企望還像是洞庭湖上吹喇叭——哪里哪。據有關統計資料披露，1952——1998年間，中國經濟平均年增長率為7.7%，比同期意大利GDP表現只高不低，但人民生活改善速度卻大大地滯后。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這不僅是儒家仁愛之心使然，也是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經濟順利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來次序搞顛倒了，甚至以犧牲人民生活質量為代價追求國家強盛，其后果必然是難以為繼，因為影響所及，勞動群眾工作情緒低落，致使國有企業前進乏力，社會主義經濟萎靡不振，長期陷于困境。現在可能醒悟了，近年來提倡以人為本，執政為民，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等等，改弦更張，勢所必然。不過，如果說這一原則方針的認識問題初步解決了的話，如何在實踐中落實的方法問題還有待引起重視，研討一番。
世界上可能有各種各樣牌號的社會主義，億萬勞動群眾青睞與擁護馬克思倡導的一種，并非因為他的主義廣博而精深的內涵，而是本能地覺得這個主義的核心主張——消滅剝削、按勞分配原則符合自己的利益。但是這一原則主張并不會自動兌現，真正造福于大眾，落實到勞動者身上還需要通過正確執政。反之，如果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實踐中不能成為現實，甚至朝著不利于勞動階級方向變化，那么，至少會在一部分受到損害的人群中產生信仰危機。我認為，今天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產生的諸多問題，追根溯源，都是由于按勞分配原則在實施中發生了偏差的結果。這個原則過去曾經長期遭到左的壓制，現在則陷于右的扭曲之中，從來沒有在正確的軌道上運行，不出問題倒是有悖于常理，不可思議了。
主要矛盾就存在于按勞分配原則實施的撥亂反正之中。當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主要、最迫切必須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抓往和解決了這個主要矛盾，其它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國有企業走向衰落的問題由來己久，乃是長期矛盾積累的結果。前事不忘，后世之師。讓我現身說法，從最初第一個矛盾是怎樣產生的說起。1956年，我被招聘進武漢印染廠，從而成為一名產業工人，隨后即同另兩位青工一起被派往一家市屬自來水廠——漢口宗關水廠代為培訓。當年，中央勞動部頒布了一份文件，按八級制技術標準定級，詳細列明各產業工種各級別應知應會的各項內容。那時主要在青年工人中考核，考上幾級是幾級。中國產業界公私合營后一時間掀起了規模空前的學習技術高潮，特別是像我這樣新參加工作的青年工人，大多數都自覺地行動起來了，你追我趕，深恐落后。我所在那家代培廠在工人們的強烈要求下，開辦了一所職工業余文化補習班，報名者眾。但是只有幾間教室，容納不下，師資也感缺乏，不得不對人數有所限制。該廠有的女工因一時未能就讀而急得嚎啕大哭。當時，華中工學院趙學田教授編著的<<機械工人制圖>>一書，有關行業工人幾乎人手一冊，都是自費購買，供不應求，一版再版。后來情況完全顛倒了過來。上世紀80年初，我廠一位新廠長上任伊始，考慮到發展生產的需要，要求職工學習文化，提高技術素質。因為是在業余時間進行，人們牢騷滿腹，課堂上身在曹營心在漢，黑版前教師講得唇干舌燥，下面學員充耳不聞。90年代曾經看到一則新聞，記述一位全國勞動模范，人稱“車工大王”，他將自己畢生工作經驗，其中不乏高招絕活，編寫成書，卻苦于沒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手，后在一位高級領導干部的關切與過問的幫助下，好不容易才得以發行。出版社為什么冷淡對之？市場經濟講究經濟效益，因為此類工業技術書籍市場行情長期低迷，少人問津，銷路不佳。中國數以萬計的車工沒有幾個人愿意掏腰包買來學，提高自己的技能。他們為什么冷落此類書籍呢？欲知答案，讓我接著講述50年前發生的一段往事。
該廠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也被拒之門外，無緣上學補習文化技術知識。但我并不氣餒，下班后去新華書店尋找與自己專業有關的技術書籍，勒緊褲帶，從牙縫中省下幾個錢，也要買書自學。廢寢忘食，懸梁刺股，上天可鑒，所為何來？無非是想以后考得好成績。皇天不負苦心人，有志者事竟成，一年培訓期滿，經過該廠師傅和工程技術人員嚴格考評，考得技術理論98分，實際操作100分，勞動態度評為甲等，如愿以償，評為三級工。另一位師兄弟那段學習期間熱衷于玩樂，理論一問三不知，得個大“鴨蛋”，機械操作出問題不及格，工作時經常脫崗，白天玩累了，夜班打瞌睡，師傅對他的評價當然好不起來，綜合評分，只夠一級。回廠路上，各人拿著自己的檔案材料，心情大不相同：我是春風得意馬蹄疾，躊躇滿志，喜形于色；他則愁眉苦臉，悔不當初，如何向廠領導交待？豈料過了幾天，一位科級干部向我們傳達廠領導的決定：既然大家同時進廠，一起工作，都定為二級工！我當時聽了如被一盆冷水澆頂，像只泄了氣的皮球；那位師兄弟是位舞迷，從此更無后顧之憂，“蓬察察、蓬察察”，跳得更起勁了。
歷史學家們可能認為，1958年秋季中國農村才開始刮起“一平二調”的共產風，隨后造成破壞生產力的嚴重惡果。其實如上所述，早在此前一年多，即1957年仲春，這股風即已降臨到我這個受害者身上。此風之始作俑者，實乃敝廠領導也。莊子云：“颶風起于萍末。”西方哲學界近年來也流行一個新詞：“蝶翅效應”。說的是甲地一只蝴蝶扇動了一下翅膀，疊加效應下，在時空中不斷擴大，終至于萬里之外的乙地掀起了一場大風暴。萬里長江洪水肆虐，其源頭不過是一條無名小溪，沿途匯集無數支來水，最后形成洶涌澎湃的波濤，從而帶來巨禍，我就是那條小溪中的第一滴水。
明代著名學者方孝孺說：“天下大勢，常發于至微，既終為大患。”據報載一份官方統計數據，我國勞動力總量中，高級技工占5%，中級技工占35%，初級技工占60%。發達國家高級技工比例則為35%以上。官方統計聲稱我國高級技工占5%，我則認為不足1%，歧見在于依據的標準不同。例如貧困標準，前幾年世界銀行的國際標準是人均日收入低于１美元，約合一年人民幣3000元為底線，我們的土標準是多少？637——882元。發達國家高級技工的文化程度應為大學本科吧，至低大專，我們多少人符合這一標準？以我為例，50歲后是最高等級的八級工，完完全全是靠熬年頭混上來的，盡管在本制水行業中教過不少徒弟，是矮子當中的長子，曾被有的工人稱作專業理論“技術權威”，至少應算作中級技工吧？其實我明白自己的底細，恐怕還達不到發達國家一名初級技工的水平。
造成這種后果的前因就是違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的平均主義“大鍋飯”政策。朝令夕改，“應知應會”的技術標準隨之廢棄，“考上幾級是幾級”的不成文承諾，各級領導更是緘口不提了。人們突然失去了動力，努力進取的目標一下子變得遙不可及。我還記得當年許多有志青年的失望之情，垂頭喪氣，無可奈何。但也有一部分青年工人不服氣而鬧事。我所在車間另一批青工10多人，他們在學徒期滿要求考級時被廠領導拒絕，便集體去市紡織工業管理局交涉，靜坐示威，不達目的，繼續斗爭，終于要求被答應凱旋回廠。這群工人經過考試，絕大多數60分以上評為三級工。我當時思想“進步”得很，聽領導和組織的話，爭當勞動模范是涉世之初的人生追求，哪里知道因而吃了大虧。一群人同時進廠工作，一年后僅隔幾天分別考試，鬧事者60分為三級，而我僅僅因為聽話，100分反而是二級，顯然太不公平了。現在可能有人說，就相差一級，每月不過少6、7元錢而己，何苦斤斤計較，耿耿于懷，你這個人是不是心胸狹窄，氣量太小了？
人們有所不知，這幾元錢對我是多么的重要。那時家中父親收入微薄，弟妹眾多，我作為長子、長兄不得不以部分工資補助家用，留下伙食零用，開支殆盡。鉆研專業需要自費購書，學習要深夜，肚子咕咕叫，卻無錢去宵夜吃一碗清湯粉或陽春面。我乃凡夫俗子，缺乏堅韌不拔的超人毅力，苦學一年，再難堅持了。此后官方調子越唱越高：“發揚共產主義風格，工作不講條件，勞動不計報酬！”“為革命學習技術！”加上“反右派”，“反右傾”，高壓之下，無人敢于公開異議和反對。中國億萬勞動者普遍地逐漸失去了在工作中的主觀能動性，部分人甚至消極怠工。這種表面上仍然保持穩定局面的變相的無形的反抗方式，其實比顯性罷工更可怕，危害更嚴重，因為這種方式看不見、摸不著，長期存在。1956年按勞分配政策剛剛起步而掀起的學習技術高潮，在左的路線壓制下隨之基本平息。在那個特殊年代，一個青年人能力的大小，在平均主義的社會大環境下，往往可以從其工齡長短和級別高低的對應中反映出來。例如同年進廠，人家三級，我是二級，就顯示出劣勢于人前。錯過了這次機遇，以后工資調整，就是不加都不加，要加一同加，哪怕我有天大的本事，拼命的努力，也不可能法外施恩，例外加上一級。我后來勞動模范沒有當成，卻當上了晚婚模范。沒有積蓄，何以家為？婚姻大事知難一再后退。低人一級更可能被認為是低能兒，相親對象唯恐避之不及，后來沒有像敝廠上述那位周師傅那樣打一輩子光棍，實屬不幸中之大幸也。請問，我無故被平調一級工資給他人這個虧吃得大不大？
但我沒有想到，學徒時僅僅苦學一年，竟然老本受用不盡。我對自己掌握本行專業技術理論知識的程度十分清楚，淺薄得很，不過是懂得一點皮毛而己。在本小組10多名成員中，長達幾十年內，一直被大家認為是專業技術理論“權威”，因為先后幾批設備操作工，有的人學歷比我還高，也得拜我為師，聽我講授專業理論，她們升級時由我出題考試和評分。后來接觸面擴大，與本市外廠同行切磋技藝，驚奇的發現，他們的專業知識幾乎為零，水平比我還要低。在我廠二千幾百名職工中，據我長期觀察了解，只聽說過有一位大學畢業的技術人員在業余時間自學深造，像我這樣將看書讀報只是作為一種愛好的人也很罕見。以小喻大，放眼全國，千百萬勞動者吃著“大鍋飯”的時候，有幾人在“為革命學技術”？
因而，高級技工今天己成為中國產業界極其稀缺的人力資源。以我廠這家中型企業為例，嚴格意義上符合這一稱號的人，數十年來只有兩位，而且都是解放前即己參加工作的老師傅。一位姓呂，印花機老檔車工，在他的帶領下，1980年代初期為本廠創造了三只銀牌產品；另一位姓徐，鉗工，他曾顯示不同凡響的高超技能。1970年代中期，我國從日本進口了幾十臺套滌棉布染整加工設備，分布于全國多個廠家。各廠按裝后不知何故都不能順利運轉投產，便有人懷疑設備本身可能有問題，同日方供應商交涉，也不得要領。不知所措之際傳來消息，武漢印染廠一次試車成功，已經開始生產了。原來，本廠主持其事的徐師傅早年是從日本歸國的華僑，通曉日文，看得懂原裝圖紙。其它廠的安裝技工過去和現在誰懂外文？當然要抓瞎了。在他的指導下，后來全部解決問題。高級技工對于一個國家產業的“領頭羊”作用之大，可見一斑。曾見報載東北有一家萬人大廠，因為高級技工青黃不接，不得不返聘4位年事己高的退休老師傅來廠“發揮余熱”，支撐著關鍵的技術崗位，否則生產就要大受影響，甚至可能停產。許多廠因老一輩能工巧匠的退休而陷于困境。我廠1980年代末期從國外進口一臺價格昂貴的雙面印花機，國內獨此一臺，原指望開發出新產品投放市場，但安裝后反復調試，終因不能生產出合格品而棄置一旁，成為一堆廢鐵。近年來這類事件有增無減。例如有家廠從德國進口一臺高科技設備，企望縮短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但設備的說明書是德文，找人翻譯，只要譯錯一句話、一個字，操作時就可能把花費巨資購買的設備給毀了。如果請外國技術人員來華維修，廠家又付不起高昂的費用。某地有一家制造模具的企業，廠里很多設備都是花大價錢進口的，在國際上也屬先進。然而由于工人不會操作，致使先進設備躺在倉庫里睡大覺。這個廠也因為只能生產低檔模具，而不能生產高檔模具，產品賣不起價錢，只能成為虧損企業。許多人青睞日德等國貨物，因為他們的產品設計精良，加工精細。其實，我們有許多工業品設計得也很不錯，可是加工非常粗糙，工人技術低是最重要原因。沒有一流的技術工人，就生產不出一流的產品。我國的高級工程技術人員并不遜色于人，但是現成的技術在具體制造中往往走了樣。一位專家說，他曾經參觀過許多國內的機床廠，其設備甚至比德國一些著名的企業還要好，可我們的產品質量簡直不能和人家比。
一方面，高級技工的嚴重缺乏日益成為制約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瓶頸，建設經濟強國走自力更生之路因而舉步維艱；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社會認同，自我感覺差，卻少有人愿努力成長為高技能人才。據《北京日報》 2006年12月29日 報道：
“北京市人力資源研究中心的一項調研結果顯示，北京地區高技能人才供需矛盾突出，其中技師、高級技師僅占技能勞動者的4%，而企業需求是14%，相差10個百分點，缺口達14.7萬人。
“從當前來看，整個社會普遍重視學歷教育，忽視職業教育。高技能人才的價值普遍未得到社會應有的認同。不僅社會對高技能人才的職業缺乏認同感，甚至高技能人才自身對其職業的認同度也比較低。
“問卷調查顯示，很多高技能人才直接稱自己是‘臭工人’，絲毫找不到過去那種‘老大哥’的影子，61%的高技能人才認為自身的價值得不到社會承認，50%的高技能人才認為重新選擇職業時不會考慮選擇同樣的職業。在考慮子女職業選擇時，只有11%的高技能人才支持子女選擇與自己相同的職業。”
“以市場換技術”己證明并不可靠，得不償失，實際上做的是賠本買賣。那么另外設法，買來就用如何？效果也很不如人意。據〈〈新華每日電訊〉〉 2004年7月9日 報道，在政協十屆全國委員會六次會議上，全國政協常委謝麗娟的發言引起了常委們的關注。謝常委指出：
“韓國和日本對技術的引進與消化吸收創新的費用之比是1：10，而我國卻是10：1，以致容易陷于‘引進一代、落后一代、再引進’的怪圈。她疾呼，現在是大力提升我國技術創新能力的時候了。”
有人認為，陷于這種怪圈的癥結在于企業懶得創新，這是誤解和錯怪。非不為也，實不能也。高級技術工人是能在生產過程中實現科學創意，從而使高科技迅速轉化為生產力的關鍵載體，中國現在嚴重缺乏這種“載體”，引進的技術若能消化吸收已屬不易，勉為其難，談何創新提高？據悉，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只有15%，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60%—80%的水平，主要原因即在于此。而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會將他們自己最頂端的技術賣給我們。大約10多年前聽說過這么一件故事：國內有家頗具知名度的工廠，改革開放后，美日兩國同類產品大量涌進我國市場，該廠銷售狀況因而日益減少。為了生存，談判引進，花了一億元人民幣購買了日本一家公司當時生產的工藝技術。誰知這項“成熟”的技術正是日本同行即將準備淘汰的技術，產品仍然落后于人，后果可想而知。
近年來經濟新聞報道，我國高科技產品產值和出口連年大幅度增長，形勢非常喜人，似乎完全不受高級技工嚴重缺乏現實的影響。情況果真如此嗎？原來其中另有名堂：
一，據《經濟日報》 2002年3月12日 載，全國政協委員，遼寧省政協主席肖作新在“兩會”上發言，我國主要機械產品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不到5%。同年 8月7日 《經濟日報》又載，“目前，我國經濟建設所需設備己形成依賴進口的局面，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中設備投資的三分之二依賴進口。”從總體上看，我國產業技術主要依靠進口，裝備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急劇下降；
二，高科技產品80%出口是依靠外資在華企業，中國的現代化他們能代勞嗎？
三，電子信息產品是我國出口的主力，但核心技術和關鍵部件都要進口；
四，據《經濟日報》 2003年7月7日 報道：“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消息，2002年，在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中，來料加工和進料加工的比重占89.6%，并逐年呈上升趨勢；可見，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生產方式以加工形式為主，許多高技術產業產品的關鍵技術或零件依賴進口”；
五，即使是我們自己生產的高技術產品，大多也是二流檔次，例如電站設備和鐵路機車有出有進，進口同類設備的檔次就比出口的高一級。2000年，日本索尼公司在中國銷售50萬臺彩電，賺了10億元，等于中國各廠家內外銷2000萬臺利潤的總和。高技術產業的大幅度增長，并未能相應地獲得高效益。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持經濟的增長，高端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的行業只能大量依靠進口。2003年中國進口的各類機械設備2000億美元以上，相當于一萬多億元國內生產總值。而大量投資則集中到能源原材料消耗高、污染嚴重、產業結構低端的一些行業。
據《大家文摘報》 2005年5月15日 一篇文章中披露（孟一凡、邵潔／文）：
“自2002年開始出現大規模電荒以來，煤電油運高燒不退。除了持續緊張的能源形勢外，中國的能源趨勢更出現了令人擔憂的變化。
“國際能源署(IEA)中國部主管杰夫里·洛根近日在美國眾議院資源委員會作證時表示，自2000年以來，中國能源需求劇增，過去兩年中石油需求猛增27%，原油進口量在2002到2004年之間增加了75%。而且中國的能源需求彈性(能源消費增長率與GDP增長率之比)在2004年超過了1.5，即GDP增長一個百分點，能源需求增加1.5個百分點。這扭轉了中國近20年來能源需求彈性低于1的長期趨勢。
“實際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在1980年至2000年間的能源需求彈性為0.47，GDP年均增長率高達9.7%；而相應的能源消費量年均僅增長4.6%。
“發改委能源所科研處處長江克俊認為，能源需求彈性陡然上升主要是因為近幾年來建筑、鋼鐵等高能耗部門超速發展所致，只是短期現象。洛根則表示，目前尚無法判斷這是長期趨勢還是短期現象。
“……粗放式的能源消費在中國仍然很普遍，中國每生產一美元GDP，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倍、德國法國的7倍、日本的11倍。
“美國《商業周刊》認為，嚴重的低效使用能源雙倍地損害了中國——高昂的成本和污染后果。世界銀行估計，中國低效能源消耗每年造成的產出損失和健康開支高達1200億美元。即使是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也無法長期負載如此沉重的壓力。”
中國外貿走的是一條“以量取勝”的路子：
“據《學習時報》277期報道，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一些矛盾表現得更加明顯。如對外經貿工作要以質取勝的口號喊了多年，然而現實生活中，無論外貿還是外資，都沒擺脫以量充質的老路子。僅以外貿為例，有關部門稱，每年世界上平均每人購買中國生產的1雙鞋、 2米 布、3件服裝，每兩人購買中國生產的1頂帽子、1塊毛巾和1雙襪子。海關統計，2003年，我國出口鞋類50.2億雙，各種織物84.4億米，帽子34.1億個，襪子37.6億雙。出口商品數量確實驚人。然而仔細想想，這些東西都是大量消耗資源、產生污染的低端產品，而我國人均資源占有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個資源窮國；又是污染嚴重的大國，世界上十大污染嚴重的城市，有的說九個在中國，有的說八個在中國。”
“另據《瞭望》第13期報道，目前世界鎢工業消耗的鎢資源80%至90%都來自中國。我們是用占世界不到40%的鎢礦產資源滿足了全球80%多的鎢需求，2003年，中國出口到美國的鎢品2943噸，占美國鎢供應量的1／3，出口額2560萬美元。同年，美國肯納公司利用進口鎢品加工硬質合金的銷售收入達到20億美元。這一年，我國整個鎢行業銷售收入僅為100億元人民幣。而美國近年沒有或很少開采國內的鎢精礦。一旦國市場供應緊張，我國鎢品供應可能提價時，美國就拋出儲備，打壓鎢價。”
又據《中國信息報》 2004年3月8日 報道：
“盡管我國去年創造了11.67萬億元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達9.1%，但投入的資源卻龐大得令人咋舌——2003年，僅財政支出、新增貸款、股市籌資和實際利用外資等四大資金的投放量就超過了5.7萬億元。消耗的能源和主要原材料，增幅皆超過了經濟增長的速度。其中包括2.52億噸原油、15.79億噸原煤、2.71億噸鋼材、1168萬噸氧化鋁和8.36億噸水泥。與此同時，耕地面積減少253.7萬公頃，當年人均水資源比上年下降5.6%……”
報道說：“我國的主要礦產資源人均量不到世界的一半，但單位產值的消耗強度卻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3年，中國消耗了相當于全球總產量30%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創造的GDP僅占到世界的4%。如果按每1美元生產總值能耗計算，我國比發達國家能耗高4—5倍。目前，美國每萬美元GDP耗水為514立方米，日本為208立方米，而中國為5045立方米，為發達國家的8至20倍。一味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己讓生態環境不堪重負，來自浙江的一位全國人代表沉重地說，如果再這樣‘粗放’地發展下去，江南水鄉將‘花容’失色，‘魚米之鄉’將無魚無米。”
報道說，“想一想目前中國的全員勞動生產率只有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2%至3%左右，想一想不少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靠高投資、高能耗、高污染來支撐的，人們不難形成這樣的判斷：經濟的高速增長與資源要素越來越短缺之間的矛盾變得日益尖銳。”
“四高﹙高投資率、高外貿依存度、高資源能源消耗、高污染﹚三低﹙低工資、低檔品、低效益﹚”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下，一方面促使自然生態環境急劇惡化，另一方面從低效的收益中不可能拿出大量資金投入治理污染，因而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面臨不解之困局。全國各地告急警報頻頻拉響：
“據《中國青年報》﹙2004年﹚ 4月26日 報道，國家環保局 4月22日 稱，全國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源防治工作面臨巨大壓力，‘十五’計劃原定目標難以實現。“
“據報道2003年全國煤炭消費量陡增到15.8億噸，比2002年增加了2.１億噸，導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上升，局部地區酸雨增加，宜賓、懷化、紹興、遵義、寧波、溫州等南方城市酸雨超過90%。環保總署官員認為，除煤炭消費量陡增影響計劃目標實現外，污染治理項目進展緩慢也是原因。
“研究表明，我國要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許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200—1400萬噸。按照目前的污染控制分式和力度，預計2020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將達到2800萬噸左右，超過大氣環境容量約1600萬噸，將對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影響。”
國土上空大氣狀況堪憂，江河湖海水質惡化更是觸目驚心：
“新華社宜賓﹙2004年﹚ 10月12日 電﹙記者顧瑞珍﹚數億噸沿岸泥沙被水沖走，古森林急劇減少；長江里的白鰭豚、中華鱘、刁魚等可能滅絕；長江生命力在消失……專家們吶喊：如果再不及時保護長江，十年內長江就可能變成第二條黃河！
“全國政協常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主任陳邦柱在‘萬里長江第一城’宜賓舉行的‘保護長江萬里行’啟動儀式上分析說，長江中上游的亂砍濫伐造成水土流失、地質災害，使長江中下游地區大面積江河被泥沙淤積，造成洪水泛濫，嚴重影響中下游地區社會經濟和群眾生活。
“長江中下游由于粗放式的快速發展，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個別企業把長江當成天然排污口，嚴重污染了長江水。”
我對這段話有一點更正：不是“個別企業”，而是絕大多數企業，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
“中國發展研究院院長艾豐憂心地說，長江的污染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而且正面臨六大危機。﹙一，森林覆蓋率下降，泥沙含量增加，生態環境急劇惡化；二，枯水期不斷提前；三，水質惡化危及城市飲用水；四，物種受到威脅，珍稀水生物日益滅絕；五，固體廢物日益污染，威脅水閘與電廠安全；六，濕地面積縮減，水的天然自潔功能日益喪失。）”
比較起來，長江遭到污染的程度還算是輕的，中國四大海之一的渤海則更嚴重。據《大連晚報》 2003年12月14日 報道：
“據環保專家介紹：目前，整個渤海水體中，一種和多種污染物超過一類水質標準的面積占總面積的56%。渤海的一些海域海底泥中，重金屬竟超過國家標準的2000倍。這些污染源不斷地侵襲著渤海日益脆弱的肌體。
“2002年《中國海洋環境質量公報》顯示，渤海未達到清潔水域標準的占總面積的41.3%，較上年增加了16.7個百分點。今日渤海，海水已不再湛藍可愛。
“站在渤海岸邊放眼望去，昏暗的海浪，卷起層層灰色的泡沫撲面而來，一堆堆漂浮物由遠而近堆至腳下。若是大膽地跨入海水中，滑膩膩的海藻會纏住腳踝，氣味難聞，令人作嘔。…渤海已成為我國海域和內陸河流污染程度最嚴重的區域之一。
“海洋檢測專家心情沉重地說，渤海環境已到了臨界點，如此下去，10后渤海將成為地球上第二個‘死海’…
“昔日，曾給沿海居民帶來巨大財富的渤海，如今卻是漁船帆影片片，船船空艙而歸。實踐表明，人類開發利用海洋的同時，不善待環境，人類將自食其果。
“據統計資料顯示，渤海底層的水產資源只有20世紀50年代的十分之一。我國獨有的高經濟品種渤海的特產對蝦，近20年產量已銳減了九成。原盛產于渤海的一些珍貴的鐵鉗蟹、比目魚、黃花魚、鱸魚、鲅魚、蛤蜊等特水產品，相繼出現了斷檔或滅絕。海洋漁業專家說，渤海水產資源50年后才能恢復到20世紀70年代水平。”
“恢復”？照此趨勢惡化下去，“50”年后渤海早已成為死海了。
另有報道，“在我國西北，生活在水環境嚴重污染地區中度污染地區的人口數量，已占西北地區總人口的79.1%，其嚴重程度完全可用‘觸目驚心’來形容。”十年前就有報道說，“全國七大水系不適合作飲用水源的河段已超過60%，許多河流已喪失灌溉功能。”現在這一比例可能更高。
據《瞭望》第40期報道：
“初步估算，將所有污染對經濟造成的損失匯總起來，每年污染造成的損失會在GDP的7%左右：這一數字，剛好接近我們近些年經濟增長速度。”
據《東方早報》 2005年3月15日 報道：“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日前表示，中國環境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目前我國各種污染物的排放量，已經大大超過了環境的承載能力，所以污染才如此嚴重。與此同時，我們的經濟還要有大發展，城市化的速度還要加快，環境的壓力也就越來越大。如果按照現在的發展方式繼續發展，中國的資源就難以為繼，環境將不堪重負，這也是我們最關心的問題。我們算了一下，同等單位的GDP的增長，我國一些主要的污染指標，比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強度是發達國家的8到9倍。”
這是一種最糟糕的經濟增長模式：吃祖宗飯，欠子孫賬！
列位看官！上述引文中反映的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嚴峻局面，追根溯源，我認為是由于政策偏離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核心原則，走兩個極端造成的。一個極端是幾十年前曾經長期實行的平均主義“大鍋飯”的滯后效應。前文已述，第一次“蝶翅效應”就發生在我的身上，不斷疊加擴大，后果嚴重，其惡劣的消極影響至今遠未消除。另一個極端則完全相反，過正矯枉，分配差距極其不合理地拉大。這兩種極端分配方式都不利于勞動者激發主觀能動創新精神，削弱了他們向高端產品進取的創造能力，也是粗放型落后的低效的經濟增長方式大行其道的根源，更是國有企業終于走向衰落的禍根。
武漢印染廠的衰落就頗具代表性。讓我繼續解剖這只“麻雀”中的一件典型事例。上世紀50年代中期的社會主義改造后，吃上了“大鍋飯”的中國企業可說大多數失去了爭強好勝的動力。以我廠首創的“絲光機雙頭進布法”為例。據我所知，幾十年來在印染行業獨領風騷，這項成熟技術始終沒有其它廠跟進。到了80年代，我廠三臺“雙進”絲光機中，有一臺老化淘汰，新購進頂替的一臺卻是“單進”機，單位產量水耗和能耗等均大大高于舊機，技術又退回到幾十年前的水平上。盡管早已是輕車熟路，“單進”新機旁就是“雙進”舊機，新比舊單產要低一半，也沒有人愿意改新復舊，提高這臺新機的生產率了。從這件典型事例中，人們可以發現一條規律：即在企業各方利益的博弈中，損害勞動者一方將會遭到報應，而這種報應對企業來說往往是致命的。我廠職工文化水平80年代以后遠比50年代初期時高，技術上反而新不如老，原因何在？就在于勞動者工作中的主觀能動性大大地今不如昔。而這種“性”差異，同社會大環境對勞動者與其他階層的橫向利益比較中親身感受的好壞直接有關。
當年，上海天一印染廠工人群眾動腦動手對主要生產設備絲光機進布由單頭改為雙頭，搞技術革新的動力來自于社會大環境中良好的自我感覺。兩三百人規模的小型工廠，在不減少國家稅收、不降低職工收入的前提條件下，短期內有能力獨家捐獻一架戰斗機支援朝鮮戰場前線，全國好像獨此一家。我聽說此事后常常發呆遐想，假使后來政策不失誤，“天一”這只領頭羊一直這樣干下去，萬千家企業照此樣版“克隆”，群起效法，中國今天可能已經實現“大躍進”目標，“超英趕美”了。
這家廠的工人大多是文盲半文盲，你可知道他們是怎樣超水平發揮自已的勞動潛能嗎？這就需要具體介紹一下他們當時的心情。我曾先后師從兩位上海老師傅，他倆對我可謂無話不談，因而使我了解一些真實情況。我尊敬的經濟學界的權威人士，不知你們中的哪一位不恥下問，結交過中國產業“主力軍”中的一員勞動者當作知心朋友，曾經與之促膝談心？缺乏了解基本的基層生產實踐活動，根本不知道工人群眾對他們自己的利益是多么地關切，卻對國有企業改革指手劃腳，亂開藥方。這些罔顧千百萬普通勞動群眾權益和利益的所謂工人階級知識分子，時至今日，還有人鴨子死了嘴巴硬，堅持認為數以千萬計職工因企業破產而下崗失業，是什么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諸位應當問心有愧啊！
上海天一印染廠因為生產經營有方，勞資關系融洽，企業效益較好，在舊中國的上海工廠中也屬少有的佼佼者。該廠唐老板可能受到 孫中山 先生推介的學做“福特式”企業家的講話的影響，比較開明，付給職工的薪酬讓人滿意，這在當時是罕見的。工人們投桃報李，干勁十足，生產一直處于良性循環之中：錢多力氣大，質優產量高。本廠一位上海老工人曾對我講述他的一次“幸運”經歷：有一年，為了按期完成客戶定貨，而又一時缺少人手，他曾連續奮戰“七天七夜”﹙這是原話﹚不離生產崗位，終于完工，事后獲得了一筆非常豐厚的報酬。這種可能累死人的超長時間勞動，他不覺得是一場痛苦，反而認為是難得的“好運道”，可惜以后再沒有遇到了。還有一位青年工人，人稱“小癩痢”，其貌也不揚，卻娶上了家鄉一位方圓十里聞名、如花似玉的美嬌娘。據我的一位上海師傅講，這位新娘拒其他諸多求婚者于門外，為什么對“小癩痢”情有獨鐘？原來是看中了他工作所在工廠名聲上佳，“飯碗”比較穩當，更有令人稱羨的工資收入。師傅又說，“小癩痢”新婚僅三日，假期未滿，一聽說廠里缺少人手，馬上告別新娘，急匆匆地趕回上海。他清楚地知道，天一廠才是他幸福的源泉。
解放后，原上海天一老廠的一些職工曾經一度擔心，自己高于其他廠的工資今后可能減少，生活水平將會降低，后來形勢發展證明這是多余的杞人之憂。共產黨來了，非但原有的較高經濟待遇沒有觸動，工作時間還大大地縮短，從12小時改為8小時，業余文娛活動空前豐富，歡聲笑語充滿廠區。更使大家感到滿意的是，政治地位提高了，對于企業的生產經營也有了發言權，而這是在舊中國做夢也不敢想像的事。很多職工，特別是從前處于社會底層、少有權利可言的工人產生了一種感恩圖報的沖動。正好，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上海天一印染廠全體職工聞風奮起，并帶動資方，以他們的實際行動響應了當時黨的這一偉大號召。
1956年本廠也隨全國大流公私合營，之后不久內遷武漢，情況開始發生了逆轉。原上海籍職工每月薪水倒是沒有減少，稱為“保留工資”，拿這種工資的人犯不得錯誤，不管政治錯誤、工作錯誤、還是生活作風錯誤，一犯就減掉工資中的“保留”部分，以此作為一種控制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手段使用，有效得很。從此本廠“高薪階層”分子們都安分守己，乖乖地十分聽話，但同時再也提不起革新闖勁了。另外，占收入很大比重的原工資外獎金和年終分紅等，都被認為“不合理”而取消。同私營時代比較，勞動強度大為減輕，經濟收入有所減少，算是有得有失吧。政治權益方面，職工群眾的企業主人翁地位，則無形中變得有名無實了，唯上命是從，成了被黨委領導人任意擺布的工具。表面上看，生產依然在正常進行，但人們的主觀能動性，勞動者最寶貴的品質，像資本家雇傭時代一樣不再萌發。那種千方百計地設法搞好工作，改進生產的沖動越來越難以存在于勞動者的情感之中，而成為遙遠的美好記憶。自主創新精神，當年曇花一現，此后便完全消失了。
勞動者的思想情緒，和在這種情緒支配與影響下的工作效果，往往同他們在當時社會大環境橫向比較中所處地位及其感覺成正比。例如，改革開放之初，人們對過去各項政策進行反思，特別是工資分配的平均主義弊病狠揭猛批，在這種形勢下，我廠作為傳統利稅大戶沾了一點光。工資之外，公私合營以后幾十年來開始有了多項名目的獎金了，少則10元，多則20元，每月都要發放幾次，據我記憶，其總額從未超過工資的二分之一。逢年過節，還要按人頭每人一份“幾個5”﹙5斤肉、5斤白糖、5斤食用油…﹚，分發場面熱火朝天，一時成為社會其他企事業單位矚目、交口稱羨的本市新聞。那時人們的眼眶都很小，饑者易為食。全廠上下喜氣洋洋，曾經長期期盼，雖然距離恢復合營前的工資收入狀況還相差很遠，但畢竟已露出希望的曙光，大家都樂觀地認為，隨著左傾分配政策的終結，職工收入將會同企業貢獻的利稅掛鉤，好日子在后頭呢。武印人都像是打了一劑強心針，挽起袖子，要大干了。頭一炮就在全國印染行業中震響：在上世紀30年代老舊的印花機上，生產出了具有80年代先進水平的印花布。據說當年中央紡織工業部的領導贊不絕口，嘖嘖稱奇。本廠生產的歡樂牌、天雁翎牌等多種面料的印花布一舉榮獲三個中國紡織類產品最高獎——銀質獎。這一事實表明，一種好的分配政策與措施可能激勵一般技術水平的普通工人充分發揮勞動潛能，促使其工作精益求精，一下子變成具有高級技能的生產者。這也是較快地解決今天中國“技工荒”的唯一途徑，不二法門。那幾年，每年一度的“上海花布之春”展銷會上，這家原上海內遷武漢的印染廠，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連年在此會上獲獎載譽而歸，可謂代表了中國印花布的最高質量水平，大有反客為主之勢。誰知好景不長，風光不再。“大鍋飯”并未退出市場，余香尚存，政策又變了回去。當時，中央有人發話了，官方媒體也強調，效益好的企業不能“濫發錢物”，“要照顧左鄰右舍”。一次，廠領導利用廠內最廉價、且在生產中作為輔料多次使用過的襯墊布，染成藍色，再買來紡織廠的次等級棉花，由本廠附屬工廠“五七連隊”加工成棉短大衣，發給工人冬季上下班御寒用。上級有關部門知道了，告誡不要搞“特殊化”。逆轉的政策導向使工人們大失所望，原來，“讓一部分先富起來”，并不包括普通產業職工，沒有他們的份。
政策再一次影響與逆轉了國有企業的發展勢頭，我在武漢印染廠就深深地感受到了這一點。當時，社會收入分配實行最糟糕的二元化政策：它一方面仍舊在各國有企業間搞工資平均主義，一平二調，劫優濟劣；另一方面，社會各階層間貧富差距失控，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蕩然無存，罔顧社會公平，令人吃驚地不合理擴大。某些人一夜暴富的傳聞不脛而走，引起職工群眾議論紛紛，產生嚴重而廣泛的負面心理影響。我廠原有一名青年工人，曾因在廠內無故傷人，引起公憤而被開除廠籍送去勞動教養，釋放后不過幾年，忽然聽說他經商發了財，儼然成為百萬富翁，而此人的智商和能力，據其前同事講均很一般，決非出類拔萃之輩。本市又有傳媒報道說，一個走私團伙，從南方沿海某市經鐵路販煙到武漢，輕輕松松來回一趟，每人賺的錢往往是一個工人辛辛苦苦工作月收入的好多倍。入伙則是有條件的，即必須“蹲過號子”。又有報載，天津一家工廠的廠長感嘆地說，那年春節初一，唯一上門來拜年的人，竟然是以前因工作表現惡劣而被開除的一名工人。他聲稱是來表示感謝的，因為托廠長的福，幸虧被開除了，闖蕩社會，短期內使發了財，不再當工人受窮了。這類傳聞、議論和事實，影響所及，許多職工再也不安心好好地工作了，甚至有個別青工公然搞破壞，往機械里扔雜物，造成大批量次布。他為什么要這么干？可能是也想被送勞教去蹲號子吧。人們的思想空前混亂，職業操守和勞動紀律嚴重滑坡，生產經營每況愈下。
據一份報道披露，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1985年為18%，此后連年飆升，1997—1998年高達80%，這大概是那段期間上述糟糕的二元化分配政策產生的直接后果。
那時，我廠效益下滑，上級領導又號錯了脈，以為問題出在企業經營者還不夠賣力，于是在利稅連年大幅度減少的情況下，不合時宜地發給廠長年獎三萬元，以資激勵。哪知適得其反，人心更加不平。獲獎廠長倒是殫精竭慮，欲力挽狂瀾，有所作為，為了擺脫生產經營困境，向市領導陳情，爭取到一筆外匯進口了一臺先進的雙面印花機，開發新品種。他原以為，根據本廠工人以前曾經展示過的技術實力，操作這臺新機器完全能夠勝任，不在話下，豈知出乎意料，始終生產不出合格品。全廠大概只有拿了三萬元獎金的廠長一個人憂心如焚，如何向上級交代？但又組織不起隊伍技術攻關，因為沒人為其分憂。載舟覆舟，皆為水也。上述成敗兩例證明，收入分配因素的影響是巨大的。國有企業的盛衰存亡，也都決定于職工群眾能否同心協力，克難致勝。
人的工作效果與其思想情緒有很大關系，而精神狀況一般地又同在社會環境中所處地位的物質感受成正比。這種感受看重的主要是橫向比較，而不是縱向比較。例如，我廠職工收入上世紀90年代初比10年前已經大幅度增加，扣去物價上漲因素，生活仍然有所改善，但許多人卻產生了今不如昔的錯覺，牢騷滿腹，怪話連篇，問題就出在橫向比較、而不是縱向比較上。所以，整體而言，只要勞動群眾認為自己的政治權益和經濟利益處于比較弱勢地位，工作情緒有壓抑之感，那么國有企業也就難以搞好；反之，則振興有望。
還有一個例子。我廠子弟小學在發放“幾個5”的那幾年，本校教師同社會上其他“清水衙門”的學校同行橫向比較，收入較高，福利較好，因而他﹙她﹚們的自我感覺較好，相應地，教學質量也略勝一籌，不乏有外單位的人舍近求遠，找門路關系送其子女來武印子小就讀；后來薪情逆變，外校高于本校，生源就開始反向流動了
人們的價值觀取向和職業的選擇，一般而言，隨著各階層在社會財富分配上所處地位而變化。今日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主要瓶頸，乃是嚴重缺乏高級技工。這個問題既有前文所述過去搞平均主義造成的滯后效應的因素影響，也與現在實行的在工資分配上對產業職工的歧視與壓制政策有關，雪上加霜，解決起來將更加困難。
有人可能會說，整體而言，國有企業效益低下，一個主要原因乃是像你這樣后來蛻變為“撞鐘和尚”混日子的人不可勝數，素質實在不敢恭維，收入微薄，咎由自取，怨天尤人，豈有此理？好吧，我另舉一個例子。大家知道，以對國家的貢獻而論，大慶油田“鐵人”王進喜同志曾是當年中國產業工人中最杰出的代表。那么，在武漢這座幾百萬人口的特大工業中心城市又是誰呢？我認為應當是本市勞動模范、我廠印花車間檔車工呂雙賢師傅。根據有兩點：一，呂師傅從1958年建廠開工起至1980年代后期退休，在此30年工作期間創造的工業產值中上交國家的利稅，遙遙領先于市內其他工人，包括國家級勞模；二，更重要的是，1980年代初，他帶領本廠印花車間其他工人在30年代老舊印花機上，生產出不同規格、不同面料的優質印花布產品，一舉榮獲三項國家銀質獎，創造了中國印染工業罕見的奇跡。據我所知，武漢地區在此之前還沒有一個在全國叫得響的、大規模機器生產的名牌工業產品。這樣一位英雄人物，他退休后10多年中，同我差不多，日平均工資還不夠買20份清湯粉。同廠有一批革命干部，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論對武漢印染廠的生存和發展作出的貢獻，同呂師傅比較，可謂天壤之別。但這些平庸之輩拿的錢卻是這位勞模的3倍左右。如果時光退回到1950年代初期，吃皇糧的青年干部收入大約只有私營上海天一印染廠青年工人的三分之一。我有次同呂師傅談話，他說，退休以后，上級“沒有人來問一下”，表情凄涼。地方官為了政績抓現，巴結與逢迎海外前來投資的大資本家，可以理解。但對本土以前曾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作出過杰出貢獻的老勞模不屑一顧，冰炭兩重天，發人深思。
還有一個例子，本廠有兩位工程師，1960年代同校同班畢業后，同時分配到廠，領取同樣薪酬。1980年代其中一人調往市紡管局，另一人留廠工作。后來局撒消了，廠破產了，兩人同年退休。在局事業機構的一位比其在廠企業單位的同學，因為政策上有旱澇保收與自負盈虧之分，雖然同為一個國家公有制系統屬下職工，前者的退休金遠比后者的高。
這并非武漢印染廠個別現象，全國皆然。另據摘自 2007年2月1日 《南方周末》作者葉徑元文：
“我在一家老年報任編輯時，常收到一些退休老職工來信。一位老職工來信透露，與他同時退休的一位‘公務員’同學，其退休金竟是他的3倍，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便有心收集這方面的信息，沒想到使我眼界大開：
“有這么一對夫妻。丈夫是一家公司的總工程師，工齡40年，退休金為1008元；其妻原是農村戶口，進城后被安排到衛生局當勤雜工，由于女職工退休早，工齡僅12年，退休金為1300元。工齡長職務高的丈夫，退休金比工齡短職務低的妻子還少300元！為何？，蓋因丈夫是企業單位，妻子是事業單位。
“有這么一對兄弟。兄名牌大學畢業，從一家大型機床廠退休，退休金為900元；弟高中畢業，從一家煙草公司退休，退休金1800元。兩人退休金為何有一倍之差？，蓋因兄是普通國企，而弟是壟斷企業。
“有這么一對同學。同是‘老三屆’，下放同一個點。不同的是：一位是66屆高中，一位是68屆初中。高中生回城后，被分配到一家國有企業搞管理工作直至退休，退休金810元；初中生回城后，先在一家街辦集體小廠，后進入街道辦事處做一般工作直至退休﹙未到年齡提前退養﹚，退休金2000元，并一次性獲得‘讓位補償’3萬元。兩者‘結局’為何有如此大的差異？蓋因一是國企職工，一是公務員。
“如此種種，還有許多，我就不一一例舉對比了。我不知道退休制度的制定者是怎樣設計的，但有一點是很明顯的，這沒有體現社會公平原則，需要認真研究解決。”
下崗失業也是企業職工的“專利”’。趨利避害乃人之本性。難怪如今許多知識青年視國有企業為畏途，即使有人應聘當了技工，大多也是不得己而為之選擇的下策。公務員報考，不少碩士研究生趨之若鶩；技工招人，如果有大學本科生應聘，也一定是就業難而出于無奈。實際上做高級技工比當官難，按時下行情，至少難百倍。官場上冗﹙庸﹚員泛濫成災，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南郭先生”多如牛毛。高級技工則不然，鳳毛麟角，一個也冒充不了，因為在生產實踐中，當即便無可置疑地“驗明正身”。今天，中國經濟產業界對高級藍白領人才之渴求，猶如大旱之望霖雨，工資分配政策卻不服務于經濟發展的現實迫切需要，反而背道而行之，“擇術”之荒唐，嘆為觀止也！
不論左還是右，只要政策偏離按勞分配為主的原則，都不利于調動千百萬勞動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和生產積極性，實現經濟現代化因而舉步維艱。經濟社會中的諸多問題，即上文所述的資源的過度消耗和供給問題，生態環境污染快于治理問題，國民經濟效益低下問題，城鎮勞動者收入微薄、生活水平提高緩慢導致內需乏力、外貿依存度過高問題，等等，無不有賴于經濟結構升級以擺脫被動局面。但分配手段與追求目的兩者相悖，而使企業“主力軍”們普遍消極工作，壓抑著自已的主觀能動性，勞動潛能遠遠沒有發揮出來，長此以往，上述問題又怎能解決？
追求經濟現代化的標準也時低時高。過去強調發展工業“以鋼為綱”，鋼產量多少成為趕超發達國家的一個主要指標；現在又有人對“知識經濟”津津樂道，似乎可以替代傳統工業的重要地位。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觀點，有可能使我們分散力量，離解決現實經濟社會中問題的目標更遠。幾年前從《經濟參考報》上看到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主 任華民 教授在一次報告中的觀點，我認為有助于指正中國經濟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前進的方向。摘錄如下：
“中國仍處在國際分工最低層”
華 教授認為：“從國際分工看，中國仍處于最底層，生產的是勞動要素密集的、完全競爭的產品，因此我國在經濟發展中對成本的考慮至關重要。
“目前國際分工呈金字塔的五層。頂端的國家只有美國，至今為止，它仍然是信息產業的壟斷供給者，需求來自全世界。
“處在第二層的是英國，它為全世界提供新的金融服務，倫敦交易中心整個金融交易量超過英國GDP的幾倍，這就是說英國人通過收稅，通過懂得金融知識的國民到金融機構就業，就能達到人均收入2萬美元以上，成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
“德國是典型處于第三個層次的國家，它只生產資本品，全世界50%的生產工具，機械設備都是德國生產的，它靠這個確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不管你是生產光盤，VCD，還是電腦、軟件，總得要有設備，所以它的需求量大，不會枯竭，因而德國的經濟地位是比較穩固的。
“處在第四個層面的國家很多，典型的代表是日本，一個生產高品質最終消費品的國家。
“其余的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處于第五國際分工層次，基本特征也是生產最終消費品，完全競爭的產業，成本最重要。”
這種分析豈不是長他人威風，滅自己志氣嗎？但卻是世界經濟格局客觀存在的現實，不承認也不行呀。中國既然處在國際分工最底層，那么現在趕超的主要目標就應當是德國和日本，集中力量在高端機械設備和高品質最終消費品生產方面取得大范圍的整體突破，而非美國和英國的經濟結構，枉費精力迷戀于“新經濟”和金融業。少談些所謂的“超越戰略”，循序漸進，趕不趕得上人家還大成問題呢。另據《財經時報》 2004年4月10日 報道：
“中國誠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中國社科院經濟所近日聯合主辦經濟研討會。盡管目前經濟學家在許多問題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經濟結構、資源瓶頸等深層次矛盾有惡化傾向的觀點，幾乎已成共識。
“…從去年以來情況看，大量投資集中到能源原材料消耗高、污染嚴重、產業結構低端的一些行業，而高端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的行業只能大量依靠進口。2003年中國進口的各類機械設備2000億美元以上，相當于一萬多億元國內生產總值。這表明，‘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有可能回到過去那種高投資、高消耗、低效益的老路上去，回到過去那種粗放型增長的老路上去’。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郭樹清表示，長期以來，中國的出口價格水平下降，進口價格水平上升，這是典型的貿易條件惡化表現。…”
報刊上另有一份資料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對不起，正在摘抄時，圖書 館閉館鈴響了，一時忙亂，漏記了文章出處：
“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出現西方公司兼并、聯合浪潮有兩個突出特點，一個是構建超強規模的巨型跨國公司，一個是實施中長期的市場控制戰略。在許多重要的產業領域，一個產業發展全球化序列的國際分工構架正在靜悄悄地形成：
﹙1﹚新技術、新產品研制國；
﹙2﹚最重要的主機生產國；
﹙3﹚附件生產和加工裝配國；
﹙4﹚物與人的原材料供給國；
﹙5﹚市場銷售國。
哪一個國家都難以在這種產業發展全球化序列的國際分工框架之外尋找自己的發展利益。
“落后的和弱勢的經濟開放國家，如果沒有重要創新突破和發展突破，就很難在高層次的產業序列中與強勢國家分享高額利潤，而只能在產業發展全球化序列的較低層次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并且不得不長時間忍耐地這種國際分工的安排。”
中國現在是“落后的弱勢的經濟開放國家，如果沒有重要的創新突破和發展突破”，在國際產業分工中分享不到高額利潤，大多數老百姓就只能永遠受窮了，落實到像我這樣的勞動者身上，工資少得可憐，連清湯粉都不敢敞開肚皮吃，遑論“土豆燒牛肉”了。我們能“長時間地忍耐這種國際分工的安排嗎”嗎？當然不能！中國產業從國際分工最低層向高端攀登的成敗，關鍵在于是否有大量充足的人才，即企業中稱職的經營管理者、高質量的科技人員和高技能工人。當前特別要解決高級技工嚴重缺乏的問題。這就要求我們抓住主要矛盾——落實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只有這方面的文章做好了，社會各階層利益才能理順，產業向高端發展的道路才能暢通，中國幾代人的民富國強的理想才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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