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蹤模仿和自主創新
--兼論國家競爭力導向、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戰略目標
1后進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一個最本質區別，是科學技術的差距，其背后是科技創新能力的差距。這是國家競爭力差距的本質。在當今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時代，正視這個差距，并力爭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大幅度縮小它，提高自主（本土）創新能力，應是國家戰略的一個基本內容。
一 “跟蹤模仿”、“自主創新”背后的不同戰略和政策思路
2 一般地說，人類知識是在流動和學習中逐漸積累和不斷創新的，學習是創新的前提和基礎。在宏觀和大時間尺度的科學—技術—產品演進長河中的每個環節，任何個人或組織都有學習的必要和可能，也有創新的可能。
在專利制度下，與經濟利益關聯的知識和技術被禁止無償引用模仿。而在基礎科學領域的“跟蹤”，低成本地獲得前沿科學知識，是本土科學水平保持發展活力的必然。這對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的。后進國家尤其如此。
后進國家，從總體上看，不論在基礎科學領域還是應用科學領域，在長時期中必然是跟蹤前進的。這不是誰愿意不愿意的問題。
3但是，僅用跟蹤模仿——自主創新這組概念，還沒有接觸到我國經濟技術發展戰略目前急需解決的根本問題。
后進國家的經濟發展，總是要解決技術進步的源泉問題。我們當然希望盡可能多地獲得國外先進技術為自己所用。除平等的科學技術交流外，大體可分為五類：
一是自力更生型。在得不到外界知識和技術供給的情況下，從對基礎原理的學習起步，基本上通過自身的努力，綜合國內資源，獨立發展出自己的技術體系。我國的兩彈一星是典型。
二是“模仿——創新”型。金鱗洙將韓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經驗概括為“逆向工程”。日韓學者認為：正是沒有聽從西方“比較優勢論”的勸誘，才有今日的崛起。此為后進國家實現趕超的成功模式。其關鍵環節是高強度吸收消化—自主開發以取得市場競爭優勢，同時向前端基礎應用科學延伸。
其更積極的派生型是從我國民營企業發端的“VCD/DVD模式”。即基于對市場潛在需求和對新技術的深刻了解，從創新鏈的中端出發前向延伸，以我為主將國內外相關元器件和信息技術進行系統集成，開發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在這個過程中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占領產業高端位置（路風、慕玲，2003）。
三是簡單跟進型。即單向引進——消化（如我國機械工業及部分軍工的測繪仿制方式），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和外國技術是亦步亦趨、逐級跟進的關系。
四是被動引進型，即買設備，買專利，買圖紙，直接投入生產，并且還作為技術進步、技術改造的“成績”，不考慮消化和“進口替代”。
五是合資引進型。在這里，技術進步的主體已不是中國企業，技術主導權也不在自己手中。合資的出發點是“市場換技術”，以期外資企業的“本土技術溢出”效應。這種方式，技術的獲得是完全被動的，無法把握本國產業的命運。
以上各種形式，后進國家（特別是在我們這樣的大國）在開放條件下，可以同時存在。每種方式都有自己的主客觀理由和存在空間。但不同方式的背后，反映了不同的企業、行業的發展思路。
4 應該說，上述五種方式中，后三種在我國經濟生活中正在大行其道。企業傾向于單純的買先進設備。消化吸收花錢多，費事，見效慢，也爭不過先進的外國產品。北京愿意和現代合資搞CKD，因為這樣見效快，出政績，還“思想解放”（科技部調研室，2003）。提倡所謂“不求所有，只求所在”，只要稅收就業，政府職能簡單化為“搞好投資環境”，已成為很多地方政府工作的思維定式。
這個問題的另一面，就是“以GDP為中心還是國家競爭力為中心”。GDP增長不能單靠低端產業投資，要高技術就是引進外資最簡單。這么走下去，或者國家失去增長后勁，或者高技術全掌握在外國人手中。這種急功近利不顧未來的“開放引進”，正受到理論界的鼓勵和政策的支持，誰主張以我為主，就好像要回到計劃經濟，只有“融入國際經濟”才是正統。在一些人看來，開放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為了學習和激勵自己提高競爭力。目前，這種觀念的危害正在大量顯現。
5 國家科技政策和經濟政策，提倡鼓勵什么樣的技術獲得方式，是國家總戰略的反映和重要組成部分。這是非同小可的、影響深遠的問題。
對國外的先進技術是被動地獲得，還是積極主動地獲得，是否鼓勵大家學習中不斷提高創新能力，這將決定未來中國科學技術進步的內在動力和能力，決定中國未來產業發展的命運，決定結構升級和持續發展的主導權，即經濟主權的歸屬問題。況且，很多重要領域的先進技術根本買不來。如不具備和保持主動追趕的意志和能力，必將危及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危及全民族的未來生存狀態。
如果把跟蹤模仿理解為學習過程和必要的技術獲得方式，那么這和自主創新不是對立的，兩者是手段和目標的關系。過去要引進，今后多少年也要有引進。但我們不能靠引進過日子，跟蹤模仿決不能作為經濟科技發展的戰略方針。否則，國家的科技和產業永遠不能“長大成人”。
所以，問題的本質在于，后進國家的政府，用什么樣的精神狀態和指導思想，對客觀的跟蹤模仿的進程和方式施加影響和干預，是否有自主創新和趕超的意愿和毅力。是被動跟進，惟洋人馬首是瞻，拱手把技術進步主導權讓給洋人，還是以我為主，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從引進模仿起步，積極進取，力爭自主創新，最終形成創新型經濟？或像一般所說的，是走日韓道路還是走拉美道路？這是兩種根本不同的發展觀和發展路線，是影響未來百年的大政方針問題。是不可回避，不可不討論清楚的。
6在全球化的局勢下，什么叫做“自主創新”？這實際上是被經濟自由主義有意攪亂的問題。今日盡管跨國投資大量存在，但國家間的利益分野和沖突反見清晰和強烈。在這種情況下，“自主創新”的內涵是清楚的，盡管實際邊界有些模糊。問題的根本在于，“自主創新”的指向，是本國和本國國民的利益，而不是全球或外國人的利益；是國家的長遠利益，而不僅僅是眼前的利益。
二 科技戰略必須強調自身能力的發展
7 我國科技實力的落后狀態和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是新經濟自由主義和比較優勢論得以流行的基礎。但這種理論，不僅是淺薄的，短視的，也是貧乏的。比較優勢論把企業競爭力、技術和結構變動的因素，完全歸結為市場影響和要素稟賦（特別是資本）的變動，忽視技術學習、組織能力等企業和產業結構的內部的深層影響因素。
事實上，工業競爭力和以此為基礎的國家競爭力，不是自然產生的，而是發生在企業、工業和國家層次上的學習過程（包括創新、模仿以及組織和制度的變化）的結果。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成為發達國家，是因為它們的“比較優勢”基礎早就通過創新和學習過渡到以科學為基礎的工業上（路風、慕玲2003）。海灣國家的資源資本要素不可謂不豐富，但并沒有自然發展出自己的技術能力。一國的學習——創新能力，才是技術進步和結構升級的基本動力。
8 根據創新經濟學的理論，企業競爭力的根本源泉是組織能力(Penrose, 1959; Prahalad and Hamel, 1990; Teece, Pisano and Shuen, 1997)。組織能力的生成和發展來自組織學習(Zollo and Winter, 2002)，這是企業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遵循一組連貫政策的累積性結果(Dierickx and Cool, 1989)。從集體對解決復雜問題的共同努力中產生的知識，儲存于組織的慣例和運行程序之中，而慣例則成為組織能力的載體。能力只能由工作組織內生地發展出來，而沒有任何組織之外的力量和過程可以替代。
來自企業長期的學習和累積形成的組織能力，最終決定了技術進步的能力。因為“技術”并不僅僅是以物質形態存在的“人工制品”(artifacts)，而且也是被組織所掌握的訣竅、慣例和程序。
是這種動態發展的技術能力，而不是對某項特定發明的持久控制，才是企業從技術進步上得到回報的長期保證(Nelson, 1990)。
生產組織向管理型大企業的過渡創造了西方工業強國的組織能力基礎，由此而發展出來的組織能力，是企業和一國經濟持續競爭優勢的源泉和持續經濟擴張的動力，決定了企業和國家的興衰（Chandler, 1990）。
9 學習能力和組織能力，決定了一個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和持久的競爭力。對一個國家來說，也是如此。
按照這個理論，一個國家的學習能力和組織能力，來源于全社會從解決現存問題的共同努力中所產生的（固化為各級組織的慣例和運行程序）的知識。我國在計劃經濟年代和封閉式條件下的學習能力和組織能力，來自動員式體制、自主式程序和慣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改革了封閉僵化的體制，從國際合作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從而大大提高了科技進步的速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原有以國有經濟和科技組織為主的程序和慣例被打亂后，在巨大的技術落差沖擊了自有的科技組織和能力的時候，連“以我為主、自主創新”的理念也被許多人拋棄、多年積累的社會的學習組織能力正被打散。甚至有人還主張讓外國人來收拾攤子，并購我們的大企業。
當前，我們必須在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重塑企業、行業和國家的學習能力和組織能力，也就是自主創新能力。要讓全社會認識到，物化在設備上的技術可以買到，決定國家未來命運的學習能力和組織能力，是不可能買來的，更不可能讓外國人來替我們學習和組織。“能力只能由工作組織內生地發展出來”，只能靠自己。依靠別人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
三 我國必須實行以國家競爭力為導向、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為基點的發展戰略
10 綜上所述，當今知識經濟時代，以企業和國家的創新能力和組織能力的增強，是中華民族的長遠和根本利益所在。為我們的子孫后代著想，我們不能滿足于“發展中國家前列”的位置，安居國家競爭力排名的第31位。基于這個理由，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要以國家競爭力導向、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我們的戰略目標（指導思想）。
11 可能的反對意見是：我們的初級工業化任務還沒有完成，勞動密集型的優勢還沒有充分發揮，資源過多地向高科技傾斜是不經濟的。
在目前這個發展階段，傳統產業仍是發展的主力，而且還有相當的發展空間。但決不能以此為理由放棄國家競爭力發展目標。理由是：
第一，只有立即起步走科技強國道路，才能回應全球化的挑戰。
（1） 我們是處在初級工業化任務和和全球科技飛速進步的雙重挑戰下。今天不追趕，差距還有可能進一步拉大。
（2） 創新的基礎，是不斷實踐、學習和積累的過程。今天放棄實踐和學習的努力，意味著一代人將失去學習和創新能力，失去創新的意志（引進模仿成為習慣就變成對自主創新的膽怯，就會成為壓制創新的習慣勢力）。既然科技進步需要不間斷地學習積累，起步越晚則未來的“補課費”越大，甚至可能永遠被“鎖定”在低端位置。這才是最大的“不經濟”。
（3） 科技進步，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必須有長遠考慮。一個產業20年后要達到什么樣的水平，取決于今天的遠見、決策和行動。
（4） 最后，我們不是西方教科書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而是發展中的大國，是復合型經濟結構，已經具備相當的科技工業基礎。我國50年來的建設，在戰略性的產業和技術方面，在部分高新技術方面，已經做出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充分說明中國人的才干和創新能力。
所以，被動的、無所作為的觀點是錯誤的。必須從現在開始確定競爭力自主創新戰略，而不是等到未來某一天“GDP達到3000美元”再說。
這里重申，我們不是否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必要。根據我國國情，國家現實的發展戰略，是基本（傳統）工業化目標和科技及科技型產業發展目標的平衡。這應該今后一段時期內，我國經濟起飛的兩個“引擎”，缺一不可。
第二，國家競爭力目標應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核心。
（1） 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利益。
科教興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必須有自主的科技進步作為支持。
經濟結構調整的任務十分緊迫。今年我國經濟外向度已達50%，一方面帶來國際市場的不安和抵制，同時帶來國內的不平衡。究其原因，由于上游工業自主技術創新能力差，導致產業鏈的斷裂、兩頭在外結構的加強。這是無法持續的。只有引導國內創新鏈的互動，才能使國內產業鏈恢復循環，才能改善我們的生存發展條件。這條路如走通，全世界也會感謝我們。【1】從這個意義上說，自主創新是發展內需、為多數人謀幸福所必需。
發展國家戰略性產業，必須掌握關鍵技術能力。
在信息化時代，新技術的“不可模仿性”越來越強，模仿的成本也越來越高。列強以“知識產權保護”的名義，加強對技術外溢的控制。我進入WTO后，被越來越多地卷入索賠專利費訴訟，民間企業損失慘重。不下決心走自主創新之路，單純模仿日韓“逆向工程”，越來越困難，
（2） 以自主創新是國家安全所必須。
我國必須加快科技強軍步伐，以應付突發事變，這要求我們高度重視國防科技的進步，加快軍民融合的創新體系的建設。
美國蘭德公司認為：“一個國家沒有經濟獨立，就沒有政治獨立”。現沒有技術獨立，就沒有經濟和政治的獨立。
（3）立足自主創新對未來可持續發展意義深遠。
四 需要克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障礙
12 從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看，我國企業創新能力正在蓬勃成長，但有其自身的長處和短處，這本身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課題。舉大要如下：
現實情況是：十多萬民間科技型企業在市場拼搏，平均實力弱而資源整合度較差，而多數國有企業單位因地區部門分割體制人為造成協調的困難。
這樣，除一般較關心的科技資源重復建設配置分散外，還有兩個鮮明特點：
一是靠近市場的最終產品領域，企業反應能力和系統整合能力較強，而較多依賴技術推動型上游產品，創新能力較弱；
二是創新鏈相對短窄的領域（如上文的VCD/DVD）容易獲得優勢，而需要多部門協調、創新鏈深廣的技術領域，不容易形成整合，也不容易形成競爭優勢。
例如，在需要整合多部門多技術領域的產業（如汽車），盡管自主技術學習能力不差，也難以形成自主創新合力；又如在一些基礎性工藝和高技術元器件方面，由于需要大量持續的投入和研發活動，我們的創新能力相對差距大、對市場反應慢。
總結：我國的技術創新能力，在“短周期”、“創新鏈短淺”的領域有相對優勢，而在不確定性強、需要長期積累和難見近期功利的領域，處于相對弱勢。這即有助于我們發揮已有的長處，也提醒我們，從弱點中找原因，把處于分離狀態的創新能力連接起來，促進創新鏈條的延伸。
13 從外部環境看，在開放環境下，自主創新面臨國外的技術封鎖和打壓。
無數事實說明，全球化條件下，“技術要素自由流動”是經濟自由主義者制造出來的幻覺。不論在戰略性技術（如高級加工設備、航空航天），還是普通的應用技術（如汽車整體設計的數據庫），都是如此。
關系到國防的高技術買不到，花多大代價也要自己研發，而且很多情況下是研發成功的（如航天）。而在“戰略性可貿易技術”領域，則需要面對技術資金市場的三重障礙。要引進先進技術，因我沒有知識產權而處于談判劣勢，特別是核心技術絕不轉讓。而一旦我自主研發有了成果，人家馬上降低轉讓門坎，甚至低價傾銷。這就形成“引進一代、落后一代”的惡性循環，戰略性技術自主研發能力被壓制衰落。
無條件的合資鼓勵政策，加劇了跨國公司對我產業的分割，和對我自主創新能力的沖擊。其實質是經濟科技的殖民化。這在前面已經論述過了。
14 惡性循環的擺脫：只有通過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提高消化和再創新能力。能否克服重重障礙，達到這一目標，關系到后進國家是走“依附跟進”還是“跨越”道路。
首先，要求企業和科學研究機構，堅持不懈地學習。
其次，要建構超出企業范圍的創新體系（路風、慕玲2003。只有將產學研合作的R&D制度化，集中行業力量，進行“高強度的消化—再創新”，克服技術資金的瓶頸，才能抵御來自國際市場的打壓，才能將創新鏈延伸，獲得自己的核心技術和核心能力。
日韓引進技術本土化戰略：他們都搞R&D反向工程，高強度消化吸收，再開發。日本1950-70,企業調查，技術引進后原封不動的占很小比例。否則不可能崛起。
最后是國家對市場的有條件控制。
15 需要強調的是，關鍵在于國家經濟科技戰略思路的根本性調整。20多年來，我們習慣于建議國家管的越少越好，把“放”作為“思想解放”的標志，今天這種單向思維應該變一下了。選擇以自主創新為基點的發展戰略，要求國家和企業增強學習和組織能力。這不僅意味著政府職能的轉變，也意味著政府調控力度的增強。這首先需要解放思想，破除崇洋媚外情結、樹立自立自尊自強，靠自己的努力奮斗爭得國家富強的理念。
【1】例如，山東壽光以大棚蔬菜著名全國，但當地菜農年人均純收入僅800元，而由于我們拱手把種子市場出讓，外國種子公司成為壽光的最大盈利戶（外國的種子公司每年在壽光銷售額1億，而壽光全縣財政收入才5億）。可見，即使在農業領域，僅靠勞動密集優勢的發展，也無法持續下去。（顧淑林訪談）
附：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必須批判新自由主義理論的錯誤
比較優勢論認為，后進國的結構升級，是市場經濟下的自然演進過程，隨著要素結構和相對價格的變遷，企業在利潤驅動下，自然會加大科技投入。
1 過度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片面鼓吹私有化，反對國家對科技和產業發展的支持和干預
2 在① 前提下的結構升級自然演進論
3 對經濟全球化烏托邦式的理解，“技術自由流動”，合資會帶來技術的溢出，
4 對技術進步路徑的簡單化理解：
政策的主張：
1片面強調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取消后進國政府應取消產業政策和技術政策。
2假定后進國只能循著發達國既有的技術路徑跟進；不承認后進國家自主技術創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3把合資看作引進技術、獲得能力的最合理、最“經濟”的途徑，不承認發展民族產業（提高組織能力）的必要。認為在合資條件下，中國不需搞研發。
即：市場迷信——（滿足低端）——被動跟進——殖民情結。
洋奴哲學、懶漢哲學：對國外技術頂禮膜拜，貶低自己過去的努力和成就，反對依靠自己的努力，反對民族自立自強。
沉醉于“融入全球化”的幻覺，走“最舒服、最便捷”的科技進步道路。為躲避眼前技術學習和自主開發的成本和風險，將使國家付出長期的代價——形成對外來技術的依賴，銷蝕國家、企業組織和學習能力及競爭和自主創新的意志和能力，成為跨國公司附庸。實事上是主張走依附型道路（拉美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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