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農民工的重新解讀
——評《中國農民工的政治經濟學考察》
劉建利
近年來有關農民工的著述很多，其中有些作品真實而深刻，在全社會引起了轟動。但令人遺憾的是，現有研究大部分屬于社會學領域的著述，從經濟學角度研究的為數不多，而且研究中大多直接套用發展經濟學的理論，用劉易斯經典的“二元結構理論”解釋農民工的形成和發展，這顯然不能揭示中國農民工的特殊性。在任何國家工業化的過程中，都會出現大規模農業勞動力向雇傭工人轉變的過程，但是由于社會歷史條件的差異，這一轉變過程在不同的國家呈現出各不相同的形式，農民工作為中國特殊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不同于英國的流民、美國的移民和解放了的黑奴，也不同于拉美的城市貧民，他們身上帶有中國特殊國情和文化的烙印，用外國的經濟理論無法解釋和推斷中國農民工的形成及其發展趨勢。
近日讀到楊思遠的《中國農民工的政治經濟學考察》，感覺耳目一新，作者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對中國農民工的經濟地位與作用、政治地位與作用和階級文化進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揭示了農民工作為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過渡性階級的特殊性，其鮮明的方法和切實的結論，對于我們認識農民工階級自身以及他們在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頗有借鑒意義。
“農民工是這樣一群人：……他們像候鳥，冬去春來；又像秋千，搖蕩于城鄉之間；他們具有二重身份，既是農民又是工人；他們不具有任何身份，既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就他們自己來講，現有的身份不明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們不知道；將來會怎么樣，他們也不知道；作為個體的農民工，每個人有自己的打算，作為一個階級，他們還處于失語狀態……”那么，如何對農民工這種雙重身份，或者說身份與職業不統一這種特殊現象進行分析呢？如何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來揭示農民工產生的原因、他們的歷史作用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呢？作者認為要研究農民工，必須秉承政治經濟學的優良傳統，采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或許文革中殘酷的階級斗爭令人余悸未消，或許立場鮮明的主義被認為有失市場經濟的公允，總之，“忌談階級、不講主義”是當前經濟學研究中的潮流，人們在繁雜的數學公式中演算著經濟，回避著階級，模糊著主義，或者用一個充滿中國人中庸智慧的詞語“階層”來避免刺激國人的神經。本書作者沒有隨逐于所謂的經濟學主流，而是將研究方法重新回歸于政治經濟學所采用的階級分析法。政治經濟學是將蘊含在經濟矛盾中的經濟關系作為研究對象，并最終把這種經濟關系把握為階級關系，研究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是政治經濟學的傳統。
當前農民工已經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存在，從數量上看，他們的總數超過2億，以農戶為單位形成的工農業二重收入顯示了他們獨特的經濟生活方式，由二重收入支撐的廉價工資構成了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核心競爭力。二重收入和廉價工資的獨特性，決定了他們獨特的經濟地位，表明農民工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階級。作為從農民中分裂出來的新興階級，農民工改變了農民植物般固定的生活形態和封閉的生活圈子，他們改造著自己，也改造著農村、農業和農民。作為工業勞動力的新成員，農民工是被雇傭者，受到各式雇主的剝削，在有些企業其受剝削的殘酷程度不亞于馬克思所描述的十九世紀英國悲慘的產業工人。同時，作為新式工人的農民工，又與傳統的城市工人階級產生了矛盾。因此，作者認為這些現實存在的階級利益和階級沖突是任何經濟學研究都無法回避的，必須承認農民工階級的存在，正視他們的利益所在，分析其演化的條件和趨勢。
或許看到階級分析一詞，很多人會立即聯想到暴力或動亂，然而作者質疑，難道認清階級矛盾必然帶來暴力或動亂嗎？當一個階級占有另一個階級的勞動時，利益沖突必然存在，但不必然表現為暴力形式，因為這種占有是以一個階級在社會經濟結構中所占的地位為基礎實現的。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要構建一個和諧社會不是去否認階級矛盾和利益沖突，而是將階級分析法發展為階級整合法，即尋求沖突階級間一致的根本利益所在。在保持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找到階級對立的邊線，隨著階級力量的消長不斷調整政策以適應對立邊線的位移。正是出于建立和諧社會的要求，更要對農民工的階級狀況進行深入而細致的研究。
與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作者通過構筑一個完整的概念體系對農民工進行了全景式的描繪與分析。文章以概念作為邏輯思維和文章架構的結點，從抽象到具體層層鋪展，由綜合考察到立體分析，再全面總結，既從靜態的空間結構上分析了農民工經濟、政治和文化狀況，又從歷史縱向上顯示了農民工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尤其是一些創新概念的提出，清晰準確地凸現了中國農民工的獨特性。
概念的逐層展開使作者突破了單純數學分析精確有余而深刻不足的缺陷，更富于敏銳的洞見力。概念是對矛盾本質的刻畫，概念的規定、展開、改造和轉化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使概念不斷接近、反映、真實再現經濟矛盾的過程。作者構建的概念體系分為四個層次：農民是前導性概念；農民工是核心概念；在鄉農民工、進城農民工、二重收入、廉價工資、再生產新圖式、農民分化、新式工人階級、小農階級、末代農民等概念是主干概念；鄉鎮企業、絕對剩余價值生產、二元戶籍制、實際職業、身份職業、工人階級兩重化、傳統工人階級、階級整合、民工荒、過渡性階級等為輔助概念。
首先，作者從總體上對農民工進行了分析。農民工是工業化中雇傭勞動者實際職業與農村戶口賦予的身份職業（農業）不相一致而形成的獨特的社會階級。這種身份與職業的不一致，是職業變化快于身份變化的產物。從農民到工人，這是任何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勞動力轉移的必然結果，但是在中國，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這種轉移無法直接實現，因此出現了農民工這種過渡形式。作者進一步把農民工區分為在鄉農民工和進城農民工，進城農民工是相對于在鄉農民工的一種更高級的過渡形態，這樣就構成了農民——在鄉農民工——進城農民工——工人的演化序列。
然后，作者從經濟、政治、文化三方面分析了其過渡性特征。
在創新性概念中，“二重收入”的提出對于把握農民工的特殊性起著關鍵作用，二重收入即農民工同時具有農業收入和工資收入，它表明了農民工獨特的經濟地位和作用，是其成為階級的條件，是其政治和文化狀況的前提，也是其過渡性在經濟上的表現。在社會上廣泛關注農民工的低廉工資和惡劣生存環境時，作者指出正是二重收入導致了農民工的廉價工資。馬克思認為工資包含三部分，即自身勞動力再生產、維持家庭生活和教育培訓的費用。而作者發現，由于二重收入和技能簡單，中國農民工的工資基本上只包括再生產自身勞動力的費用，而養家的費用主要靠家庭中其他成員的農業收入獲得，因此，農民工的工資極其低廉，低廉到僅僅維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甚至導致被社會廣泛認可的恩格爾系數被用來考查農民工的收入和消費關系時失靈。
二重收入是農民工發揮自己經濟作用的基礎，作者認為農民工在中國原有的農業和工業部門之外創立了一個新的社會生產部門——第Ⅲ部門。這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的、以輕工業為主的、以農民工為勞動力主體的、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的部門。正是由于第Ⅲ部門的出現，使整個國民經濟的格局發生了變化，由工農業的二元結構變成了三元結構，為此，作者構造了再生產新圖示，制作了中國經濟表。不僅如此，這個部門的出現還改變了世界工廠的布局，將大量外資吸引到中國來。
從農民工的政治地位來看，農民工的出現引起了農民分化和工人階級隊伍的二重化。農民工從農民中分化出來成為產業工人的組成部分，因而在政治地位上上升為領導階級，但職業的改變并為使他們脫離農民身份，他們和傳統的城市工人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權益落差。農民工沒有工會組織，除了獲得廉價工資的權利，基本上不享有任何其它權利。可以說，農民工的出現導致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兩重化，農民工有一個向城市工人過渡的問題。
對于農民工的思想文化狀況，作者認為經濟與政治上的二元存在必然反映到社會意識中來，農民工中一方面是小農意識的遺存，另一方面是階級意識的萌生。
經濟、政治、文化三方面的二重性統一體現在農民工身上，顯示了農民工必然是一個過渡性階級，無論在現實生活中農民工存在的時間是長時短，其分化演變的速度是快是慢，農民工都必然作為一個過渡性階級存在于歷史，因此農民工既作為末代農民存在，又作為新式工人存在。過渡性即意味著不穩定性，現實中，農民工會向哪個方向發展呢？農民工的發展有三種可能：退回到農民、突進到工人、停滯于農民工狀態。對此作者做出了理性的判斷，他認為一方面農民工大規模永久性地退回農民不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另一方面導致農民工身份不明的戶籍制度難以在短期內徹底改變，農民工突進為工人的可能性不大，因此，農民工很可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滯留于這一過渡形態。但是，隨著農民工階級意識的覺醒和實力的不斷壯大以及和諧社會的發展，農民工的境遇將不斷改善，在作者眼中，從二零零四年以來持續未斷的“民工荒”就是中國農民工一種特殊的罷工形式。
讀完全書，你能體會到作者不是以一種高高在上充滿憐憫的態度關注農民工，而是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高度評價了農民工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的貢獻，堅信勞動者自身中蘊含著要求解放與發展的強大力量，“這是一個內部充滿躁動的階級，正是這種內在的不安定使這個階級充滿了蓬勃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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