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中國經營報 作者：盧周來
即使這個社會中人人都是機會均等，而且富人財富的獲得也具備正當性，但一個公平的社會同時還是不允許絕對貧困的存在，而應該有對窮人的“兜底”政策。否則，人們還是會認為社會不公平。
母親剛從鄉下到我家，閑聊起從前生活很艱難的時候，五六歲的我常拎著小蘿筐去拾麥穗。我老家在南方，種兩季稻。那時田地還沒有承包到戶。每到青黃不接時，米缸里的米就不多了，靠冬貯紅薯、蔬菜和點米煮稀飯一直堅持到稻子收割。與北方不一樣，生產隊的旱地里也種點小麥，但產量少且一般都交公糧，很少能分到農戶。不過，因為小麥收獲正好是青黃不接的四五月份，所以，我當時有一項任務就是在收獲過的麥地里拾麥穗：從那些未脫干凈的麥穗上將麥粒捋下來。多的時候一天能捋三四斤，十幾天的戰果可以解決一家幾口人一個月口糧呢！
便想起斯皮格爾在《經濟思想的成長》（Henry W.Spiegel,1991,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中引述《圣經》里上帝告誡其子民的話：收獲季度，虔誠的眾徒不可將成熟的莊稼悉數全收，也不可收集雜散在田野中的谷穗，以留給窮苦之人或異鄉人（《利未記》19：9）。回過頭來想想，有時抱麥穗的大人有意在地上遺留下幾根飽滿的麥穗，那是對當時窮苦的我一種很大的恩惠呢！
按斯皮格爾的看法，雖然以城邦文化為主體的希臘文化是西方商業文化的源頭，因而其經濟思想更為豐富，但作為西方文化源頭之一的以《圣經》為代表的希伯來文化，卻在商業文化之上建立了“形而上學與道德王國”。這也才出現了辜鴻銘先生說過的西方文化中“上帝約束財神”的局面。
“上帝約束財神”中最為關鍵的兩點是對弱者的保護以及對勞動的尊重。這也是斯皮格爾在梳理《圣經》的經濟思想時最為強調的兩點。
在對弱者的保護上，《圣經》有不少條文規定。最為著名的是“安息日”與“安息年”的規定。《圣經》中規定“安息日”是每七日的最后一天，即現代“周末”制度的源頭。在安息日，不但奴隸主與其家屬有休息的權利，奴隸、仆人與客居異鄉的人也要休息。而“安息年”則是每七年的最后一年。《圣經》規定，奴隸的勞役為六年，第七年中他連同家人一起獲得自由，奴隸主還應該賜以他們足以開始新生活的食物和其他物品（《中命記》15：12）；也在這一年，所有的債務都可以被免除。對此，斯皮格爾寫道：“定期的奴隸解放與定期的債務免除，顯示了人們對生活平等的深刻關照，即生活不能受故人之累。相反，奴隸和債務人應被賦予救贖的機會。”
除了“安息日”與“安息年”之外，《圣經》中還要求富人作慈善來保護窮人。如要求富人以一定比例拿出糧食，交給窮苦人手中；對窮苦的債務人應有所補償，如果一件外套被當做抵押，這件外套應該在每日黃昏前送還主人；寡婦的外套不能被用作抵押等（《申命記》24：27）。
對勞動的尊重是《圣經》另一重要經濟思想。勞動被看做是帶給人類生命的福祉之舉而非被咒詛之物，“勞動的尊貴源自于上帝代表人類利益所進行的勞動”；對懶惰的譴責以及與此對應對辛勤勞作的高度褒揚，也常常可以在《圣經》中找到根據得到支持。比如，在《箴言》（22：29）中說道：“辦事勤勞的人必須站在君主面前，必不站在下賤人面前。”這與古希臘文化將“勞動”視為“下賤和不體面”形成對比，并制約了西方文化中對勞動的不尊重。
以斯皮格爾的觀點，《圣經》中對弱者的保護以及對勞動的尊重，是現代平等思想的源頭。2000年，福格爾在《第四次大覺醒與平等主義的未來》一書中，將西方社會中“四次平等運動”都歸結為《圣經》為代表的宗教文化所推動，正好與斯皮格爾的觀點形成了互證。
與斯皮格爾梳理《圣經》里的經濟思想類似，英國社會經濟學家舒馬赫在其名著《小的是美好的》（E.F.Schumacher,1973,Small is Beautiful;后被收入Herman Daly,1996,edts,Valuing the Earth）一書中，對“佛教經濟學”進行了梳理。舒馬赫認為，佛教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不同之處在于對勞動以及對人的看法上。這實際上與《圣經》經濟思想中強調保護弱者與尊重勞動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對勞動的看法上，“現代經濟學家已經被教化成將勞動或工作看做是一種難以避免的災禍。從雇主的角度看，無論如何它只是一項開支，即使不能通過例如自動化全部省免，也應減少到最低限度；而從工人的角度看，它是一種負效用：工作是犧牲個人的閑暇與舒適，工資是對這種犧牲的補償。”而在佛教看來，“勞動則至少有三重功能：使人獲得利用和發展才能的機會；使人通過與其他人共同參與一項任務克服自私自利；生產恰當生存必需的商品與勞務”。正因此，在佛教徒眼中，“不勞而獲”是不道德的，“強迫勞動”是不道德的，“為追求奢華的生活而勞動”也是不道德的。
在對人的看法上，舒馬赫說，現代經濟學圍繞經濟增長或財富增長，“它把物看得比人更重要，把消費看得比創造活動更重要。它意味著由重視工人轉變為重視物品的生產，即從人轉向低于人的東西，是對惡魔勢力的屈服。”而佛教“認為文明的精髓在于人類品質的純粹化，而不是需要的多重化”，所以，工作只是塑造人類的品質的手段，“以人的尊嚴和自由為前提合理安排的工作，會賜福于干工作的人們，也會賜福于他們的產品。”
當然，因為舒馬赫主旨在強調一種簡潔的生活與技術使人類發展可持續，所以，并沒有強調佛教在對人的看法上更為關鍵的觀點：“眾生平等”。而與《圣經》強調保護弱者是西方社會平等思想源頭之一 一樣，佛教關于“眾生平等”的思想也是東方文化中追求平等的理想甚至超過了追求效率的觀念的一個重要源頭。
2006年年底，世界銀行在其年度發展報告《平等與發展》中曾引用了“世界宗教發展對話組織”這樣一段話：“所有的宗教都把當今世界上極端的物質貧困看做是對當代人性的道德控訴、人類家族的信任裂痕。”以此闡釋這樣一個道理：即使這個社會中人人都是機會均等，而且富人財富的獲得也具備正當性，但一個公平的社會同時還是不允許絕對貧困的存在，而應該有對窮人的“兜底”政策。否則，人們還是會認為社會不公平。這與《圣經》與佛教中某些思想是契合的。
由此看來，即便在經過了幾千年科學與理性的發展，宗教中確定的某些形而上學與道德原則尤其是追求平等的精神，仍然在經濟思想與經濟發展中有其獨特的價值，仍然值得我們去挖掘和利用。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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