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有一問：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有祖國嗎？接著這個思路，可以補問：技術沒有國界，專利、知識產權有祖國嗎？眾所周知，研制導彈加核武器的導彈專家錢學森、核武專家鄧稼先是海歸，看來，他們的意識里是有國家這個概念的；同樣眾所周知，全球變暖是沒有國界的。由于科學技術研究和處理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科學家是人與人的關系。無妨說，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沒有國界的，在人類沒有大同以前，人與人的關系是有國界的。
民族就是人與人之一種關系。問題是：國家和民族是什么關系？
一、國家和民族
記得采用斯大林看法的政治學認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這里提出了四個標準。共同語言是必要條件、共同地域是外部條件、共同經濟生活是物質基礎、共同心理素質是特征。按這個標準，把印第安民族殺得差不多的美利堅民族當然是民族：語言為英語、經濟生活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地域基本占據的是美洲大陸(當然也包括有治外法權的軍事基地、使領館)、民族心理如移民帶來的包容等。按此標準，包括藏族在內的中華民族當然也是一個民族，語言主要是漢語(當然包括藏族也在學漢語、漢族也喜歡青歌賽里的藏文歌手)、現階段的經濟生活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地域基本在遠東大陸(當然也包括使領館，似乎沒有治外法權的軍事基地)、民族心理是以往的勤勞勇敢善良智慧、現在的勤勞善良忍辱負重韜光養晦。
傳統政治學認為國家是階級斗爭的產物，其實我以為國家也是民族的組織管理方式。一提國家，就沾政治。什么是政治？孫中山說：政治就是治眾人之事。看來，不論是何種事，文化的、教育的、經濟的、科學研究的，只要關注的人多了，參與的人多了，事情大了，就是政治。按照這個定義和推論，一些有公眾影響力的，不論是人文學者，還是與人文有關的其它職業人士，如媒體、演藝人士，暫不論他的公眾影響力是如何歷史地產生的，只要他現實地具備了公眾影響力，可以說，他的言行就是政治了，只是政治有大有小、品種多樣而已。不是有網友把很陳很冠希的事件與中國幾千年的民主問題聯系起來了嗎？
按上述人多和影響大的標準，法國有人支持藏獨和中國有人抵制家樂福可算是政治。對同一事件，不同的人文人士為什么會有不同的看法？能不能偷懶找到一把鑰匙同時開很多鎖來解決爭端？
列寧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一點是吳敬鏈的老師、朱學勤的導師之一—顧準先生也承認的。列寧這就比孫中山前進了一步(但是晚年的孫中山最終還是明白了，因此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節制資本的三大主張)，他把眾多種類的政治，也就是把很多現象簡約化成一個基本的現象：查它個祖宗八代，一定能找到經濟原因。從經濟原因看，上述兩個事件之所以關聯，其實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二、商品沒有祖國，利潤有祖國嗎？
馬克思認為工人是商品，工人階級無祖國，我的理解是兩個：工人階級因為沒有掌握國家機器，所以要全世界的工人要團結如一人，才可以勝利；不管你怎么跳槽，在國內跳還是洋插隊，你反正都是給不同國家的資本家打工。法國的工人應該是沒有法國的，雖然也曾在巴黎燒中國出口的鞋，不過我讀到的潛臺詞卻是：溫州的工人兄弟們可不可以晚上、周六不加班而美其名曰勞動力成本低以至鞋價低？可不可以自己不象人用競爭把我們也搞得不象人？可不可以也象我們一樣活得象點人？至于法國的資本家是不是有祖國，我沒有直接的證據。但從這次法國支持藏獨可以看出，代表經濟集中體現的法國政治家或者說政客是有法國的。而我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不少的中國資本家是沒有中國的。他們都有中國以外的護照，并且為了未來可以永久定居，每年都要按規定先在發照國定居長短不同的時間。有中國以外的護照就是沒有中國嗎？我們知道，管人口進出口的外交部和管商品流動的海關是國家和平時期對外最主要的象征(軍隊當然是另一種象征，例如，來訪的元首或首腦檢閱的是三軍儀仗隊)，如果外交部永遠不同意持他國護照的某個中國人再進入中國，我想那個曾經的中國人可能應該只算華人而不算中國人。我不知道同時持有多國護照的華人從國外到中國，是作為洋人持他國護照到中國使領館簽證去中國呢？還是作為中國人持中國護照回中國？中國的資本是沒有中國的。
馬克思說：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白巖松們看到了抵制家樂福會使在那里工作的本國職工和本國產品受損，國企職工白巖松們平等地看到了外企職工兄弟。這是值得肯定的。可是他沒有看到，既然那里的勞動力把自己當成商品出賣是為了換貨幣形態的工資，最終還是要把票子換成可吃可用的，要想使職工不受損，家樂福直接把店里的商品按所需的不同種類、等價折給發給職工們不就完了嗎？剩下的由老板親自來賣不就完了嗎？答案看來不言而喻。可見，白巖松們沒有注意的問題是，不論家樂福的老板是不是資助了藏獨，這一點是很明確的：職工只有幫老板賣了東西才可以領到工資。你不給他把剩余的賣了，他就不給你工資，不論是實物形態的還是貨幣形態的工資。對于這樣一句大白話所揭示的內涵，主流經濟學家們扭扭怩怩，發明了一個有點晦澀的詞：資本有剩余索取權。翻譯一下就是：資本就是要賺錢的，稍微文縐縐點就是：資本是要獲取利潤的。商業資本要獲取商業利潤，如中國的沃爾瑪、家樂福、伊藤洋華堂；工業資本要獲取工業利潤，如，成都的可口可樂、湖北的神龍富康；金融資本要獲取金融利潤，如中國平安的英國資方。
中國也好，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好，那些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只能是富人索取剩余后再用剩余的時間去消費的。在國內外充分享受了生活的有閑階級當然更熱愛生活本身。窮人因為多數時間在生產，不論是沒白沒黑的商業生產還是工業生產，得到的工資還得在漲價的情況下縮水地買吃買穿養活自己和子女，用不多的剩余時間把自己再生產、把人類再生產出來，多數時間多數人享受不到美景美樂美味美體，只好不愛生活本身，窮人只好愛那個抽象的共同體。
結論：窮人更愛國。例如，窮人多半辦不起、無處辦外國護照。例如，十多天前在成都跳樓的破產的股民，最后呼喊：支持奧運，反對藏獨。這結論與馬克思的“工人階級無祖國”我想應該不矛盾。因為按我前面的理解，兩者是平行而不交叉的。
這個結論引出一個問題：如果利潤是資本家創造的，那么，工人掙工資，資本家掙利潤，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想怎么用，往哪里去，應當說各有各很大的自由。因此，問題就是下面這個。
三、利潤是誰創造的
說來話長。用馬克思最精辟地話說：對資本家來說，生產只是為了獲取利潤而不得不干的倒霉事。一切利潤都是生產創造的。這個生產當然既包括生產汽車、電腦、電視、飛機、家具、食品等等等等，自然也包括開發、修建房子。換言之，只要可以不生產就獲利，那就寧可不生產。等著別人把錢或者把東西送上門來當然是最優的，地主就是這樣的，已經反了封建的、文明的資本主義當然不會這樣。
舉個例子。用錢生錢--金融資本這種次優狀態一般是第一選擇，現實中的現象就是精英們非常愿意到銀行、證券公司、投行工作、財經院校金融系收分最高等等。屁股當然決定腦袋。為此辯解的主流經濟學說是資本家提供了就業機會，養活了工人，資本家也勞動，金融資本也創造利潤。馬克思比他們更早地反諷過：資本家也在從事監督勞動。其實問題只要反過來問，就會一清二楚。沒有金融資本和其它一切形式的資本，工人或者農民會餓死？還是沒有工人或者農民，資本會餓死？資本罷工會餓死工人農民還是工人農民罷工會餓死資本？不過要用理論去讓理論的主流們認清這一點可不大容易，最好的辦法就是現實的經濟危機。例如，持續幾年、十幾年的倒騰房子、金融業，資源都配置得都不去種糧食了，甚至把已經入了糧倉的倒賣以換取貨幣形態的利潤，以至次貸危機，沒有糧食吃的時候，同樣需要吃飯的理論主流和資本家們會恍然大悟：原來人是要吃飯的，不吃飯肚子鬧革命就會驅使人鬧革命，肚子決定屁股，然后屁股決定腦袋，腦袋決定手腳。人與自然的緊張關系就會變成人與人的緊張關系。
貨幣形態的利潤終究只是實物形態的利潤的表現形式。改變實物形態的生產、運輸等才是利潤、財富的終極源泉，僅僅為了改變貨幣形態而進行的生產、服務是寄生在后者身上的。金融資本、商業資本都是寄生在工業資本，從而最終寄生在勞動身上的。當實體生產萎縮時，貨幣形態的財富、利潤就是水月鏡花。沒糧吃與次貸危機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四、利潤為誰而生
毛澤東說：民族問題說到底是階級問題。這個民族問題，既包括中華民族內部這個民族與那個民族的關系，是同中有異的關系，是求大同存小異的問題；也包括中華民族與其它國家民族的關系。既然問題轉化成階級問題，說到階級問題，資本家顯然是少數。少數永遠是少數，既然是人民當家作主，不論是作為中華民族一部分的藏族，還是中華民族的其它部分，漢民族要反黑窯奴隸主，西藏人民同樣也要反奴隸主。
如果勞動者是有祖國的，而利潤是由勞動者創造的，利潤當然是有祖國的。在外資已經進入洞開國門的中國無償分利的前提下，抵制家樂福們，有點象用不吃飯來餓死肚子里的蛔蟲，正確的辦法當然應該是吃驅蛔藥。這個藥在我看來就是：象五四那樣反帝反封建。今天的“帝”和“封建”的共同點就是私有制，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官僚資本、民族資本等各種形式的資本私有制，資本以股權和產權的惡法名義不合理地、非正義地分走本應屬于中國勞動者的利潤。
早有網友指出，家樂福比麥德隆價格低，是因為家樂福不象麥德隆那樣賣了東西就開票，它把本應上的稅讓給了消費者。也就是把原本就是中國勞動者創造的不先給中國政府，而是直接給了買東西的多數中國人。家樂福、麥德隆們自己是一分也不會少賺的。
由于中國石油等的利潤屬于國家，主流經濟學攻擊大型國企的壟斷是找錯了地方。真正應該關注的是這類企業內部各部門、子公司因私心作怪下的采購回扣，增加企業產品的成本，把本應事后屬于國家的利潤，提前塞入了自己的腰包，這同中國家樂福們的采購吃回扣侵犯了資本家的利潤，屬于同一性質，只是侵犯的對象不同；應該關注的是不用競爭性的招標采購來降低成本，應該關注的是不采用科學的管理技術來提高效率、減少浪費、不必要的開支。總的說來，是管理的技術問題，是適度公開經營狀況接受群眾雪亮的眼睛監督、查處、杜絕或減少內部人員受賄的問題，是上交國家的利潤如何接受監督、合理的回到全體勞動者身上改善民生的問題，是上交國家的利潤如何接受監督、平衡東西部差距和不同民族的差距的問題，是上交國家的利潤如何給中國造大飛機的兄弟企業而不買空客、波音以至最終降低乘飛機的費用的問題，而不是借產權的名義、用拆分的形式、用障眼法讓私有的、外國的等非中國國家資本來分利。即使要拆分，引入競爭，也只能是拆分成兩家或N家清一色的中國國家資本。
當勞動者的全部勞動成果不僅以工資的形式回到自己之手，而且以利潤的不同形式(不是空洞的增長數字、符號、紙幣，而是它們最終能換回的實物與服務)回到自己之手時，中國才可能崛起。中華民族才能重新善良勇敢勤勞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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