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片段）

于建嶸：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片段）

作者：于建嶸  原載：天益社區

    從2001年5月1日到2005年4月2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于建嶸在安源煤礦進行了以觀察性訪談為基礎、結合制度文本和歷史文獻研究的“廠礦工作”，最后形成《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這里摘選調查中的幾個片段。
    
    我下到了中國最底層——總平巷的牢騷
    
    2001年6月9日早8時，我來到著名的安源煤礦總平巷。總平巷在安源煤礦建礦初期是工人上下班以及煤炭輸出的總巷道，建筑呈牌坊形，用紅磚砌成，井口上方塑有鐵錘巖尖圖案和“總平巷”三個大字。巷內分為東平巷和西平巷。現在總平巷只供輸炭和輸入采礦物資，工人們進出井已另建有通道。可當年這是進入礦井的必經之路。因此，為了便于礦警和工頭監視工人，在巷口兩側，設有崗亭。而安源煤礦工人罷工時，總平巷則是一個重要的戰場。1922年9月14日，安源工人高呼罷工的口號就是從這里涌出來的，并在井口上方豎起了“罷工”的大旗，用煤桶堵住井口，與資本家展開了史無前例的罷工斗爭。 
    在總平巷口見到許多在維修鐵路的工人。他們之間互相叫著各種外號。其中有位名叫唐增福的工人卻自稱“唐老鴨”。還有一名自稱是“黑貓警長”的。有一位自稱是“山雞”的特喜愛開玩笑，說自己的老婆到外打工去了，等過年會開著桑塔納回來。我問，打什么樣的工這樣賺錢。他有點不懷好意地看著“黑貓警長”說：“女人到外面打工，還能干什么呢？還不是開發本身的肉體資源。”他話還沒有說完，“黑貓警長”就沖過來給了他一拳，并氣憤地說：“你**的，敢罵老子，我老婆就是去賣肉了總比在家餓死好。”見此情境，大家忙過來勸架。這時，“唐老鴨”走到我身邊，小聲地對我說：“黑貓警長一家是四代礦工，他的老爺爺是當年罷工時的代表，他家老婆最近出去打工后突然沒有消息了，有人說在深圳賣肉被警察扣住了。你說說，如果他家先人知道現在還需要自己的女人賣肉來養家□口的話，當年還罷工干什么啊？！”聽此言，就像突聞驚雷，我的心一下被揪了起來。 
    據了解，他們都是運輸區的，固定合同工，許多都是礦上的子弟，參加工作后大都能分到較好的工種。但我發現，他們并不很努力地工作，總是三個一群，五個一夥坐在地上閑聊。時不時有一負責人的樣子的人（也戴著礦燈，一身的機油）來叫他們工作，他們愛理不理的樣子。我問他們，為什么這樣。“山雞”氣憤地說，我們干得好壞沒有什么關系，工資又不多一分。我問他們現在工人的工資是如何發的。有一位年輕的解釋說，現在工資已不是由國家確定的了，改革開放嘛，工資標準和發放的形式當然也是要改的，現在工資主要由運輸區核準的，發多發少全由那些當官的說了算。 
    他們看我很認真地記載他們說的話，也有了表達的興趣。有一位工人對我說：“看你像個大知識份子，你知道工人是什么意思嗎？”他們看到我很迷惑，都笑了起來。那個問我的工人很嚴肅地說：“我告訴你吧，原來李立三到安源說，‘工人’兩個字放在一起，就是一個‘天’，實際上他是騙人的，‘工人’中的‘工’字，是說上下一堵，站在中間干活的。意思是說，那些被堵在這里干活的人，就是工人。”在工人們的哈哈大笑中，問我話的工人卻一點都沒有笑。他仍然很認真地把我拉進總平巷口，并推著我在巷道里走了十多米，然后對我說，“你現在算下過井了，當年***到安源來發動工人運動時，就是從這里走進煤井的，也就走了幾十米吧，在巷道里找了幾個工人聊天，就把工人騙起來跟著他搞革命，說將來革命成功了，如何如何。可后來呢？他當了主席，我們工人還是工人。”聽此言，我更到愕然。 
    從已有的史料看來，在***成立前的1920年11月，***的先驅者***就來到了萍鄉進行社會考察。他的這次萍鄉之行，雖然沒有直接深入到安源煤礦，但在從長沙前往萍鄉的火車上和在萍鄉街頭的小旅館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發生了很大的轉變。1921年秋月，毛澤東再次來到萍鄉，這時的***已是**湖南支部書記。其目的是考察安源煤礦路礦工人狀況并開辟工人運動。由于安源位于江西、湖南兩省交界處，當時安源工人運動歸屬于湖南黨組織領導。這一次***是以湖南省第一師范附屬小學主事這一公開身份，以走親訪友的名義，利用同鄉關系（當時毛拜訪的是他父親的一位故友，是安源煤礦西平巷二段段長，叫毛紫云，人稱毛師爺），走進安源這一“鄉土工區”的。他到了井下、北處房子、鍋爐房等地，考察了工人勞動的情形。對這一次安源之行，***有過很生動的描述： 
    “當年接受了馬列主義教育之后，總認為自己已經是個革命者了，可哪知道一去煤礦和工人打交道，由于自己還是一副學生腔，先生樣，工人不買你的賬。我們也不知道怎樣做工作，現在想起來真有意思，成天只知道在鐵軌上轉來轉去，這樣下去怎么行呢？后來想了很長時間才明白了過來，思想立場還沒有轉變過來嘛。一個人思想總是發展的，立場是可以轉變的。立場轉變了，才會認為我們要自覺放下架子，拜工人為師。也真靈哩，后來我們和工人一起聊天、談心，工人同志才慢慢地和我們接近起來，心里的話才愿意和我們講。”可以說，這種轉變不僅僅是形式上的。以后的歷史證明，***的這次安源之行，在很大程度上選擇了中國革命后來的道路。因為，在這里，他認識到了安源這個在廣大貧困農村包圍中的工業社區的力量。 
    正是有了這樣的認識，同年12月，***就同剛從法國留學回國后加入了***的李立三（當時叫李隆郅）、共青團員張理會、宋友生四人一起從長沙到安源進行工人運動。時任湖南勞工會評議干事的張理會和長沙第一師范附屬小學教員的宋友生，曾在長沙甲種工業學校任教，有學生在安源當機械工人，這就為***這些革命者走進安源提供了方便。他們到安源后，通過曾在長沙甲種工業學校讀過書的安源鐵路工人周鏡泉和李滌生，才進一步認識了在安源工人有一定影響的朱少連等人的。當時隨***一同到安源去的張理會對***如何引道這些工人認識“革命道理”有過很生動的問憶。***對這些工人說，“煤是資本家挖的嗎？火車是資本家開的嗎？是我們。他們住的洋房是哪個修的？是我們。工人是創造社會財富的主人。如果沒有你們辛勤地勞動，就沒有國家社會的一切，你們整天下井上工，做牛做馬，一年到頭還是吃不飽，穿不暖，你們開礦他們賺錢，你們開車他們賺錢，他們住好的，吃好的，還討小老婆，你們的血汗錢都被他們拿走了。這是什么道理呢？這是極不合理的現象！”有了一定的基礎后，***就決定在這里成立***領導的工人組織，并確定由李立三常駐安源指導一切。李立三吸收八名先進的覺悟工人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組成了安源第一個團支部，并發展了朱少連、周鏡全、李滌生等六名黨員，于1922年2月在安路局的火車房開了第一次黨員會議，建立了安源黨支部，李立三任支部書記。為組織工人俱樂部準備領導核心，1922年3月成立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籌備委員會，租牛角坡湖北同鄉會東廂房為部址，由李立三、朱少連等10人聯名呈請萍鄉縣知事公署立案。4月16日召開的第三次籌備會議，討論通過了俱樂部總章和部員公約，選舉李立三為主任，朱少連為副主任，選出評議干事若干人，組成俱樂部領導機構干事委員會。干事委員會下設文書股、宣傳股、游藝股、會計股等辦事機構，工人監察隊。當時工人俱樂部有部員300多人。5月1日，工人俱樂部舉行部員大會并游行，紀念國際勞動節，宣告工人俱樂部正式成立，拉開了中國工人階級“革命”的序幕。可見，無論當年***在總平巷的巷道走了多遠，但歷史已表明，他在安源的每一步都對中國社會的變遷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理解這些歷史人物，如何理解中國社會的這一變遷。
    
    有話就說：干什么工種也靠關系
    
    離總平巷口不到十米的地方是一排黑黑的房子，那里是安源煤礦運輸調度站。這里有幾位工人正坐在一張全是煤灰的椅子上聊天，我便站在旁邊聽。從他們聊天的內容來看，他們是司機班的。當他們了解我是來安源搞社會調查的后，就叫他們司機班的班長來接待我。這位班長30多歲，人卻顯得特別有主張。他將我上下打量一番，便問我是不是黨員。我告訴他，我不是****。他聽后便說： 
    我就知道你不是****。因為現在****是不可能來做這樣的調查的。道理很簡單，在大城市里講講三個代表就可以代表我們工人了，根本不必要了解我們工人是如何生活的。我也算是一位****吧。入黨這么多年了，可是作為一位工人黨員并沒有得到什么好處。我們這些出賣勞動力的人，只不過是別人的工具。中國這個社會是***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的，只是那些做了官的****的。他們做了官，有了權，不僅可以直接統治這個社會，而且可以利用這個權力，為自己或親朋好友謀取錢財。我們這些普通的****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他的警惕性很高，看我在錄音和做記錄，忙說：這些話，隨便說說可以，你千萬不要記，不然我什么都不說了。可是我將錄音機關了后，他也什么也不說了。這時過來一位洗煤廠的工人，看到這種情況，感到很不可理解，對那位高姓班長說，“現在是什么年代了，有話就說，有屁就放，你官已經小到只是一個班長，怕什么。”高班長就說，“你也是班長啊，你敢同他講真話？”經他一激，這位洗煤廠矸選班的值班班長袁小強接受了我的訪問。
    
    時間：2001年6月9日11時。
    地點：安源煤礦運輸調度站外工人休息的長椅處。
    受訪人：袁小強，男，35歲，洗煤廠矸選班的值班班長。
    
    我父親50年代從湖南株洲市農村到安源煤礦上來工作的，那時許多地方的工廠和礦山都到農村招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父親就到了安源來。這樣，也就有一批像我這樣出生在安源、長在安源的人。我從江西技校畢業后，就進了安源礦。現在已經結婚了，妻子是一位農民，沒有工作，就在安源街開了一小店，生意還可以，比我每個月500來元錢工資要高一些。 
    洗煤廠作為安源煤礦來說，要比下井強一些，主要是工作在地面，環境要好一些，勞動強度沒有那么強，工作的時間也比較有規律，工資也有保障，所以這里沒有農民工，一般都是正式工人，許多是安源煤礦老工人的子弟。當然，這里的工種也不完全一樣，因為分為矸選、水選、煤質、儲運，機電、后勤很多部門，總共有三百多人。具體到什么工種就要看關系了。在安源，大家有一句話，挖煤的不如運煤的，運煤的不如選煤的，選煤的不如賣煤的，賣煤的不如管人的。這不光說工種苦，而且還包括福利待遇。在井下挖煤，是最苦的，可錢肯定不如賣煤的多，賣煤又歸管人的管，不叫你賣，你就沒有煤可賣了。 
    這個社會講到底是誰有權誰就是老大。在***的企業里，誰有權就會有錢。誰有權大家就會聽你的。以權和錢建立起來的關系是這個社會最主要的關系。改革開放以前的情況，我不太了解。聽一些老工人講，那時要比現在好多了，沒有人敢像現在這樣明目張膽地搞權錢交易。那時候的干部是干出來的。如果有誰完全靠關系去買官，工人是會起來反對他們的。他們就是再恨工人，也拿工人也沒有辦法，因為有國家的政策保護啊，你沒有過硬的理由是不敢開除和處分工人的。現在情況不一樣了，權錢交易都可以公開進行。工人再有意見也沒有辦法，不敢說啊。誰說了，就要誰下崗。而且還說這是改革啊。現在誰敢反對改革？就是這些改革，改得工人一點權都沒有了，而改得那些領導比資本家還資本家啊。他們只要討好上級領導就行了，完全可以不管工人的意見。我們這些沒有關系和靠山的工人，就只有老老實實干，靠出買苦力養家。企業不是我們的是國家的，而國家又是當官的，所以企業也就是這些當官的人。 
    袁班長的話，對我震撼很大。的確，安源煤礦及許多國有企業在法律上屬于國家，但是由誰代表著國家呢？如果說是由企業領導者，也許并不客觀，雖然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決定工人的命運，但是他們自己的命運又是由他們的主管部門及其負責人決定的。而且，就工人來說，又是具有一定的等級的，那些具有特定身份的工人，也具有了一定的特定的利益。只有那些以農民身份來到這個礦山打工的人，他們的身份注定了自己是這個工礦企業最下等的人。 
    訪問完，已過十二時。也許是這種思考太過沉重，或者是天氣的原因。盡管沒有吃早飯，可一點食欲也沒有。在黑塵漫天之中，獨自回到約一公里外的招待所，已是一身的黑汗。可招待所又是停水，電風扇吹的風還是那樣悶熱。但不知什么時候，卻躺在只有大棉被的床上睡著了。到醒來時，已是下午三時，急忙趕到街心，想見一下前期認識的老工人。不想，我剛到那里，天一下就變了，傾盆大雨，全身淋了個透。老工人一個都沒有見著。只得頂著雨回招待所，在路上頓感饑餓，花了二元五角買了一碗“康師傅速食面”，回來一吃，其味難以入口，想來是假貨。
    
    井下紀實：“水深水熱”
    
    6月13日，晴空萬里。因昨晚整理資料3時才睡，所以醒來時已是7時20分，來不及吃早飯，就急忙往礦四工區跑。8時整見到了四工區工會的歐陽師傅，他告訴我陳書記在調度室等我下井，同歐陽師傅一起到調度室。可見到陳書記后，他告訴我，根據礦里的規定，外來人員不經特別批準不許下井。他認為，根據我這樣的情況，起碼要經礦領導批準。聽此言，我連忙跑到礦黨委辦向孫正風主任講明下井的要求。他一聽說我要下井，很緊張地說：“到目前為此，還沒有博士下過井，一個博士如果在井下出了什么安全事故，那是沒有辦法向社會交代的。”但我說，我來研究安源工人的，需要對他們的生活有更多的體驗。如果沒有這種體驗，就不能真實知道工人們的世界。特別是對于礦區工人的生活，如果沒有井下生活的體驗，就根本不能真正認識這些長期生活在地下的工人們。而且一位博士的生命也并不比工人的生命珍貴。如果因為自己是位博士，就害怕到井下去見證工人的生活，那么我就根本沒有資格來到這里研究工人。 
    孫主任見我要求下井的態度很堅決，只得給主管礦長打電話，并向主管礦長陳述了我要求下井的理由。主管礦長說，這樣的事需要商量一下。等了大約十五分鐘，主管礦長來電話說，經研究可以讓于博士下井，但要求力保安全，最好就在附近的工區跑跑算了，不要到四工區去，因為四工區的生產條件最艱苦，路途最遠。我說，要去就到四工區去，工人能去，我也能夠。孫主任只得將我的要求和礦領導的意見通知四工區，并給礦安全檢查科打了電話，要求他們為我辦理有關下井的手續。在等辦手續時，我到了總平巷，見到上次調查時訪問過的老工人唐增福。唐師傅知道我要下井到四工區工作面上去，感到很驚訝。他很風趣地說：“***當年到安源煤礦來，只是在總平巷轉了轉，你卻要到目前安源煤礦的最遠最苦的采區去，你想比***走得更遠？” 
    8時46分，我同四工區的陳書記一道來到專供下井人員換衣服和領礦燈的大樓，憑礦領導的批示，領到了礦燈和下井服。我們從下井口下去，先走了約800米的大巷，就坐交通車往下走。我當時坐的交通車有六節車箱，像過山車一樣，每節車箱可坐10人。只覺得車箱上有一些字跡，用頭上的礦燈照上去，原來是個女人的畫像，是用白色的東西畫上去的。在這陰黑的礦井里，有這么一幅美人畫也的確讓人感到輕松了很多。陳看我在認真研究這幅美人畫，便開玩笑地說：“這畫也不知道是我們那位工人畫家在下井前畫的，這叫畫像解渴啊！”他這一說，大家都笑了起來。交通車是直接往下行的，坡度很大，使人感到有點像往下扎，可能由于我早上沒有吃飯，加上第一次下到這么深的礦井，所以有一種天昏地暗的感覺。交通車往下行駛了大約700米左右就停下來了。陳告訴我，現在我們到了目前安源煤礦最深的一級采煤層，大約距地面有1000米了。要到四工區的工作面，還須步行約2000米。他建議到這里看一下就算了，也算下了井，到工作面的確太危險，也很遠。但我表示，今天不到工作面，就不上去了。他見我態度堅決，也就表示沒有辦法，只得舍命陪君子了。 
    于是，陳在前面帶路，我們倆一前一后往四工區的工作面走去。整個巷道黑黑的，偶爾有礦工頭上的燈顯現。大部分時間，我們只能聽到自己的腳步聲。走了大約200米，我們走進了一條更小的巷道。這道巷道下面有好多水，而且明顯地感到溫度要高很多。我高一腳低一腳地在水中移動，全身都開始流汗。一個在中學就學過的詞語突然出現在我的腦海里──“水深火熱”，也許我在此時才真正體會到了它的涵義。走過這200來米巷道，我們又進入到了一條更矮更小的巷道。盡管陳在前面一再提醒我“注意頭”，但我還總是不由自主地將頭抬起來，因此，頭幾次重重的碰撞到了巷道頂上，眼前也就冒出了金花。好在戴了安全帽子，不然肯定會是頭破血流。陳見狀便對我說，你現在知道煤礦工人為什么總低著頭走路了吧。我也突然明白了，在這樣的環境中，如何才能抬起頭來呢？ 
    接著我們又到了一條直接往下通行的更小的巷道。這道巷道與前面的有了很大的不同，不僅是小得多，而且支撐巷道的也由原來的木頭變成了鐵架。因為我在主巷道看到的是由石頭和水泥砌成，而在“水深水熱”的那幾百米看到是由木頭架起來的。我將這種不同告訴了陳，他告訴我，現在快進入工作面了。因為工作面是采煤點，用這種能移動的鐵架一方面可以保護工人工作，另一方面又可以減少成本。行走不遠，我終于看到在上方有許多礦燈在閃爍，也聽到人說話和其他一些聲音。我想，終于到了工作面了。 
    我是差不多手腳并用才從散煤中爬到工作面的。到了工作面，看到十多個工人在狹窄的鐵架子下面工作。由于電機出了點問題，還有幾個工人在一個較寬的地方修理電機。在我經過一個工人時，他為了側身讓我過去，將礦燈直接照到了我的臉前，并突然驚叫了起來：“你是于師傅嗎？”我感到很奇怪，忙問他是誰？他說我是你昨天談過話的王都華啊。我這才記起了這聲音。因為我已無法將面前這個全身都是黑煤灰的人與我昨天所有的認識人聯系起來了。可我感到奇怪的是，我現在也滿臉的煤灰，他如何能夠認識我呢？他笑著說，認識你很容易的啊，因為你戴了眼鏡，我們這里還從來沒有來過戴眼鏡的人呢。 
    經他這樣一說，那幾個正在修理電機的工人就圍了過來。他們說應該到了休息時間了。于是，我就同他們聊了起來。我先問了他們從什么地方來的，在井下工作有多少時間了。除了一個姓何的老工人（48歲）說自己祖宗三代都是安源的工人，17歲下井，現在在修理班工作。其他的采煤工人告訴我，他們都是江西附近幾個地區農村來的，其中有一個已轉為正式合同工，其他的都是農民協議工或輪換工。在這地下幾千尺的井下，我終于證實了井下主要是農民工的這一說法。我問陪我一同下井的陳書記，為什么萍礦有那么多下崗職工，而采煤則又招收農民工呢？陳小聲對我解釋說，安煤是有部分工人寧愿下崗也不愿意下井，主要是因為如果申請下崗，像安源這樣的國有大礦和革命老區這點背景，國家無論如何都要保證160多元的下崗生活費。下井就太辛苦而且有危險，工資還不高，有時也就是400多元。這樣一比較，下崗比下井就要好一些了。而農民工則不一樣了，這些年農業經濟不景氣，種田不賺錢，到這里可以賺些活錢，也就容易滿足，工作也比正式工人賣命一些。所以，大部分基層采區都喜歡用農民工，而不想用工式工人，特別是那些工人子弟。聽到這，一個讓我感到十分驚訝的名詞突然涌了出來──貧困的工人貴族？由于陳的聲音較小，那些從農村來的農民也不知道我們在說些什么，可一個勁地點頭，而且表現出一種在農村我們可以常見的表情。 
    從交談中得知，他們在早上6時下井，要到下午2時才能下班，加上路上來回兩個小時的路程和近一個小時的清洗，他們實際上工作在10小時以上。他們中一個姓李的年輕人對我說，“我們這些農民工文化程度不高，沒有技術，只有這一身死力氣，到外面找不到工作。能夠進安源煤礦來找工，已經不錯了。只是這里的工作的確太危險，分配也有些不公平。如果能有點保障就好了。”另一位姓劉的農民工說，“井下干活是苦一些，但只要埋頭干就是了，沒有那么多麻煩。而且到了井下，人和人就平等了，都是一臉的黑，也分不出富貴了，命也一樣值錢，所以也就感到蠻好的。”他這一說，就有人附和說，“對啊，一上了井我就有氣，反而到井心里的氣也就消了。”我問他們為什么這樣想？那位年齡較少的工人說，“道理很簡單啊，在礦井里大家都只有一條命，這條命都是土地爺的了，如果發生事故，無論是你是博士還是我這個文盲都是一樣死。”他還沒有說完，何師傅就向他身上吐著口水，大聲說，“你這個烏鴉嘴！！你在這里放屁啊！”接著在場有的工人也往這位工人吐著口水，罵他是烏鴉嘴。那位被罵的工人一句話也不敢說，坐在煤地里，用那雙全是煤的手擦著臉上的口水。 
    我聽著這些陳述，看著這些面目不清的工人們，一股悲涼涌上心頭。我真的不能想像他們就是這樣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艱難地出賣著自己，過著這樣暗無天日的生活。我在想，在許多經濟學者高調討論“知識經濟”的時候，是否想到，有那么一批中國的產業工人，他們每天都是進行最基本的物質的創造，但是，我們卻在遺忘他們，在犧牲他們最基本的利益。我坐煤堆里，不知是勞累還是心憂，也不知是汗水還是淚水一個勁地流了下來。
    
    第二部分 工人行動中的政治
    
    一、工農維權與抗爭性政治
    
    2004年7月17日下午2時，我同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陸雷博士陪同哈佛大學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教授乘飛機從北京來到了長沙，我們此行的目的是到安源去。 
    我同裴宜理教授是在2003年12月認識的。當時我應美國卡內基基金會的邀請訪問華盛頓。裴宜理教授聞訊后邀請我到位于波士頓的哈佛大學訪問并作一次學術演講。12月4日，我從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來到波士頓，裴宜理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閻小俊到車站接我，然后我們就直接到了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并在那里見到了裴宜理教授。裴宜理教授是美國最著名的政治學家之一，她1978年畢業于密歇根大學獲博士學位，其后在美國一些著名的大學任教，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西研究中心主任，現為美國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亨利•羅索夫斯基政治學講座教授。她是我這次學術演講的主持者，給我出的演講題目是“當代中國農民的抗爭活動及對農村穩定的影響,“Organized Peasant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mplications for Rural Stability”，而我當時講的題目卻是“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活動與政治”。我之所以改變既定的題目，主要是想強調兩個方面：首先，當代中國農民的抗爭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維權活動；其次，它不僅影響了農村的社會穩定，而且對于中國政治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這次演講中，我主要分析了兩個問題。 
    其一，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活動的基本特征。我認為，近十年來，中國農民的維權活動大體經過了三個階段。在1992年以前，農民的多數抗爭可以大體歸結為西方學者稱之為"弱者武器"的"日常抵抗"形式 ，這種抵抗主要以個人行動為主，因而不需要計劃或相互協調，利用的是隱蔽的策略，以不與權威發生正面沖突為特征，是一種有關個人直接利益的"機會主義"抗爭。而自1992年至1998年，農民的抗爭可以歸結為"依法抗爭"或"合法的反抗"這類形式 ，其特點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來對抗基層政府的土政策，以上級為訴求對象，抗爭者認定的解決問題的主體是上級，抗爭者不直接對抗他們控訴的對象。這種抗爭形式是一種公開的、準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形式，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上訪，以訴求上級政府的權威來對抗基層干部的"枉法"行為。它一般以具體的"事件"為背景，主要是一種有關集體具體利益的抗爭。而自1998年以后，農民的抗爭實際上已進入到了"有組織抗爭"或"以法抗爭"階段 。這種抗爭是以具有明確政治信仰的農民利益代言人為核心，通過各種方式建立了相對穩定的社會動員網絡，抗爭者以其他農民為訴求對象，他們認定的解決問題的主體是包括他們在內并以他們為主導的農民自己，抗爭者直接挑戰他們的對立面，即直接以縣鄉政府為抗爭對象，是一種旨在宣示和確立農民這一社會群體抽象的"合法權益"或"公民權利"政治性抗爭 。 
    其二，農民維權活動對中國政治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我認為，近十年來中國農民維權活動是在一個特定的社會政治生態下發生的。雖然農民占到了全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三，但他們在經濟上被剝奪的同時，還一直被排斥在國家政治生活之外，是中國社會的弱勢群體。因此，在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治框架下而缺乏公民社會意識和規則的社會里，他們的抗爭活動只能屬于弱者的反抗，是一種被“法律認可”的但被“政治禁止”的行為。但這并不是說，農民維權活動不具有政治上的意義。在我看來，農民維權活動與國家政治有著十分復雜的互動性，它可以為我們正確理解中國政治提供許多相關的信息。這主要表現為，農民維權活動構成了一種社會壓力，迫使執政者從政治這一高度來認識農民的處境并不停地修正其相關政策；農民維權活動在對知識精英們進行著現代權益社會的啟蒙，也因此改變了中國的政治話語狀況；農民維權活動也在改造農民自身，他們從以法維權中獲得了的政治體驗，培養了其領導人的政治智慧，同時也在提升著農民整體的政治訴求。正是基于上述的認識，我們有理由相信，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活動所表現出來的理性和力量，對社會各個領域具有深遠的示范意義，必將引發一場旨在建構一個民主開放的公民社會的世紀性維權運動。 
    演講結束后，裴宜理教授親自開車請我到哈佛大學附近的一中餐館吃飯。她送給了我一本《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的中譯本。實際上，在來美國之前，我已經從書店里買到了這本書并認真研讀過。她告訴我，她父母是作為傳教士從美國到中國去的。她本人生在上海，生長在日本，然后回美國來讀書和工作的。她一直對近代中國的民眾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間的相互關系癡迷。她最初的研究是有關農民問題的，主要的研究成果就是其博士論文《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1845—1945》。這本書是她學術的真正起點，是研究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淮北地區農村動亂問題的。她認為： 
    “傳統形式的農民暴動之發生，親緣和地緣關系比起階級地位更為重要”。而“這些傳統的的東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進入這一地區開展動員農民工作的共產主義革命者陷于兩難境地。盡管共產黨干部吸引利用了既有的暴動模式，但在1949年后，他們也將全新的階級斗爭方式引入了中國農村”。即使在上海這一高度“現代”的背景下，“在不斷演進的反抗方式中，與工人中存在的世俗關系——地緣祖籍、性別、文化程度等等——相比，階級地位的作用仍然不是那么突出。當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干部著手在上海工人中開展組織工作時，他們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隊伍中既有壁壘的深刻影響。反之，這兩個政黨不同的社會基礎也深深地刻畫出了先是國民黨政權然后是共產黨政權的不同特性”。 
    我告訴她，我的研究思路與她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我們都是從研究農民問題和研究工人問題；所不同的地方是，她更多研究的是歷史而我更關注的現狀；她要尋找到工人和農民在進行反抗時所表現出來的相一致的地方，而我更想搞清楚的是工人和農民在進行反抗時所表現出來的不同。接著，我介紹了自己正在進行的安源工人的研究。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實證方法，就是深入到礦區進行訪談。2001年到2003是我研究的第一個階段，進行的開放式訪談，主要是想通過這些訪談了解當代工人階級的基本狀況。下一階段將從工人的集體行動進行結構訪談，要研究在工人階級在目前的狀況下，為什么會產生或不產生集體行動。在我看來，現在學術界對中國工人的集體行動研究是十分有限的。 
    裴宜理教授對我的這些觀點表示出非常的興趣。她說，無論研究歷史還是現狀，研究工人還是研究農民，基本的分析框架是很重要的。她還表示，對安源研究十分有興趣。于是我邀請她，在方便的時候，來中國的安源考察。
    正是這次約定，裴宜理教授在7月15日從上海來到了北京，然后開始了我們這次安源之行。
    
    二、兩封上訪信
    
    7月18日早8時30分，湖南省委宣傳部派車送我們三人和湖南師范大學周作翰教授一起從長沙到安源。上午11時到達安源。由萍鄉市政府安排在安源賓館的711（裴），712（周），713（于、陸），中午萍鄉市委陳副秘書長設宴招待。下午3時，安源煤礦黨委辦孫正風主任來到賓館。簡單交談后我們即前往安源煤礦。 
    安源的變化很大，道路擴寬了，綠化也做得不錯。安源廣場更象一個開放式的公園，成為了安源居民休息健身的主要去處。我們一行來到安源廣場，那些正在聊天的老工人就很高興地圍了過來，同我打著招呼。柳本金很大聲地告訴我，最近他到了北京旅游，可因我的電話換了，沒有找到我。我是知道的，他說這些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告訴大家他到過北京了。盡管大家還是一樣的說笑，可我總感到氣氛有些不一樣，卻又說不清楚是什么。只是看到有幾位我曾經訪問過的老工人同我簡單交談后就到一邊去很秘密談論著什么，不一會他們中的一位就急急忙忙走了。而其他同我聊天的老工人也一邊同我說東道西，一邊四處觀望，時不時流露出一點緊張來。過了大約十多分鐘，原來離開的那一位又趕到了我們中間，他很鄭重交給我兩份材料，說要等會看，不要讓人發現了。這讓我感到非常驚愕。因為，從我2001年到安源來從事工人狀況調查，雖然我也經常能夠聽到各種不滿和憤怒，但從來來都是公開而熱烈的。這到底是什么東西? 
    我非常急切地想了解這些不能讓人發現的材料是些什么內容。于是，我離開了人群，來到廣場不遠一個的小餐館，找了一個沒有人注意的地方翻閱這兩份材料。
    
    材料一
    
    關于請求按國家及省有關法規、文件發放護理費和傷殘補助金的報告
    萍礦集團公司黨、政、工領導：
    我們是安源煤礦傷殘退休職工，現請求上級組織認真按照國家勞動部(1996)266號文件及江西省勞動廳(1996)第125號和(1997)第23號文件精神，給我們發放職業病工人護理費和一次性傷殘補助金。 
    我們這些退休職工大部分都是曾經長期從事井下生產一線工作而患有二至三級矽肺病的人，按國家有關規定屬四類工殘患者，可享受二級護理待遇，死亡補助金標，準可為本省上年度職工平均工資48個月至60個月的金額。可是，這些待遇我們并沒有享受到或者說沒有完全享受到。 
    我們矽肺病人的死亡補助金實際地僅拿到本省上年度職工平均工資20個月的金額，還不到規定的二分之一。我們的營養費每月僅28元，平均每天不過一支冰棒的錢。我們在醫院住院治病，按照《職業病防治法》和《工殘保險條例》等有關文件規定，我們這些職業病患者可領取到一至三級不等的護理費，但是除了少數個別跟醫生、領導比較熟悉有一定關系背景的人才能開到證明批到字領到護理費之外，極大多數人是享受不到的，因為我們既不熟悉申報程序又不熟悉有關部門和有關領導，而且身為患者病得自身難保，既沒有那份耐心又沒有那份精力。有關部門理應站在“三個代表”的立場上考慮盡量為患者提供便利，維護職業病患者或工殘人員的合法權益，而不應當“裁減”和損害我們這些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 
    我們這些職業病患者或工傷殘者都曾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都是在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不幸患病或傷殘的，不論在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都飽嘗了傷病的折磨與痛苦，可我們無怨無悔，建設祖國是我們的神圣職責和義務。但，當我們因工傷殘之后，國家既然規定了相關的待遇，我們不但可以而且應當不折不扣地享受，任何單位或個人都不能凌駕國家法律法規之上而予以剝奪或裁減。 
    我們曾多次向上級組織和領導反映我們的上述意見，但始終得不到滿意的回答。為此，我們再次向萍礦集團公司黨、政、工組織和領導請求，迫切希望能夠認真按照國家勞動部、省勞動廳有關文件精神給我們發放職業病工人醫療護理費和一次性傷殘補助金。
    特此報告，請予批準。
    安源煤礦矽肺傷殘退休職工
    二00四年三月十一日
    
    材料二
    
    1.8萬名萍礦退休職工的心聲
    關于請求增加工資、改善經濟待遇的報告
    現將萍礦退仆職工現行工資狀況、造成之原因、以及我們的迫切要求陳述于后，供參考。
    據可靠統計資料：現萍礦退休職工平均工資僅524元，比全國、全省同行業和鋼鐵、電力其他行業退休職工工資低4()—50%，比萍鄉地區各行業退休職工工資低40%以上。僅以萍鄉高坑地區為例，該地環衛1人退休工資平均達800元以上，而高坑礦井下退休職工工資僅為500多元。 
    造成萍礦退休職工工資水準極其低下，主要是前幾任主要局領導濫用職權，拒不執行上級相關文件決定，擅自制定一些不合理政策造成的。 
    萍礦前任局長陳慶祿、張玉衡、文培斌等人扣壓上級有關文件，多次剝奪萍礦退休職工增資以及提高工齡工資，增補菜藍子費等待遇，致使萍礦退休職工工資極為低下，這是不堪容忍的。 
    萍礦退休職工曾經為國家的經濟建設付出艱辛，也作出了一定貢獻，到頭落得如此境地：在全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大背景下，我們的生活水平實際上是日趨下降，因物價上漲，我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尚不能解決溫飽問題。 
    鑒于萍礦退休職工的工資現狀，我們迫切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要求省里盡快出臺相關政策，早日解決這一問題。我們殷切期盼省委省政府給1.8萬名萍礦退休職工一個圓滿的答復。
    致
    無產階級革命敬禮!
    萍鄉礦業集團公司全體退休職工
    2004年6月28日
    （簽名、蓋章名單附后）
    看了安源工人送來的這些上訪材料，我突然明白了，今天的安源為何增加了這許多的緊張。
    
    三、黨委書記的委婉警告
    
    4時，我們到安源礦黨委辦公室。安源煤礦黨委書記劉xx和黨辦主任孫xx與我們進行了座談。劉xx書記先對裴宜理教授訪問安源煤礦表示歡迎。他有針對性的談到了安源礦的經濟狀況和退休工人的問題。
    
    社會穩定是企業最大的政治
    
    時間：2004年7月18日下午4時
    地點：安源煤礦會議室
    人員：劉xx，安源礦黨委書記
    
    歡迎哈佛大學的裴教授、湖南師大的周教授和中國社科院的于博士和陸博士來安源煤礦參觀指導。于博士是我們的老朋友了，他到我們安源來調查已經有5年了。現在啊，象于博士這樣搞社會調查的真的還不多。他堅持了數年，真正深入到礦區，甚至還到了我們礦里深最危險的采掘點，與礦工交朋友，了解實際情況，不容易啊，值得我們大家學習。我聽說，我們礦的礦工對于博士很信任，這很好啊，說明于博士與大家心連心啊。只是現在社會情況有些復雜，有些情況工人也不一定了解，因此，對他們提出的問題和要求也要進行具體的分析啊。比如最近一些退休工人就在爭三級工資的事情啊，我估計你們這次來，他們肯定會與于博士講的。我在這里不妨先介紹一些情況，好使你們特別是于博士心中有數啊。 
    現在退休老工人講的問題，是一個歷史老問題。早些年由于煤炭行業性不景氣，我們的日子過得好緊的啊。于博士在2001年來時，我們安源礦還是破破爛爛的啊。聽說于博士就總在外面的馬路上與工人一起吃飯，飯里面會有許多煤灰啊。這幾年情況發生變化了。一是由于包括我們煤炭行業在內的能源行業全面復蘇，二是在國家政策幫助下我們安源礦成為了上市公司。企業效益好了，我們就還了一些老賬，搞了一些環境建設，提高了職工的生活福利待遇。總的來說，全礦職工無論是普通工人，還是高中層干部，都是感到高興的。但是并不是說就沒有問題了，比如現在退休工人提出的增加三級工資等問題，就是比較突出的事情。 
    我們礦是個老礦，企業人員的構成比較特別。現在全礦4310人在崗,就有3000多退休職工。這是原來用工制度造成的。現在用工制度改革了，所有的人只要同我們簽訂了勞動合同，就是我們的員工了。現在我們一般也不說農民協議工，都是我們的職工。我們第一線的700多工人，基本上都是農民工。但原來退休職工我們不能不管啊。根據國家的政策，我們企業也把這些老職工交給政府的社會保險。這個社會保險是全國統籌統調.我們企業曾經為國家做了很大的貢獻,但是老企業，退休工人多，所以靠全國統籌才能養得起。這樣一來，現在退休的人領的錢不叫退休工資，就叫養老金。由于國家統一的標準，有些退休老工人領到的養老金就比較低。隨著經濟的發展，這些退休老職工對生活水平的提高期望值也有所提高了啊。他們看到社會上有些人富了，我們這些在職職工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他們的生活水平卻沒有提高，有些意見，找礦務局要求提高福利待遇，要求加三級工資。實際上他們已是社區的人了，不是我們企業的人了。他們的福利待遇已經與我們企業沒有多少關系了。可這一點，他們并不明白啊，總還認為自己仍然是礦上的人，要礦里面來解決他們的問題。可這中沒有法律和政策依據的。可以說啊，他們生活困難提出增加福利待遇，叫做于情有理，而于法無據啊，這如何能解決呢?當然啰，我們還處在過渡時期，有些問題還沒有接軌，他們有些人不理解，但不能以此來搞出事情來，那是要負法律責任的。我分析啊，這些退休老工人也是一時吵嚷一下，沒有什么關系。問題啊，安源是有革命傳統的地方，當年安源大罷工時工人就特別團結。現在有些退休老工人就想學當年的樣子，想團結起來與礦務局講條件。只是當年與現在不同了，現在是法制社會了，做所有的事情都要有法律和政策依據的。等他們感到靠這樣的辦法，不僅不能增加自己的福利待遇，反而對自己及子女都有危害時，就不會再吵了。要不了多久，安源就會風平浪靜的。 
    我們是國有企業，追求經濟效益是我們的目標，但社會效益也是很重要的。現在對安源礦來說，維護社會的穩定也就是我們最大的目標，是我們安源礦最大的政治。我想，這一點，我想于博士與我們有同感。于博士是國家級的研究人員，離黨中央近，站得比我們這些基層干部高，看得比我們遠，還希望你多給工人做些工作，與我們共同一道來維護好目前這個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如果出了什么事總不件好事啊。 
    劉xx書記這一番講話很有水平。不多的言辭，不僅解釋了安源退休職工提出的問題，還鮮明地表明了企業的態度，最為重要的，他在禮貌周到之中不軟不硬地對我提出了警告。這些年，由于我一直在研究社會沖突，也就常會得到這樣的一些警告。只是因為我知道自己的原則和底線，所以也一般不會太把這樣的警告放在心上。而且，相比較而言，劉書記的這些話，遠比我在調查農村群體性事件時被鄉鎮干部警告要委婉和禮貌得多。我對他講話中提到的兩點特別感興趣。其一，安源的退休工人現在是社區的人，他們的福利待遇不再由企業負責任。工人從單位人變成社區人，是作為企業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提出來的。可在現實中，有許多企業就是利用這一改革而把工人作為企業的負擔推給社會。但是這種變化對工人意味著什么呢?我們卻很少去認真關注。特別是由于許多配套措施沒有落實，工人的合法權益往往在這些改革中被侵害，而會產生什么樣的社會問題更是人們不愿意觸及的。其二，安源工人有團結起來抗爭的傳統。這實際上是更有意思的問題。的確，當年的安源工人大罷工造就過一代共產黨人，也培育了安源工人團結戰斗的傳統。但是，不同的階段、不同的政治力量會因不同的目的和采取不同的方式來利用這一傳統。可以說，它是一份政治遺產，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也可以有不同的利用。 
    離開礦會議室，在孫xx主任的陪同下，我們一起來到了總平巷。裴宜理教授對巷口那個神堂特別感興趣。孫主任告訴他，建礦很長一個時期，安源礦工都從總平巷下井的。由于礦工的職業特別危險，工人下井時都要在這里燒一柱香求神保估。裴教授說，在井下的工人實際上與井上的時表現出來的思想意識有很多不一樣的，他們一走進這個巷口，就把自己交給土地神了。然后，我們一起參觀了罷工時期的談判處。孫主任重點講了當年劉少奇代表工人去談判的故事。裴教授主要想了解，劉少奇是以工人還是教員身份來談判的。看來，歷史學家關注的更多是細節， 
    參觀完已六點多鐘了，孫主任說要代表礦里面請大家吃飯。我說，這就不要了，還是按我們的老規格辦事到職工食堂吃飯。這樣，我們一行五人到了新裝修過的礦工食堂。同工人一樣，花四元錢一位。可能由于孫主任的特別關照，我們的菜比工人的要多一些，只是全是紅紅的辣椒，裴教授邊口邊開玩笑說，只有吃到安源的飯，才能知道這里為什么出革命家了，毛主席說的啊，不吃辣椒不革命呢。我開玩笑說，這是哈費大學教授第一次吃到安源工人的飯，也可載入史冊了。 
    在我們吃飯期間，有一些礦工過來與我聊天。其中我多次訪問過的農民協議工葉明根更是語出驚人。他很認真地對我說，“于博士啊，你在2001年對我講過，只要我存到了1萬元就一定會討到老婆的，我現在都快存到2萬元了，還沒有討到老婆。你這次來了，不幫我討到老婆就不準回北京啊”。之后，就是滿堂歡笑。吃完飯后，我們一行參觀了工人宿舍。
    
    四、工人們的策略
    
    19日早上8時，我們就來到了安源廣場。因紀念館還沒有開門，我們來到正在聊天的工人中間，想聽聽他們在談些什么。這里，我訪談過多次的一位老工人把我叫到一邊，說有好多話要同我講講。
    
    我們爭取的自己合法權利
    
    時間：2004年7月19日8時15分。
    地點：安源廣場西南角
    人員：xxx，簡稱x
    陳XX，安源礦退休干部，簡稱陳。
    x：這次我來安源礦，知道了你們退休老工人就福利待遇問題上訪和找礦務局領導談判。作為礦里的老領導，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陳：我們的退休工人是爭取自己的合法權利。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這個事情的責任不在我們退休工人,而在于礦務局的領導不依法辦事,我們是依法維護自己的權利。我是完全支持的，而積極參加了這些行動。
    x:這個事情最早是如何發起的?
    陳：這個事情啊表面上看是最近發起的，實際上已準備好多年了。你是知道的，這些年我們這些老工人一直都在講我們的生活水平太低，我們都感到不滿啊。我們當年為安源礦，為國家的煤炭事業可是出了大力的啊，可現在呢，他們不管我們了。天下那有這樣的理，那有這樣對待自己先人的?現在這些在位的領導啊，不講良心。說到底，是不要臉，只顧自己享受，不管老工人的死活。現在啊，這個世道真的變了，讓一些自私自利的家伙當了權。想當年我們這些礦長，那個這樣貪過，我們想的就是如何多出煤，如何出好煤。現在呢?他們就是想著自己多賺錢。他們現在肥得流油了，卻敢克扣我們這些老工人的三級工資，還有菜籃子錢，工齡補貼。這簡直是不人道。每當我想起這些，心里就有氣啊。但我們也沒有辦法，找不到具體事件啊。今年春節期間，礦里面開會，有老工程師就說了礦務局前領導克扣了我們的三級工資的事。這下子我們知道了，原來是我們現在低工資是他們搞的名堂啊。這個事啊，很快讓全體退休老職工知道了。大家感到這很氣憤啊，就有人建議長礦務局領導講道理去，要他們被發我們的工資和菜籃子錢等福利待遇啊。
    x：你們講的這些工資、菜籃子錢、工齡補貼有依據嗎?
    陳：現在還沒有找到正式文件。講實話，我們到那里去拿文件?他們那些當官的不給我們看，我們有什么辦法呢?事實上，有沒有文件并不重要啊。我們的生活水平擺在這里，我們就是只拿了這么多錢，平均500元左右。而他們這些在位的呢?那可了不得啊。有的拿幾十萬的年薪。是我們工人的幾十倍。這才是真正的道理。當年毛主席領導我們安源工人罷工時，有一個理由就是礦里面的那些當權的比工人工資差了幾十倍。現在就是這樣啊。這是什么世道啊。不管有沒有文件，我們講的這個理總是對的吧。我們這些老工人是講道理的，沒有文件你們當權的不會為我們制訂一個文件出來啊?你們拿幾十萬元一年的文件還不是你們自己定的。一講到我們這些老工人的福利待遇問題，就不行了，就要文件了。真是霸權主義，蠻不講理，現在那有我們工人講話的地方。我們老工人為礦里做出過那么大的貢獻，現在卻沒有吃飯的錢，這不合理，要改過來!現在我們我們就認這個理，這個理就是我們的依據。
    x:那么，你們如何去爭取這個權利呢?
    陳:我們首先是把礦務局克扣退休職工的事告訴大家，大家知道這個事后很氣憤啊，就說要找他們算賬。我們講要注意策略啊，不要一下子行動，要先派些人去礦務局試探一下。于是就有三五個退休工人自愿地跑到礦務局找領導啊。可領導不接見，不理這些老工人。大家一看，這樣不是個事啊，也就想起了當年安源大罷工時期李立山說的話，人多力量大，要團結起來啊。于是，我們中間的一些人就組織起來聯名寫告訴信啊。這樣一來，礦務局領導就吃不消了，就不得不理不采了，他們到我們這些人中間來做工作，說有人想組織工人鬧事。這是狗屁話呢。我們鬧什么事，我們是要債，是要錢，是用國家同意的方式來上訪，來同你講道理。
    x：你剛才一再說“我們”是指一些什么樣的人?
    陳：我所說的我們，主要是現在敢于為退休職工講話的人，也可以說是工人代表。現在在全礦進行活動的主要人員有三四十個，大都是一些退下來的基層領導啊，比如象我這樣的曾經在基層礦擔任過礦長的，也在礦里面擔任過工區長的、班組長的，還有老工會主席、工會干事啊。我們這些人在工人中有威信，大家也信得過。而且我們這些人原來就是退休工人的領導，對大家也有一份責任，現在大家的日子過得這樣不好，我們就該出頭為大家討一個公道。當然啰，我們這些人相對于老人來說，文化水平要高一些，經濟條件也要好一些，有時間和能力為大家辦這些事。
    x：你們這些“代表”是經過什么程序產生的呢?你們是不是成立了什么組織呢?
    陳：我們這些代表沒有經過什么選舉啊。最初是大家愿意為老職工辦這件事情，就自愿地出頭了。后來人數越來越多，各礦也產生了一些骨干成員，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核心了啊。但我們大家討論來討論去，決定還是不成立什么組織，就叫工人代表。為什么不是組織呢?這是因為如果我們叫什么組織，他們就會找我們麻煩，說我們是非法組織，就要打擊的。而叫工人代表比較好，我們可以開代表會議啊，也可以從代表中再派出人來做一些具體的事情。比如有的代表就專門負責找文件和搞材料，有的就負責去宣傳，有的負責出頭找領導談判，有的就負責把情況告訴大家。這比搞組織靈活，實際上也能發揮作用。我們這些工人代表上次在一起討論時，大家就說，我們搞什么事情都要講法律依據。雖然我們現在找不到補發工資的文件，但我們采取的行動卻一定要符合國家的法律。我們要做到守法的公民，而不能打人、罵人、更不能做干攏辦公等違法的事情。
    x:您認為這個事有結果嗎?
    陳:這個事一定會有結果的.我們是安源礦工,我們的先人就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奮斗過,他們起來罷工,與資本家斗,最后不是也取得了勝利了.而且幫助共產黨打下了江山啊。當然啊，我們今天團結起來找礦務局談判解決我們的福利待遇，與當代的共產黨領導的罷工是不同的。我們是要債，不是要權；我們是經濟問題，不是搞政治。而且，我們是些退休的老工人,我們有的是時間,我們不怕什么,他們拿我們沒有辦法的,我們會一直斗爭到最后勝利的。 
    在我們聊天之時，安源礦黨辦x主任來了電話，主要講了二點：第一，現在有些工人想鬧事，他們昨天送了一份材料給我，要小心一點，不要讓工人利用了。第二，昨天商量的開一個工人座談會，現在礦里的書記不同意召開，主要目前的形勢比較緊張，而且x是外國人，怕發生一些不好的事情。聽到這些話，我表示可以理解。 
    陳在一旁很警覺地聽我接電話。他不問我：“是不是礦里來電話了?這些人啊，就是怕我們與外面的人聯系，可這能擋得住嗎?這樣吧，你先去參觀。我給些材料給你，我要講的這里面都有了，這些材料把我們為什么要找他們談判，為何要依法斗爭都講清楚了”。我接過他遞過來的材料，感到非常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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