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中國民粹思潮的前身
中國當代的民粹思潮以網絡特別是BBS為其主要的表達空間，其產生與“網絡話語權”的形成密不可分。2000年以后互聯網的BBS文化在中國興起，并逐漸固化為一種極其重要的網絡生存方式。它不同于之前只能瀏覽網頁的單向度傳達信息的模式，而是迅速開創了一種新的公共輿論模式，話語表達的機會迅速扁平化。
一段時間依賴日本右翼美化侵略戰爭的言論不斷刺激著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以2001年趙薇“軍旗裝”事件為起點，“反日”作為一個焦點話題開始自覺化，“網民”的發言和跟帖作為一個重要的話語力量開始介入社會公共事件，“憤青”作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開始進入在公共話語的序列。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對趙薇的批判和圍剿中已經產生了一種絕不寬容的極端化情緒，潑糞事件就是這種情緒被網絡討論不斷放大的結果。之后陸續出現“抵制日貨”的網絡號召，在2003年出現了百萬人簽名抵制京滬高鐵使用日本新干線技術的龐大網絡運動。此時的“反日”力量同中國當時各種傳統社會思潮相比顯得相當的蔚為大觀。
我認為中國當前以網絡為主要表達途徑的民粹思潮大致可以分為以2005年為分界點的兩個階段。2005年之前的階段主要表現為以“反日”為旗幟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在此過程中“日本”這個概念也被迅速的符號化和污名化，針對日本的種族主義仇恨開始占據BBS的主流。對日本人的謾罵、宣揚種族仇恨、鼓吹對日戰爭等取代了之前對日本右翼勢力的批判成為主要內容，“一邊倒”的網絡語境開始形成。
最后2005年的反日大游行可以看作這一主題線索在現實中的最高爆發，之后在連續數年的過度討論后“反日”話題逐漸冷卻。從這一過程我們可以看出2000年之前中國不成熟的愛國主義的混沌思想中混雜著大量不同的社會思潮。在之后以批判日本右翼份子歪曲歷史為起點的“反日”運動中，一部分極端的民族主義從其中分化出來，成為今天的網絡民粹思潮的前身。其無條件鼓吹暴力和復仇的極端情緒，慣常使用赤裸裸的臟話、謾罵來宣泄情緒，不加反思“一邊倒”的盲從語境等特點也被當前的極端網絡民粹思潮所繼承。
2005年改革大討論后，從以反思改革和追求社會公正為起點的網絡運動中又分化出一股以國內矛盾為主要關注點、以極左思想為理論資源、以反精英主義的草根姿態出現的社會思潮。無法考證其與之前的極端民族主義之間是一種繼承嬗變還是一種聯合共謀，現實中兩者迅速融合為一股極端主義的民粹思潮，并在其后的演進中體現出道德專斷主義的特征。
當代中國民粹思潮形成的背景和過程
一。“底層問題”和社會結構失衡是民粹思潮產生的現實根源
1.對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判斷
改革開放以后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非均衡發展戰略下，中國社會開始迅速的分化。經過三十年的改革，中國社會基本形成了“精英—大眾—底層”的三層結構。“精英”是在改革過程中逐漸占有社會優勢資源，并開始在資本邏輯主導的社會系統中處于支配地位的一批人。他們一定程度上支配著社會系統的運作程序，主導著社會系統的分配方式，在制定系統規則的博弈中占據強勢，并生產著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
“大眾”是在社會體統中處于依附狀態的“大多數”，他們無緣接觸系統的支配權，甚至缺乏參與主導權博弈的能力。但他們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中掌控有限的博弈能力：在被動接受既定運作規則的條件下，通過出售自身有限資源（主要是勞動力和少量資本），在既定的分配方式中換取一定社會資源維系自身生存，并分享一定的話語資源。
“底層”是一群被拋棄在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系統之外的邊緣人群和那些通過系統內的資源分配無法或極為勉強維系自身生存的人。他們缺乏參與系統規則內生產性活動的能力和機會，極少擁有參與社會資源分配博弈的資本，或是其參與的最底層勞動、邊緣性勞動所帶來的社會資源分配極難維系其生存。除此之外，改革之后中國從國家和社會高度重合的全能國家體制下走出來，國家從很多社會領域退出，市民社會開始填補這些領域的空白，開始形成“政治國家—市民社會”的二元關系。雖然某種程度上現在政治國家的權力場域與精英階層之間的關系日趨緊密，其個體也具有的精英身份，但并不能簡單的將其歸入精英階層。因為我們國家的政治權力的生產與再生產更多的來自權威主義的自我授權，與市民社會的關聯度不高。
特殊的意識形態傳統使其權力結構本身構成一個封閉的系統獨立于上述三個階層構成的體系之外。政治國家可以單向的對市民社會施加影響，而市民社會卻缺乏有效的制度化途徑通過參與其的權力生產與再生產來對其施加影響。這樣就構成了“國家—精英—大眾—底層”的復雜多元格局關系。
2，社會利益失衡的過程分析。
在改革前的傳統社會主義模式中政治國家主導一切利益分配，其隱含著“全體勞動者利益一致”的假設和“政權代表全體勞動人民利益”和“實現無壓迫、無剝削的平等社會”的政治承諾。在這種利益主體同一化的社會里，政府全面掌控利益分配本身就含有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維度。但改革開放后的市場經濟改革必然造就利益主體的多元化，打破平均主義造就了社會的差異化和重新分層。我們需要一個新的調節機制來協調新產生的不同利益主體“精英—大眾—底層”之間的利益沖突，并通過維持差異化的階層之間平衡關系來維持社會的基本公正。
但由于我們社會改革的滯后，在市民社會缺乏自身調節機制同時也無法制度化的把多元訴求轉入政治語境的情況下，政府依然寄希望于延續依靠原有的一元政治權威分配和調節社會利益的方式來協調新時期的多元矛盾沖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某種程度上就體現了這種政策企圖）。這種一元的權力結構當然無法駕馭多元的價值沖突，其壟斷了一個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最后只能通過政治權威掩蓋和壓制現實中利益沖突和社會矛盾，“穩定壓倒一切”的強硬口號和一度愈演愈烈的“群體性事件”之間的矛盾正體現了其現實尷尬。
這種政治壟斷的直接后果是社會的利益沖突無法得到有效協調，不同地位的社會階層之間缺乏利益統籌。雖然依然存在政治國家的制約，但政治國家的制約同時指向整個市民社會，并不產生對市民社會內部利益格局的重構（后文會提到由于改革后政治合法性生成機制的嬗變，政治權力和民間精英階層之間的共謀關系其實在不斷加強，所以其“制約”往往并不是均勻的指向三個階層）。結果社會資源自發的過度向優勢群體集中，精英階層對整個社會系統的支配能力不斷強化，其在利益博弈中的優勢也不斷擴大；“大眾”和“底層”原本就薄弱的博弈能力被進一步稀釋，社會的公平正義維度缺乏實現途徑。此外還產生一個制度外的后果：在現實中政治權力很容易被多元利益中擁有資源優勢的一方俘虜，說白了就是權錢交易的腐敗。
導致形成誰有資本靠近權力，誰就能在利益博弈中獲勝的博弈潛規則。造就了一個非法的政治精英與資本精英共謀的“寡頭精英聯盟”，從而進一步固化和加劇了原有的社會利益失衡。（另外存在一個政治國家出于發展主義需要，而在其政策范圍內由其主導構建的具有“合法性”的政治權力同經濟資本的聯盟）。
在這種特殊的結構條件下，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開始中國的經濟改革的主要受益群體開始發生轉變，并且逐漸脫離了過去利益均沾的帕累托式改進的軌道：80年代改革的收益群體首要的就是城市的個體工商戶和農村包產到戶后的農民這些大眾階層，但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精英階層成為主要的受益人群并逐漸壟斷了主要社會資源。而個體工商戶和農民這些曾近的主要受益群體不但享有的資源比例不斷下降，其生存境遇也在惡化——個體工商戶數量不斷減少、“三農”問題逐漸嚴重。 `v3WJ>Q!N?
另一方面隨著工業化的加速，大眾階層中的城市工薪階層中的一部分（包括農民工）的確也分享了改革帶來的社會資源增長，但其增長幅度遠遠低于精英階層的資本積聚速度（特別是同國有資產改制這種急速的低成本資本積累相比），同時這種分享缺乏制度化保障。而且隨著九十年代末政府將公共品供給迅速市場化和私人付費化（例如醫療、教育、住房領域的改革），不僅僅城市工薪階層分享的增長紅利被迅速稀釋，急速增長的教育、醫療、住房成本對整個大眾階層都產生了一種財富抽取效應，但精英階層卻有能力通過這些改革獲取更多的商業利益。一種利益資源逐漸向精英階層單向集中、精英同大眾之間優勢差距不斷擴大的社會結構逐漸成型。
更重要的是大眾在這一階段的改革規劃、規則制定過程中完全沒有話語權，只能被動接受政治國家或精英階層提出的規則。隨著改革受益人群的變化和帕累托改進的終結，改革給大眾階層帶來是正效應還是負效應？這個問題就變得非常復雜和微妙，但無可置疑的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大眾階層中逐漸孕育了一種不滿情緒。更加嚴重的是改革過程的不夠完善使大眾階層中靠近底部的一部分人出現絕對貧困化，淪落為“底層人群”。而且他們不同于過去的貧困人口，其絕對貧困化在某種意義上是“改革陣痛”的產物，比如國有企業的下崗工人以及城市化、工業化擴張中的失地農民，他們連同過去固有的貧困人口構成了一個數量可觀的“底層階層”。 _
遺憾的是之后我們不但沒有給予這些改革受損階層以合適的補償，而且國家的公共品供給在沒有配套社會保障措施下的激進改革進一步惡化了底層的生存環境，甚至直接威脅到其生存。這種情況下社會底層可能陷入一種生存環境極端惡劣，并且缺乏向上流動渠道的絕望化境地。即使這是占總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但是他們的絕望就是制造激進民粹情緒的“酵母”。
二。科學主義支配下的“現代性啟蒙話語”制造了孕育民粹思潮的話語環境
改革開放后中國曾近被長期壓抑的對于現代化的追求沖動被大量釋放，并成為絕對的主流思潮，甚至構建出一種現代化烏托邦的意識形態：對“發達”的現代生產方式和現代生活方式的無限推崇和不容反思的復制推廣；資本化、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是通向“現代化”的演進路線和其標志性特征（符號化表達）；現代性被理解為市場與繁榮、資本與發展、民主與自由、增長與幸福，世界（西方）與文明這些概念間正相關的線性推導。
這個現代化意識形態帶來的現代性敘事邏輯逐漸成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表達方式：一種剛性和決斷的關聯邏輯——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能被現代性邏輯所涵蓋的變化是正價值的、進步的，一切現實問題都可以隨著現代化過程而得到改善或獲得解決。現代化的意識形態是針對現代性的自我修飾和辯護，同時也是對現代化過程本身的自我修飾和辯護。
但很明顯“底層”問題的很大一部分和社會公正問題的幾乎全部都是在“現代化”的“改革”過程中產生的，至少當時被主流意識形態所理解那種線性的、總與正價值相關的現代性邏輯對此缺乏解釋能力。于是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只能通過“現代性敘事”的強勢表述對此進行遮蔽——政治上的主旋律：熱衷于通過對改革過程的正面成就和現代化的偉大成果的強調來不斷加強新的政治合法性；大眾傳媒的現代性敘事：日趨娛樂化和商業化的大眾傳媒將所有的熱情傾注于財富神話、國際名牌、公司白領、汽車、IT、娛樂明星時，無非是以另一種姿態合奏與政治主旋律一起著合奏著“現代化的進行曲”。
學術界和思想界中的關于現代性的啟蒙是整個80~90年代的“主旋律”，西方現代社會科學被大量引進，特別是以現代西方經濟學為核心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逐漸在一定范圍內產生重要影響，整個知識界對市場經濟和全球化保持著高度的樂觀態度，而對現代性的反思被排斥在一個非常邊緣化的地位。在這種語境下“底層”問題被有意無意的忽視和掩蓋掉了，我們既不可能在高揚著“主旋律”的政治輿論中提到他們，也不會在娛樂化和商業化的大眾傳媒中尋得他們的身影，不能否認在知識界有一小批人（主要來自文學界）很早就注意到底層問題，但是這批人不僅在社會權力譜系中，就是在學術界中也是處于“非主流”地位。
他們被譏諷為一群“自我加冕的救世主”，他們的聲音被局限在一個很小的封閉環境中，其在被政治權威和商業娛樂共同把持的公共輿論中的影響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在這種情況下，“底層”成了一批被社會主流意識形態遺忘的人，整個世界在他們面前保持沉默。而且“底層”不僅僅被是忽視，更重要的是在現有的政治架構中其缺乏有效表達自身訴求的渠道，很難在公共領域發出自己的聲音。不堪重負的信訪部門和頗具規模的“信訪村”正是個狀況的一個證明。當一個群體受到壓抑的時候他就需要表達，如果他無法表達或是只能做無效表達，那么一定會積聚絕望進而激進的破壞性情緒。一個底層既缺乏表達又缺乏關懷的社會，無異于給“酵母”提供了一個悶的很嚴實而有利于發酵的環境。于是一種激進的對抗性情緒就開始在底層快速發酵、膨脹、成幾何倍的增長。
三.民粹思潮在“精英主義”的“拒絕對話”的激化中迅速興起
其實從2003年起，網絡輿論已經開始對社會不公正保持高度敏感。當年“劉勇案”和“寶馬案”兩個典型的網絡公共事件中的洶涌民意已經清楚的表現出一般民眾對社會不公正和底層生存現狀和權益稀薄的高度不滿，網絡成為他們對國內公共事件表達看法和施加影響的主要渠道。轟轟烈烈的網絡運動方式所取得的現實效果不但鼓舞了積極參與的網民，同時也改寫了國內的政治生態——一般民眾通過網絡再次在公共政治領域獲得了話語權。
網絡輿論的焦點也開始轉向國內領域，一些反應底層艱難生活的長貼開始陸續出現。背著嬰兒的擦鞋工為另一個衣冠亮麗的小孩低頭擦鞋的照片，被城管沒收烤山芋車而坐地哭泣的老人，滿臉煤灰背負著承重的礦石喘息的少年礦工。這些指向底層的典型鏡頭反應了這一時期民眾對底層的同情和對社會公正的自發訴求。
但在政治“主旋律”和大眾傳媒的雙重幻境下，社會上同時彌散著一種由現代性話語嬗變而來的“精英主義”意識形態——在改革中逐漸占據優勢資源的“富人”是一群精力充沛、睿智勇敢、道德高尚的超人式的領導者，他們是全社會同樣也是窮人的“恩人”，社會的進步和境遇的改善無不來自他們的施舍和“財富涓滴”；與此相對應的“底層”不但在經濟和政治上應該處于弱勢地位，而且在道德甚至美學意義上都代表著負面價值——他們是社會的累贅、是效益函數的負變量、是懶惰和能力低下的人。
這思想同樣被迅速傳達到開放討論的網絡上，2004年天涯論壇出現了一場號稱“看客多達22.3萬多人次，近4000人參與其中”的關于富人應不應該歧視窮人的“世紀大辯論”，其中的女主角之一“易燁卿”可以說是這種極端“精英主義”意識形態的典型代表。她在《一個令人鄙視的農民》、《我看中國的大學住房條件(真嚇了我一大跳)》等帖子中毫不掩飾其對“底層”的鄙夷，以“上流社會”的身份充滿厭棄的猛烈抨擊“底層”生活的“不文明”，并表示了對這種存在的不可接受，這引來大量關于階層歧視的批評和爭論。從本質上說這種意識形態是企圖通過對“底層”的道德否定來為某種寡頭精英主導下非均衡的社會分配格局提供合法性辯護。
“底層”在陸續遭遇利益受損、被主流輿論邊緣化和被迫失聲之后又遭到來自“上層”的道德抨擊和挑釁，這無疑大大激化了民粹思潮的極端化傾向。如果說這一時期民粹思潮還處于不滿種種不公的一種自發表達的話，那么2005年改革大討論后這一思潮就開始轉向自覺化了。
以2005年顧雛軍被捕為爆發點，2004年的“郎顧之爭”迅速演化為對整個改革歷程的反思，長期被壓抑的左翼抓住契機釋放出一直被忽視的“社會公正”的價值訴求和對右翼經濟理性主義的不信任。在這些話題的帶動下，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的公共品商品化造成生活壓力增大給一般民眾帶來的不滿和社會在長期的“公正饑渴”中形成的反思和質疑，被迅速被釋放到網絡的公共輿論平臺上。
民眾不再局限于對社會不公的個例的批判，對牽扯進“郎顧之爭”的“主流經濟學家”群體的道德質疑迅速轉化為對“主流經濟學家”主導設計、詮釋并提供合法性論證的“改革”中所形成的兩極分化的分配格局的不滿，同時對被既得利益者所扭曲和操縱的“改革”本身進行了抨擊。但是傳統的主流政治輿論和學術輿論對于“網絡民意”這種新型的、來自底層卻很難通過傳統的政治手段加以控制的公共輿論感到陌生和不適應。
在這種背景下“主流”面對不受自己操控的指責采取了非常不明智的拒絕對話的策略。當局的政治輿論一直對爭論保持了微妙的沉默或者僅僅一般性的重提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而一部分主流學者一方面在政治上習慣性依然沿用1980年代的“進步與保守”的二元維度來衡量這場爭論，把質疑的聲音劃入“否定改革”的極左保守主義陣營加以批判。這種張冠李戴的批判當然的立即遭到了來自網絡的強烈反彈，這更加加劇了主流學者想象中反對改革勢力的強大幻象以及“保衛改革”的歷史使命感。另一方面一些經濟學者秉持科學主義的理性認識論，認為經濟學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沒有經過嚴格經濟學訓練的人無法提出正確的經濟訴求。
在這種“真理擁有者”的“精英主義”思維的支配下“不懂經濟學”成為一種常見的剝奪對方訴求合法性、拒絕和底層對話的借口。他們把來自底層的訴求冠以“非理性”的判斷，并將其理解為一種科學意義上的“謬誤”，理解為了“堅持真理”所必須抵制的“壓力”，聲稱“真理是無需投票”的。并把任何對這種底層訴求的辯護斥責為一種“諂媚大眾”的陰謀主義的居心叵測，在反對聲中制造出一種孤獨的真理守望者的自我想象。結果這種對網絡民意泛政治化的意識形態指責和科學主義的專斷姿態，阻斷了“底層”民意企圖與“上層精英”對話的努力，立即激化了基于底層訴求的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情緒和“反智主義”的傾向。他們同樣用意識形態指責和以純粹的謾罵、人身攻擊為特征的另一種“不對話”的姿態來回敬“主流”。結果主流精英不但沒有通過表達對社會失衡和底層苦難的反省來消解指責，反而進一步加深了這種失衡格局下精英和底層之間的心理割裂和對抗。
雖然最后在政治上我們通過“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重新表述了改革共識，關于改革的爭論也逐漸平息，但是在這場爭論中所形成的“主流精英”與“民粹”之間的相互不信任甚至敵對化的情緒卻被固化下來。一種對精英社會采取純粹對抗、絕對拒絕甚至極端仇視態度、秉持極端和暴力情緒、崇尚反智主義和道德民粹化的民粹思潮逐漸固定成型。網絡上出現了無條件的否定和抨擊任何來自主流意識形態的的評述和解釋的現象，只要經濟學家或政府官員對于公共或民生問題一發表看法立即招來罵聲一片，并遭到來關于道德動機的質疑。甚至出現某市政府副秘書長遭搶劫遇害后網絡上的新聞留言里不分青紅皂白被定性為“貪官”進而一片叫好的景象。
四。對當前民粹思潮的簡要概述和評價 )
中國當代的網絡民粹思潮從社會基礎上說是一種和精英本位向對抗的“草根本位”或“底層本位”，在激烈的沖突中表現出對精英階層的高度不信任；從其思想結構上說，其本身沒有延續和統一和完整的意識形態理論和結構，而是作為一種面對“現代化侵害”的反應式情緒化表達，一定程度上具有極端化和絕對化的對抗性情緒。
不過由于其可借用的主流意識形態比較匱乏，所以其有與極左意識形態聯合的趨勢；從思想內容上說它一開始是相對于精英主義的蔑視而辯護式的強調一般民眾的歷史價值，并呼吁社會公正，表達對自身利益短期改善的期待。不過也很容易進一步演進為一種決斷而神圣的“人民歷史觀”而對精英進行歷史和道德的否定，并對所有的財富積聚本身表現出強烈不滿，但必須事實求實的說并沒有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出現了什么企圖重新清算社會財富的極端言論；從其思維特點上說有明顯的反智主義傾向。其對現實的判斷更多的來自于其生活常識和直觀，而拒絕任何超出常識理解之外的解釋方式；秉持一種道德優先主義，習慣于通過一些簡單而樸素的道德判斷來給事物定性，并激烈的捍衛一些傳統的道德倫理。
與此相聯系的是一種高度推崇傳統文化的民族主義文化姿態，政治民族主義情緒有一定影響，但除了“反日”的內容之外基本還停留在一些現實國際政治熱點問題上，沒有形成完成的民族主義思潮。對民粹主義興起的意義我們要從正負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它既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時也具有明顯的結構弊端和較高的危險性。
從其正面價值看：
首先，它強調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歷史地位，在這一點上和“人民史觀”是相符合的。其以鮮明的“草根”立場構建和表述自身的歷史合法性，避免了一般民眾和底層在一個日趨精英化傾向的社會里淪落為“沉默的大多數”，防止自身的歷史地位和歷史價值被精英化意識形態矮化或抹殺。進而避免了新的壓迫性關系的形成和固化，起到捍衛改革人民性的作用。
其次，民粹思潮是對現實社會利益結構失衡的一種“自衛式”地反擊，表達了其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不同于”主旋律”的“另類感受”，并以此擊破了“現代性敘事”制造的意識形態幻覺，喚醒社會對被漠視者的關注，并促使我們重新審視整個現代化過程的路徑選擇和多元利益。也使我們在西方的左翼理論的轉述之外更加真實的理解現代性的歷史弊端，從而激發我們在本土視角下把對現代性的批判引向深入，并為構建一種更加合理化的現代社會提供難能可貴的本土經驗。
再次，基于網絡的民粹思潮為構建一個區別于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提供了一個歷史契機。過去社會的利益表達無不局限在平面和紙質媒體上，這些媒介無一例外的處于政治權力和商業資本的雙重控制下，本質上是被社會精英操控的。一般民眾和底層的利益即使有機會在這些媒介上得到表達，其也只能以一種精英代言的方式出現。這樣表現出來的僅僅一種精英轉述中構建起來的“大眾形象”和“底層形象”，難免受到精英自身所秉持的某種價值標準的“藝術化”提煉或修辭。民眾和底層缺乏真實的自我表達，在現有的公共輿論中無法建構真實的自我形象，僅能作為一種被精英價值修辭后的“藝術形象”被理解、兼顧、甚至消費。從這個意義上說并不存在一個真實的公共領域和公共輿論。占社會人口大多數的“大眾—底層”群體無法有效參與的公共領域，無法直接發言的公共輿論，無法參與建構的公共意識，其不過是一種精英群體對社會的集體性“認知圖景”而已。而基于網絡的民粹思潮無疑發出了一種來自大眾和底層的原生態的真實表達，其獲得了真正的公共話語權。“大眾—底層”作為一個社會力量真正的參與到公共領域中來，一個真實的公共領域才成為可能。
總體來說在其正面意義上，中國當下充斥著赤裸裸的話語暴力的網絡民粹理解為：是底層民眾對在現實苦難和表達受阻的壓抑下所產生的極端情緒的一種過激表達。從一個方面講他有著不可剝奪的合理性。作為一種對現實不公和失衡的權力支配關系的反抗，民粹主義的出發點具有不可剝奪的合法性。它展現了“底層”的力量，表達了底層的訴求，重新喚起我們對改革的人民性的關注。為我們自覺的反思和推進改革進程，自覺追求經濟理性與利益均衡之間的和諧提供了一個批判的張力。它作為一種對現代性意識形態的“反動”有利于糾正“現代化”過程中自發形成的失衡和扭曲，同時也撕開了“現代性話語”的遮蔽以及其意識形態的控制的一個裂口。為我們反思現代性和在保持批判的維度下追求現代性提供了一個可選的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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