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熙：對西方主流學派的公共品定義的質疑

對西方主流學派的公共品定義的質疑
朱明熙
內容摘要：在關于什么是公共品的定義上，西方主流學派的認識是，所謂公共品是指在消費上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這樣一類物品或服務。但本文卻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該定義在理論上存在較大的缺陷，在實踐上又與實踐相背離。因此，在分析人類發展史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了新的公共品的定義―――公共品是指社會正常存在與發展所必需的，而個人又無力獨自提供（無論他是否自愿），而必須由社會最具權威和影響力的公共機構（如國家或政府）負責組織提供的具有社會性的物品或服務。
一、對西方主流學派的公共品定義的質疑
在關于什么是公共品的定義上，西方主流學派的認識是，所謂公共品是指在消費上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這樣一類物品或服務。所謂非競爭性是指對某一物品或服務，張三消費了但并不同時影響或減少李四對此的消費，比如國防，他們在消費上并不具有我消費了你就不能消費的特征,這就使這類物品和服務與比薩餅、耐克鞋等具有我消費了你就不能消費的競爭性特征的產品和服務不同。結果，這一特征使得這類消費上具有非競爭性的物品或服務一經提供，那么，再新增一個消費者的邊際費用為零，因而價格亦為零，這樣一來以價格為靈敏的調節器的市場機制對這類物品或服務的資源配置、生產、交換便告失靈。所謂非排他性是指對某一物品或服務，我消費時并不同時排斥你消費，或者即使是能排斥，但排斥的成本或代價太高以致得不償失，亦比如國防，你就很難將一個假定不愿為此納稅或繳費的中國公民驅出出中國境外。然而我們知道，市場機制只能在消費具有排斥性的條件下才能正常發生作用，在不存在可排斥性的條件下，人們就會從自己私利最大化的角度出發"搭便車"揩油，因為即使不為此納稅或繳費也能享用這一"天上掉下的免費的餡餅"，那么誰還會那么傻冒地去充當納稅或繳費的"冤大頭"呢？這樣一來，市場機制在這類物品或服務的提供上又失靈了。但這類物品或服務又是人類社會存在與發展須臾不可離的，因此這類物品或服務便成為政府利用稅收和預算這一特殊資源配置方式來提供的公共品。這一觀點是1954年薩繆爾森在《公共支出的純粹理論》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他認為滿足了收益時的非排他性和消費時的非競爭性兩個特點的物品和服務就是公共品。此觀點一經提出便風靡世界，成為西方關于公共品的經典定義一直沿用至今。后來西方經濟學家和財政學家根據這個經典定義又把社會生活中的所有物品和服務分為三大類，完全滿足上述條件的叫做純公共品；部分滿足上述條件的叫混合產品（混合產品還可細分為俱樂部產品和擁擠性公共品）；完全不滿足上述條件的叫做私人產品。對于供給方式，純公共品他們認為應該由各級政府來提供，并且又根據其受益范圍的大小，把公共品劃分為不同的層級，全國范圍受益的公共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如國防、外交等，地區范圍受益的公共品由各級地方政府提供，如教育、治安、消防等。對于混合公共品則應該由政府和私人聯合提供，如交通、通訊等。對于私人產品則應該完全通過市場機制來提供。
我國傳統的經濟學、財政學理論是沒有公共品概念的。改革開放打開國門西學東漸后，我國財政學界也基本上全盤接受了上述觀點。
但我們在經過學習和實踐觀察之后，發現西方的這一經典定義存在一些與客觀事實不太吻合值得質疑之處，有些恐怕是帶根本性的問題。
問題1：西方關于公共品的經典定義的立足點問題
從前述可知，西方關于公共品的經典定義的根本立足點之一是市場經濟，因為正是在市場經濟前提下，由于如國防、外交、治安、消防等這類物品和服務所具有的消費上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才使市場機制失靈，才需要政府提供。但問題是，在人類長達數千年的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市場機制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滿打滿算也不過才三四百年歷史，那么，在市場機制不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中，比如，在長達數千年的以自給自足為主的自然經濟社會中，為什么仍然存在由政府提供的國防、治安等公共品呢？對此，西方的經典定義是難于解釋的。
西方關于公共品的經典定義的根本立足點之二是理性經濟人假定。西方經濟學認為，正是由于公共品消費上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使人們可以不付費也能享用，那么理性的經濟人從個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發，必然選擇"搭便車"行為，由此亦導致市場失靈，因此需要政府提供。但問題是人只是"自私自利"追逐個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的經濟人"嗎？從古到今人們就為此一直爭論不休。古希臘的偉大哲人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在談到政治時（注意，古希臘人所談的政治與我們今天所談的政治的含義是不同的）認為，人并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一般化的人，人之所以成為區別于動物的人，在于他是具有德性---即"善"的人，人生活的意義就是實踐和完善自己的德性。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亞里斯多德認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而"政治的目標是追求至善"。因此，他們認為古希臘城邦公民在他的一生中有兩個明顯不同的生活層次，一個是以家庭為中心的私人領域，這是一個低層次滿足生存需要的自然領域，另一個是以參與城邦管理的公共領域，是人之成為人的高層次的活動領域。而人在前一領城的活動并不是人的本質活動，人所面對的是一個自然世界，人受需求和欲望所驅動，主要解決個體的生存問題。柏拉圖甚至認為僅僅只為解決衣食住行生存需要的城邦只是一個豬的城邦。而在后一個領域，人將超越個人的自然的生存需求，為實踐其德性而擔負起社會責任，并在公共活動中充分展現他的德性，創立使他獲得永恒的功業并達到至善的境界。（孫關宏、胡鬧春、任軍鋒主編《政治學概論》復旦大學出版社年2003版）。而我國自古以來就一直存在性善論與性惡論的爭論，如孟子、荀子，乃至于今天我們還常常聽到人們在談論人性時說"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這句話。實際上我們從中外歷史中，從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都常常能看到這亦正亦反的大量事例。遠的不說，就拿我國現代史上的國內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抗美援期和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來講，有多少革命先烈、志士仁人為了人民解放、抵御強寇、振興中華，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犧牲自己，不惜放棄國外優厚的待遇毅然回國參加建設，不惜默默無聞奉獻自己的畢生精力，……這一切的一切難道僅僅是用追求個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可以解釋通的嗎？由此聯想下去，由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理由難道只能僅僅用理性經濟人假定下的市場失靈來解釋？難道沒有人出于利他或社會整體利益的目的而自愿讓政府來提供，并自愿繳納稅收或費用的嗎？
最近，趙磊先生在《經濟人：永恒的抑或歷史的？》一文中對西方的經濟人假定提出了很有見地的看法，他認為："'自私自利'無疑是人類實現生存和發展的最有力的手段，問題在于，它是否是唯一的手段？人是社會動物，為了生存和發展，除了自私自利的'爭斗'之外，還必須有互惠互利的'合作'，也就是說，'合作'同樣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手段之一。而任何'合作'行為都必然包含（程度不同的）'利他'的因素。因此，'自私'（爭斗）與'利他'（合作）都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手段之一，二者的共生關系是人類在生存手段上的辯證法。盡管二者所占權重如何，值得進一步討論，但純粹的'自私'在人類社會并不存在。雖然'爭斗'（自私）在人類文明史上經久不衰，且一直居于統治地位，但'合作'（利他）的因素必將隨著文明的演進日益凸顯其重要意義（如NGO、綠色和平組織、義工組織等的興起和發展）。正如汪丁丁所說：'一旦群體中多數人的行為不再是效率導向的時候，自利性假設將失去解釋力。這一趨勢在后工業社會里看得非常清楚（西歐，北歐和北美的部分地區）'，'當生存競爭的壓力逐漸淡出社會生活的時候……經濟學傳統的'理性'假設開始失去解釋力'（汪丁丁：《經濟理性主義的基礎》，《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2期）。由此可見，用人類'生存'目的的唯一性來證明'自私自利'手段選擇的唯一性，是一種非歷史的觀點。"（趙磊《經濟人：永恒的抑或歷史的？》燕園評論2004.）
問題2：西方公共品的經典定義與現實的背離
在觀察西方國家政府通過財政提供公共品的歷史與現實中我們就會發現，如果說西方關于公共品的經典定義與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提的政府應當履行的國防、治安、必要的公共工程以及維護王室的尊嚴這四大職能還比較吻合的話，那么，這一經典定義與客觀現實，尤其是與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以來的現實卻愈來愈相去甚遠。只要翻開任何一本西方財政統計資料或財政學教科書便會發現，在如今的西方國家的財政中存在著大量的與經典定義相悖然而卻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如義務教育、公共醫療、失業保險、養老保障、低收入補助、政府優惠信貸、農業補貼、出口資助、國有企業、政府管制、宏觀調節等等等等，這些公共品大多在消費上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并且在過去也大多是由私人自己提供的，甚至在西方財政學教科書中為了論證公共品定義的正確性而被津津樂道經常提起的例子---燈塔，乃至于消防、警察等，后來的研究發現在19世紀中期以前的美國、英國等國也大都是由私人提供的（樊麗明《公其品供給機制：作用邊界變遷與影響因素》2004.12.），對此又如何解釋呢？而且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同是差異不大的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為什么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品的范圍、規模、程度上會出現那樣大的差異，對此又該如何回答呢？
如果按上述西方經典的公共品定義的確是很難回答。于是西方經濟學家只好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就事論事式的方式對此作出補充解釋。如對國有企業或國家對企業的管制，往往借助自然壟斷、信息不對稱導致市場失靈的理論來補充解釋；對教育、醫療、養老保險、環保、科研補助、農業補貼、政府信貸等，則借助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等導致市場失靈的理論來補充解釋；對低收入補助、收入調節等，則往往從社會公平、公正的角度來補充解釋。也許有人會說這些補充解釋是"與時俱進"，是根據西方國家政府提供公共品的實際而對經典定義的補充與完善。但問題是這些補充解釋能夠補充并完善經典定義嗎？
比如，以自然壟斷、信息不對稱導致市場失靈論證國有企業、政府監管的必要。但是，我們知道信息不對稱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可以說是無處不在，自然壟斷在今天的知識經濟中也比比皆是，比如軟件業的龍頭老大微軟公司，如果以此作為國有企業或政府管制存在的論據，那么，政府管制、國有企業的存在就會是一個無限大的空間，這樣衍化下去，結果必然走向國家統制，既然幾乎一切都屬國家統制，那么，哪里還會有市場和私人領域存在的空間？哪還會是市場經濟呢？
再如，以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等導致市場失靈論證政府提供義務教育、公共醫療、養老保險、環境治理、科研補助、農業補貼、政府信貸等公共品存在的必要。我們知道外部性、信息不對稱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也同樣可以說是無處不在。僅以外部性為例，眾所周知，宏觀上的工業革命、現代化經濟的發展，微觀上的企業生產、商業交換、交通運輸乃至個人消費，無不在時時產生或大或小或正或負的外部性，如無處不在的污染。如果以此作為政府提供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的物品或勞務的論據，那么，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也將會無限擴大，而使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切物品和服務，不論是公共品還是私人品盡入政府瓠中，這樣一來，哪還會有私人品存在的空間呢？私人品沒有多少存在的空間，經濟中幾乎都是政府提供的公共品，那還有公共品與私人品之分的必要嗎？況且，私人品都沒有多少了，那主要在私人品領域發揮作用的市場機制還有存在的必要嗎？市場機制都幾乎不存在了，市場失靈還會發生嗎？市場機制、市場失靈都不存在了，政府還有提供彌補市場機制失靈的公共品的必要嗎？結果我們發現，這些補充解釋與其說是在補充與完善，勿寧說是在相互拆臺相互矛盾相互否定，經不起推敲。
而且，從理論的邏輯關系和嚴謹性上講，公共品的經典定義應當說是最具根本的核心，而補充解釋只能說是它的擴充與外延，但這種擴充與外延絕不能與核心定義相矛盾，如果相悖甚至相互否定，那就很難使人信服，那就只能證明該經典定義的缺陷或謬誤。而且，西方經濟學家這種頭痛醫痛腳痛醫腳就事論事的開藥方式的補充，出一個問題就從現有的理論武庫中搬出一件武器應付之，而全然不顧這是否會出現長長的補充解釋系列(長長的補充解釋系列本身就證明了經典定義的破產)，這些補充解釋是否與基本定義存在矛盾，是否能真正說明事實。是這些西方學者智商不夠而渾然不覺嗎？顯然不是。這只能說明他們巳經覺查到公共品的經典定義與客觀現實存在矛盾，但他們又不想放棄或否定經典定義，而只想在此基礎上修修補補，拆東墻補西墻。但他們始料未及的是，這些修補的結果卻是挖空了經典定義得以建立的基石。
因此，所有這一切只能用一句話概括之，那就是西方的公共品定義確實到了該重新思索的時候了！
二、. 對公共品定義的重新認識與界定
那么，到底何謂公共品呢？
為了明了這一問題，我們有必要循著人類發展的軌跡作一次簡要的歷史探幽。
我們知道，人區別于其他動物的顯著標志之一，就是人總是以群體的方式存在，即人天然就是社會動物，這一點在早期的人類社會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當時十分低下的生產能力，使人必須團結在一起，聚為集體，方能戰勝自然界和人世間中的各種艱難困苦與險惡才能生存。隨著生產能力的提高與逐步發展，人類社會從以血緣關系結成的小群落逐步演變為部落、部落聯盟、國家，最終發展到今天的"地球村"。
既然人必須作為社會動物而存在，那么為了維系群體的正常存在，就必然發生管理、協調經濟、社會生活等后來稱之為"行政"的事項，必然產生維持正常秩序與倫理規范的后來稱之為"治安、司法、教化"的事項，必然出現為抵御外侵甚至擴大勢力的后來稱之為"國防"的事項。這些事項可以說是人類正常生存與發展所必需的，但這些事項又均不可能由單個人獨立承擔（無論他是否自愿），而必須由當時最具權威、最有影響的人或公共機構組織大家共同承擔（如部落中德高望重的長者、酋長、首領，后來的國家、政府）。這些事項可以說構成了人類社會最初的也是最基本、最原始的公共品。隨著人類生產能力的不斷進步，人類的社會組織也在不斷進化發展與擴大，因而維系人類正常生存與發展的以上事項―――公共品也在不斷擴大和復雜化，在國家形成之后，其負責組織提供這些公共品的責任最終落在社會中最具權威、最有影響的公共機構―――國家或政府頭上，這就是我們今天大量看到的現實情況。
由此我們基本上可以得出公共品的基本定義，即公共品是指社會正常存在與發展所必需的，而個人又無力獨自提供（無論他是否自愿），而必須由社會最具權威和影響力的公共機構（如國家或政府）負責組織提供的具有社會性的物品或服務。
在這一定義中，公共品具有以下三個主要特征：
1) 公共品是社會正常存在與發展所必需的、具有社會性的物品或服務，換言之，盡管是由政府提供但不具有社會性的物品或服務不能算是公共品，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在計劃經濟下，由政府建立的國有企業提供的衣帽鞋襪等，因為不具有社會性，因此不能歸于公共品。此外，這里所講的社會性是一個歷史的、動態的、不斷發展變化的范疇，它的發展變化受經濟、政治、社會、歷史、文化、傳統、自然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比如教育、醫療、養老，在人類社會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屬于由私人自己負責提供的私人品，但隨著經濟、社會、政治等諸方面的發展，在今天它在很大程度上已衍化為具有社會性的公共品或準公共品，而必須主要由政府負責組織提供。
2) 公共品是個人無力獨自提供（無論他是否自愿），而必須由社會最具權威和影響力的公共機構(如國家或政府)負責組織提供的具有社會性的物品或服務。這里所講的公共品"由社會最具權威和影響力的公共機構(如國家或政府)負責組織提供"，但并不意味著由它們"全包"，也不意味私人完全不能提供，只是私人無力獨自提供罷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由政府和私人共同提供的公共品，即人們常說的準公共品，如我國的"希望工程"、"光彩扶貧"，如公路、橋梁、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如政府對私立學校的資助等等。
3) 政府對公共品的提供范圍、程度以及提供方式，是歷史的、不斷發展變化的，而不是凝固的、永世不變的。具體到一個國家政府對公共品的提供范圍、程度以及提供方式之所以不同于另一個國家，則是經濟、政治、社會、歷史、文化、傳統、自然等多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比如，同是西方發達國家，法國的國有企業之所以比美國多，法國甚至實行計劃指導下的市場經濟，這就與法國的國家主義歷史傳統和社會主義思潮影響較大有很大關系。北歐三國之所以實行比其他西方國家更高的福利制度，就與這些國家社會民主思潮深入人心和社會民主黨長期執政分不開。
也許人們要問，我們的這一的定義是否就能比較客觀地反映公共品的真實世界呢，即它在理論上是否更為科學呢？
對此我們不敢打百分之百的包票，但我們認為，只要它能比目前西方學者的經典定義更為客觀地解釋現實生活中的公共品的事實，那么，它在理論上就是站得住腳的。這就如同哥白尼的"日心說"代替亞里斯多德和阿奎那的"地心說"，達爾文的"進化論"代替"上帝造人說"一樣。當然，在此我們無意把自己說成是哥白尼、達爾文，而僅僅是一個可能不太恰當的比喻。更為確切地說，我們這一定義的提出僅僅是對西方學者的定義不太滿意并想突破的一種嘗試，至于是否真正客觀、科學，我們期待著人們的批駁與指正。
下面我們首先以今天在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義務教育試圖說明之。眾所周知，教育長期以來都是私人自己提供的私人品，那么，為什么今天會成為政府提供的重要的公共品或準公共品之一呢？西方學者對此的解釋有"有益貨物論"、"外部性論"或"社會公平論"，各說不一，以至于羅森在《財政學》第六版（2002年）中甚至慨嘆到，"盡管教育通常是公共提供的，但教育是不是一種公共品尚不清楚。" 但如果用我們的定義對此就比較好解釋，我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使教育這一傳統上的私人品逐步成為具有社會性的、必須由政府負責提供的公共品所致。從經濟方面看，經濟的發展主要從兩個方面促使教育發生這一轉變，一是現代化經濟對勞動者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過去在自然經濟下即使是大字不識的文盲也能種田，在今天的現代化經濟中則成為不可想象的天方夜譚。因此，現代化經濟的發展客觀上要求政府實施全民義務教育，培養大量的高素質的勞動者；二是現代化經濟的發展也為政府實施全民義務教育提供了強大的財力支撐，比如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世界各國提供義務教育的不同均與各國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密切相關，一般來說越是經濟發達的國家，政府提供的義務教育和教育資助的層次越高，越是經濟落后的國家，政府提供的義務教育和教育資助的層次越低。從社會方面看，主要是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對社會公平的訴求也愈益高漲，而教育公平則是社會公平的基石之一，人們對傳統上交錢上學而產生的因家庭貧困無力上學的不公平現象也愈加難以認同，因此，必然要求政府承擔起提供義務教育或教育資助的責任，使全民都能夠享受公平的教育機會。由此，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便成為私人無力獨自提供，而必須由國家或政府負責組織提供的具有社會性的公共品了。
再以當今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經濟宏觀調節為例。眾所周知，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西方國家，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節是"大逆不道"的"另類"，經濟調節完全是屬于市場經濟下私人自己的事，一句話是屬于私人品而非公共品。那為什么在20世紀30年代以后，普遍成為西方國家必須承擔的職能和必須提供的公共品呢？原因就在于30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的爆發，其殘酷之烈和危害之大，迫使人們不得不認識到大工業的發展已經使整個國家乃至世界的經濟已經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經濟中的某一部分出問題都將必然產生強烈的"蝴蝶效應"，對整個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產生巨大影響，并進而引發社會、政治危機。于是，經濟調節再也不可能繼續是市場經濟下的純粹私人的事，而是關乎整個國家經濟、社會、政治穩定的，私人無力獨自實行，而必須由國家或政府負責組織提供的具有社會性的公共品了。
……
這樣的事例可以一直舉下去，但篇幅有限不允許這樣。盡管如此也可以看出，我們的定義比起西方的定義對公共品的客觀現實具有更好的說服力，更少的相互沖突和矛盾。當然，這也可能是我們的一廂情愿的多此一舉，如前所述，我們的本意不是想充當哥白尼、達爾文，而僅僅是對西方學者的定義不太滿意并想突破的一種嘗試，至于是否真正客觀、科學，我們期待著人們的批駁與指正，以使我們能修改和完善。
參考文獻：
1、《美國財政理論與實踐》理查德.A.馬斯格瑞夫 中國財經出版社1987
2、《財政學》哈維.S.羅森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政府經濟學》約瑟夫.E.斯蒂格里茲 春秋出版社1988
5、《公共經濟學》安東尼.B.阿特金森  約瑟夫.E.斯蒂格里茲 上海三聯書店1995
6、我國近年來出版的主要的《財政學》教材
（朱明熙，西南財經大學財稅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2005.2.4.于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光華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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