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另類貨幣”與“窮人的市場經濟”
溫鐵軍
另類貨幣（Alternative Currency），也有的地方稱為社區信用（Community Credit），兩者概念與內容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建立“基于和諧社會的經濟”（Solidarity based economy）；服務的對象也主要是缺乏獲得正規貨幣（Official Currency）能力的下層群眾。
因此，中國人提出研究“窮人的經濟學”，則不可不了解另類貨幣[1]。
一、概述：背景與問題
一般認為，另類貨幣是進步知識分子提出、逐漸演變成專門為下層群眾進入市場經濟提供交易工具的特殊中介手段。最早于80年代產生于加拿大，90年代初期發展到美國，90年代中期擴大到拉丁美洲，然后被澳洲和亞洲等發展中國家接受。目前，這種活動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開展，并且逐步擴展到社區自治、婦女權益、民眾生計、貧民救助等多個領域。已經有許多國際著名學者，特別是歐洲國家的學者撰文或者著述，專題討論這種為窮人生計服務的另類金融，及其對和諧社會的重要作用。有些從事這些工作的著名社會活動家和學者已經成為拉美逐漸轉向左翼的各國政府領導人的主要智囊人物。
中國學者中認真實踐另類金融并能夠比較全面介紹有關情況的，目前還只有香港嶺南大學教授許寶強和劉健芝[2]。
調查阿根廷開展的此類活動之所以有特殊的研究價值。
一方面在于這個國家曾經一度使用過500多種不同社會組織發行的社區信用券或者另類貨幣，高峰時期大約600萬人參與使用這種非官方金融工具從事交易活動。
（圖1、琳瑯滿目的另類貨幣）
另一方面，這里另類貨幣曾經在2001年初發生嚴重信用危機，并且幾乎徹底摧毀了這個民間交易中介體系。更為戲劇性的是，由于阿根廷國家貨幣體系遭遇的金融危機接踵而至，幾乎使得另類貨幣成為替罪羊。不過，其近年來隨國家經濟復蘇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現象，似乎更加值得關注[3]。
阿根廷1995年開始出現第一個“社區貨幣俱樂部”，開始只是在貧民區的志愿者、社會工作者和NGO推進窮人搞“以物易物”、“以勞易物”，在交易中，對于不等值的物品和勞務在交換中形成的不等價值采用實名記賬方式，這就形成在特定群體中有效的賬面個人信用；接著，自然產生了交換這種信用的需求，于是產生內部流通的“信用券”。
作為1968年插隊的知青，我于是自然聯想到，這其實相當于中國農村集體經濟長期以來存在的“工分本”、“工分票”。
到2001年初，這種另類貨幣在阿根廷到處發展，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就有幾十個不同形式的社會組織和志愿者在從事相關工作。有個城市（Sant Tafei）的市長發布文告，允許個人所得稅的30%以另類貨幣繳納，以便市政府能夠以此代替“食品券”發給貧民，去社區市場購買基本生活必需品。
但是，由于范圍擴大之后靠那些社會組織難以對民眾實行有效監督，于是有些社區的另類貨幣管理者濫發信用券以牟取私利，導致這種另類貨幣也出現信用膨脹和票面價值大幅度下跌的危機，遂使志愿者們多年在貧民區辛苦工作建立起的信譽坍塌。無獨有偶，那年12月阿根廷爆發金融危機，另類貨幣信用危機自然被國內外很多人誤解為與金融危機有關。
再者，80年代以來各省大量發行省內流通的貨幣或者地方債券，也在金融危機爆發時出現嚴重的支付困難。于是，另類貨幣的信用環境被嚴重破壞，大批垮臺。
（圖2、阿根廷省級政府印發的可作為貨幣流通的債券）
此后，到2003年阿根廷經濟逐漸復蘇，另類貨幣那種能夠帶動部分就業、減少政府救濟開支的客觀功能得到地方政府重視，此時，阿根廷的另類貨幣的信用才逐漸恢復起來。
二、考察之一[4]：窮人的市場經濟？
8月16—17日，我們去訪問的是郊區的貧民集中居住的區域。那里有個社區市場 （‘barter club” of West zone of Buenos Aires at Rafael Castillo, Street Carlos Casares 580），設在貧民區交叉路口的一個像破舊體育館的地方，門口很小，進去以后卻很大，足有上百個攤位；大多數攤主是婦女和老人。他們交易的東西五花八門，從二手衣物用品到自制食品和各種日用品，只要是普通老百姓過日子需要的，這里都可以買到。
（圖3、社區市場）
在這個市場交易中絕對不許使用政府發行的貨幣，而是一種被稱為“信用券”（credit [5]）的紙幣，上面印刷著其代表其理念的話“人的動力的價值”（value of human energy）。券面值為1/2，1，2，5，10，20；大約30單位等值1個阿根廷官方貨幣比索。參與這個市場的人必須是會員，他們認同的角色是一個兩個單詞組合而成的新詞——Prosumer，可翻譯為“生產消費者”，亦即生產者Producer 即消費者Consumer。
（圖4、老百姓使用另類貨幣進行交易）
其產生的客觀背景是：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全世界推進，貧富差距加大不可逆轉已經成為必然趨勢。一般正規金融機構不可能提供普遍服務，貧困人口獲得正規貨幣的能力愈益低下，不得不被市場經濟邊緣化。于是，一方面大量勞動力處于閑置狀態；另一方面又有占總人口相當比重的貧民對大量低質的、日常生活消費品的客觀需求。進一步的問題是，這種需求不可能減少、只可能增加。如果大量的相對貧困人口完全依靠政府救助，則會造成巨大財政負擔進而轉嫁為過重稅收，最終會把企業逼出國門，導致就業率下降、社會矛盾激化等等。這還是易于被一般人理解的。
一般來說，這種背景可能也是容易走向極端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家在中國往往會反對增加社會福利開支的基本原因。客觀地看，如果只在主流思路中，形成這種極端的考慮并不為過；盡管這在任何正常的民主國家都當然地被社會認為是反動。因此，也幾乎沒有任何政治家敢于“公開”接受這種對于社會而言是反動而對于經濟規律而言卻無可厚非的理論。
而世界范圍（包括紐約的貧民窟哈雷姆區）的試驗已經表明，如果在特定的貧困人群中使用這種替代正規貨幣的信用券重建小型的社區市場，則既可以解決部分貧民的就業，又擴大了一般日用品的流通和消費。進一步則可能推動貧困社區重建。
這種信用券首先具有的本質特征在于：僅僅強調體現貨幣最基本的“商品交換的一般等價物”的原始作用。
由于沒有現代資本主義金融的其他功能，例如：基本上沒有儲存保值的作用，特別是沒有投資生息，或投機獲利的派生功能；因此，只要在特定范圍內使用，并且有切實可行的防范道德風險和通貨膨脹的管理機制，則可能對于那些大批的進入不了現代市場經濟的貧困人口和邊緣群體生存的社區起到維持起碼生計的重要作用。
其次，這是一種在窮人中間低成本地推進市場經濟的方式。
由于這種信用券完全由志愿者或社會工作者來發動和組織民眾參與，其組織成本不進入核算；完全沒有存貸和利息，其資金成本為0。
考察中了解到，這個市場對每個攤位只收取0.2個比索加2個單位的信用券；這些收入的80% 支付場租，20%用于管理者的開支。此外，每個入場交易者必須是經過注冊登記的會員，必須接受培訓，理解會員的權利和義務：在場內只能使用信用券，不得使用正規貨幣。看來，重建這種窮人市場經濟唯一需要支付的只是場地租金和少數管理者的費用。
再次，窮人市場經濟體現的是使用價值的交換。
對于使用這種另類貨幣來交易自家物品的窮人來說，其家庭制作的可以即時消費的東西，其內涵的使用價值在沒有經過從各級批發、運輸倉儲到零售店的各種商業環節所增加的流通費用、利潤和資金占用成本之前，就在這個勞動者與消費者身份同一的社區市場通過交換，并很快被其勞動力簡單再生產過程所消費，則其中的勞動剩余價值幾乎為0；其勞動價值基本上等于使用價值。
三、考察之二：個案調查分析
在這個市場上交易的人大部分是婦女。隨機訪問3個攤主，做記錄、并作簡單分析于后。
1、普遍低價與“虧本”交易的道理
第一個被訪者是個中年婦女，她平常會自己做衣服來賣，有時也賣自己制作的手工藝品，如自己畫的枕巾。今天則不同，她從外面的批發市場買了小包裝的咖啡（約半斤）和大米等食品及小日用品在市場上交易。粗略估算她今天的交易額約等值于30個比索 (當時的匯率是Pesos 2.8：1 $)。她的一包咖啡買入價是2個比索，賣出價是50-60個單位的信用券，亦即，咖啡的交易賬面上虧損了16.6%，這還不算她自己投入的勞動時間。當然，她說，也知道如果按照外面市場的常識看，這樣的賣出價格自己是虧本的；但是，進入社區市場交易的目的不是獲取利潤，而是用所得到的信用券再交換日常生活所需要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
簡單分析：社區市場的價格普遍都低于外面商店的價格，這是社區市場得以存在的必要條件。（這也恰恰是社區市場價格形成機制有待于進一步研究之所在）既然整個市場如此，她也只能以低于外部的價格銷售。以我的理解，她今天需要得到的各種家庭制作的食品和衣物其所內涵的使用價值其實無法計量，只能根據實際需要者的需求偏好來決定。
（圖5、被訪者與本文作者）
2、維持簡單再生產
第二個被訪者是賣食品的大媽，帶來家庭烤制的22個大餅，已經賣出18個，每個大餅15單位，與外面商店比僅是1/2價錢，當然也就比較容易賣出。計算已經賣出的大餅合計得260單位，大約9個比索，虧損50%。同時，她還從本社區市場上買入兩個大瓶地產飲料，每瓶1公升，分成兩種尺寸的杯子賣出，一口能喝干的那種小杯5單位，夠喝兩口的大杯10單位；這樣可得600單位，盈余約合10比索；獲利50%。她這次使用所得的另類貨幣在市場上買入的全部是面粉；準備回家去再制作大餅來賣。
簡單分析：我們很難以一般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觀念來看待這位大媽的“交易活動”。
依稀記得，民國年間的鄉村研究者在對農村高利貸的調查中已經指出：小農經濟條件下的借貸目的往往不是生產，而是防止家庭簡單再生產的鏈條不至于斷裂。以我的理解，這位大媽有效地利用了社區市場。她在本市場賣出飲料的交易略有盈余，賣出大餅如果不計算自己的活勞動成本（包括制作、運輸和銷售），估計也不虧損；而買入面粉則是繼續維持她家庭的這種“簡單再生產”。
3、個體勞動者的需求
第三個被訪者是個讀過大學2年級哲學與文學專業的42歲的婦女，曾經是公司職員，15年前因其所在公司倒閉而失業，現在從事二手貨的手工翻新。在這個組織的社區市場上已經做了6年，雖然這個市場曾經換過不同的地點。這次她的參與的社區市場的交易活動是買入質地好的二手衣服，回去經過自己的設機、構思和加工，再到互聯網上拍賣，據她說有時候可以得到很好的價格——10倍以上。
此外，由于政府對于貧困社區的政策優惠，她在這里的交易不必納稅，但如果去其他的市場，則需要納稅。
簡單分析：她的收益主要來源于外部市場，而在這個使用另類貨幣的社區市場，其實只不過是她獲得原材料的地方；因此，她應該屬于在外面的現代市場經濟中能夠得到商業利潤的自由職業者或小手工業者。
四、阿根廷NGO的試驗與思考
引導我們考察的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國立大學經濟學院“另類貨幣研究中心”的主任艾露伊莎博士(Dr. Heloisa)曾經是另類貨幣（指導）委員會的成員。她認為這個社區市場的交易行為過于商業化。因為，在2001年另類貨幣信用危機爆發之后，他們接受了以往的教訓，特別強調的原則之一就是：社區市場只能交易勞動者自己或其家庭的產品和物品；以正規貨幣從外部市場購買的商品，不允許進入社區市場[6]。
但在總體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大環境導向之下，志愿者們雖然試圖大力發展貧民社區的成員內部市場，也似乎不可能形成完全封閉條件下的成員之間的交易。社區成員把外部購買商品帶入本社區市場，或者把社區市場得到的物品再加工并對外銷售的情況，似乎也無法阻擋。
也許為了說明她堅持的理念是可行的，8月17日上午她特地帶我們去觀摩他們正在開展的另外一個試驗。那是坐落在遠郊貧民區對吸毒者進行救助的一個NGO“反毒品斗爭協會（Association of Fight Against Drug in Fiorito Community, Lomas de Famora District, south Buenos Aires Nacol 277），其領導人是位中年婦女，過去自己就曾經是“問題女性”，后來成為熱心社區事業，幫助吸毒者戒毒的NGO負責人，引導那些戒除毒癮的窮人重新走入正常人的生活。
這次與艾露伊莎同去的還有一位叫查理的退休老工程師和一個大學生志愿者奧古斯托（Charlie and Augusto）。他們組織起11個中老年婦女來參與另類貨幣交易的培訓。
具體做法是：在艾露伊莎具體介紹另類貨幣和社區市場交易的規則之后，由志愿者擔任“發鈔銀行”向每個來社區市場的參與者購入耐儲存的物品（如面粉、食糖、咖啡、手工藝品等），等值20個信用單位的另類貨幣，并且為進入市場交易的物品定價（已經成熟的社區市場可以自由交易、討價還價）。參與者必須攜帶自己家庭的物品或手工生產的小商品，以初次售出所得的20個信用單位進行互相之間的交易。交易結束后，參與者手中剩余的另類貨幣可以再到志愿者的“發鈔銀行”那里去交換家庭必需品。為了激勵貧困社區成員參與這種現場培訓，他們還安排了抽獎活動。
當然，志愿者事先已經募集了一批捐助的食品和衣物等扶貧物資，即使不搞培訓，物資也得發放。而且，每個參與者都只能得到小額信用券，目的是為了“維持生計”即期消費而進行交易。如果每次交易之后都保證收回這種社區貨幣，則以這種貧民的市場交易來維持生計的目的就能夠實現，不可能形成外部市場中的囤積居奇和其他投機獲利的條件。
（圖6、社區貨幣試驗的現場）
近年來，連世界銀行都在發展理論中一再強調“社會資源向社會資本轉化”，我國的主流市場經濟理論也實在到了做出必要調整的時候。當前的關鍵，是如何學習使用非主流的組織和制度來解決貧困人口的需求。
事實上貧困社區從來不缺乏人才，參與者中會自然形成協助NGO工作的群眾骨干。據介紹，該機構中一個打扮得像日本忍者的年輕人曾經是個因吸毒而搶劫的犯人，現在改邪歸正成為社區協作員（community coordinator），另外一個參與培訓的手工藝品制作者看上去文質彬彬，她展示的作品也確有相當高的水平。培訓結束后，就是這些骨干主動留下打掃房間、繼續向艾露伊莎請教問題，看得出氣氛很融洽。
在這次直接觀察中我意識到：既然這是一種社區內部的成員交易市場，那就應該有條件形成社區成員選舉的市場委員會以建立自律機制，以此來減少監督成本。
只有親歷其境才會理解，盡管全世界的NGO們幾乎都批評無道政府，卻大多客觀上難以防范自身的道德風險。 看來，這似乎是政府們與NGO們的通病。
艾露伊莎認為，自從2001年那次另類貨幣的信用膨脹危機爆發之后，她們重建社區信用和另類貨幣體系的工作非常艱難。“因為貧困社區的人民不信任志愿者的工作了”，她直言不諱地解釋道。而堅持理念又往往難以被追求眼前利益的貧困社區的參與者們完全理解。更難堪的是：事實上她們至今仍然不能建立某種防范機制，來約束各種不同的另類貨幣的發行單位，使各種各樣的NGO中間以追求個人收益為實際目標的那些人有所收斂，不再以濫發另類貨幣為牟利手段——這是阿根廷另類貨幣體系一度坍塌的根本原因。
作為中國的農村問題研究人員，我聯想起自己10多年前的很多追求突破、追求大規模的主張，在自我反思中得到的啟示是——另類貨幣也必須以防范風險為重，應該以“一般不超越社區范圍”作為基本原則。
誠然，“小的，才是美好的”。
（2005年8月24日完稿于從拉丁美洲經歐洲返回中國的飛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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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實，中國早在1929年紅軍進行“紅色割據”時期，就通過發行“勞動券”以促進蘇區老百姓之間的貿易。實物現存井岡山革命博物館。此外，中國農村集體化時期的工分票相似于另類貨幣，工分本則相似于社區信用。再后來，當80年代中國急劇轉軌進入市場經濟、出現貨幣嚴重短缺，在資金利率過高的壓力下，農村基層商業部門在農民銷售農產品之后出現“打白條”，并實際上允許農民以“白條”抵貨幣購買商品；這也屬于另類金融形式。近年來，我正準備在國內欠發達農村開展以社區信用促進商品交換的試驗。
[2] 我是2000年在許寶強教授的引導下到美國和墨西哥調查了解這種服務于窮人的另類金融的，也曾經在回國以后的有關農村金融問題的研究報告中扼要地介紹過我在國外的調研情況。2001年征得課題委托方中國人民銀行的同意，我把那一組報告發布在中經網的50人論壇上。此后又得到劉健芝博士的幫助，調查了泰國和阿根廷的另類貨幣。
[3] 阿根廷總人口不到4000萬，其中歐洲裔白人占95%；曾經是拉美中產階級人口最多的國家。2001年12月外資大量流出、金融危機爆發、本幣貶值300%以后，很多收入貨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中產階級白領和中小企業主隨即陷入貧困；當時全國60%人口收入低于貧困線。失業率至今仍高達20%以上。因此，大約17%的中下階級人口加入另類貨幣交易。我認為，阿根廷金融危機源于政治危機，對此將另外行文。
[4] 2005年8 月16日下午訪問布宜諾斯艾利斯西南方向大約30公里之外的貧民區。
[5] 西班牙文是credito
[6] 阿根廷的另類貨幣最初是一個破產的企業家發起。（指導）委員會由參與發起的幾個學者組成，其中有化學家、心理學家和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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