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上周日，赴朋友之約，我來到了烏有之鄉書吧，和他一起參加了一個左翼沙龍，這個沙龍每周日活動，每次活動都有一個主題，我們去的那天的主題是關于《物權法》將要審議出臺的爭議和討論，這次討論會的主持者是北大法學院的鞏獻田教授和社會科學院的左大培院士，參與旁聽和討論的人上至八九十歲的老人，下至像我這樣二十出頭的年輕人。
沙龍持續了兩個多小時，鞏獻田教授用一個多小時的激情演說從政治角度全盤否定了《物權法》立法的合理性，這個人是個老左派，在蘇聯和南斯拉夫生活過多年，因此他發表這樣的言論不足為奇。左先生的態度要比鞏教授溫和一些，他是搞經濟的，所以他從國民經濟的角度指出了《物權法》當中一些試圖助長貪污腐敗，鼓勵買賣國家財產，包庇國家蛀蟲的條款。
左大培 《修改物權法，保衛公有財產》
xuezhe/zuodapei/ShowArticle.asp?ArticleID=236
鞏獻田 《公開信》
xuezhe/gongxiantian/ShowArticle.asp?ArticleID=62
以上鏈接的內容為兩位學者的觀點，僅供參考。下面繼續我個人的觀點：
我覺得這個國家在出臺一部新法的時候，其背后總會隱藏著一個政治目的，在這個政治目的的背后，是一個渴望得到法律庇護的既得利益集團，新法的出臺是為了增加這個利益集團所從事過的行為的合法性，從而利用這個立法過程中所產生的時間差永久性的掩蓋一些實質性的東西。這種事情曾經在解體前的蘇聯發生過。（原蘇聯國立尤里.琴科石油公司的破產）
我相信這部《物權法》草案的出臺，背后一定有某既得利益集團的操縱，法律條款中國有資產也被劃到了“物”的范圍。但是一部新法的出臺，必須要給國人帶來新的權利或新的禁令，這樣它才能得到國人的通過和承認而來得堂而皇之。因此《物權法》如果真的審議通過了，它在賦予了國民對私人財產或群體財產的一些新的擁有權和支配權的同時，也保護了一些原本見不得光的罪人，使他們又重新生活在了陽光之下。
更引申一步，這背后所隱藏的終極問題就是國家路線的問題。我們在“安居樂業”中正在經歷著一場漸進式的變革，上層建筑已經在為此而掃除障礙和鋪路了。“和平演變”之計劃已經到了逐漸走向成熟的階段。他們的終極目標是建立和過渡到一個能保障中共永久統治權力下不變的現代化資本主義國家。
因此在世界格局的變革與國家發展的這種特殊和復雜的局勢下，產生了很多種意識形態的分化。我曾經一向認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仍然處于兩極分化之形態，一端是東方世界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而另一端就是西方世界的民主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但20世紀末期的歷史告訴我們，共產主義信仰在這場和平的時間角逐中似乎失敗了，曾經信仰它的人們最終都主動或被動地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但除了真正生活在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們之外，世界上似乎沒有什么人關注過這個群體的意識中所仍然存在的一些潛在的思維模式。
共產主義信仰的衰敗，摧毀了很多前社會主義國家獨裁統治的同時，也摧毀了人的價值觀，我們對于一個人生命價值的判斷，不再以這個人對人類、國家和社會所作出的貢獻來衡量，而是單純的以金錢和物質財富來判斷一個人的價值，導致了工人和基層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急劇下降，使整個社會形成了“笑貧不笑娼”的風氣。
共產主義信仰的衰敗，摧毀了很多前社會主義國家獨裁統治的同時，也摧毀了人的道德觀，人與人之間只有在沒有人身和經濟利益關系的情況下，才能實現道德的最大化。我們今天的社會，爾虞我詐，虛偽浮華，無商不奸。如今吃里爬外，八面玲瓏，油嘴滑舌，坑蒙拐騙，巧取豪奪，損人利己被看作為“有本事”。就像卡爾.馬克思所說：“如果一個商人計算出了200%的利潤，那么為了實現這筆收益，他馬上就會鋌而走險，寧可凌駕于法律之上。在資本主義世界，醫生盼望人們得病，雨傘商盼望下雨……”
上面馬克思的話是我憑借記憶引用的，不知道全不全，但意思我想應該是準確無誤的。不過當今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可不是像馬克思所描述的那樣，甚至是相反的，那里的社會比我們這里更加充滿民主自由的精神，那里的人與人之間比我們這里更加充滿人本主義的關愛，經濟利益或許已經成為了一種隱性的關系。這就是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原始資本積累已經完成的標志，也叫后資本主義和成熟資本主義。
而社會主義制度也有她很大的優越性，比如前蘇聯對公民的福利制度是令很多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都十分羨慕的。那個時代，你只要是蘇聯公民，你只要在你的崗位上為國家勞動和奉獻就是了，剩下的比如醫療、教育、子女、住房等都不用個人操心。一位從烏克蘭基輔大學回來的朋友對我說直到今天基輔的地鐵和公交車都是免費的，俄烏兩國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也都是免費的，并且還有很高的生活補助。今天烏克蘭人的道德和文化素質仍然是相當高的，在基輔很少有扒竊和搶劫的現象，社會治安極為良好，唯一的不安定因素就是當地有很多對總統有意見的政治團體，經常會上街游行。在那里，人人住得起大房子，人人可以上大學、人人去得起醫院，人人可以在周末去聽音樂會，且公民的人身權利和的私有財產也能受到憲法的絕對保護。他們在對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體制進行了成功改革的同時，更保留和繼承了蘇聯時代的一些精華。這是一種多么健康的社會形態，我們為什么做不到？
我們在歷史上與他們不同，在民族的根性上更與他們不同，但這些都是歷史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慢慢的改變和解決，不能成為我們前進的障礙。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民主自由的法治國家，這是我不禁想起了基洛夫斯基的《紅》、《白》、《藍》。紅色代表自由，白色代表平等，藍色代表博愛。我們或許做不到博愛，但我們渴望平等和自由，粉色是紅與白結合成的顏色，是溫馨的顏色，是潔凈的顏色，是幸福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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