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性地看，“新左派”無疑并非全然嶄新的文化現象，而如果從世界范圍來看，則其發生更早。不過，中國當代自新時期以來，“左派”或“左傾”、“左翼”便似乎已成為一個不合時宜的名詞，其含義大多是負面的，在“新左派”出現之前，它事實上也一直未能爭取到于己有利的存在位置，更不用說擁有具備現實影響力的話語權了。至于為何在1990年代末期它忽然以“新”面目現身，似乎一洗自己的歷史污點，并成為文化界、學術界的一種強大聲音，這自然是時勢使然，分析是何種現實將“新左派”推上了歷史的前臺不是本文的任務，筆者感興趣的只是：在從“左派”到“新左派”的歷史變遷過程中，“新左派”為何要以此種面目示人？它是如何處置自己的歷史遺產的？又是如何獲得自己的現實存在合法性的？而如果要保持這一合法性的話，“新左派”又將何為？
從“新左派”的主要觀點來看，它顯然并不隱瞞自己對“左派”歷史的某些繼承。在某種意義上，它甚至試圖完整地繼承“左派”這一被1980年代的“新啟蒙”所中斷了的話語系統，至少，是要將1949后的政治歷史合理化，以正面書寫自己的譜系。在這個意義上，才有對“17年”文學的美學經典化舉動，以及在“反現代的現代性”意義上重新解讀“文革”等諸種文化努力。顯然，“新左派”所繼承的這一歷史遺產，可能會被籠統地認為指的其實便是1949年后的主流政治話語，但如果再精確一些的話，則可以認為，一向與“左派”這一術語形影不離的“革命”（二者在許多時候幾乎是同義詞），以及在二十世紀歷史上一度成為文化中心的“革命敘事”，才是當下“新左派”所要繼承的核心歷史遺產，事實上，“新左派”對此點也毫不隱晦，它對上一世紀中國革命的歷史及其敘事的熱忱已成為公開的立場，而它當下的諸多觀點也與歷史上的革命話語有著驚人的相似性——然而，在我看來，“新左派”的存在合法性與危機，便恰恰與這一歷史性的革命話語息息相關。
有別于我們今天對“革命”的簡單政治化理解，在世界范圍內的歷史上，“革命”的形象其實一向便是歧義眾生、面目模糊，它似乎半是天使，半是魔鬼。從其誕生的語境來看，“革命”的正義性似乎是天然的，這在很長時期也造成了它的話語優勢甚至話語霸權；而在另一方面，又因其暗含的暴力性與破壞性，“革命”又常常令人不安與畏懼，因而“告別革命”之類的口號也不斷出現。而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上，“革命”的這一曖昧性則達到了頂峰：它似乎是解決所有現實問題的靈丹妙藥，是“美麗新世界”或“黃金天堂”的現世承諾，但又似乎是一個令人迷惑的惡魔，只會帶來無盡的殺戮與混亂；它是絕望者最后的希望，是黑暗中唯一的光，但又是無辜者突如其來的噩夢，和陽光下赤裸裸的苦難；它是貧困者的詩，又是當權者堂皇的謊言。“革命”及其敘事的合法性在二十世紀后半葉中國的失落，正與它的這一歷史混亂性有關。事實上，“文革”之后，作為一個整體性話語系統，“革命”已基本上被知識分子與民間全面拋棄。
這一拋棄在當時固然有其合理性。從此，“革命”便成了一個似乎被歷史淘汰的詞語，它總是與某種陳腐的價值觀、僵化的思維方式以及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歷史聯系在一起。關于“革命”的想象也往往至此嘎然而止。
但是，公正地說，讓“革命”來承擔所有的歷史罪孽，這并不合理。
長期以來，也許是出于對“革命”及其歷史的厭惡與恐懼，我們總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一點：在歷史上，曾經存在過兩個不同的“革命”：一個是令我們激動萬分、向往萬分的“革命”，另一個是令我們恐懼不安、無所適從的“革命”。也許，在很多時候，“革命”的這兩種不同劃分，可能只是我們的一種幻象，或者，它們其實便是合而為一的。但是，我們仍然有必要區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的兩種“革命”：作為否定性向度的革命與作為肯定性向度的革命；作為抗議性力量的革命與作為辯護性力量的革命；作為烏托邦的革命與作為意識形態的革命；作為天使的革命與作為魔鬼的革命；1949年前的革命與1949年后的革命。
當然，“革命”的這種雙重性并不必然是其題中應有之義，而勿寧說它是被歷史性地生產出來的。就其本義而言，“革命”乃是抗議性、否定性的，它源于現實的不合理，堅信這一不合理可以被改變，并堅信由這些改變可以導向一個更合理的現實，因此，它還是一種烏托邦沖動。革命的天然合法性也就存在于此：它似乎是弱者無力的幻想，但指向的卻是全人類的未來。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只要還存在不合理的現實，還存在無路可走的弱者，“革命”便必然是合理的，并且必然會出現。但是，需要看到的是，一旦作為個體夢想與愿望的“革命”上升為作為社會組織性運動的“革命”，它便面臨著失去自身純粹性的危險。事實正是如此：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革命”經歷了一次重大變化（類似的變化也曾經發生在前蘇聯）：1949年后，它在“成功”之后成了新政權的意識形態。自此它的性質便出現了悖反：面向現實，它的性質不再是抗議性、否定性，而一變為辯護性、肯定性；它雖然依舊還保持著自己的烏托邦色彩與魅力，但這一烏托邦性質的使命卻已被高度意識形態化：它不是指向人的自由與解放，而成為對人的規約與控制；它不是探索歷史及未來的可能性，而是癡迷于為現實秩序的合法化作出種種努力。這樣，雖然表面上看，“革命”這一敘事在“17年”及稍后的“文革”中仍然具有雙重性（肯定性與否定性的，烏托邦與意識形態的），但就總體而言，它事實上已經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這一話語歷史性地自己背叛了自己，自己否定了自己。“革命”的激情仍然洶涌澎湃，“革命”的烏托邦藍圖依舊栩栩如生，但“革命”的真正動力已經悄悄失落，“革命”的真實方向已經無情偏離，“革命”的偉大目標已經被暗暗異化。
這種被異化了的“革命”及其敘事理所當然會遭到歷史的拋棄。今天，當“新左派”重新將這一為當代避之唯恐不及的歷史遺產喚醒時，它需要面對什么？又將如何自處？
我以為，對“新左派”來說，如果它要將這一“革命敘事”整合為自己的精神資源的話，那么，至關重要的第一步，便是必須清理、還原其歷史真實結構，厘清其雙重性、曖昧性，換言之，必須區分兩個不同的“革命”形象：一個是作為現存秩序的抗議性、否定性力量的“革命”，而另一個是作為現存秩序合法化、肯定性力量的“革命”，并且必須明確地劃清自己與后者的界線。如果“新左派”不能做到這點，那么，便必然會不必要地令自己陷身于歷史記憶的泥淖中，從而令自己的現實面目變得曖昧不明，并喪失掉自己應有的文化戰斗力。
區分兩個不同的“革命”形象，并非是為了逃避歷史責任。事實上，這兩個不同的“革命”，承接的乃是不同的歷史源頭，其誕生的歷史動機與歷史語境迥然有別：作為否定性的“革命”，是以不承認現存的合理性為前提，而作為肯定性的“革命”，則恰恰相反，是以現存的合法化為目標。因而，它們雖共享一個共同命名，并在形式上有諸多共性（如強調斷裂、相信暴力等等），而實質乃是兩種不同的敘事：前者指向未來，后者執著于現存；前者意味著歷史替代性，后者卻牢牢楔著于現實既定性。復雜之處僅僅在于：在1949年后的意識形態建構中，這兩種敘事已被有意識地整合為一，它們形式上的一致性與歷史內涵上的某些共享性又導致這一整合似乎天衣無縫。更糟糕的還在于：出于意識形態系譜學建構的需要，前者還被改造為后者的合法化話語與辯護性話語，從而蛻變為僅僅作為后者的歷史源頭而存在。這樣，作為否定性話語的“革命”其實便已被作為肯定性話語的“革命”所吞沒，甚至還成為后者的奴仆，由此，它的歷史便遭到了致命的改寫，而它的真正身份也由此失落了。
有必要進一步指出的是，由于“革命”及其敘事在“文革”后遺留下的歷史印象過于迫近與深刻，當代對“革命”這一指稱的理解基本是停留于上述意識形態框架內的，這正是導致我們這個時代一談“革命”便色變的重要原因，而這也正是“新左派”在當下會經常遭致非議的一個重要原因。顯然，“新左派”如欲明確自己的形象，便必須理解“革命”的這一歷史含混性，對“革命”這一敘事話語中所隱藏的“反革命性”保持必要的警惕與清醒乃至批判，而不能簡單地將其當作一個歷史整體性話語加以繼承與接納，或者僅僅是將其作為自己現實言說的援引性敘事。
事實上，由于對此一歷史陷阱的故意忽略或不察，在某些方面當代中國的“新左派”已經令自己陷入了難以自清的文化困境中。從“新左派”的立場來說，它的存在合法性無疑來自于它的存在合理性，亦即對不合理性現實的絕對反對，就此而言，它的存在本身便是抗議性、否定性的，相對于當下肯定性文化專制的天羅地網，這也正是它的存在意義之所在。然而，對“革命”敘事的援引，固然可以增加其學理上的合法性，但由于“新左派”對這一敘事缺乏必要的歷史性清理——比如，從未自覺地將自己與作為意識形態屬性的“革命”及其敘事劃清界線，亦從未站在批判的立場上重新審視這一敘事話語，更有甚者，為了從系譜學上將自己合法化，不惜違背某些來之不易的共識，另辟蹊徑地將“17年”中大量的意識形態性文本經典化，甚至將“文革”合理化，等等，這些立場與言論無疑已經引起了當代對“新左派”言說的接受性混亂，也令“新左派”本來應該清晰的現實形象變得曖昧不明：從它與當下現實的關系來看，它應該是否定性的敘事；而從它與歷史的關系來看，它卻又是肯定性的敘事。它既可以被視為是民間自發的話語形態，而又何嘗不可以被某些人視為當前主流意識形態的某種變體（盡管這肯定會令“新左派”感覺十分委屈，而當下的意識形態也未必會買它這個帳）；它的價值理念似乎是先鋒的，又似乎是極端保守的；它的言說方式看起來十分新潮前衛，而思維方式卻又似乎有著十分明顯的特定歷史烙印。造成如此局面的根本原因便在于：“新左派”沒有意識到，鑒于歷史與現實的復雜性，它在不加辯析的前提下所援引“革命”及其敘事，本就是一把雙刃劍；它還沒有明白，“革命”早非處子之身，它可以化身為天使，然而亦可以化身為撒旦，因而對這一歷史性敘事任何不加批判的引用，不但無法真正解決現實問題，反而只會把現實越攪越亂。
那么，“新左派”向何處去？
如果“新左派”不想令自己只是曇花一現的話，那么，誠如前面所述，首先它必須在系譜學的意義上清理自己的歷史源頭。它必須明白地告訴這個時代：在“革命”這一混沌的歷史敘事中，它要繼承什么，拋棄什么，肯定什么，批判什么；什么是“革命”的真實靈魂，什么又是它的迷人幻象。如果這一點還有困難的話，那么，“新左派”不妨考慮從頭敘說，重新書寫，以找回“革命”這一敘事中被歷史有意無意丟失的有效結構。斤斤于當代紅色歷史，試圖在不加批判的前提下從對當代紅色歷史的重新闡釋中梳理自己的傳統，固然有政治生存策略上的討巧之處，然而這在令“新左派”不必要地背上了沉重的歷史包袱之外，只能表明“新左派”對自己的歷史角色與現實使命還缺乏明確的認識。
那么，“新左派”的現實定位究竟是什么呢？我以為，從“新左派”的歷史使命來看，它必須牢牢記住：自己乃是作為現存的一種抗議性、批判性文化力量而存在的；它對“革命”敘事的援引無它，無非是因為在歷史上“革命”也正是作為一種抗議性、批判性力量而現身的。因此，它之于“革命”的繼承，乃是對一種永不妥協的否定性力量的繼承，是對一種激情理想式的烏托邦沖動的繼承。由此出發，無論是言說歷史還是介入現實，它都必須對 “革命”這一敘事中可能滋生的辯護性、肯定性、意識形態性潛質保持高度警惕，在此基礎上，它還必須明確：作為今時代的一種文化抗議，它可能有必要將“革命”重新理解成批判的武器，而非武器的批判，以此來保持自己作為批判話語的純粹性。由此，“革命”這一似乎已成歷史遺跡的敘事將獲得新生：它將僅僅作為一種否定性向度的價值批判話語頑強地楔入當下，它不再是一個創世神話，它失去了自身的歷史實踐性，但卻也因此獲得了新的身份，新的動力，新的活力。
在這個意義上的“新左派”，其命運很可能是邊緣化的。但在當代諸種意識形態復雜結構的無形籠罩下，有哪一種否定性的聲音不是注定了是邊緣化的呢？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根本不能期望這些邊緣化的聲音能穿透現存的天羅地網，并實現它們的有效性。這似乎是一種很悲觀的論調，但只要對今天的中國現實稍有感知，便能理解這種似乎無奈的心態。在極致意義上，我倒覺得與其將“新左派”及所有與此相似的聲音看作是一種實踐性的現實結構，還不如視為是一種象征，一種召喚，一種提醒，其共有的立場是：面向可能，面向真實——而這諸種聲音的正義性與合法性，便永恒地來自于此。
2006年4月20日，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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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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