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印度通向現代性的路徑——UCLA歷史系研討會簡報

（本簡報基于本人旁聽研討會的筆記，必有不準確之處，歡迎同行者指正或補充。）

1月21日下午， UCLA歷史系與中國研究中心合作舉辦了一個題為““中國與印度通向現代性的路徑”的研討會。主發言者為來訪的汪暉，以及歷史系教授Sanjay Subrahmanyam，評議人為歷史系教授Perry Anderson.

汪暉（如今西方人介紹汪暉很方便了——誰要了解他，去看《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呵呵。）首先作了長達一個鐘頭的報告，主題是反思“帝國”與“民族國家”這兩個概念。在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中，研究者們經常使用“帝國”與“民族國家”來描述中國，而對這兩個概念卻缺乏自覺的界定，在實際操作中，往往落入一種二元對立之中：帝國是前現代的，農業的，專制的，反民主的，僵化的，自滿而拒絕與外界交往的，等等，總之是現代性的對立面；而民族國家卻和現代性聯系在一起，被描述成世俗的，商業的，城市的，流動性的， 政治開放的，等等等等。費正清的“挑戰——反應”模式中其實就暗含著這種二元對立，在其中，中國的現代性被作為是外源的而非內生的來處理。與之相反的京都學派則試圖以東亞為中心而建構起一個世界史，將東亞的現代性處理為內生的。按照這一學派的觀點，唐宋之時東亞社會就已經在經歷著這種現代性轉型：貴族社會解體，更為平民化的社會；世俗的儒家，發達的城市經濟與大眾文化，相當精巧的官僚政府的出現，而在宋代，民族意識也達到了相當強的程度。而這些，都可以說是“民族國家”的特征。京都學派試圖描述出東亞的現代性的不同圖景，但卻接過了西方歷史學者的描述標準——汪暉舉出伯爾曼的《法律與革命》對西方現代性的界定來說明這個標準?！懊褡鍑摇迸c“帝國”的二元對立，隱含在看似對立的兩套歷史敘述之中。

汪暉試圖以歷史的多樣性與豐富性來打破這一二元對立。他舉出了自己對“帝國”一詞的考證。中國古典文獻之中“帝國”一詞出現非常少，即便出現，跟英語中的empire也并沒有多少對應關系。汪暉所舉的一宋朝文獻（各位可查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具體是哪篇文獻我記不清楚了）中，“帝國”是圣人以德而勝的政治形態。在被京都學派認為非常像民族國家時期的宋朝儒士如此用“帝國”兩個詞，非常有意思。而實際上，當日本將自己稱為“帝國”的時候，也是在類似意義上使用的。

汪暉進一步舉出清朝的例子來說明歷史的豐富性。晚近的許多研究采取了雙重的視角：一方面，清朝處在中國的朝代周期之中；另一方面，清朝卻又不是僵化的，它充滿著變動，乃至斷裂。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中國歷史是連續的。（在這里他又回溯了他對宋朝儒學的研究，強調了宋儒的強烈的歷史斷裂意識，以及對這種歷史斷裂的回應。）汪暉建議要區分帝國與帝國主義。清朝的擴張，被很多研究者想當然地認為代表著中國的帝國主義。但這里一定要問，清朝到底在什么時候成為中國朝代。以1644年來劃界肯定是不合適的，必須要等到清朝完成制度禮樂的轉換之后才能說它是中國朝代，而這大概要到乾隆的時候才完成。此外，有一些歷史學家基于對民族國家模式的反思與批判，在清朝看到了許多他們認為積極的因素——一個充滿多樣性的帝國：多元的身份認同，語言，宗教，民族上的多樣性，地方主義，政治權力結構的非單一性。汪暉尤其舉了一個對西藏與滿清皇帝關系的研究。*達喇嘛與滿清皇帝不是簡單的服從與被服從的關系，雙方都有自己的政治系統，并在自己的政治系統中給予對方以地位，按照一個指標，一方比另一方高；而按另一個指標，一方可能又比另一方低了。雙方所彼此給的政治稱號，翻譯出來有幾頁紙那么長。這樣復雜與靈活的關系，在民族國家模式下是很難想象的。汪暉指出，光強調多元化傾向也是不夠的，還必須看到，在清帝國內部存在著反多元化的傾向。我們所看到的歷史，是不同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

汪暉的主張是，不要現成和想當然地使用這兩個術語，而是整理出它們所指向的那些具體因素。而如果這樣來看，中國帝國時代的許多因素是非常具有生命力的，它們對于我們當下與未來的思考與實踐仍然具有強烈的參考意義。

Sanjay Subrahmanyam教授接著作了大約四十五分鐘的關于印度的報告。由于我對印度史不熟悉，所以他講的很多東西我記不下來。但其基本精神也是把印度的“前現代”社會圖景復雜化。國際史界一般認為，印度的現代性是西方殖民者帶來的。而印度史學家們則要努力建構出一副印度現代性有其內生性的圖景，如果找不到結構，至少要找到某些因素。這里有多種嘗試的可能，有一路徑就是認為11世紀伊斯蘭入侵具有使印度發生現代性的可能性，但這似乎沒有太多史料可以支撐；更為常見的路徑是認為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印度已經是具有自身現代因素了，西方殖民者只是轉變了印度現代性的路向而已。而在我聽來，這些所謂現代性因素，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解釋觀念史與文化史而論述出來的。印度史家們還致力于整理17，18世紀印度本土發生的一些討論，并指出它們與同時期西方進行的同類討論的平行關系。這些所謂本土的討論當然是在西方的影響下出來的，而不是完全獨立產生的，但至少它們表明了印度現代性的一步步推進，并在此過程中產生自身的獨特性。

中場休息的時候我跟一個朋友開玩笑說，印度人做的史學像是“面子史學”，其目的就是為了爭個面子。西方有的，他們非要說自己原來也有，但偏偏他們在西方入侵之前有的東西很少，所以拿著放大鏡找，非得找出點芝麻來，然后把它說成西瓜。此言不足為外人道也。但這并不否認“找芝麻”的過程對于歷史學研究會有貢獻。

只是在座各位看來對于中國要比印度更感興趣一些。Perry Anderson的評論基本上還是圍繞大清帝國展開。Perry Anderson表明自己完全同意區分帝國與帝國主義，并認為帝國時代的許多東西，對于后民族國家的世界會有意義。他指出清帝國是相當復雜的，其很多因素在中國后來的革命中不僅保存了下來，甚至具有積極的促進轉化的作用。清帝國跟同時期的世界各大帝國有很大差異。就國家機器來說，它要比其他帝國更溫和；而就人口來說，居于統治地位的是只占人口百分之零點幾的滿人，而在其他帝國，通常都是占人口多數的族群或者宗教教派統治。因為統治人口少，所以統治者不大可能利用民族主義，而必須采用一種像儒學這樣的帶有普世主義性質的理念。不過，雖然如此，不能忽略帝國本身的強權性質，而太平天國所表達的漢民族主義，其實就是對這一強權的反抗。Perry Anderson朗讀了很長的一段太平天國起義時候的反清檄文，強調了里面的夷夏之辨。最后還有個插曲：Perry Anderson批判了大陸盛行的清宮戲，并提到了前幾年放的《走向共和》， 說這片很讓他不安，因為在這片把孫中山搞成了傻瓜和亂臣賊子，其隱含的邏輯就是共和不如君主立憲，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整個走錯了。Perry重申，帝國模式始終有一些它做不了的事情，那就是有真正代表性的政治?，F在歐洲有一些理論家試圖以帝國的模式來思考歐洲聯盟，但歐洲的政治如果按照帝國模式走，肯定就會變成一種參議政治，而不是真正的代表政治。

王國斌（Bin Wong）補充一點， 太平天國起義的時候，滿人其實已經充分漢化了，甚至努力使自己成為漢文化的代表。另外，他建議區分太平天國時期的漢民族主義和辛亥革命的漢民族主義，因為它們的原因并不相同。Perry Anderson同意對漢民族主義的不同來源進行區分，但他堅持認為太平天國表達的對滿清的敵意并不是臨時煽動的，而是長期潛伏的敵意的爆發——畢竟，剃發易服之辱，不是容易忘記掉的。而不管滿清如何漢化，日本和朝鮮很長一段時間就是把滿清看作蠻夷而非中華。

接下來還有幾輪的討論，筆記不詳，只能粗粗勾勒。圍繞著帝國的積極性因素，有一些討論。印度教授建議讓大家看看當代印度民主辯論用的語言，思考這種多種語言共存的環境與帝國的關聯。也有人問汪暉那些帝國時代的因素會對當下與未來有啟發。然后有教授指出，今天的討論談“民族國家”與“帝國”有余，而“modernity”卻來不及展開。圍繞著modernity的指向，又有一些討論。在印度與中國的許多學者中，這modernity和capitalism其實就是一個東西，而一講modernization, 其意思就是走向資本主義，而不再問這個modernity到底是C (capitalism), 還是S (socialism). Anderson還指出日本明治改革時期的一種非常獨特的對現代性界定，其特征一方面是個人自由，另一方面是集權國家。這兩個看似相互排斥的特征在日本人那里就結合起來了——與會者對于日本的特殊性，始終是有清醒的認識。以日本帝國為例，這一帝國與其他帝國不同，它并不是多元化的，而是實行徹底的同化政策。

四個小時的討論，有很多東西其實并沒有充分展開。由于研討會主題的宏大，要想在很短的時間內把問題脈絡全部理出來，并不大可能。但我覺得比較讓人鼓舞的是，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認識到中國歷史研究對于他們自己所做的工作的啟發意義。而在國際學界，汪暉就闡發中國歷史的普遍性意義所做的工作，可以說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討論結束后，汪暉，王國斌，Sanjay Subrahmanyam， Perry Anderson, Michael Mann, Robert Brenner 共進晚餐，小生忝列末席。與諸位有世界影響力的歷史學家一起吃飯自然是榮幸之至。席間汪暉繼續談儒學史，Sanjay Subrahmanyam繼續談印度，其他各位散論奧托曼帝國，資本主義，布什打伊朗。我問Perry Anderson怎么看中旬中國所做的打衛星實驗，老爺子沖我一樂：呵呵，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