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和荷蘭對歐盟憲法方案說“不”本身就是一個例子，一個能清楚地表明在“法國理論”中被稱為飄忽不定的能指的例子：這個“不”有著含混的、不一致的、多元決定的含義；它既包含對工人權利的維護，也包含種族主義思想；它既包含對某種被感知到的威脅和對變化的恐懼的盲目反應，也包含朦朧的烏托邦愿望。我們得知這個“不”確實是針對許多對象的：針對盎格魯一撒克遜的新自由主義，針對希拉克和當時的法國政府，針對從波蘭涌入的移民勞工(他們的到來降低了法國工人的工資)等等。一場真正的斗爭正在進行當中：爭奪的是這個“不”的含義——誰將占有它?誰能把它變成一個內在一致的、替代性的政治視角?
如果存在一種對“不”的主流解讀，那就是克林頓的一句舊格言“那是經濟問題，愚蠢!”的新變體：這個“不”可能是對歐洲經濟令人沮喪的局面的反應，與其他新近出現的強勢經濟區域相比，歐洲的經濟、社會、意識形態政治都停滯不前。然而，自相矛盾的是這是一個不恰當的反應，一個代表享有特權的歐洲人的惰性反應，一個代表那些堅持舊福利國家特權的人的反應。擔心任何真正的變革、拒絕全球現代化帶來的新世界的不確定性，兩者觸發了“老歐洲”的這種反應。支持說“不”的是危險的、“非理性的”孤立主義情緒，在這種情緒下，難怪歐洲的“官方”反應幾近恐慌，狹隘的地方性拒絕開放和自由的文化多元主義。人們已習慣了聽這樣的抱怨，說選民正變得越來越冷漠，公眾對政治的參與在下降，結果憂心忡忡的自由派總是不厭其煩地在公民社會主動精神的幌子下大談民眾動員的必要性，大談讓民眾更多地參與政治的必要性。然而，當民眾從不關心政治的沉睡中醒來，其通常的表現形式是右翼民粹主義的反叛——難怪許多持技術統治論觀點的開明自由派人士在想迄今的“冷淡”到底是福還是禍。
這里應該注意的是，那些看上去純屬右翼種族主義的因素實質上是工人抗議訴求的一種變形。當然，在要求阻止外國移民勞工的訴求中有種族主義因素，因為后者對就業構成了威脅。然而，人們應記住這個簡單的事實，即從后共產主義國家涌入的移民勞工并非是某種文化多元主義寬容的結果，它實際上是資本為了限制工人的要求而采取的策略之一，這就是為什么在使墨西哥非法移民地位合法化方面，美國的布什比深受工會壓力的民主黨人做得要多的原因。所以，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右翼種族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是今天最好的論據，說明“階級斗爭”遠未“過時”，反而在繼續——左翼人士應從中汲取的教訓是，不要犯右翼民粹主義以迷惑人的方式把仇恨移置到外國人身上的錯誤，不要犯“把孩子與臟水一起潑掉”的錯誤，即站在文化多元主義的開放立場上反對民粹主義者反移民的種族主義傾向，而抹去了其移位了的階級內容——盡管這樣做是想表達關愛，但對文化多元主義開放性的一味堅持實則是對工人階級斗爭的背信棄義。
今天的政治領域不僅有后政治治理和民粹主義政治的兩極化傾向；貝魯斯科尼向世人展現了兩種對立的力量如何能在同一個政治力量內共存：如貝魯斯科尼的“前進，意大利”運動!但這種現象不能作為說明后政治民粹主義的例證，即那種以民粹主義方式使自身合法化并持中間路線的政府。同樣的情形是否也適用于英國的布萊爾政府和美國的布什政府?換句話說，民粹主義是否在逐漸地取代文化多元主義的寬容立場，而以一種對后政治統治的“自發”補充方式出現?以其 “偽具體而微”的方式出現?以其轉換成訴諸個人切身經歷的方式出現?這里關鍵的事實是純粹的后政治(這樣一個政權的自我合法化必須是徹底地奉行“技術統治論”的，因而表現出它是有能力的政府)本質上是不可能的：任何政治集團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民粹主義”來加強自我合法化。
民粹主義：從概念的矛盾說起
法國與荷蘭的“不”使我們見識到民粹主義的最新故事。對于持技術統治論的開明自由派精英來說，民粹主義在本質上是“親法西斯主義”的，是政治理性的死亡，是以盲目的烏托邦狂熱為借口出現的反叛。對這種懷疑論調最方便的回應就是堅稱民粹主義本質上是中立的：乃是一種超驗形式的政治立場，能夠被整合進不同的政治實踐中。這種選擇經由恩內斯特·拉克勞作了詳細闡述。
對拉克勞而言，在一個合適的自我參照情形下，霸權式整合的邏輯也適用于民粹主義和政治之間的觀念對立：民粹主義是拉康式的政治欲望客體，代表政治的普世維度，亦是理解政治的“捷徑”。民粹主義不是特定的政治運動，但又是最具政治色彩的：即社會空間的形變能影響政治的內容。其構成因素純粹是形式上的、超驗的，而非實體性的：當一系列的“民主”訴求(改善社會保障、醫療衛生、降低稅收、反戰，等等)與一系列同類的事件結合起來時，民粹主義就產生了。該結合產生出作為普遍政治主體的“人民”。民粹主義的要點不在于這些訴求的實質性內容，而是通過這些訴求的結合，產生了一種實實在在的事實。“人民” 成了政治主體，而且所有不同形式的、特定的斗爭和對立都成為在“我們”(人民)和“他們”之間進行的全球對立斗爭的組成部分。然而，“我們”和“他們”的含義并沒有事先規定，謀求霸權的斗爭的籌碼卻蘊含其中了：即使像殘暴的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等因素也能被整合進民粹主義的一系列實踐當中，“他們”就這樣被建構起來了。
現在清楚了，拉克勞為什么青睞民粹主義而不是階級斗爭：民粹主義為某種公開的斗爭提供了一個中立的、“超驗的”發源地，該斗爭的內容和風險由其對霸權的可能追求來確定，而“階級斗爭”把某個特定的社會群體(工人階級)預設為特權的政治力量；這個特權本身并不是霸權斗爭的結果，而是基于該群體的“客觀社會地位”——結果，思想政治斗爭最終成了“客觀”社會過程、權力及它們之間相互沖突的附帶現象。相反的是，對拉克勞而言，某種特定的斗爭被提升到作為所有斗爭的“普通對應物”的事實并非是預先決定的，而是謀求霸權的可能的政治斗爭的結果，在某些范疇，這個斗爭可能是工人斗爭，在另一些范疇，可能是愛國的反殖民主義斗爭，在另一些范疇，又可能是爭取文化包容的反種族主義斗爭……斗爭內含的積極因素中并沒有任何東西能預先確定讓其承擔所有斗爭的“普遍對應物”的霸權性角色。因而，對霸權的追求不僅在普遍形式和個別內容的多元性之間預設不可消除的鴻溝，而且通過這個或然的過程，這個內容的某部分“演化”成普遍范疇的直接體現——比如在1980年的波蘭，團結工會的特定訴求被提升到體現了人民普遍反對共產黨的政權，這樣所有的反共力量(從保守的民族主義反對派、自由民主主義反對派到文化異見者、左翼工人反對派)都在空洞的能指“團結工會”下確認了自己。
拉克勞想這樣把他的立場與漸進主義分開(漸進主義縮小了政治的范疇：所要做的只是在特定社會空間逐漸實現特定的“民主訴求”)，也與完全相反的旨在帶來能充分自我調節的全面革命的思想區分開。這兩種極端思想缺失的都是對霸權的追求；在對霸權的追求中，某種特定訴求被“上升到普遍事物的顯赫高度”，即用來代表“人民”的普遍性。因此，政治場域被置于由“空洞”的能指和“游移不定”的能指所構成的難以消彌的張力之中。拉克勞動用了對民粹主義反對票的“本體”需求與該投票所造成的可能實質內容之間的差距，來解釋何以許多法國選民在70年代之前支持共產黨，而后轉向支持國民陣線的右翼民粹主義——這種解答的漂亮之處在于免除了一個麻煩的話題，不用去管據稱是在極右和“極左”之間存在著的“深刻(極權主義的無疑)的一致性”。
雖然拉克勞的民粹主義理論擁有概念上的說服力，但應注意其中有疑問的地方。第一個問題涉及他對民粹主義的界定：他羅列的若干條件不足以構成充分理由把某現象稱為“民粹主義”——此外還有民粹主義話語移置對立及制造敵人的方式：在民粹主義中，敵人被外化、具體化為確實的本體存在，敵人的消滅將恢復平衡和正義；與之相對，我們自己的——民粹主義政治力量的——身份被認為是先于敵人的攻擊存在的。
相反，對于馬克思主義者(同樣適用于弗洛伊德主義者)而言，患病是正常機體的表現，在結構遭受“疾病”發作的威脅下，它能指示出結構在哪里出了問題：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危機是理解資本主義“正常”功能運作的鑰匙；對弗洛伊德而言，像歇斯底里發作之類的病理現象提供了了解“正常”人格構成的關鍵。這也是為什么法西斯主義絕對是一種民粹主義：猶太人的形象被等同于個人所經歷的許多威脅：猶太人太聰明、太骯臟、太性欲亢奮，是金融剝削者，他們集這些特點于一身……這里我們遇到一個民粹主義的關鍵特征，而拉克勞沒有提到：——民粹主義用來指涉敵人的主人能指不僅僅是空洞的、模糊的、不準確的。
就民粹主義本身而言，這種“抽象”的特征又進一步由其選為敵人形象的偽具體化所補充。人們今天可以買手提電腦，它的鍵盤可以模仿老式打字機對手指的反作用力度，同時還可以模仿字釘敲在紙上的聲音——還有什么例子能更好地說明當今對偽具體性的需要嗎?今天，不僅是社會關系，而且還有技術正變得越來越不透明(誰能看見電腦里面怎樣在運行)，人們有強大的需求去重新創造出模擬的具體，以使個體能把自己與復雜的環境關聯起來，就如與一個有意義的生命世界關聯起來一樣。居伊·德波爾關于“景觀社會”的一個舊的提法具有了新的解釋：意象被制造出來，為的是填充把新的模擬世界與舊的生命世界分隔開的裂縫，即去“馴化”這個新世界。
這種對拉克勞關于民粹主義定義的補充絕不意味著實體層次上的倒退：我們仍然停留在形式一本體論層次上，即在接受拉克勞的主旨，民粹主義是某種形式的政治邏輯，不受任何內容的束縛的同時，補充之把對立“具體化”到一實際存在物當中的特征(與其他特質一樣超驗)。因而，民粹主義就定義而言包含了最低的、基本的、意識形態的神秘化形式；這也就是為什么雖然民粹主義是政治邏輯的形式結構和發源地，該政治邏輯可被施以不同的政治扭曲(反動的民族主義，進步的民族主義……)，然而，到目前為止，民粹主義在其觀念中移置了普遍性的社會對立，把它變成一致的“人民”與外部敵人之間的對立，它在“最近的事例中”隱匿了長期的原始法西斯主義傾向。
簡言之，我同意拉克勞以形式觀念的方式對民粹主義加以界定，同時，我也注意到，在他最近的著作中，他顯然把他的立場從“激進民主”轉到了民粹主義上(現在他把民主縮小到體制內的民主訴求)；然而，正如他自己也清楚的，民粹主義也可能是非常反動的，所以，這里的界線該怎么劃?有沒有辦法在形式觀念層次上劃出一條界線?我打賭，有辦法。
人民作為政治主體的每一種設計，站在人民立場上的每一個行動并不本質上都是民粹主義的。同樣，拉克勞最喜歡強調社會如何不存在，人民如何也不存在，但民粹主義的問題是，在民粹主義的范圍內，人民是存在的——人民的存在來自于其在組織構成上的被排除在外的對立面，來自于敵人被外化為實際的侵入者、障礙。對人民的一個真正民主意義的陳述應該像康德對美的界定一樣，“無目的的合目的性”：沒有人民的人民，意為大眾被組織結構的對立給分割了，挫敗了，使之不能獲得完整的實質性的人民身份。這就是為什么民粹主義遠不能代表此類政治，卻總是涉及某種最簡單的去政治化的傾向以及政治上的“自然化傾向”。
這可以說明法西斯主義的根本謬誤是其顛倒了墨菲稱之為“民主悖論”的概念：如果(體制化的)民主能把對立斗爭統一到體制的特定空間，并將斗爭轉化為可控的對立，那么，法西斯主義則走的是相反的方向。法西斯主義以其行動方式把對立的邏輯推到了極端，把截然相反的一面當作政治目標：即絕對秩序化的等級社會。
類似的是，這種矛盾反映出的中間階級的矛盾性通過中間階級與政治的關系得到了最好的體現(如馬克思在關于蒲魯東的論述中所闡明的)：一方面，中產階級反對政治化——他們只想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做自己的工作，過和平的生活(這也是他們傾向于支持極權集團的原因，因為后者承諾結束社會瘋狂的政治動員，以使每個人能回到工作中去)；另一方面，中間階級——以自己是愛國的、勤勞的、講道德的大多數但卻受到威脅為借口——是草根民眾運動最主要的煽動者(以右翼民粹主義為偽裝)，如，在當前的法國，惟一能真正打亂后政治的、技術統治論的、人道主義的治理方式的，只有勒龐的國民陣線。
這也是為什么把任何共產主義運動算作某種形式的民粹主義是有問題的。弗洛伊德指出，共同認可的目標把民眾聚合起來，這一目標的凝聚力可以從領導者身上轉移到某種非個人的思想上，而“這種抽象出來的思想，或多或少會在我們稱之為第二領導人的身上得到全部體現，而且有趣的變化會從思想與領導者的關系中產生出來”。與法西斯領袖不同，斯大林主義領導人是“第二領導人”，是共產主義思想的體現工具，難道這一點不適用于斯大林主義領導人嗎?這也是共產主義運動和體制不能被劃人民粹主義的原因。
與此相關聯的還有拉克勞分析中的其他不足之處。他的民粹主義研究的最小單元是“社會訴求”范疇(該術語有雙重含義：請求和要求)。選擇這個術語的理由是明確的：訴求主體的形成來自于提出訴求；“人民”通過訴求的對應鏈構建了自身，它是提出要求這一述行的結果，而不是預先給定的群體。然而“訴求”這個詞涉及一種完全戲劇性的場景：主體把訴求提交給據稱能使訴求得到滿足的他者。難道正當的革命性的、解放性的政治行為沒有超出訴求的范圍?革命主體已不在訴求的層次上運動，不再要求從當權者那里得到什么東西——他要的是摧毀他們……
關于他的基本的對立觀念：差異邏輯(社會作為一整體調節系統)和等同邏輯(社會空間分隔成兩個敵對陣營，其內部的差異被同化)，拉克勞忽略的不僅是民主的惟一性，而且他忽略了這兩個邏輯的全面內在纏繞。這里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是：只有在民主政治體制中，對立的等同邏輯才被整合進政治大廈，成為其基本結構特征——似乎尚塔爾·墨菲的著作在這里更具相關性，他大膽嘗試把民主和激烈斗爭的精神放在一起而排除了兩個極端：一方面，弘揚無畏的斗爭沖突會終止民主及其主要法則(尼采、海德格爾、施密特)；另一方面，在民主空間里排除真正的斗爭，結果剩下的只是貧血的、規則操作下的競爭(哈貝馬斯)。墨菲指出，隨著以報復的方式排除那些不能適應非強制性交際規則的人，暴力又回來了，他是對的。然而，在今天的民主國家里，對民主的主要威脅并不包括兩個極端中的任何一個，威脅在于政治的“商品化”導致政治消亡。這里，危險主要不在于選舉活動中政治家被當作商品一樣包裝和銷售的方式；更深刻的問題是選舉本身是按照購買商品(這里是權力)的方式設計出來的：它們涉及不同的商品一黨派之間的競爭，而且我們的選票就像金錢一樣，可以用來購買我們想要的政府……在這種把政治當作我們可以購買的一項服務的視角下喪失的東西是：政治是一個共享的公共領域，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的問題和決定在這里得到了討論。
民主似乎不僅能包含敵對，而且它也是惟一歡迎和預設敵對、并把敵對體制化的政治形式，其他政治體制視為威脅的東西，民主卻將之上升為其“正常”運作的積極條件：權力場是空的，并沒有天然的權力擁有者；戰爭、斗爭不可消除，每一個建設性的政府都必須經過斗爭決出，以斗爭的方式獲得……這也就是為什么拉克勞關于勒福爾的批評沒有說到點子上：“對勒福爾而言，民主政體的權力場是空的。對我而言，這個問題則不同：這是一個由霸權邏輯的運作而產生的空無的問題。在我看來，空是一種身份類型，而不是結構上的定位。”兩種空無完全不可比：“人民”的空無是這個霸權能指的空無，它把等同的鏈條總合起來，即具體的內容能“轉化”成社會整體的象征，而權力場的空無則是指一種距離，它使每一個經驗主義的權力擁有者都變得“不完善”，變得暫時和轉瞬即逝。
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民粹主義(經我們補充的克拉勞給出的定義)不是惟一的超越了民主框架的對立的存在方式：共產主義革命組織的存在方式，廣泛的非體制化的社會和政治抗議現象，1968年的學生運動，到后來的反戰抗議，到最近的反球化運動，都不能恰當地被稱作“民粹主義”。這里有說明意義的例子是美國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的反種族隔離運動，它以馬丁·路德·金的名字為標志；雖然該運動表達了一種在現有民主體制內沒有得到恰當滿足的訴求，但該運動不能在任何意義上被稱作民粹主義的——其領導斗爭的方式、構造對立面的方式都不是“民粹主義”的……雖然運動的運作方式是民粹主義的，圍繞一項在民主體制內沒有得到滿足的訴求來動員民眾，但其并沒有依賴一個復雜的等同鏈條，而仍然集中在一個單一的訴求上。
政治斗爭的僵局
2004年, 以前以 “隱喻分析家”著稱的后喬姆斯基語言哲學家喬治·雷可夫突然在民主黨內聲名大震, 他提出了一項基本的、“簡單明了的”對民主黨政治錯誤的陳述, 以及如何糾正錯誤來復興民主黨的動員力量的方案。他的方案讓我們感興趣的是其中若干表面的特征與拉克勞的體系相一致: 從政治作為對自我利益進行理性謀劃的代理人的斗爭轉化到一種更“開放的”把政治斗爭視為由無法消減的隱喻修辭所支撐的情感沖突。 (對拉克勞而言, 隱喻已烙印在意識形態、政治霸權的中心: 霸權的根本運行方式是把某一個別內容上升為普遍性的直接體現, 這種霸權運行方式實際導致了隱喻的短路。)
人們應該記得雷可夫是一個真正的反喬姆斯基者, 他相信講出一切事實, 相信純粹理性的力量。雷可夫選擇了一個奇怪的反啟蒙主義視角, 該視角圍繞所謂的 “理性主義—唯物主義范式”進行觀照: 人民對自我利益不遵循理性分析的方式, 他們以環繞核心隱喻組織起來的潛意識敘事框架進行思維, 他們的信念由此類結構支撐, 而不是由理性論證支撐——我們又回到了古老的神話與邏各斯的對立, 修辭與推理的對立, 隱喻與嚴格概念的對立。雷可夫的詳細分析在關于日常修飾詞語如何與未明說的想法相結合而產生的生動知識 (如, 在 2004年, 媒體通常把克里的住宅稱為 “地產”, 而把布什的房子稱為 “牧場” )和較原始的偽弗洛伊德闡釋之間搖擺。
雷可夫的結論是: 不要站在理性論辯和抽象道德的立場上去恐懼激烈的隱喻性語言, 左派應該接受這個領域的斗爭, 并學會提出更吸引人的觀點。在 《不要考慮大象 》一書的結尾, 雷可夫寫道, 保守派人士已經制定了他們自己的價值觀、準則和方向, 并在過去的 30年中將之充分有效地在公眾心里表達出來, 因而只需幾個字的哲學即可將其喚起: 強力防御、自由市場、低稅率、小政府、家庭價值。雷可夫為自由派人士也提出了類似的哲學: “更強大的美國、廣泛的繁榮、更美好的未來、有效的政府、相互的責任”。兩種選擇都具有的弱點也是明確的: 保守派的表述提出我們的不二選擇, 要求我們采取強力的、分離的立場( 強力防御以對抗裁軍支持者; 自由市場以對抗國家干預; 降低稅收以對抗收稅, 然后用于社會項目) , 而自由派的表述則包含了無人能反對的、普遍順耳的詞語( 誰反對繁榮、更美好的未來、有效的政府? )。惟一發生的是, 強烈、激昂的修辭被淺薄的、感情用事的修辭取代了。這里奇怪的是: 作為一個精密的語言學家、語義學專家, 雷可夫居然忽略了其觀點中的明顯弱點, 這個弱點可以用拉克勞的方式來說明: 它沒有設計出一個有明確敵人的對立沖突, 而這是每一個具備有效動員力的政治表述的必要條件。
所以我們遠不是在暗示雷可夫提出的是“拉克勞式”的政治: 恰恰相反, 正是與拉克勞的參照使我們看到在表面的相似之下雷可夫的局限。據參議員杜賓 (按民主黨人的說法是雷可夫的支持者) 的說法, 他 “不要求我們改變我們的觀點或改變我們的哲學。他只是告訴我們必須重新對話”。共和黨人通過 “把舊思想重新包裝”取得了勝利。因此, 斗爭被減縮為 “純粹的修辭”: 思想 (還有 “真正的”政治) 如舊, 惟一的問題是如何包裝思想, 兜售思想 (或者, 用更 “通情達理”的方式來說:建立更好的交流) 。就贊同這樣一種對其觀點的解讀而言, 雷可夫并沒有對他自己所強調的隱喻結構的力量予以足夠的重視, 而讓其降為第二位的包裝———這與拉克勞截然相反, 拉克勞認為在建立霸權表述方面, 修辭是在意識形態 /政治過程的中心運作的, 雖然有時拉克勞禁不住誘惑, 把當今左派的困難縮減為 “純粹修辭方面的”失利。
所以左派的主要問題是它不能提出一個關于變革的充滿激情的整體視野??問題真是那么簡單嗎? 解決的辦法不是左派放棄 “純道德的”理性主義話語, 而是提出一種更實際的、針對政治意象的視角, 一個能與新保守主義方案和過去的左派觀點相競爭的視角。就其內容而言, 具體地說, 新的左派觀點是什么呢? 傳統左派的衰落, 它退入從來沒能進入霸權游戲的道德理性主義話語, 這是不是由過去數十年全球經濟的巨變決定的? ———那么, 左派解決當前困境的更好的總體方案在哪里呢? 無論抵制 “第三條道路”的方案是什么, 它至少是提出了一種把這些變革納入考慮范圍的視角。難怪當我們進行具體政治分析時, 混亂開始成為主導性的———在最近一次采訪中, 拉克勞對我作出奇怪的指責, 說我 “認為美國的問題是美國行動上像一個世界大國, 但意識上不像一個世界大國, 只是從自己的利益來思考。因此解決之路是美國在行動和思想上都應像一個世界大國, 扮演起警察的角色。對于像齊澤克這種出自黑格爾哲學傳統的人, 這意味著美國想成為普世階級。??黑格爾歸之于國家, 馬克思歸之于無產階級, 現在齊澤克將之歸于美帝國主義。這樣想是沒有根據的。我不認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進步的事業會以這種方式去思考”。
我引用這段話不是想詳述他做的可笑的、惡意的、扭曲的解釋: 當然, 我從來沒有懇求美國成為普世階級: 當我說美國 “全球行動,區域思考”時, 我的觀點是美國既應該在全球行動, 也應該作全球思考。簡單地說, 普遍性和個別性的分隔是結構上的必要, 這就是為什么從長遠來講美國是在自掘墳墓??順便說一句, 這里含有我的黑格爾主義: 歷史辯證過程的 “原動力 ”恰恰就是 “行動 ”和 “思考 ”之間的分歧: 人們所做不是其所想, 思想在形式上是普遍的, 而此類行動是 “個別化”的。這就是為什么對黑格爾來說沒有自明的歷史主體, 所有行動的社會主體總是而且從定義上說都受制于 “理性的狡詐”, 是通過完成預定任務的失敗來完成他們的角色。結果是, 我們這里所面對的差距不簡單地就是思想的普遍形式和特定利益之間的差距, 我們的行動由普遍思想授權并得到特定利益的支持。真正的黑格爾式見解是: 與個別內容相對立并將之排斥的普遍形式使自身 “個別化 ”, 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沒有必要去尋找污染純粹普遍性的某種個別的 “病態”內容。
我引用這段文字為的是準確說明普遍性的地位: 這里我們碰到普遍性的兩個對立的邏輯, 而這是必須嚴格區分的。一方面, 存在作為社會普世階級的國家官僚階層, 作為整體秩序的直接代理人; 另一方面, 存在著 “超數字的”普遍性, 此普遍性體現在超出現存秩序的因素里, 這些因素雖內在于該秩序, 但在其中卻沒有恰當的位置。不僅兩者不同, 而且這個斗爭最終是這兩種普遍性之間的斗爭, 而不只是普遍性的個別因素之間的斗爭: 不僅是關于哪種特定內容將使普遍性的空洞形式 “霸權化”, 而是關于普遍性的兩種排他性形式之間的斗爭。
這就是為什么當拉克勞沿概念內容與激進命名的效果相對立的軸線去反對 “工人階級”和 “人民”時, 他說偏了: “工人階級”指一個先于概念存在的社會群體, 由其實質內容來表述。而人民則是通過命名才成為一種統一的力量, 是訴求使他們在 “人民 ”的名義下統一起來。然而, 馬克思對 “工人階級 ”和“無產階級”作了區分: “工人階級 ”實際上是一特定社會群體, 而 “無產階級 ”指一種主體地位。
這使我們注意到拉克勞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所持的基本批評: 這實際上是一門 “實體”科學, 它給物質性社會現實的一部分劃出了界線, 因此 “政治經濟學批 判” (換句話說, 給予階級斗爭以特權 )中解放政治學的任何直接實踐都把政治變成實在的現實的附帶現象??這種觀點漏掉了德里達稱之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 “幽靈”維度: 遠不只提出某確定社會領域的本體論, 政治經濟學批判顯示該本體論總是受到 “幽靈”的介入———馬克思將之稱為商品世界 “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微妙”。此種奇怪的 “幽靈 /鬼魂”置身于經濟現實的中心, 這就是為什么, 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 馬克思批判的循環得以完結。
在早期著作中, 馬克思最初的論點是: 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出發點, 從這里, 他開始進行國家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 最后著手對社會再生產的最基本機制給予了洞見性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然而, 在最后這一點, 過程成為循環并回到了起點, 即是說, 在 “實際的經濟現實”的中心, 我們發現的仍舊是神學范疇的東西。當馬克思描述資本的瘋狂的自我增殖流通, 其唯我獨尊的自我增殖在今天對期貨的投機上達到了頂點, 這決不是簡單地說, 這個走自己的路, 不管任何人類和環境問題的自我生產的巨獸的幽靈只是意識形態的抽象; 也不只是說, 不要忘記在這種抽象后面, 有真實的人和自然物體, 他們的生產力和資源構成了資本流通的基礎, 在此之上資本被滋養成一個巨大的寄生蟲。問題是這種 “抽象”不僅存在于我們( 金融投機家 ) 對社會現實的誤認上, 在決定物質社會進程的結構方面, 它又是 “真實的”: 所有人的命運, 有時是整個國家的命運都能被資本的 “唯我的”投機舞蹈所決定, 因資本的逐利性, 在其運行如何影響社會現實方面, 資本表現出該死的冷漠。這里存在著資本主義的根本的制度性暴力, 比前資本主義時期直接的社會意識形態暴力更可怕: 此暴力已不再能歸結到具體的個人及其 “邪惡”意圖上,而純粹是 “客觀的”、制度性的、匿名的。這里我們碰到了拉康式的關于現實和真實之間的區別: “現實”是指參與到互動和生產過程的具體的人之社會現實, 而真實則指決定社會運作的資本的冷酷的、“抽象的”幽靈邏輯。
此外, 我們不要忘記政治經濟學批判這個術語的意義: 經濟本身就是政治的, 所以, 不能把政治斗爭降為某種更 “基本的”經濟社會進程當中的附帶現象或次要結果。這就是 “階級斗爭”對于馬克思的意義: 政治存在于經濟的中心。當馬克思在 《資本論》第三卷手稿里直接討論階級斗爭時, 出現了斷裂, 前述觀點說明為什么這個斷裂是有意義的———這種斷裂不是缺陷, 不是失敗的符號, 而是標志著思想的路線又回到思想本身, 回到一個一直存在的領域。“政治的”階級斗爭從一開始就滲入了全部的分析: 政治經濟學的范疇( 如, 商品的“價值”、“勞動力”或利潤率) 并不是客觀的社會經濟數據, 它總是顯示著 “政治”斗爭的結果。
因此, “資本主義”不僅是用來描述一個實際社會空間的范疇, 而是一個決定整個社會空間結構的形式的超驗的母體———實際上是一種生產方式。它的力量置身于其弱點當中: 它受驅動永遠處于變化中, 處于恒久的緊急狀態, 為的是回避其基本的對立物及其結構失衡。因此, 它在本體意義上是 “開放的”: 它通過不斷的自我克服來再生產自身; 似乎它在向未來借錢, 但總是推遲清償的日子。
土耳其進行曲
雖然民粹主義的話題在今天的政治領域十分重要, 但普遍的結論是它不能被用作解放性政治學更新的基礎。要注意的第一點是, 今天的民粹主義不同于傳統的民粹主義———兩者的區別在于其賴以動員人民的敵人上: 后政治的興起意味著把政治本身轉變為對相互沖突的利益的理性治理, 而且這個傾向還在發展。在高度發達的國家如美國和西歐, “民粹主義”至少是體制化后政治的固有的、模糊的替身, 人們想說的是: 它是德里達意義上的補充, 它是一個不適應體制化空間的政治訴求得以表達的場所。在這個意義上, 民粹主義有一個基本“困惑”: 其基本姿態是拒絕面對局面的復雜性, 而將之簡化為一種與偽具體化的 “敵人”的清楚的斗爭( 從 “布魯塞爾官僚”到非法移民) 。因此, 從定義上來講, “民粹主義”是一種否定現象, 一種建立在拒絕之上的現象, 甚至是一種不明說的對無能為力的承認。我們都知道一個老笑話, 說的是一個人在路燈下找他丟失的鑰匙; 當被問到在哪里丟了鑰匙時, 他承認說是在后面那個黑暗的角落里; 可是, 為什么他要到街燈下來找鑰匙呢? 因為這里比較亮——民粹主義當中就有這種把戲。所以, 今天解放性的運動不僅不應投入到民粹主義當中, 而且應更進一步提出今天解放政治的主要任務是在生死攸關的問題上找到一種政治動員的形式, 對(像民粹主義一樣) 體制化的政治保持批判態度, 從而避免民粹主義的誘惑。
那么, 歐洲的思想混亂給我們帶來了什么呢? 法國的選民沒有明確的對等選擇, 因為選擇項 “是”被給予了特權: 精英們向人民提供的選擇根本就不是選擇———人民被號召去贊同不可避免的命運。媒體和精英把這種選擇當作知識與無知、專門知識和意識形態、后政治治理和舊的左右翼政治激情之間的選擇。于是,“不”被當作一個不了解自身后果的短視反應被拒斥了: 一種應對正在出現的后工業全球秩序的恐懼而產生的陰暗反應, 一種堅持并維護福利國家傳統的本能反應———一個缺乏任何實質性替代選擇的拒絕姿態。難怪堅持 “不”的否定立場的政黨是站在政治譜系相反一極的政黨, 勒龐的國民陣線居右, 法共和托派居左。然而, 即使這一切里面有真理的因素, 關于 “不”的這一事實, 即 “不”沒有得到一種一致的替代性的政治圖景的支撐, 這可能是對政治精英和媒體精英最強烈的指責: 他們無法表達人民的愿望和不滿并將之轉化為政治圖景。相反, 在他們對 “不”的反應中, 他們把人民當作因遲到而沒有聽到專家講課的小學生: 他們的自我批評是他們沒有教育好他們的人民。這種 “交流”觀點的鼓吹者沒有明白,從反面講, 這里的 “不”是一個關于交流的完美例子, 如拉康所言, 在交流中, 說話者從聽者那里以顛倒的方式, 即真實的方式得到自己的信息: 有知識的歐洲官僚從選民那里以真實的方式得到關于他們自己淺薄的信息。被法國與荷蘭拒絕的歐盟憲法草案代表著一種廉價的把戲, 似乎通過把兩個世界最優秀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歐洲就能自救并打敗競爭者: 通過保持文化傳統, 在科技現代化方面打敗美國、中國和日本。這里要堅持的是, 如果歐洲要自救, 它應做好相反的準備, 冒兩方面失敗的風險: 消除對科技進步的迷戀, 擺脫對歐洲文化傳統優越性的依賴。
當評論家把 “不”描寫為混亂恐懼的信息時, 他們錯了。我們這里所說的主要恐懼是“不”在新歐洲政治精英當中激起的恐懼, 那種害怕人民不再輕易購買其 “后政治”圖景時的恐懼。對于所有其他人來說, “不”是希望的信號, 希望的表達; 希望政治仍然活著, 仍有可能; 希望關于新歐洲將是什么樣子和應該是什么樣子的爭論繼續是開放的。這就是為什么, 我們從左派的角度看, 應該拒絕自由派的輕蔑暗示, 他們認為在我們的 “不”中, 我們會發現自己奇怪地與新法西斯主義者結成了同盟。新民粹主義右派和左派的惟一共同點是:意識到政治本身仍然活著。
在 “不”中有過肯定性的選擇: 選擇本身的選擇。拒絕被新精英勒索, 他們給我們提供的惟一選擇是肯定他們的專業知識或是展示我們自己的 “非理性”的不成熟。在關于什么樣的歐洲是我們真正想要的方面, “不”是啟動恰當政治爭論的積極的決定。歐盟憲法的混亂是否也說明這樣一種困惑: 我們想要什么樣的歐洲? 在各種政治、文化和體育公共場合聽到的歐盟的非正式盟歌是取自貝多芬第九交響樂最后一個樂章 “歡樂頌”的旋律, 這是一個能代表一切的真正的 “空洞的能指 ”。在法國,它被羅曼·羅蘭提高到謳歌全人類兄弟之情的人文主義頌歌的高度( “全人類的 《馬賽進行曲》”); 1938年, 這個曲子作為 “帝國音樂節”的高潮來演出, 后來為希特勒的生日演出; 在文化大革命時的中國, 在排斥歐洲經典藝術的氛圍中, 這首樂曲被當作進步階級斗爭的音樂; 而在今天的日本, 這首樂曲獲得了被頂禮膜拜的地位, 因其據稱傳遞了 “痛苦之后的歡樂”的信息而被納入到社會的組織結構中; 直到 20世紀 70年代, 即西德和東德奧林匹克運動隊必須作為一個德國隊參賽時, 為德國金牌得主演奏的國歌就是 《歡樂頌》; 同時,伊安·史密斯領導的羅得西亞白人至上主義政權, 在 60年代末為了維持種族隔離而宣告獨立時也宣布這首曲子為它的國歌。甚至 “光明之路”的領導人阿比馬爾 ·古茲門 (現已被監禁) 被問到他喜歡什么音樂時, 他也提到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樂的第四樂章。因此, 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想像一場虛構的演出, 在演出中, 所有不共戴天的敵人, 一時忘記了他們之間的敵對, 而在這一神奇的時刻參加到兄弟之情的狂歡當中。
然而, 在我們把第四樂章當作因 “社會應用而被毀掉”的樂章拋棄之前, 讓我們注意一下該樂章結構上的一些特點。在聽完用管弦和聲樂的三次變奏演奏的主旋律( 歡樂的主題 )后, 在本樂章的中部的第一個高潮部分, 某種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而這個問題在自樂曲首演后的 180年中一直困擾著批評家: 在第331節, 調子完全變了, 不再是莊嚴的贊美詩般的行進, 同一個 “歡樂”主題卻用 “土耳其進行曲”( Marcia Turca ) 的風格來重復。該風格借自吹奏樂器和打擊樂器演奏的軍樂, 是 18世紀的歐洲軍隊取自土耳其近衛軍的軍樂———這里的調式是民眾游行的狂熱調子, 一個有嘲弄意味的場景??在此之后, 一切都錯了, 原本簡單、肅穆的莊嚴再也沒有出現: 在這個 “土耳其”部分之后, 以一種與第一部分明顯相反的方式行進, 合唱似的音樂退避到深切的宗教式虔誠當中, 試圖呈現一個圣潔的意象: 數百萬人民跪下來, 彼此相擁, 懷著敬畏的心情注視著遠處的天空, 尋找那個一定置身在布滿星辰的蒼穹之上的像父親般慈愛的上帝; 然而, 樂曲在此被困住了, 先是低音部, 然后由次中音部和中音部重復, 最后是高音部重復, 但表現出的是混亂, 好像這個不斷重復的懇求表達的是絕望的企圖, 要想使我們相信它所知道的不是真的, 使得 “慈愛的父親一定住在??”的樂符變成了絕望的懇求, 結果證明在天穹之外什么也沒有, 沒有慈愛的父親來保護我們及確保我們的兄弟之情。接下來, 低八度的賦格曲引導樂曲回到一種更歡快的情緒, 但其人為痕跡過重的華彩使之顯得不適宜, 一種拙劣的結合, 一種想掩蓋前一部分所顯示出的因上帝缺失而造成的空洞的絕望企圖, 但樂章結束前的婉轉歌唱最為奇怪, 聽起來一點不像貝多芬的作品,倒像是莫扎特的《后宮誘逃》結尾曲夸張的翻版, 把 “土耳其”因素和密集的洛可可場景結合在一起。于是結尾曲是一個東方主義和退回到18世紀古典主義的奇特結合, 一次從歷史此在的雙重倒退, 是對包容一切的兄弟之情純幻想的歡樂之神的默認。如果曾有過 “自我解構”的音樂作品的話, 這就是一個例子。
因此, 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充滿了尼古拉斯所稱的并非完美的象征: 作品 (或樂章的行進) 有太多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因素, 雖然還不清楚這些因素能引起什么樣的附加意義。
如果我們把《歡樂頌》過于通俗化, 如果我們過于習慣把它當作兄弟之情的象征, 情形會怎么樣呢? 如果再遇到這種情況, 我們應該拋棄其中的錯誤嗎? 今天許多的聽眾為 《歡樂頌》里面的空洞浮華和矯飾感到吃驚, 為其某種可笑的莊嚴吃驚———回憶一下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演出: 肥胖、自鳴得意、穿著得體的歌唱家使足了勁, 青筋暴露, 伴著可笑的手臂揮舞, 盡可能強烈地表現崇高的意義??如果這些聽眾是對的呢? 如果真正的問題是出在土耳其進行曲介入之前, 而不是之后呢? 如果我們轉換全部的視角, 把進行曲部分當作對減少荒唐矯飾的正常狀態的回歸, 因此使我們回到現實中來, 好像在說 “你想慶祝人類的兄弟之情? 這里就是真正的仁慈、博愛”。
今天的歐洲不也是同樣的情形嗎? 貝多芬《歡樂頌》作為歐盟非正式國歌的諷刺之處是:歐盟今天之危機的主要原因恰恰就是土耳其:根據大多數的民意測驗, 最近法國、荷蘭公民投票當中投反對票的民眾的主要理由就是反對土耳其成為其成員國。“不”的基礎可能是右翼民粹主義 (針對土耳其對我們文化的威脅說不, 針對土耳其廉價的移民勞動力說)不 , 也可能是自由派文化多元主義 (土耳其不應被接受為歐盟成員, 因為它對待庫爾德人的方式沒有表現出對人權的足夠尊重) 。而相反的贊成的觀點則犯了貝多芬結尾曲同樣的錯誤??所以, 到底是歐盟應該接納土耳其, 還是土耳其應該在歐盟之外偷偷哭泣? 歐洲能夠逃脫 “土耳其進行曲”的境況嗎? 如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結尾所示, 如果真正的問題不是土耳其進行曲, 而是基本旋律———那首布魯塞爾后政治技術精英給我們演奏的歐洲統一之歌———出了問題, 那又怎么辦?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主旋律, 對歐洲的新的界定。土耳其的問題、歐盟因土耳其而產生的困擾并非是關于土耳其的問題, 而是關于歐洲自身的混亂的問題。
那么, 歐洲今天的困境是什么? 歐洲處于以美國為一方, 以中國為另一方的鉗制中。從形而上學的意義上講, 美國和中國是一樣的:都是對技術的無限制的狂熱追求和熱衷于把普通人組織起來。當地球最遠端已被經濟征服,能進行經濟剝削; 當你喜歡的任何事件, 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能在任何時間迅速呈現在你面前; 當通過電視的 “現場直播”, 你能同時“感受”伊拉克沙漠里的戰斗和在北京的京劇演出; 在因全球數字化網絡, 時間已變成速度、即時性和同時性時; 當現場電視秀的優勝者被當作某個民族的偉大人物時, 在所有這一切之上有一個如幽靈般迫近的問題在大喊: 為了什么? ———向哪里走? ———接下來又會怎樣?
如果對于所有人來說, 正在出現的世界新秩序是沒有異議的, 那么歐洲就迷失了, 所以歐洲惟一的解決之道就是去冒險, 打破這個命運的魔咒。在這個新原則下, 沒有什么是不可以撼動的: 無論是經濟 “現代化”的需要, 還是最神圣的對自由民主的迷戀。
所以, 雖然法國與荷蘭的 “不”的背后并沒有一個清楚的、具體的替代性洞見作為支撐, 但 “不”至少清理出空間, 打開了一個需要新的方案填入的真空———與贊成歐盟憲法的立場相反: 該立場實際上排除了思考, 而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政治運作的既成事實。法國的“不”對所有關心歐洲的人透露的信息是: 不,那些想用鮮艷的自由派文化多元主義包裝把貨物賣給我們的那些匿名專家們并不能阻止我們思考。歐洲的公民們應意識到我們必須就我們的需求作出恰當的政治決定, 是時候了。沒有什么知識精英會為我們做這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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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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