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主精神和創造性的淵源

論民主精神和創造性的淵源

創造性的前提是思想的自由，很難想象，一個思想膚淺、視野狹隘的人能有多少創造性。然而思想的自由卻建立在人的有欲有求上——個人首先必須生存，然后才能談到發展。領土和主權是一個國家存在、獨立和自由的標志，私有財產及對其的支配則是一個人獨立和自由的基礎。在人類戰勝獸類走出森林后，在生存資料產生不足之后，人類之間便產生了戰爭——爭奪生存資料（主要是土地、物質財富）由此成了人類歷史上永恒的主題。有時候，人們為了整個民族的生存，會設法（立法）將個人的財產和私欲限制到最小限度，使全民都為民族的生存和發展這一崇高目標而奮斗——斯巴達國家的建立就基于如此。斯巴達人之所以能全力投入到戰爭中去，其根本原因在于有希洛人為其提供生存的保障。斯巴達社會是民主的，但個人的創造精神卻被限制了——只限于戰爭方面，而人的其他方面的潛能被壓制了。與之相對的是雅典，在保障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的前提下，隨著國家和個人財產的增加，雅典人的創造才華如火山般噴涌而出，，其光芒照亮了整個希臘世界。是難想象，當大部分國民還在為生存而努力奮斗，為裹腹而苦苦掙扎——也就是所有的生存和生活資料僅能勉強維持其生存時，還能有什么自由和精神生活，更何談創造性（原始社會的民主制不包括在內）！民富才能國強，民富才能開啟自己的智力空間，才能保障自己的自由，才能發揮自己的創造性。

實際上，私有財產的保護只保證了個人作為公民最起碼得的尊嚴和自由——可自由支配自己的財產；而一種自由開放的的社會文化與制度環境，才能真正起到保證個人精神自由的的作用。無論古代，還是現在，在每個社會里都有許多財產富足、生活優裕的“精神奴隸”——在中國，我們稱之為奴才。這類人是不自由的，它們沒有獨立的人格和大空間思維能力，也缺乏神圣而高尚的信念和理念，除了不擇手段的生存；由于不能將自己的才智精力和財富用于造福于社會，按黑格爾的觀點，他們是在已經淪為了自己欲望的奴隸。這類人就是社會的寄生蟲。

自由不是為所欲為和隨心所欲，個人自由的前提是國家和民族的獨立與自由，因為個人不能脫離二者而孤立的存在。因此，個人財產的擁有限度社會雖然沒有給與明確規定，但在個人的心目中，卻不能不清楚的表明：超出個人生存和生活的部分應該奉獻給國家和民族——不用事實上的捐獻，只要用在增加國民財富而不是僅供個人揮霍就是真正的奉獻。個人的財產，從廣義角度上說，不僅是為了保證個人及其后代的自由和生存，更是為了保障國家和民族的自由和生存——這才是最高的理性和自由精神。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當初雅典人將發現的銀礦瓜分掉而不是用以建造一支艦隊，薩拉米斯海戰的結果會是什么樣子，希臘人是否能贏得希波戰爭將是一個疑問。我們由此想到了春秋時期鄭國的弦高，中古時期不私天下的堯舜，以天下為公的大空間思維（超越個人的私欲空間）應該成為每一個富人——也就是擁有過量財產的社會中的個人的生存和行為法則，為富不仁不應再出現在新時代的社會中。西方理性的新教徒給我們做出了可供效法的榜樣（這里不能不提到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韋伯對資本主義的分析簡直是入木三分，恰如其分），卡耐基、洛克菲勒、摩根、蓋茨、巴菲特等人均向世人展現了個人最崇高的一面，其所作所為實在值得我們有些國人好好參考。

自由的前提是責任和義務，個人生存在社會中，必須依存于社會來索取各種生活和發展資料與信息，雖然不能抹煞個人的努力，但必須放在大背景上用大空間思維去評價：假如沒有民族、國家和社會這個大環境，個人的一切努力都是枉然。因此個人不能貪天之功，妄想個人所有的財富和成功都是自己一人奮斗的結果，那就大錯而特錯了——這種人心目中是沒有上帝和國家民族觀念的。個人必須依存于社會才能生存，所以就對社會負有終生的責任和義務——向國家、社會和人民的奉獻和報答是每個自由公民神圣而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

從來作用都是雙向的——一如作用力和反作用了。國家和社會的的責任與義務是：不僅保障公民享有支配自己的個人財產生存的自由，而且還保障公民享有支配自己的思想發展的自由。當然，二者的前提是不應危害到他人、社會、國家和民族。故而，法律、制度和道德倫理的創制與塑造是一個國家和社會不可避免的責任。法律是準繩，道德是底線，說得不錯。法律制度實質上是一種社會規則，在用以保證個人的生存和發展的自由同時，也起著防止因個人私欲泛濫而危害他人國家、民族與社會的作用，換言之，既要保護個人，又要約束個人，還要保障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存與發展——而這正是衡量一個社會制度法律是否優良的的最好標準。歷史已經證明，一項國家根本大法和制度的創立，往往能奠定一國發展的方向并進而決定他的命運。斯巴達萊庫古的立法奠定了斯巴達八百年的軍國體制，美利堅憲法的制定也奠定了美國作為世界上最自由的民主國的地位。一個國家和民族不是孤立的存在于這個世界上的，因此，其法律制度的建立應符合：既要服務于內部的團結和治理，又要有利于整體的生存和發展。中國周代的建立是最為成功的楷模，秦代的商鞅變法也給我們做了一很好的榜樣，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也是成功的例子。

然而，歸根結底，法律制度只是一種外在手段，文化、宗教、道德、倫理才具有持續而深遠的作用，后者更多的是一種內在的自律。沒有一整套與法律制度相適應的文化道德倫理規范的社會是不能長久的，秦國的壽命之所以短暫就在于此，周代之所能延續八百多年也是這個原因。人們是從被動的服從還是自覺地遵守，實在是一個國家與社會健康和穩定與否的度量器。誰也不能否認，基督教在西方國家中存在的合理性，而天主教作為一個龐大的全球性組織更是獨立于任何國家實體之外，其存在說明了什么？在人們的精神上還有一個王國，這個王國也需要“法律和制度”！我們往往看到，在決定人們的行為的力量中，最強大的還是他“內心王國中的法律”。

如果把社會比作一座大廈，法律制度和道德文化（宗教）就如同這座大廈的兩根支柱——沒有它們，社會就無法正常運轉。人是神性和獸性的結合體，人的創造天賦足以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但人的無窮欲望也足以將這個社會給毀掉。自從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之后，人類社會就無時不在與個人膨脹的欲望作斗爭，因此就導致了法律制度和道德宗教的產生。從作用和持久性來說，后者遠勝前者，自律遠較外律為優，這是公認的定理。顯見，如果這兩根支柱中的任何一根腐蝕甚至斷裂的時候，這個國家或社會就危險了，我們稱這個國家或社會是不健康或患病的。非常不幸的是，我們不無痛苦的看到，我們國家的兩根支柱都產生了腐蝕斷裂的危險！

在保障個人真正的生存自由——即財產和思想的自由的前提下，個人的創造力才能被釋放出來；國家和社會中全部個體的創造力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創造力。國家和社會具有創造力，二者才能繁榮、進步和發展，否則，只是維持勉強而可憐的生存罷了。非常遺憾的是，我們看到，二千年來，中國的社會猶如止水，因為缺乏創造力而停滯不前，我們引以自豪的文化與物質財富常常在一次次的動亂中化為灰燼。柏克曾所：一個沒有更新之術的國家就是一個沒有保國之方的國家。精神上的封閉與保守，宣告了創造力的衰竭；創造力的喪失，則預示著國家的衰落乃至破產——這種國家，不僅連最起碼的生存都難保持，還往往會成為更具活力的國家的獵物。讓人難以接受的是：以前我們的國家是，現在我們的國家似乎還是處于這種尷尬的地位上！

一個國家，即使不能保證每一個國民都擁有自由的思想——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但也應確保其精英階層尤其是智力階層精神上的自由——這種自由是一個國家自由的前提和標志。如果把國家比作一棵大樹，那么國家的精英群體就好比樹干，而人民大眾即使枝葉和樹根，二者互相依存，組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精英又好比希臘神話中的大地之子安泰，安泰只有不脫離大地，才能從大地母親那里汲取無窮的力量，當安泰離開了大地，死亡的命運就注定了；人民大眾就是大地之母，當精英們脫離人民大眾時，其覆亡的命運也就形成了，中國歷朝歷代的精英最終都沒有真正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中國的精英總是和人民大眾相脫離，直到馬列毛主義的產生……

相比于永恒的真理與相對永恒的種族來說，國家和現實中的權力都是短暫的，只有將追求永恒的真理與正義并把獻身于種族未來崇高的事業看成是個人與國家永遠的責任和義務，二者才是真正自由的，才能在冥冥中得到上帝的護佑！

一個國家和社會之所以能穩定而一直前行，最重要的是這個國家和社會保證了正義和公平——上帝憎惡邪惡與不公的社會，因此，就將各種災禍和動亂加之于它，以使其中的人民覺醒，如果還是不能覺醒的話，其最終的結果就是滅亡。中國古代的天兆說不無道理，天災從來都是人禍的開始，也是上蒼對不公和缺乏正義的國家的警告。天欲亡之也，必遺之奸佞之人，看看上層有無這種人，就知道這個國家的性質了。為此，具有創造力的真正精英，負有維護社會正義和公平的不可推卸的責任與義務——不僅要提升全體大眾的生存水平和福祉，還要擔負起教育大眾的重任，因為受教育的大眾才是社會正義和公平的最根本的保證。真正的精英，都有一種廣義的博愛精神——一如基督教的耶穌，愛這個國家，愛這個種族，愛這個種族的全體人民！只有如此，精英才能與大眾徹底融為一體，才能引領國家與社會的發展方向，才能充當人類的舵手！

保證每一個公民的生存權與追求幸福的權利是一個文明社會最基本的特征，而開啟公民的智力則是個人走向文明的最基本手段——惟有受過教育、開啟智力空間的個人才能算作真正的文明人（否則就是野蠻人）。然而，除非將高貴品格培植到一個人身上，否則，它還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文明人。因此，真正文明的公民，是品格和智力（德與才）兼備的個人——正因為有了絕大部分文明公民的有力支撐，社會才能走上文明發展的軌道，而不是不如歧途。教育是社會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因為塑造在身體、精神、品格、智力、機能方面全面發展的個人是文明社會最主要的任務。教育應成為第一國策！（然而，我們沉痛地看到，當今的特權階層，是如何的賣國與浪費社會資源，以供個人的享樂，講究人情面子，喜好吃喝，已經成為中國人的通病） 實際上，真正文明社會的存在，有賴于文明公民的數量和質量——假如這種社會把培養全體公民的精英化作為最終的目標，那么，這種社會將能最大限度的挖掘個人的的潛力和實現人類的價值。

珍視個體生命，尊重個人價值，是文明社會的主旋律。恢復先古的信仰，重建古老的傳統，復興中古的文化，建立一個文明而圣潔的社會是我們每一個國人神圣而莊嚴的使命，讓我們為此奮斗吧！
重生吧，我們的民族；覺醒吧，我們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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