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評論》簡史

《新左評論》簡史

ROBIN BLACKBURN
魏玓、施盈廷　譯

以下這份譯稿是英國《新左評論》四十年來的簡要歷史。該簡史的原文在以下網址http://www.newleftreview.org/?page=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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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左評論》(以下簡稱《新左》)創立于1960年，由兩本期刊《大學與左派評論》(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和《新理性人》(The New Reasoner)的編輯委員會合并組成。這兩本期刊成立的起因，是對于1956年發生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和匈牙利事件所引發的政治爭議 。他們分別代表了對于工黨內部主流的「修正主義」傳統，以及對于英國共產黨內部斯大林主義傳統的反對力量。而后來將這兩批人馬聯合在一起的一個焦點政治行動，是歷史上首度出現的反核和平運動：「解除核子武裝運動」(the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CND])。在那兩本期刊里，湯普森(E.P. Thompson), Charles Taylor 和 Alastair Macintyre 等人曾經開啟有關「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Marxist Humanism)、倫理和小區議題的辯論，Raphael Samuel探討了「對階級沒有感覺」(the sense of classlessness)的現象，Isaac Deutscher則分析了赫魯曉夫的共產主義路線問題(有關早期英國新左派的言論，請參見Out of Apathy, edited by the Oxford University Socialist Discussion Group, Verso, London 1989)。

 合并之后的新期刊，被定位為新左派組織的發言機關。在路線上，以平易近人和主動介入為特征，并且能夠對當代政治議題進行立即的響應。到了1961年年終，解除核武運動逐漸沉寂，使得新左派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組織的動能降低；而編輯委員會內部的動蕩與分立，也使得比較年輕，但經驗較少的編輯委員在來年開始成為《新左》的核心。換句話說，《新左》創刊的頭兩年(第一期到第十二期)，是一個可以獨立看待的完整階段。其特征是運用嶄新的取向對通俗文化進行了解，對于現代傳播產業的民主化，也提出了創新性的規劃。霍爾(Stuart Hall)與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兩人稍后都對這兩個議題發表了極具影響力的文章。此外，米爾斯(C. Wright Mills)在第5期的雋永大作〈給新左派的一封信〉(Letter to the New Left)，也被大量復制和流傳。這篇文章對于所謂的「勞動形上學」(labour metaphysic)提出質疑，同時也引發了讀者對于當時正在形成中的北美新左派勢力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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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到1963年是《新左》的一個嘗試和過渡期，整個論述范圍顯得較為局限。隨著新左派運動擴散到其它領域，這本刊物逐漸定位在比較單純的知識生產，特別是著重于引介來自歐洲大陸的相關理論；例如利瓦伊史陀(Claude Levi-Strauss)、R.D. Laing與曼德爾(Ernest Mandel)等人的學說。當時期刊的關注焦點偏向第三世界而非英國本地的議題。從15期到22期的特色，就是擁有一系列論述古巴、阿爾及利亞、伊朗以及葡萄牙殖民地的文章，其立論基礎主要是比較社會學和階級分析。除了一篇討論英國當代哲學家Oakeshott 學說的論文，對于當時英國保守黨執政晚期的政治議題，幾乎沒有文章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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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年初之際，《新左》的編輯形式有了重大的改變，盡管有些許變動，但是基本上這個形式一直被沿用到1999年。在此同時，一個更為寬廣且具有野心的編輯方針也發展出來了。在1964年到1966年(第23到35期)之間，《新左》建立了一個基本的「模式」，展現了這本刊物的獨特取向和風格。首先，就論文的主題焦點來說，盡管分析角度并無太大差異，但是稍早對于第三世界的關注已經轉移到英國國內。其中有一系列的論文探討了英國歷史發展的結構性特征，以及英國成為一個獨特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特別是其中不同階級力量之間的特殊動態。在這個階段，最重要的理論影響來自葛蘭西(Gramsci)。而這些言論也在1960年代中期，引發了湯普森刊登在《社會主義文摘》(Socialist Register)的主動響應和辯論。其次，從政治立場來說，《新左》對于傳統的英國工黨立場抱持強烈的批判態度，這個立場大致上預告了十年之后興起的所謂歐陸共產主義(Eurocommunism)。當時的《新左》認為，在政府或是國家層次進行社會主義領導之前，必須先在市民社會里發展社會主義文化霸權，并作為先決條件。這個立場在《新左》生產的第一本書《邁向社會主義》(Towards Socialism, 1964)中獲得充分的表達；這本平裝書當初就是為了替工黨規劃新的政策取向。事實上，在威爾森政府執政的頭幾個月里，《新左》已經對于這個政權可能推動社會主義轉型的幻想全數破滅。此外，在此一階段中，雖然對于國際事務的關注已大幅降低，但是《新左》也推出一些短小精干的評論，以及各種文化議題的文章，讓論文題材更加豐富也更有可讀性。例如有一系列關于電影的文章，是電影「作者論」首度在英國的引介(分別參見Lee Russel 以及Peter Wollen 的作品)。另外一個主題則是不同職業的工作者在資本主義體系里的工作經驗談(后來收錄成由Ronald Fraser主編的兩冊書)，也是這個時期相當受到歡迎的文章。除此之外，這個時期關注的理論，還包括存在主義與心理分析。包括沙特學說的探討，使得本刊的政治討論豐富不少，而卓別麟電影《摩登時代》(Les Temps Modernes)的討論，也非常受到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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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到1968年之間(第36到51期)，是《新左》發展的第四個時期，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針對當時執政的工黨政府的不滿，《新左》集結了相關論文，委由Penguin出版社出版了兩本書。這兩本書分別彰顯了兩大反抗運動：第一是發生在1967年，為了對抗通貨緊縮與薪資凍結的工會運動(《永不妥協》[The Incompatibles])，第二則是在1968年達到最高峰的學生運動(《學生的力量》[Student Power])。當時《新左》的編輯也對英國的學院知識分子進行批判檢視，形成第50期的專題「英國文化的構成」(Component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此外，《新左》在這個時期開啟了一系列關于二十世紀國際革命運動的經典專題，包括策劃一個環繞在正統共產主義者、托洛斯基主義者，與盧卡奇(Lukacs)擁護者之間的辯論，主題是托洛斯基在俄國革命和后續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策劃這個專題的編輯是Nicolas Krass，他曾經是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主要參與者。將視野放到英國海外，關于古巴革命在拉丁美洲帶動的游擊活動，以及越南共黨在中南半島革命成功等專題，重新恢復了最初《新左》對于第三世界的關注。在這個時期，格瓦拉和毛澤東的影響尤其明顯。也是在同一段時間里，《新左》譯介了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t)的文獻，包括葛蘭西、盧卡奇(Lukacs)與柯西(Korsch)的作品；自此之后也成為該刊一條重要的編輯路線。對《新左》來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說提供了豐富的養分，足以用來對抗官方共產主義的權威教條，以及反對社會民主制度的妥協和庸俗化。不過，《新左》的理論興趣亦旁及其它，包括一些探討心理分析的文獻(如阿多諾[Adorno]和拉康[Lacan]的著作)，以及重刊部分俄國形式主義和構成主義的重要作品。從1966年起，《新左》也開始涉入有關婦女解放的議題，刊載在第40期，由Juliet Mitchell撰寫的〈女人：最漫長的革命〉(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一文，是這方面的開路先鋒之作；文中綜合了西蒙波娃(de Beauvoir)、恩格斯、Viola Klein、Berry Friedan等學者對于婦女受壓迫議題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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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左》發展的第五個時期大約從1968年末開始，直到1971年年中(第52期到67期)。伴隨著在西歐蔓延的學生與工人運動，以及越戰引起的沖擊，《新左》此一時期的立場也更加基進。第52期的特別專題稱頌發生在巴黎的「五月事件」是一場「受壓迫人民的嘉年華會」。雖然英國國內的政治發展沒有受到太多重視，不過倒是有文章討論了英國第一次的婦女運動會議和相關文獻。這個時期論文的焦點主要是在北美、日本以及其它「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成員國等地區。而有關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作品，仍然是此一時期《新左》最重要的主題內容，有相當多的討論和評介文章。在社務運作方面最重要的改變，是1968年年終所決定設立的出版部門，作為固定的《新左》論文出版機構。第一本以該出版部門名義出版的書在1970年秋天付梓，該書的雛形也反映了當時《新左》所重視的議題。至于文化議題方面的文章在此一時期較不經常出現，不過還是有一些關于搖滾樂和性議題的討論，以及Peter Wollen一篇重要的論文〈電影的符號與意義〉(Signs and Meanings in the Cin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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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71年到1975年間，《新左》持續發展對理論的探討，特別是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作家----盧卡奇、阿圖塞(Althusser)、法蘭克福學派、沙特與柯列提(Colletti)等人----的討論或訪問(后來收集成一本新左《讀本》[Reader])。西方馬克思主義吸引人之處，正在于對非馬克思主義的其它前衛思潮的包容態度，以及建構出一套針對資本主義社會和在東歐地區的不當官僚統治的批判基礎。隨著這方面的理論探討，該刊愈來愈重視社會和歷史分析，及其在認識與本質層次上的相關議題。有好幾篇重要的文章都以阿圖塞學說為主題，其它包括Nicos Poulantzas 和Goran Therborn等學者的影響力也相當可觀。該刊和出版部門也出版了一些班雅明(Benjamin)、阿多諾和Timpanaro的著作。威廉斯在第82期刊發表一篇針對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概念進行探討的文章，建立了所謂「文化物質論」(cultural materialism)的根基。這個時期也有比較多針對英國本地議題的討論，特別是關于希斯(Heath)政府的施政問題。而此時期《新左》主張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的論點，在左派政治勢力里算是異數。由Tom Nairn策劃有關這個議題的專號，也在稍后由Penguin出版社出版為專書。在68期到90期的這段時間里，另外一個重要的政治主張表達，則是批判中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分析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的近況----特別是有關俄國境內異議份子的出現、捷克斯伐洛克的處境，以及發生在波蘭的工人反抗運動。這是圍繞著「第二世界」的議題，首度在《新左》出現較為完整的探討；最主要的原因，是編輯們感到必須針對這些國家里獨特的官僚體制，提出一套批判看法。而關注第三世界的文獻在此一時期也再度獲得重視，有不少相關論文發表；主題不僅包括個別國家的探討，還有許多是對整個后殖民國家處境的辯論。Bill Warren提出一個看法，認為在許多先前低度發展的地區里，如今資本主義在那些地方卻獲得巨大的發展動力，引發不小的爭議。此外，有關家務勞動的討論文章，融合了社會主義和女性主義的分析；而Enzensberger則發表了一篇關于生態與媒體的原創性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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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九七五年之后，《新左評論》的「西方馬克思」(Western Marxist)計劃(programme)，也就是對后古典的歐洲馬克思主義思想主流，所進行的引介和評估已幾近完工，此接續了《新左評論》在理論工作上的兩個不同（也許是互補的）重點。第一個是對古典馬克思主義傳統本身（包含Marx、Engels、Lenin、Luxemburg），或是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Austro-Marxists） 的批判性評價，以及對國際勞工運動中的斯大林主義遺產進行重新評量。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和概念協助《新左評論》得以觸及很多不同國家的讀者和作者，但這并不妨礙第二個重點，也就是與英國社會主義和基進思想的遺產接軌。現在，《新左評論》已出版本身的原創性書籍，因此相較于期刊的型式，這項工作從書籍上更能夠彰顯出來。一開始在期刊中對Raymond Williams作品的討論，已發展為《政治與文學》(Politics and Letters)一書；在《理論的貧困》(The Poverty of Theory)之中，與Edward Thompson的爭論戰火再度點燃；而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起源即由《新左評論》自行探索。Robert Brenner在《新左評論》第一０四期中＜資本主義起源＞（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一文，表現一種對社會形塑動力和生產模式之日漸成熟的關注。在政治上，第七個時期（第九十期到一百二十期）見證了南歐獨裁政權的崩解，和第三世界（越南、安哥拉、衣索比亞、伊朗、尼加拉瓜）基進革命的新進展，《新左評論》也采用相對上較一貫的態度來報道這些事件。一般所稱之第一世界問題是社會主義傳統較不長探究的，在此也被處理，比方說Goran Therborn、Erik Olin Wright、Ian Gough、Arghiri Emmannuel和Ernest Mandel等作者一系列針對資產階級民主、民族主義、政府支出、社會階級和世界經濟蕭條的文章即屬之。針對葡萄牙、意大利和土耳其地區所作之極左派冒險主義的評論而得之時事觀察，如訪問Scargill 、科里現場干部（Cowley shop steward） 。《新左評論》在此階段結束前的最鮮明特色，是抗拒了七０年代末期集結的冷戰氣候，以及關注共產主義國家（特別是蘇聯）中令人擔憂的制度僵化(immobilism)。因此，第一一九期的《新左評論》就包括了Alec Nove針對計劃與市場、Fred Halliday針對阿富汗，和Stuart Hall針對Poulantzas所著《國家、權力和社會主義》(State, Power and Socialism)一書所寫的文章，而像Miklos Haraszti和Rudolf Bahro這類作者的文章，也標示出「實存社會主義」(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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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時期從一九八０年至一九八四年，此時期因軍備競賽和美英的輕率魯莽而造成危機日增，所以編輯優先考慮和平運動的議題。為回應Edward Thompson最初對該議題的介入，由《新左評論》所組織的國際性論戰擴展成《毀滅主義和冷戰》(Exterminism and Cold War, 1982)一書。大部分的文章探究東西方政治競爭的關鍵地區，包含波蘭和東德、中美及加勒比。在《新左評論》第一二四期的一次主要介入中，Raymond Williams堅稱贏得和平與達到政治解放及正義是密不可分的。從世紀即將結束的觀點來看，八０年代早、中期的和平運動，及其接續而來的劇變，可被視為是新和解(detente)時期后續發展之要素。有關波蘭和科索沃(Kosovo)的文章則關注東方的爆炸性內部緊張關系。國內的稿件有點狹隘地專注在對工黨的描寫和期盼上，而不是針對當下保守政權的本質，其中包括在第一三四期Anthony Barnett的「鐵大不列顛」(Iron Britannia)一文所提之著名異議，這也是福克蘭戰役中的一個特殊議題，以及在一四０期針對一九八三年選舉所作的特寫。《新左評論》過去對一黨獨大模式(Westminster model)的批判，有助于揭示對比例代表制的強烈堅持，這種立場在當時的左派仍不常見。隨著北美的稿件和投稿者大量增加，現在美國在《新左評論》中所占有的地位跟早期的西歐類似。Terry Eagleton的文章，以及呈現Adorno、Brecht、Lukacs和Benjamin之間「美學和政治」(Aesthetics and Politics)爭論的文化素材標示著某種復興。此時期的理論關注標示著《新左評論》發展的過渡時期，包含Ralph Miliband和Norman Geras為文處理西方社會制度特征和階級關系，以及Goran Therborn和Adam Przeworski為文處理社會民主組織和政策。至此時期將結束之時，編輯委員會進行一次改組，在六０年代中期加入的編輯約略有半數離開，一些新的編輯加入《新左評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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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八０年代中期到晚期，對蘇聯集團系統的經濟批判（對于此系統的社會敵意和對民主的否定，在更早之前即已被記錄和分析）引人注目， 有Wlodzimierz Brus、Ernest Mandel、Alec Nove、Robin Murray、Diane Elson、R. W. Davies和Meghnad Desai等作者，為文處理計劃與市場、消費者權力與社會所有權。蘇聯學者Boris Kagarlitsky的稿件接續其后，分析蘇聯的改革開放(glasnost)。《新左評論》一七七、一七九和一八０期的幾篇文章探索共產政權在一九***年道德和政治崩解的廣泛含意。在《新左評論》第一八０期，Fred Halliday和Mary Kaldor評估「冷戰終結」(The Ends of Cold War)。Raphael Samuel寫成的一系列文章，嘗試要復興西方共產黨(Western CPs)中激進分子的經驗和觀點。Fredric Jameson在《新左評論》第一四六期一篇有影響力的文章 ，促成對八０年代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之理論和文化調合的廣泛討論。Mike Davis在洛杉磯所作的驚人報導喚醒了實存資本主義世界。在較早期，男性及女性學者（Wally Seccombe和Maurice Godelier）均針對女性受壓迫發表重要文章。在此時期，一系列針對女性運動的文章涵蓋了西班牙、希臘、西德、愛爾蘭、日本、法國、孟加拉國共和國、印度、巴西和中東。另一系列詳細探查左派在歐洲的軌跡，則涵蓋了丹麥、意大利、瑞典、法國、西班牙、挪威和西德。就較廣泛的政治議題而言，針對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后馬克思主義和「新時代」(New Times)的爭論，批判性地響應這些曾被認為非常具有打破傳統意義的論點，并指出這些論點其實是八０年代晚期右派氣候影響下的產物。在《新左評論》第一四八期，Francis Mulhern響應Raymond Williams的作品，嘗試將社會主義和新社會運動的關懷作大膽的結合。在第一五一期，對Jurgen Habermas的訪談中則處理影響人類團結和解放的最根本問題。針對歷史和社會權力、「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馬克思主義、后現代主義哲學、自由主義價值和棄絕斯大林主義的交流和文章，持續捍衛社會主義理論的生機，并豐富歷史和文化唯物論的基本論點。在此時期及較早時期中，受到信奉的各種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展現出普遍性的影響力，使得《新左評論》得以遠離較廣泛之新左派及后新左派氛圍中的民粹主義、相對主義和認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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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序進入九０年代，新的衡量標準形塑了《新左評論》的議題。一系列的歷史回顧文章分析東歐和蘇聯共產主義的崩解，包含在一八三期中，Jurgen Habermas的「矯正革命」(Rectifying Revolution)、在一八五期中，Robin Blackburn的「世紀末：崩解后的社會主義」（Fin de Siecle: Socialism after the Crash）、在二０二期中，Benedict Anderson的「共產主義后的基進主義」（Radicalism after Communism）和Peter Wollen的「我們的后共產主義」（Our Post-Communism）、在二一二期中，Manuel Riesco的「向雅各布賓致敬」（Honour to the Jacobins），而Slavoj .i.ek、Ronald Suny、Andrzej Walicki、Ivan Szelenyi、Roy Medvedev、Michael Burawoy、R.W. Davies、Ernest Gellner、Georgi Derluguian和其它作者，則探究共產主義從中歐到泛高加索(Transcaucasia)的發展軌跡。相對于此，中國（傳統上《新左評論》稿件較少顧及的一個世界地理區）興起為主要強權，也有文章針對其經濟、政治和文化面向進行廣泛地討論，包含從Richard Smith、Cui Zhiyuan和Roberto Unger到Lin Chun、Liu Binyan、Zhang Xudong和Jeffrey Wasserstrom，最后集結在《新左評論》第二三五期，由七月四日運動(July Fourth movement)領導者針對中國的未來而開設之圓桌討論中。另一方面，在西方一系列關于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動態的主要研究，標示出這個十年，包含在一八八期中，Robert Brenner對正規學校的批判性評估；在一***期中，Giovanni Arrighi對世界收入不平等所作的基礎調查；在一九五期中，Andrew Glyn對里根和撒切爾時代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地區的概述；在二三二期中，Michel Aglietta的「世紀之交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以及在二三三期中，Robin Blackburn對「新集體主義」(The New Collectivism)的分析，而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二二九期，完全專注于Robert Brenner的「全球性混亂的經濟學」（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以處理這個已擴展開來的特殊議題，本期一上市即銷售一空。

    在政治上，《新左評論》與大多數的左派不同，并沒有和該時期的新帝國主義者或「人道主義者」(humanitarian)的介入有太多往來，《新左評論》猛烈地攻擊聯盟介入波灣和巴爾干戰事，包含Robert Brenner和Peter Gowan探討的伊拉克戰事，Tariq Ali、Robin Blackburn、Edward Said和Peter Gowan探討的南斯拉夫戰事。如果這是一個我們看著第一代新左派(New Left)許多關鍵人物離開的時期，新左派的知識活力并未減弱，在這些離開的人物中，《新左評論》曾為文紀念的包含Edward Thompson、Raymond Williams、Ralph Miliband和Raphael Samuel。《新左評論》在理論上的爭論范疇，從Michael Mann的種族凈化的動態和階級政治的命運，到Jacques Derrida和Fredric Jameson的歷史唯物論和解構之遺產、Jeffrey Alexander和Pierre Bourdieu的戰后社會學變遷、W. G. Runciman和Mike Rustin的社會進化論的重生、Immanuel Wallerstein和Gregor McLennan的世界體系取向的效用、Eric Hobsbawm、Goran Therborn和Tom Nairn的馬克思主義之鉅觀歷史分析。而經常性的美學討論包含Peter Burger、Fredric Jameson、Terry Eagleton、Julian Stallabrass 和Malcolm Bull。在一九九三年夏天出版的第二百期，提供了《新左評論》在這個階段所關注之各項議題的很好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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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2000年時，《新左評論》在新系列中重新設計并重新開張。描述每篇文章的「稿件紀要」(programme notes)，以及對當時主要話題之記錄性評論取代了引介性的「主題」(Themes)單元，并加入了經常性的書評、訪談和網站。在第一期中，Perry Anderson發表期刊宣言「重生」(Renewals)。此后，《新左評論》發行的主要文章探討了美國、日本、歐洲、英國，以及印度尼西亞、古巴、伊拉克、墨西哥、印度、巴勒斯坦等地區的議題。《新左評論》也對全球經濟和抵抗全球經濟的反資本主義進行重要分析，并對世界文學和世界電影、文化批評和前衛(avant-garde)進行討論 。在新世紀之初，《新左評論》強而有力地再度重申其激進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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