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科學哲學對科學研究的指導

關于科學哲學對科學研究的指導
董曄

早在上學的時候，我在老師的指導下從事一項“舊砂再生”的課題研究，研究任務是進行破除砂粒表面惰性膜的模擬試驗測定，針對一些常規性的數量條件，諸如：溫度、時間、撞擊力等，檢測了幾千個數據。在我進行數據的整理分析時發現，這些檢測到的數量條件與我想要提出的干法再生的技術方案之間并沒有形成必然的邏輯關系，因此無法提出可靠的技術方案。技術方案中所需的數量條件沒有被檢測，也就是說，在模擬試驗的設計上，檢測認識哪些數量條件應該是與技術方案密切關聯，即：我們需要知道什么也才可以這樣去做。

科學研究是一個認識過程，究竟獲得怎樣的一種認識，是會產生不同的意義結果，這種意義結果就在于社會實踐行為的體現。工程技術中的科學研究，其意義結果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我們現實中，很多學術理論的研究，其意義結果卻十分模糊。

前些時候，我參加了一次學術會議，一位農業部的博士（他很年輕）講解他的研究課題——農業人口收入變化的研究，他收集了近十年來的統計數據，采用目前國外最先進的模型進行數據的分析整理，其中一個結論就是：黨員和村干部的收入普遍高于一般村民。與會的一位學者就指出：這是一個人所共知的結論，黨員和村干部都是一些有一定社會關系、比較積極、比較能干的群體，這樣的人如果不能先富裕起來，恐怕就不正常了，或者說有別的原因。

科學研究是一個創造性的工作，所謂創造就是先于現實而改造現實。但是在我們現實中，很多人卻津津樂道于以何種行為規范來看待科學研究，這是錯誤的，認真地講，這才是一個真真切切的偽科學，或者說是貌似于科學的假科學。科學研究自始至終都是以圍繞著創造發明進行的，沒有了創造發明是談不上什么科學研究。當個人簡單的發明創造融進科學理性的思想認識，就好像長出一雙飛翔的翅膀，遨游天空。

瓦特蒸汽機的創造，被認為是現代工業革命的開始，其實，在瓦特之前已經有人創造了蒸汽機，只是這樣的蒸汽機運行可靠的程度很低，應用面很窄。當瓦特進行深入的科學研究，力學分析、結構分析、熱效率的計算等等，通過改進使其運行的更為可靠、適用范圍更廣。美國人富爾頓用它驅動輪船，結束人力劃槳的歷史；英國人斯蒂芬森用它創造了蒸汽機車；無數的工廠用它作為動力替代人力。這種發明創造，確切地講，這種科學研究改變了社會現實。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但是，卻被歐洲人廣泛地使用；中國人創造了指南針，卻使得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現實中，我們不乏有很多的發明創造，正是由于缺乏了科學理性的思想、缺乏了科學研究的探索認識，這些發明創造僅僅停留在簡單、粗糙、狹窄的使用程度上。

科學研究是一個探索認識的過程，目的是為了獲得一個真實、可靠、有用的知識，圍繞這一點，有很多的哲學思想進行了很多的研究探討。

唯名論和唯實論

早在古希臘時期，關于共相問題，即普遍的邏輯概念，產生爭議。唯實論在認識論思想上認為邏輯概念具有經驗世界中本質要素的實在性特征，感覺經驗是不完整和有缺陷的。早期的唯名論是一個關于對客體的命名，對如何進行命名持懷疑態度的思想，唯名論認為邏輯概念是從個別的感覺經驗中抽象出來，包含在感覺經驗中。這種爭論持續很長時間，在歐洲中世紀時期，羅馬教會推崇唯實論，試圖以普適的理論邏輯解釋一切感覺經驗到的現象，來維護教會的權威和社會穩定，并打擊各種異端邪說。在歐洲十七世紀科學革命時期，這種爭論便演變成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相爭，培根、霍布斯等人倡導唯名論并將其推廣至行動哲學，霍布斯說：“聰明人用詞進行推斷，蠢人則視詞為財富。”；培根則積極倡導科學試驗，在面對當時縱橫交錯的詞語網絡，追求華麗詞藻的社會風尚，他提倡用簡明、樸實和準確的思想語言描述自然，并將其推廣到行動中。正是由于培根在知、行關系和方法論思想上的敏銳觀察，由此便開創了現代科學的研究歷程。

從社會學的方面看，合理性（價值觀念和方法論思想的一種體現）是維系社會協作生存的一個很重要的先決條件，社會發展通常表現為合理性的更迭。唯實論是基于原有的價值觀念和方法論思想為基礎進行合理性的研究探討，以及對經驗現象進行合理性的解釋。唯名論的研究則是基于個別的感覺經驗進行了邏輯秩序化的合理性的構造。二者的差別十分明顯，由此不難看到，在我們現實中的很多學術研究就是圈于合理性的研究探討，從而缺乏了創造性，這樣的思想也貫穿到了我們的教育思想中。

我曾經詢問我當時上小學一年級的孩子，他們正在學習數學的單位換算，1m=100cm，我問她：1cm有多長呢？她搖搖頭。我們的教育太注重概念邏輯的學習，以為學生通過記憶和概念的邏輯演化訓練就可以掌握知識了，這是不正確的，違背了唯名論的科學精神。真實、可靠和有用的知識，一定是我們處在現實中的觀察，以我們自身的感覺經驗為基礎獲得的。

前段時間，我看過一部電視采訪，講述在上海一所藝術學院發生的事情，有一位老師積極倡導他的學生從具體的社會生活中挖掘藝術的素材、尋找藝術的靈感、進行藝術的創造。在他的學生行將畢業之際，這位老師要求學生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素材，進行畢業論文的創作。他所認為的幾篇優秀論文卻被學院教務處認定為沒有深度和廣度、低水平的不合格論文，因此不予頒發畢業證。事件的幾位當事人堅持自己的正確信念，引起社會反響。

空洞的概念，教條的邏輯思想。中國共產黨曾經在黨內開展反對黨八股的一場運動，其中的原因我想就在于此。我國明代哲學思想家李贄，認為“諸相總是吾真心中一點物”，提出“是非無定質、無定論”，以此反對“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在他的“童心說”中，認為“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主張讓人保持童心，反對以義理為心。李贄的認識論思想非常優秀，但是，卻被封建衛道士們視為“異端之尤”，最終被統治者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逮捕，后自殺于獄中。李贄之死似乎也預示著，缺乏創造，喪失發展，走向沒落的中國社會的命運。

有一次我造訪一位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學者，我對他講，在認識論上，我也是一位經驗主義者，反對先驗論。他卻對我說：“我比你的年齡大很多，我的經驗當然就比你多很多了。”••••••。一個專業學者竟也提出如此業余、孩童般的問題，這讓業余從事學術研究的我也是感慨萬分。一個人總是用一種思想進行思考，每天走著同樣的道路，這樣的經驗毫無價值。

所謂經驗，廣義的講就是人在行為實踐中的思索，科學研究中的行為經驗具有特定范疇。在科學研究中有這樣的一種說法：不合理較合理更有價值。不難理解，以義理為核心，合理的行為經驗，是缺乏創造性的，相比之下，不合理、問題、懷疑等等探索性的實踐思考，更具有創造性。可以將這種非常規性的行為實踐，稱之為第一經驗，第一經驗具有無目的性、偶然性、不確定性，但是卻極具個體創造性。以第一經驗為基礎，第二經驗則體現為有目的性的行為觀察，諸如：各種科學試驗、科學分析等，其目的性的體現就是求知。第一經驗的個體創造是要以第二經驗的有目的性的行為觀察，得以完善；倘若缺乏了第一經驗的個體創造，第二經驗最終就會落得空洞的形式教條。

一個崇尚進步的文明社會非常懂得將求知行為納入到其社會生存的經濟行為之中，最大限度的發揮有限的個體創造。一個蒙昧無知的社會更關注于利益的現實結果，企盼個體創造的完美無缺。

實證主義

依據實證主義的“經驗證實”原則，一切不能以觀察或實驗來證明的概念和理論都是虛假的和沒有意義的，因而不能為科學所接受。

實證主義最早由法國哲學家孔德正式提出，用以表達這樣的一種思想，即現象是真實地、有用的、明晰的、有結構的并且是相對的。所有的知識都由對現象的一致性和持續性構成。按照孔德的觀點，所有思想都要經歷三個階段：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實證階段，在實證階段，人們以避開對內在本質及根本原因的研究，而致力于用自己的推理和觀察能力去認識現象的恒常表現，從而獲得對現象的實際把握，即“知道是為了預見，預見是為了能行”。馬赫的經驗論也認為，知識是為經濟的而不是為解釋的興趣所激發，其結果是使人類機體進一步適應其所處的現實環境。

我們不難看出，實證主義在基于感覺經驗到的事實上，如何進行描述的態度，是拒絕對其進行內在本質及其根本產生原因的解釋，甚至認為這將導致形而上學，而是將“知”引導到“行”的發生的一種描述認識。這一點很重要，我個人通過別的途徑也得出類似結論。

實證主義在近幾十年來遭到很多批判，甚至認為它在哲學中已經“死去”，但是實證主義依然活躍在各種具體的科學研究中，尤其是一些技術類型的科學研究。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以孔德、馬赫為代表的實證主義，通常也被稱為早期實證主義，早期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是以歸納法為主，以大量的行為觀察總結一種規律性的原則，歸納法歷來就遭到很多質疑，休謨的“歸納問題”，即：有限的證據能否證明一般性的原則？一直就是學術研究討論的熱點。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則完全否定和摒棄了歸納法。

二十世紀初，由石里克等人組成的維也納學派提出邏輯實證主義也稱意義證實理論——理論的意義就是它的實證方法。一種理論按照其邏輯推斷的結果與實際觀察相互符合，就能證實該理論的真實性。邏輯實證主義在研究方法上是基于經驗事實的基礎上進行演繹邏輯的構造。一個典型的案例，在愛因斯坦提出廣義相對論后，1919年愛丁頓根據廣義相對論——光線在經過大質量物體的邊緣時會發生偏移，在愛丁頓的積極倡導下，英國皇家科學院派出兩只考察小組分赴非洲和南美，趁日蝕的時候進行實地觀測，后來英國皇家科學院公布觀測結果，肯定了廣義相對論。

邏輯實證主義可以說將實證主義推向高潮，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證偽主義出現以來，整個實證主義遭到很多批判，其一，我們無法用有限的證據證明一部理論的正確與否，其二，我們證實它的意義本身又是什么呢？邏輯實證主義提出理論的意義是它的實證方法，這顯然是將社會生存行為與行為觀察之間搞混了。社會生存行為也稱經濟行為，是以生存為目的，而行為觀察的目的是求知，求知的意義就在于社會生存行為的發生。

其實我個人也是經常使用邏輯實證的方法來學習他人先進的思想理論，尋找事實證據的目的不在于證實理論的正確與否，而是尋求自身的感覺經驗，所謂證實就是一種有目的的觀察、再探索的過程。在科學研究中，尋找事實證據是一個極為普遍的現象，把尋找事實證據看成是一種實證，那么我們究竟是在證實什么呢？顯然，西方實證主義基于唯名論的思想，將一個邏輯概念、一種理論、一種說法，作為證實的目的。事實上，證實某種事實的存在，具體地說就是，某一現象或某一客觀實在的相對條件下的穩定存在的證實，這是非常有價值的，它的意義就在于，當我們能夠獲得充分的“知”，也就實現了社會生存行為中的，把握自然。即：可能的存在是實現必然把握的基礎。很顯然這已超出唯名論的思想范疇，重新回到唯實論了。

在中國當代社會曾興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潮，應該說與西方實證主義有一定的淵源，但是，也存在很大的不同，西方實證主義是基于認識論的思想，關于對行為客體認識的“知”，以行為觀察的方式進行證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則傾向于方法論思想，以社會生存行為進行檢驗，這種檢驗的代價是很高的。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就在于對“知”與“行”的不同理解。

把“行”看作是一種行為方式、模式方法的體現，這是不正確的，中國自古就有“刻舟求劍”、“邯鄲學步”之說。該做與不該做，能行與不能行，認識原則、把握原則才是正確的“行”之道，這些都與“知”密切關聯。

證偽主義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英國科學哲學家波普爾提出證偽主義，認為我們不可能通過尋找證據的方式證明一部理論是正確的，但是，卻能夠通過尋找證據的方式證明一部理論是錯誤的。他提出分界理論，巫術也是能夠找到幾個證據來證明自己是正確的，科學與偽科學的劃分界限就在于：科學存在著錯誤，偽科學沒有錯誤。科學正因為存在著錯誤也才獲得發展的契機，逐漸趨近于真理的理想王國。偽科學、形而上學沒有錯誤，準確地說，總是試圖掩蓋錯誤，沒有發展，停留在原地。科學研究是一個探索真理的過程，不是一個證實真理的行為。老子曰：自勝者強。說的也是這種意思。

證偽主義在如何進行描述的問題上，反對歸納主義，提倡演繹邏輯的表述，這種演繹邏輯是以經驗主義為基礎，并非是先驗論的，我們可以用約定論加以解釋。

所謂約定論是指這樣一種觀點：任何一組現象都能同樣有效地為許多不同的理論所解釋，科學家選擇哪一個，這并不說明他相信那就是真而其他為偽，之所以用某一套術語而非另一套術語來描述世界，這只是一種約定或習俗。這種選擇的原則是考慮到描述的方便和簡單性，而不是考慮其真理性。需要補充的就是，描述的意義是以“行”的發生為目的方向。

證偽主義提出的證偽方法是指：只要有一個不利的證據便足夠充分對其理論提出懷疑。我個人也經常使用這種研究方法。波普爾對待科學研究的態度是將其引入社會化，強調科學研究的社會屬性，避免個人研究的狹義，在他看來任何一種理論都可以被視為一種假說，在借助于相互交流、相互探討、相互借鑒、相互爭論中推進和完善科學研究，正像許多有杰出貢獻的科學家們所說：“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采摘月亮。”。相互之間的交流與探討，這就是辯證，不難理解，所謂證偽方法其實就是辯證法的一條規則。

談到辯證思想，在中國當代社會中也是極其普遍的研究思想，但是令人憂慮的問題就是：“把白說成黑，把黑說成白”，這樣的辯論高手實在不能稱之為理論學家（稱為文化痞子很合適），這是辯證邏輯缺乏“法”的規則約束的體現，好像這類偽理論學家不在少數。理論的根本不在于論，而是基于共同感覺經驗到的事實，關于如何描述理解的研究探討。我個人十分反對馬克思的辯證法，認為它將西方傳統的自然理念過多地引入到辯證法中，其中有一些在西方社會也是有爭議的，此外，中西方傳統文化的差異，表現在自然理念上也有所不同，西方人是以人與自然的相互對抗來看待自然，中國傳統文化則強調人與自然的相互融合，在二十世紀初，量子物理學的出現，僅“觀察者的觀察行為會干擾觀察物的存在狀態”這一點就對西方傳統的自然理念提出挑戰。在我們很多的學術論文中，經常出現這樣一個概念——辯證的統一，如果尋找其事實證據的話，我想大概就是博弈論中談判雙方出于各種原因最終達成妥協性的一致意見，但是，這種折衷主義并不適合于科學研究，科學研究是一項嚴謹、嚴肅，追求完美的事業。

西方傳統的科學研究思想，大多都是圍繞對事實的“真實、可靠”的描述認識，波普爾也沒有擺脫這種怪圈。波普爾把真理視為遙遠的理想，這就否定真理的現實存在，對于我們的現實來說，科學研究的成果對我們社會生存和社會發展的影響無處不在，難道這不同樣也是我們所要追求的嗎？

有一次我去一家很著名的社科院，想要拜訪一位學者，他在科學哲學上挺有研究，尤其是波普爾的科學哲學，未果，但是卻遇到這樣一件離奇而又正常的事件，也是讓我一直耿耿于懷。大約是十四大召開前的一次動員會，這家社科院的副院長在會上說：“這個世界上沒有哪一部理論是完備的，如果有哪一個人說他把這個世界認識完備了，我就說他是在賣狗皮膏藥。”。

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的文化傳統，很早就樹立起了探索求知的熱情，何以在今天竟墮落到“不用探索真理就能實現共產主義”的無知境地呢？光速是永恒的，探索真理也是永恒的。

歷史與邏輯的研究方法

早在我研讀系統論和控制論時就感受到這樣兩種不同的思想類型，盡管都是對人類社會這樣的有機體的解釋，控制論是從一個有機體如何適應外界的變化，不斷排除各種干擾因素的影響實現穩定性的生存，這是一種整體性的思想，強調功能性的表現；系統論則是從有機體的組織結構及其形成過程揭示人類社會的有序化的發展現象，這是一種個體性的思想。在我以后的學術研究中，也發現這兩種不同的思想類型分別表現在很多學術理論中，比如：博弈論就是一種整體性的思想，等等。

所謂整體也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一個現實存在的事物總是與其他事物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組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整體，孤立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我們把這種現實存在的特征稱為整體性。個體性則是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與其他事物有所不同的特性，往往是不依賴于一些環境條件的改變而發生改變。

任何一個組織系統都具有整體性與個體性的雙重屬性，其整體性的表現在于與具體的外界環境達成穩定、均衡的現實存在的態勢，個體性的表現在于其內部的組織結構及其形成的變化特征。我個人通常研究一個事物就是從其外在的生存環境和其內部的組織結構及其不同環境條件下的歷史性的形成，這兩方面進行觀察。

整體性與個體性表現在人類社會上，就是社會生存與社會發展，控制論展示了人對自然的把握機理，博弈論揭示了人與人之間博弈均衡的關系。整體論所追求的目標就是穩定，所謂穩定，可以用這樣的一句話解釋，就是：沉寂的死亡。以整體論看待人類社會是不具有發展特征，這與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相背離，早在前蘇聯時期，前蘇聯的學術界就展開了對維納的控制論思想的批判。但是，作為現代社會管理學的基礎理論——控制論和博弈論，也是得到極為廣泛的應用。工業生產，作為社會生存行為的一種體現，其滿足社會需求的表現在于不斷適應社會需求的變化而進行相應的調整，生產品種和生產數量等，其本身不在于物質的創造、財富的積累的量變發展。值得注意的就是整體論的生存體現是建立在某種“知”的基礎上的行為表現，這在控制論與博弈論中表現得也非常清楚。對于社會發展，正像一般系統論闡述的那樣，是一種“知”的引入，表現為一種穩定狀態躍遷到另一種穩定狀態，或者說，高層次的穩定取代低層次的穩定。“認識到與沒有認識到，人的行為反應的差別是很顯著的。”。

整體性與個體性在認識論思想上的表現就是：歷史與邏輯的研究思想。可以說，探索認識的過程是一種歷史的經驗總結，其實質就是不同環境條件下的不變性質的觀察分析，這與實證主義的恒常現象的觀察有不謀而合的含義，但是，這種不變性質的觀察，通常是指基于某種偶然性的發現基礎上的有目的性的行為觀察、收集、選擇，我們不大可能會在一種特殊場合下進行無目的的體驗，正是這種有目的的探索認識，就使得我們無法擺脫原有的思想認識，因而是歷史的延續性的。這種研究方法應該說是拓撲學的研究方法，與西方傳統的科學研究——決定論思想有很大不同，所謂決定論也是源自古希臘的原子論的自然理念，拉普拉斯給出了決定論思想一個標準性的表述：任何一個事件的發生都存在著一個確定性的條件，只要給定這樣的確定性條件就決不可能會發生另一個事件。牛頓、愛因斯坦就是決定論思想的忠實信徒，康德也把決定論思想視為絕對性的真理。二十世紀初，量子物理學的出現，就對決定論思想提出質疑。愛因斯坦與波爾曾就這一問題展開爭論，最終以無法找到一個完全孤立而確定的自然事物而以愛因斯坦的失敗而告終。的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無法找到一個完全孤立而確定的自然事物，但是，我們卻能夠獲得不同環境條件下的某種自然事物不變性質的觀察認識，這是我們實現把握自然的基礎。邏輯思想的描述認識，其描述原則不在于真實、可靠，而在于基于真實、可靠的觀察進行了準確、清楚的表達，是整體性的、約定論的描述，其意義的體現就在于現實的社會生存行為的發生。由此不難看出，構造怎樣的一種描述認識是與具體的現實社會密切相關。

美國科學哲學家庫恩，早年研究亞里斯多德的力學理論，但是卻發現存在很多問題，所出現的問題與鼎鼎大名的亞里斯多德極不相稱，庫恩是以牛頓力學理論看待亞里斯多德的力學理論，這是否有問題呢？當庫恩嘗試用當時的文化思想來看待亞里斯多德的力學理論時，也就發現了亞里斯多德的非凡創造性。

這種歷史相對論的觀點非常重要，西方人的科學理論并不能夠很好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美國人的政治理念是如何治理伊拉克的社會呢？

                                  2007年8月26日  于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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