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貝夫主義和新巴貝夫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學說
作者：馮超英 來源：內蒙古師大學報：哲社版199806
批判性是巴貝夫主義和新巴貝夫主義的重要特征，暴力革命是這一學說的重要內容；巴貝夫主義和新巴貝夫主義所倡導的暴力革命思想，同科學社會主義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前者是后者的先行思想，為后者提供了直接的思想來源；后者是前者的理論升華，是前者的進步轉換。但是兩者存在著根本區別。
分類號D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623(1998)06-0072-76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活動中，批判地汲取了各種空想社會主義和空想共產主義思想材料，實現了社會主義理論從空想到科學的革命變革。科學社會主義，就其理論形式而言，具有兩大明顯特征：一是批判性，即批判現實資本主義舊世界；二是建設性，即建設未來共產主義新世界。筆者認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所具有的這種雙重性，與上述兩大空想學說有著淵源關系。這兩種學說，一是以巴貝夫和布朗基為代表的法國空想共產主義，即巴貝夫主義和新巴貝夫主義；二是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本文著重就巴貝夫主義和新巴貝夫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學說形成的影響，作些粗淺的探討。這種探討或許有助于我們對馬克思主義來源的深入研究。
一
18世紀末到19世紀30～40年代是空想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時期，它與以前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個明顯區別就是“已經有直接的共產主義的理論”[1]。這一時期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這時，空想社會主義流派紛呈，良莠不齊，其中法國空想共產主義影響較大，這一流派是“以巴貝夫為代表”[2]。他的學說代表了“18世紀法國空想共產主義的最高成就”[3]。第二階段是19世紀30～40年代。在這段時間里，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興盛不衰，對工人運動仍有較大影響，其代表人物是布朗基。他繼承和發展了巴貝夫主義，所以有的學者稱他的學說是新巴貝夫主義。
巴貝夫和布朗基生活在不同年代，但他們的學說一脈相承，具有共同的特點，即批判性。這種學說不同于當時的其它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它完全擺脫了文學游記的描繪和法律條文的虛擬，不僅批判和譴責資本主義私有制，主張財產公有，而且繼承了法國大革命的斗爭精神和光榮傳統，主張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人民專政。不僅如此，巴貝夫和布朗基及其追隨者還付諸革命行動，制定具體革命綱領和計劃，建立嚴密組織，展開反對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治斗爭。1796年巴貝夫領導的“平等派密謀”和19世紀30年代布朗基領導的“四季社”起義，就是工人階級通過暴力斗爭實現自己階級利益的最初嘗試。巴貝夫和布朗基倡導的暴力革命思想和共產主義運動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巴貝夫親身經歷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目睹了第三等級同國王和貴族的激烈斗爭，并為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所鼓舞。但是，革命后不久，他發現這場革命遠不是一場真正的人民革命。因為革命后“人民流血流汗而生產出來的成果流入一小撮可恨的錢袋的庫房里”。人民被窮困的生活弄得疲憊不堪，在國家中毫無地位。因此，他大膽地提出：“對于人民來說，革命并沒有完成。”[4]他一再指出，必須進行一場“人民革命”，用暴力鏟除私有制這個萬惡的制度的根和暴政，建立起“不應有地位高人一等的人，也不應有地位低人一等的人”，的“新型社會制度”[5]。實際上已經有了革命專政的新思想火花。雖然他指的“人民”在階級概念上還很模糊，但已包含有通過暴力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萌芽思想。這種思想像一根紅線貫穿于他一系列著述中。它反映了當時工人階級和窮苦群眾反對壓迫、渴望平等的愿望，代表了他們的階級利益，同時激發和堅定了他們反對剝削、爭取解放的革命信念。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評價巴貝夫的著作是“在近代一切大革命里代表過無產階級要求的文獻”[6]。盡管他們認為這種文獻具有普遍的禁欲主義和粗陋的平均主義色彩，但這并未妨礙他們批判地汲取巴貝夫主義的某些思想精華。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對這一學說的徹底研討，將其暴力革命的思想轉換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對此，某些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持相似的觀點。例如，英國學者R·N·伯克認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有七種來源，其中居于首位的是法國革命中涌現出的平等派共產主義傳統。他指出：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階級斗爭學說，“正是對窮人和富人之間的沖突這一傳統概念的更加精辟和系統的表述”[7]。前蘇聯學者維·彼·沃爾金也認為，在巴貝夫和馬克思之間存在著直接的思想繼承關系。他寫道：“在革命共產主義的歷史上，巴貝夫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直接的先驅者。”[8]
如果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過研究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文獻和學說，了解巴貝夫主義并受其影響的話，那么布朗基主義對他們的影響是直接的。
布朗基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同代人，但其革命生涯略早于后者，是后者的師輩。布朗基深受巴貝夫主義的影響，他早年參加的密謀團體就是以巴貝夫密謀思想為武器的燒炭黨。他曾拜讀過法國燒炭黨創始人——巴貝夫的弟子邦納羅蒂的著作《為平等而密謀》，并在1830年前后同邦納羅蒂交往甚密。19世紀30年代，布朗基繼承了巴貝夫主義的傳統，主張通過密謀暴動和武裝起義奪取政權，建立人民專政，以實現人民的解放。他通過1831～1834年的里昂工人起義，敏銳地意識到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斗爭的新形勢，指出今后的斗爭，基本上不再是資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的斗爭，而是人民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因此，只有通過革命，才能建立起導致無產階級解放的共產主義社會。他同巴貝夫一樣，極力推崇暴力革命，指出：“武器和組織”是“消滅貧困的重要手段！”[9]“法國有了武裝的勞動人民，就是社會主義的來臨。”[10]如果離開武裝奪取政權這一先決條件，各種造福人民的社會主義方案就成為空洞的諾言。
布朗基在理論上不及巴貝夫系統，但在共產主義革命運動中卻是一位百折不撓的革命活動家，在法國工人運動中享有很高威望。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評價他是“無產階級政黨的真正領袖”[11]。布朗基的思想以及他領導的革命活動對共產主義同盟的前身正義者同盟有重要影響。共產主義者同盟又是第一個以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組織。因此，布朗基的某些優秀思想必然對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產生影響。
19世紀40～50年代，馬克思、恩格斯同布朗基主義者保持著較為密切的聯系。1848年革命失敗后，馬克思曾一度認為革命的高潮即將到來。為了聯合其它革命派別壯大革命力量，迎接新革命高潮的到來，1850年3月，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在這個文件中，他們的思想同布朗基主義是吻合的，即提出不斷革命的口號，贊同地下活動，信賴法國革命的首倡精神，武裝無產階級及解除資產階級國民自衛軍的武裝。顯然，在暴力革命認識方面，他們是一致的。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密謀和盲動的斗爭策略，但在思想方面并沒有因此而拒絕布朗基關于進行政治革命和斗爭的必要性。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布朗基主義看作當時歐洲最接近于科學社會主義的流派，稱它是“革命社會主義”，即“被資產階級用布朗基來命名的共產主義”[12]。
任何偉大的學說都不是從真空中產生出來的，可以說，巴貝夫主義和布朗基主義，尤其是他們的暴力革命思想，對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靨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13]同時，恩格斯也坦率地承認，布朗基等法國共產主義者“在我們發展的初期幫助了我們”[14]。
二
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方面，巴貝夫領導的“平等派密謀”組織，通過邦納羅蒂與19世紀30年代布朗基領導的“四季社”聯系起來，這一組織又通過德國流亡者所建立的“正義者同盟”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動聯系在一起。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移居巴黎期間，同“正義者同盟”的領導人和盟員以及法國的秘密工人團體建立了聯系，并為了解這些團體的活動，同工人階級進行了廣泛地接觸。法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科爾紐指出，這種接觸不是通過抽象的哲學范疇，而是通過具體的人。正是通過這種接觸，馬克思才發現了無產階級是“人類解放的實踐因素”[15]，進而科學地揭示出無產階級在人類解放中的歷史使命。
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霍布斯巴姆在《馬克思主義史》一書中指出：“19世紀30年代，從新巴貝夫主義，特別是從法國大革命政治傳統中產生的共產主義，同早期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無產階級經驗相融合，從而使共產主義運動變成了‘無產階級’運動。”[16]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的結合與空想共產主義學說的傳播和影響分不開。當時，雖然流行著形形色色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但是它們對未來社會的虛幻設想和描繪，并沒有對工人運動產生多大的影響。因為，它不僅指出無產階級是一個受苦受難的階級，而且還付諸革命實踐，與工人運動相結合，指引工人階級進行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壓迫，實現共產主義的斗爭。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時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17]馬克思通過對這一現實運動的考察，不僅看到了無產階級是改造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物質力量，而且也看到了“從這個階級中產生出必須實行根本革命的意識，即共產主義的意識”[18]。
需要指出的是，科學社會主義創立期間，除了巴貝夫主義和新巴貝夫主義的空想共產主義外，還流行著卡貝、德薩米和魏特林等人所鼓吹的共產主義。但是這種共產主義只不過是人道主義原則的特殊表現。這種共產主義雖然在當時工人運動中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它對科學社會主義產生的影響遠不及巴貝夫主義和新巴貝夫主義。
三
綜上所述，批判性是巴貝夫主義和新巴貝夫主義的重要特征，暴力革命是這一學說的重要內容。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這一學說的徹底研討，批評地汲取了暴力革命的思想，并將其升華成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從而使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具有明顯的批判性特征。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首次表述自己的學說“在于改變世界”的哲學觀點，并討諸實踐：“我們的任務是要揭露舊世界，并為建立一個新世界而積極工作。”[19]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唯物史觀，將暴力革命思想奠定在科學的歷史觀之上，實現了暴力革命思想從空想到科學的飛躍。他們在這本書中首次闡述了暴力革命的思想，指出實現共產主義必須通過暴力革命的途徑。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推翻統治階級”[20]。1846年，恩格斯在致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信中指出，無產階級在消滅私有制，實現財產公有的斗爭中“除了進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認有實現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21]。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又明確表述：共產黨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22]。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又通過1848年歐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經驗總結，研究了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產生、發展和組成的規律，它的性質和主要統治手段，以及資產階級總是首先動用自己的武裝來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最后導致無產階級的失敗的教訓，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暴力革命的思想。
毋庸置疑，暴力革命思想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占據著重要地位。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把暴力革命看成是無產階級摧毀資本主義，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的根本途徑和手段。正如列寧所說，暴力革命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23]。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開始就愿意“用和平的辦法廢除私有制”[24]。后來馬克思認為，美國、英國和荷蘭“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25]。他們還根據巴黎公社失敗后，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相對和平發展時期，資本主義民主得到發展，無產階級力量增加的新情況，指出了運用和平手段達到目的的可能性增大了，國家增多了；但是，綜觀他們一生的全部思想，始終堅持暴力革命，直到恩格斯的晚年，他還把暴力革命看成是“通往新社會的唯一大門”[26]。
由此可見，巴貝夫主義和新巴貝夫主義所倡導的暴力革命思想，同科學社會主義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前者是后者的先行思想，為后者提供了直接的思想來源；后者是前者的理論升華，是前者的進步轉換。但是兩者存在著根本區別。這種區別在于：空想共產主義囿于歷史的局限性，不了解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看不到無產階級在改造舊世界中所起的巨大歷史作用和肩負的歷史使命。因此，他們的暴力革命思想，雖然反映了早期無產階級遭受殘酷的暴力統治的現實，反映了他們爭取解放的愿望，但在實踐上不是依靠全體無產階級，通過階級斗爭來實現自己的目的，而是依靠少數人的密謀暴動，企圖一樣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因此，這種含有神秘主義色彩的暴力革命必然流于空想。馬克思主義暴力學說不同。這種學說建立在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兩大科學理論基石之上。唯物史觀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根本觀點出發，揭示出社會革命的根本原因和動力是物質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的矛盾。人類社會在生產力同生產關系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經歷了由低級向高級不同社會形態的演進過程，按照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共產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同時，根據剩余價值理論，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必然敲響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貪婪地追求剩余價值，加重對工人階級的經濟剝削和壓迫，必然引起社會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是資本家財富的積累，另一方面是工人貧窮的積累，最終形成革命形勢。沒有革命形勢，暴力革命是不可能發生的。因此，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培養出自己的掘墓人——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獲得解放，必須聯合起來，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和途徑，推翻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的發現，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從而也使暴力革命思想真正建立在無產階級改造資本主義世界的現實基礎之上。
20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的學說同整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一樣，實現了從理論到實踐的進步轉換。1917年，俄國工人階級運用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原則，推翻了沙皇封建專制統治，“革命暴力取得了輝煌的勝利”[27]。以后，包括中國在內的一系列經濟落后的國家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暴力革命原則的指導下，通過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紛紛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或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成功，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學說在世界范圍內顯示出巨大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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