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凡是”與“唯一標準”
20多年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命題的提出，拉開了那場由一個不讀書的人主導的、以“不爭論”為口號的所謂“思想解放”運動的序幕。很長時間，學術界對這個在學理上荒唐的命題采取了容忍和寬容的態(tài)度。采取這種寬容態(tài)度的重要原因是，大家大多認為“唯一標準”是作為“兩個凡是”的對立面提出的。通常認為，與“兩個凡是”相比較，“唯一標準”總是一種進步。
經過20年在社會現(xiàn)實中對“實踐唯一標準”的運用，我們現(xiàn)在終于明白，“唯一”與“凡是”原來是同一貨色，并不存在進步。其中的區(qū)別僅僅在于，原來的“主席標準”換成了“總設計師標準”和“核心標準”。
是否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尤其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否應該反對自由化？是否應該推行民主化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否應該逐步放松新聞管制？是否應該逐步開放“黨禁”？法輪功是否邪教？等等，等等。對于所有這些問題，“實踐唯一標準”都做出了相當明確的回答。所謂的“實踐標準”，不過是“總設計師標準”和“核心標準”。
“實踐標準”問題在學理上幾乎沒有太多討論的必要。真理的標準是什么？數(shù)千年來這一問題困擾著人類一代又一代最杰出的智者。隨著人們對這一問題思考得越深入，似乎離答案越遙遠。在當代的科學家中，使用“真理”概念的人是越來越少，科學哲學家們往往回避“真理”概念而談論“科學理論”。 在宗教領域中，真理概念是有意義的。在科學領域中，真理概念可能完全沒有意義。在科學領域中，即使接受真理概念，也不可能存在什么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可能是約定假設后多種標準的互相驗證。從事科學理論研究的科學家們大多非常清楚，符合觀測事實、理論自洽、邏輯簡單等，都是評價一種科學理論的標準，決不存在什么“唯一標準”。
正是由于有人執(zhí)著地堅持長期得不到實踐支持的理論，科學才得以進步。哥白尼和開普勒對“日心說”的堅持就是一例。宗教不是阻礙哥白尼學說傳播的唯一原因，甚至可能不是主要原因。得不到實踐支持是“日心說”在很長時間中不被接受的重要原因。由于哥白尼錯誤地將行星軌道設想為圓形，由于沒有開普勒的行星運行定律和牛頓引力定律的支持，在一個世紀的時間中，“日心說”在行星觀測、日月食預測等方面都不如“地心說”更經受得住實踐檢驗。哥白尼選擇理論的標準是“簡單”，開普勒選擇理論的標準是“和諧”。幸虧他們都沒有接受“實踐標準”，才使“日心說”逐漸得到發(fā)展。
正是由于有人大膽地懷疑得到無數(shù)實踐支持的理論，科學才得以進步。幾乎科學的每一次進步都是對原有的被實踐多次證明的理論的否定。“運動物體不受外力作用就趨于靜止”，這是得到無數(shù)實踐支持的命題，牛頓卻對此提出懷疑并提出“運動物體不受外力作用則保持運動狀態(tài)不變”的慣性定律。牛頓力學曾得到無數(shù)實踐的支持，愛因斯坦卻對之大膽地提出了懷疑。
二戰(zhàn)之后，東德西德、南韓北韓、大陸香港臺灣在社會經濟發(fā)展方面的差距是明顯的。我們能夠根據(jù)這些“實踐”來否定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嗎？顯然不能。
顯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標準。
雖然列寧并沒有象馬克思、恩格斯那樣站到了他自己時代科學和哲學發(fā)展的前沿，但與領導那場所謂“思想解放運動”的中國領導人相比，畢竟還算個讀書人。列寧在實踐標準問題上并不糊涂，他象馬、恩、毛一樣并不認為實踐是“唯一標準”。他說：“當然，在這里不要忘記：實踐標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證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象，這個標準也是這樣的‘不確定’，以便不至于使他人的知識變成‘絕對’，同時它又是這樣的確定，以便同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一切變種進行無情的斗爭”。（《列寧選集》第２卷１４２頁）何時“確定”？何時“不確定”？當然只能由領袖來做出判決。因此，“唯一”也好，“凡是”也好，其實都是領袖標準。
今天，澄清包括“實踐唯一標準”在內的諸多的理論上的混亂具有多方面的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首先，關系到中國未來的發(fā)展。即使暫且放下公正問題不談，僅就穩(wěn)定而言，如果不推進政治改革，中國社會經常會處在高度緊張狀態(tài)，隨時可能會出現(xiàn)由于偶然事件引發(fā)的大規(guī)模動亂，隨時有可能走向前蘇聯(lián)、南盟的道路。考慮到中國的經濟發(fā)展程度和教育水平，完全有可能情況更糟，完全有可能使中華民族走進一場萬劫不復的災難。更不用說今天還面臨著一場臺海戰(zhàn)爭的威脅。因此，李慎之先生在那篇著名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中呼吁江澤民向蔣經國學習，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以改革求穩(wěn)定。但是，江與蔣的處境存在非常重要的差別。蔣有一個基本可以自圓其說的意識形態(tài)體系——三民主義。這一體系具有一定的感召力，蔣本人對這一體系抱有一定的信心。江則不同。中共表面堅持的一套列寧式的馬克思主義早已不能自圓其說，早已對人心失去了感召力，江自己也很難說有信心。某功事件是這種不堪一擊的體現(xiàn)，一個初中生就把中共弄得焦頭爛額，幾乎動用了所有的國家機器還應接不遐。很難設想一個在意識形態(tài)上缺乏信心的中共領導會有勇氣去開放“報禁”、“黨禁”，去推進真正的民主化爭執(zhí)改革。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領導所面對的是一個“死結”：“不搞政改，亡國；搞政改，亡黨。”此次臺灣國民黨的敗選更在中共領導層的心中投上陰影。
我認為，中共只有經過重新整理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才能對自己的主義重新建立信心。只有中共的主要領導不是口頭上、而是實際上真正建立起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信心，他們才有可能象蔣經國那樣為了將共產黨引出困境而在政治改革方面向前走，才有可能使共產黨完成向現(xiàn)代民主政黨的轉變，才有可能最終將共產黨改造成一個立足憲政的左派黨。同時，也為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掃平障礙。
中共是否有可能在保持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徽記的框架內逐步建立起一個基本可以自圓其說的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呢？我認為是可能的。我認為，中共今天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一塌糊涂狀況不是必然的，而是那場由一個不讀書的人主導的、以“不爭論”為號召的“思想解放”運動所造成的人為后果。
我感到，今天許多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是站在一種非歷史的角度進行的，類似于在物理學進入了相對論時代以后卻慷慨激昂地對“地心說”和“燃素說”大加撻伐。如果以一種歷史的眼光來審視，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和今天的“鄧小平理論”是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在邏輯上是基本自恰的，在其自身“范式”內是可以自圓其說的，也是有感召力的。從今天的角度看，馬克思理論賴以建立的科學主義和理性萬能的基本公設已經難以成立，與之相應的諸如歷史客觀規(guī)律、階級斗爭等主要概念都需要放棄。那么，今天馬克思主義是否已經毫無價值呢？我以為不是。由于20世紀科學和哲學的發(fā)展，人類逐漸認識到自身理性的局限，馬克思主義的理性魅力已經暗淡，但其道德魅力卻依然存在。作為科學理論的馬主義已經接近尾聲，象所有的科學理論一樣，她終將走完自己不乏輝煌的歷程，但作為宗教的共產主義（我主張譯為“共存主義”），將融入人類生生不息的理想主義追求的洪流，作為其中的一個浪潮，常變常新。倡導“按需分配”、強調保護弱者利益的社會主義思潮在很長歷史時期內都會對維護社會穩(wěn)定和公正產生積極的作用。
其次，關系到信仰的重建。我是一個心理學家，我不相信一個沒有信仰支撐的民族會真正地興旺發(fā)達。沒有民主固然是今日中國的一個嚴重問題，沒有信仰同樣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在今日中國，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某功等的發(fā)展都有利于中國人信仰的重建。同樣，曾經浸潤中國半個多世紀的共產主義信仰的發(fā)展同樣有利于中國人信仰的重建。馬克思主義對個體發(fā)展與群體發(fā)展的統(tǒng)一的追求，對“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社會的追求，對使勞動成為生活需要而不再是獲得財富的手段的追求，對共同富裕的追求，對寄生蟲和食利階層的反對等，不僅今天具有生命力，而且，隨著物質生活水準和文化教育水準的普遍提高，隨著人們對不僅僅是金錢的整體生活質量的日益關注，將更加具有生命力。
第三，這一問題的澄清關系到思想的解放和創(chuàng)新。我堅信，一個民族的興旺離不開全民族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唯一標準”對于理論選擇沒有多大實際意義，不能成為接受或放棄某一理論的依據(jù)，對于不同聲音卻有壓制作用。為了發(fā)揮人的創(chuàng)造性，應該在思想文化領域給人民一點兒自由思想的空間，應該堅持“百家爭鳴”的方針。應該允許一些人堅持一些可能暫時得不到實踐支持的理論，允許一些人懷疑一些已經得到許多實踐支持的理論。多一些不同意見，可能會使我們增加一些辦法，減少一些錯誤。
(發(fā)表于《當代中國研究》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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