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東屏：占領道義制高點是關系國家民族興旺的大事

占領道義制高點是關系國家民族興旺的大事

韓東屏

一。從當代歷史看占領道德制高點的重要意義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國曾被西方學者認為是人類的希望，第三世界國家的樣板。那個時候，沒人敢說中國不民主，沒有人權。而當時的美國政府在國際社會上卻是非常孤立的。１９６0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要訪問日本，慶祝美日安全協定的簽署。日本的工人學生舉行全國性的大罷工，抗議反對艾森豪威爾的訪問。為艾森豪威爾訪問進行準備的美國先行官，被日本工人和學生打的頭破血流。最后艾森豪威爾只好宣布放棄對日本的訪問。日本首相岸信介也只好辭職。美國副總統尼克松訪問南美，處處遭到南美民眾扔雞蛋石塊，最后不得不半途結束訪問。 美國黑人獲得平等人權，好多人認為是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得金領導美國黑人進行非暴力斗爭的結果，實際上是我們中國人幫助他們獲得的。我在美國講課，跟美國學生講當年我們的毛主席，應馬丁路得金的要求，發表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爭取平等權利的聲明，中國人民，包括正在上小學的我，走上大街，游行示威支持美國黑人。我說美國黑人從踏上美洲大陸那天起，就在不停的反抗，爭取平等權利，但他們沒有成功。為什么在六十年代成功了呢？因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改變了世界。一開始，美國學生對此半信半疑，但我從美國的檔案記錄片里找到當年美國政府給予黑人平等權利的原因之一，就是為了使共產黨國家不再有攻擊 “自由世界” 的理 由。美國的國會議員和參議院對南方的選民講，如果不通過平權法案，美國就不可能在世界上站住腳。當年的西方國家，稱自己是自由世界，而不是民主世界，因為在有陳永貴那樣的真正農民當國家副總理的中國面前，沒有人敢擺民主的架子。

當年我在布朗代斯大學教中國的北大清華來的研究生英文，曾跟他們進行過一次很有意思的辯論。當年中國的北大，清華，科技大等名牌大學的畢業生，畢業當年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到美國，這些人考試成績很高，但英語能力很差，學校雇我教他們英語。這些八十年代北大和清華的大學畢業的精英學生來美國以前，自視甚高，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橫挑鼻子豎挑眼。北大一位學化學的學生，有一次對我講，中國共產黨講中國的工人農民在社會主義中國當家作主，簡直是荒天下之大稽。我問他何以見的。他們說工人農民沒有當家作主嗎？我問他，怎樣才算工人當家作主呢？他說不上來。我說工人當家作主當然不是每個工人成為廠長，那是不可能的。但當工人有了鐵飯碗，沒有人能夠解雇工人，有了大鍋飯，工人干多干少自己說了算，沒有人能夠扣工人的工資，（即我們改革開放批判過的鐵飯碗，大鍋飯），那不是工人當家作主是什么？ 到美國以后，這些中國的精英學生在實驗室里做試驗，從早上八點做到晚上十二點，有時候周末也得泡在實驗室里，連做飯的時間都沒有。每周煮一鍋米，一鍋湯。每天上班的時候，盛上一飯盒米，加上兩勺湯，在實驗室熱一熱，就是午飯，過的簡直是奴隸一樣的生活。我對他們說，你們在中國養尊處優，還要鬧事，現在你們作狗作馬，為什么沒有脾氣了。他們說有什么辦法，不做有的是別人作。我看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是關于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好反面教材。

二。報告文學為主的傷痕文學讓中國失去道德上的制高點

中國是怎樣失去在國際上的道義上的制高點的呢？這就不得不討論一下改革開放以后出現的所謂報告文學所起的特殊作用。報告文學確確實實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大發明。報告和文學怎么可以混在一起：報告什么時候結束，文學什么時候開始，哪些是報告，哪些是文學？沒有人說得清，或許只有作者自己清楚。但在許多海外讀者和中國青少年讀者眼里，那些報告文學都是真實報告，都是真正發生過的事情。那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報告文學作者們，利用報告文學的形式，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們的作品對中華民族所起到的破壞作用，絕不亞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對社會主義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的傷害。美國中央情報局把偷到的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紐約時報發表后，造成百分之九十的美國共產黨人退黨，造成百分之九十五的歐洲共產黨人退黨。真正是不戰而屈人之兵。蘇聯一九九一年解體，不是什么經濟原因，正是因為蘇聯共產黨從赫魯曉夫時代開始的逐漸喪失其在國際舞臺上的制高點，并在其國內喪失道德上的制高點的苦果。通過報告文學，那些反共文人，那些不了解歷史，為了嘩眾取寵而不負責的文人，把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描繪的暗無天日。如《活著》一書中的一家人，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一個災難接著一個災難。共產黨沒給這個家庭帶來一點溫暖。這樣的家庭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有沒有，誰也說不清。但這樣的家庭的存在是可能的。但其在任何社會的存在都是可能的。報告文學的作者們，不寫在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的人均壽命從一九五二年的３５歲增長到６９歲，幾乎翻了一番，領先與我們情況差不多的印度二十多年，他們不寫在毛主席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解決了重大的民生問題：中國消滅了娼妓，消滅了毒品，消滅了無家可歸現象，讓工人有了鐵飯碗，有了免費教育。在廣大農村普及了中小學教育和合作醫療，等等。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的政府會允許自己供養的文人專門從事丑化自己歷史的事情，那是不可思議的。但在中國發生了。含沙射影辱罵毛澤東的文章可以發表，丑化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的文章可以發表。而替社會主義叫好的文章卻發表不了。在國外拿美國政府的錢，大罵共產黨創始人毛澤東，充當美國政府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代理人，卻能受到中國政府最高領導人的接見。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受美國出版界欺騙，發表惡毒丑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人格的回憶錄，中國政府毫無反應。張戎和其英國丈夫，寫出丑化共產黨毛主席的書，中國政府無動于衷，讓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輕易得逞。吳宏達拿美國政府的錢，在美國創辦勞改研究所，專門從事顛覆中國政府的活動，偽裝成人民警察，到中國內地進行非法活動，被逮后，中國政府迫于美國壓力，竟將其放回美國。這種拿國家法律當兒戲，置國家安全利益于不顧的行徑，嚴重傷害了中華民族的國家安全和長遠利益。 中國政府應該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挑釁，組織有效的反擊。決不應該讓他們的陰謀輕易得逞。那些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進行攻擊的人，必須進行懲罰，不能讓他們拿到來中國的簽證。對那些賣身投靠外國政府，從事反對祖國的人，要在國內組織力量把他們批臭。劉賓雁和王若望這樣的以祖國為敵的人，要讓其遺臭萬年。劉賓雁自己對記者講，到美國后，語言不通，作不了什么事，每周領領津貼。一個不知名的好心人，捐了一百萬美元，資助他們這些從中國來的流亡文人。這個可憐蟲居然連那個不知名的好心人是中央情報局都不知道。劉賓雁本是中共地下黨員，然而他卻在美國著文講，“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他感到一種末名的悲哀。當時不知道為什么，現在知道了，因為從那一天起，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所有中國人都失去了自由。”好像在華人如狗的舊中國，在日本鐵蹄蹂躪下的舊中國，中國人倒是有自由的。可見這些知識精英為了錢，能夠墮落到何種地步。王若望，中共上海市委原宣傳部長。在美國講，共產黨的監獄他坐過，國民黨的監獄他也坐過。國民黨的四年監獄，就像上了四年大學。天天吃了飯就讀書。而共產黨的監獄就像地獄，沒有書讀。國民黨反動派迫害共產黨人的各種刑法，不知都到哪里去了。

三。喪失道義上的制高點的后果非常嚴重

喪失道義上的制高點，使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安全受到極大傷害。讓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國肆無忌憚。他們支持的FL功，民運組織，臺獨，藏獨，東土組織，都是以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目標的。這些反共和反華組織之所以在海外猖獗，跟我們在道義上失去制高點有很多關系。因為中國被丑化成不民主，無人權的化身。而這些組織成了捍衛民主和人權的斗士，很容易獲得西方老百姓的同情和支持，并從他們那里獲得金錢的支持。老百姓對這些組織和個人的支持，也從某種程度上影響媒體對中國的宣傳。兩者相輔相成。每當中國領導人出訪，這些反共反華組織就組織抗議活動，對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極大傷害。

其實喪失道義上制高點不僅在國際上對中國造成傷害，而且在國內政治上也給我們造成極大傷害。娼妓和毒品泛濫問題，FL功等邪教猖狂，貪污腐敗蔓延，社會上見死不救，假酒，假藥，各種有毒食品充斥市場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講，都與政府喪失道義上的制高點有關。因為沒有了道義上的制高點，就無所謂是非曲直，正義與邪惡的界限就難分清。沒有道義上的制高點，就沒有理想，沒有了正確的人生追求。上述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就不足為奇了。 現在許多貪官攜款外逃國外，逍遙法外，讓廣大人民群眾非常不滿。其實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喪失道義上的制高點所致。這些共產黨的干部，因為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喪失了道義上的制高點，失去革命理想，陷于為自我奮斗的泥潭。其實貪官也是錯誤路線的受害者。在正確路線的領導下，他們本可以是帶領人民建設祖國的領導者。他們走上犯罪道路，成為民族的罪人，黨組織并非毫無責任。黨組織對他們進行了及時的幫助與教育沒有。想想為什么在艱苦的戰爭年代，共產黨人能忍受艱苦的生活，很少逃往國民黨方面的，而國民黨方面盡管條件比共產黨優越，許多國民黨的官員卻棄暗投明到共產黨這邊來，這個問題就不難明白了。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報告文學的作用，和黨中央忽視對人民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政治思想教育，使中國人的思想極度混亂。中國社會的凝聚力因而受到極大破壞。貪官污吏的存在，并有愈反愈多的趨勢，讓人們懷疑政府的執政能力。國有企業改革失敗，造成大量下崗工人。醫療改革失敗，造成醫療衛生事業唯利是圖，假藥劣藥充斥市場，使相當多的人看不起病。教育改革，讓許多農民子弟失學，成為新一代文盲，工人農民子弟十幾年寒窗苦，即使考上大學，也要為籌集高額學費發愁，現在又出現大學生找工作難的問題。所謂的住房改革，讓開發商大發橫財，卻讓工薪階層淪為房奴。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讓財富越來越集中于少數人手里，而創造財富的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卻陷于破產的境地。由于上述原因，我們的社會，特別是年輕人，對黨的領導產生懷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產生懷疑。這樣的大環境下，西方對中國進行顏色革命，和平演變的活動就有了土壤，有了社會基礎。國家安全就真正受到威脅。因此，我們必須把解決改革開放以來所出現的偏差，提高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上來認識。國家安全關系到每一個公民，每一個共產黨員的切身利益。如果發生在前蘇聯的事情在中國發生，我們中華民族就會重陷萬劫不復之地：臺獨，藏獨，疆獨等分裂勢力就會得逞。中國人民就會再次受西方和東方的帝國主義者的欺負。沒有了強大的中國，整個第三世界，都會重新淪為西方帝國主義者再次剝削和壓迫的對象。所以黨中央，全黨，全國人民，都有義務，有權利關心國家的命運，關心改革開放的方向，為解決國家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出謀劃策。只有這樣，我們國家和民族，才能走出困境，開辟新的天地。

四。必須重新恢復我們在道義上的制高點

要解決改革開放以來所出現的各種嚴重社會問題，首先要讓我們國家，我們黨重新占領道義上的制高點。只有這樣中國共產黨才能重新成為領導中國人民的核心力量。而中國共產黨要真正成為中國人民的核心力量，就必須有一個堅定正確的理論基礎，而不應該是急功近利的摸著石頭過河，讓一小部分先富起來的歪門斜道。這個理論基礎不應該是別的，就應該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從勝利走向勝利，讓中國在世界上牢牢的占領著道義上的制高點，在國內毛澤東主席的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密切聯系群眾的思想，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讓我們黨充滿朝氣，充滿理想，讓我們的干部隊伍始終不脫離群眾，讓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在最大限度的社會平等條件下，擁有曠古沒有的凝聚力。建議黨中央不要再提什么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等沒有經過實踐考驗的這理論那理論，老老實實的實行業已被實踐證明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能邁出這一步，中國共產黨就希望，中國就有希望。 中國共產黨必須為大多數人謀幸福，必須走共同富裕的陽關道，而不是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斜路，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重新占領道義上的制高點。這才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優越性，這才是中國共產黨能夠號召廣大工農，團結領導工農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根本原因。改革不應該改掉共產黨的根本。背叛廣大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的改革，只能把共產黨引向死路一條，把中國引向死路一條。這一點已經被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事情，和近幾年不斷發生的警民沖突，官民沖突所說明。 最近，我應邀到中國幾所大學講學。有一位中國教授說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一種信仰，在國際上不占有道義上的優勢。我對他說這個說法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工人農民當中，仍占有道義上的優勢。相比之下，資本主義的所謂市場經濟，導致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擴大。比如，在世界首富的美國，少數人占有大多數財富，而相當的一部分勞動者卻難以維持基本生活，還有數量可觀的無家可歸者，和餓肚子的人。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搞得失去道義上的優勢的人，是中國的一些文人和知識精英。他們出于自己的階級利益的局限，不了解近代世界和中國歷史，看不到西方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給第三世界造成的破壞，沒有認識到資本主義追求的盲目經濟發展所造成巨大環境破壞，因而不認同社會主義，不贊成社會主義。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以來，重用了一大批以前的右派，這些右派分子對社會主義制度有怨氣。他們對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的的所謂改革，是把社會主義往死里整，是要讓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沒有東山再起的可能。他們搞的醫改，房改，教育改革，國企改革，沒有一樣不搞得讓人民怨氣載道，讓人民懷疑共產黨的領導，懷疑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為什么這樣做呢？目的很簡單，就是要挖社會主義的墻角，就是要搞垮共產黨？當人民懷疑黨的領導，懷疑社會主義制度時，海外敵對勢力在中國搞和平演變就有了社會基礎了，就容易成功了。 中國共產黨要在中國長期執政下去，中國政府要在中國繼續執政下去，中華民族要強盛起來，那么中國共產黨就必須重新豎起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大旗。因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代表大多數人利益的，是代表大多數勞動人民的社會公正的。一個黨，一個政府，一個國家，只有讓大多數人得到社會正義，才能夠真正強大。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府，盡管經濟上尚不發達，但在國際上一言九鼎，無人敢小看，在國內廣大工農安居樂業，國泰民安。正是因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代表著最廣大的工農大眾的利益，因而受到他們的真心擁護。敵對勢力要反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就沒有任何社會基礎，就沒有成功的可能性的。

我們必須重新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念。我們必須搞真正的社會主義，而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美國著名政治經濟學家，約瑟夫，舒彼得在他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政體》中指出，資本主義必敗，社會主義必勝，因為社會主義能給更廣大的勞動者社會公正，而資本主義造成兩極分化，使資本家中的有良知的人也看不下去，而加入推翻它的行列。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堅定共產主義能夠實現的信念。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工人有鐵飯碗，農民有大鍋飯，工人享受免費醫療，農民有合作醫療，農村已經普及中小學教育，上大學全部免費，沒有下崗工人，沒有娼妓，沒有毒品，沒有貪官污吏，極少犯罪，沒有假藥劣藥，沒有毒酒假酒假煙，沒有毒大米毒牛奶，沒有FL功，沒有黑社會，沒有失業，沒有人因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而自殺而犯罪。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整個實現了極大的社會公正，實際上當時的中國，已經接近共產主義社會，如果沒有所謂的改革開放，沿著毛澤東的路走下去，不搞什么掛羊頭賣狗肉的摸著石頭過河，和所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應該已經建成共產主義社會了。那就是為什么美國和其他西方學者把當時的中國看作是人類的希望，第三世界的樣板的緣故。 一個人的基本需求是有限的，而一個人的欲望則是無限的。我們現在的生產能力，已經完全可以滿足全社會所有成員的基本需要。但要滿足所有人的欲望，則是永遠也辦不到的。我們現在的問題，不是如何發展經濟的問題，而是如何限制一小部分人的貪得無厭，實現最大的社會公正，讓廣大的勞動者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住房。鐵飯碗，大鍋飯，沒有什么不好。沒有任何真正的工人不要鐵飯碗，大鍋飯的。反對鐵飯碗和大鍋飯的人是些什么人呢？是那些自己享受鐵飯碗，大鍋飯的人，但不想讓廣大工人農民享受同樣待遇的人，是想讓工農失去已得的主人翁地位，好讓他們重新騎在工農頭上做威做福的人。鐵飯碗和大鍋飯是所有工人農民想要的生活保障，也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應該追求目標。共產黨必須是大鍋飯和鐵飯碗的支持者和提供者，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必須是免費教育和免付醫療的支持者和提供者，因為這正是中國的廣大工人農民的利益所在，是他們所向往的，所追求的。只有這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才能得到廣大工農群眾的支持，只有這樣，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才能立于不敗之地，中國共產黨才能成為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這是根本性的問題。 一些學生在提問時說，你說的理想社會很好，但中國不是生活在一個封閉的世界，中國需要和外部世界競爭。我認為這個學生的提問，說明了中國的大學生，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至少有兩個錯誤的見解。一是，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三十年，是缺乏競爭力的。這是不正確的。首先，中國在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時候，因為我們社會是比較公正的，我們的國家有沒人能比的凝聚力，因而也是非常有競爭力的。從我們的人均壽命史無前例的增長，到我們工農業生產的全面發展，都說明了這一點。我們在高科技領域造出了原子彈，氫彈，人造地球衛星，大飛機等，都領先印度。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高科技領域，沒有什么建樹。我們的汽車工業，全軍覆滅，我們的大飛機項目也放棄了。實踐證明，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時，我們是非常有競爭力的。而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改革，卻使我們失去了競爭力。第二，競爭絕不是跟在別人后面爬行，亦步亦趨，按美國人設定條件的去競爭。而是應該你有的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你有較高的國民生產總值，但我不跟你比那個。我跟你比誰的社會更公平，誰的人民能安居樂業。我認為，社會主義必定會戰勝資本主義，環境問題更將逼迫我們作出社會主義選擇。南美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已經作出社會主義的選擇。更多的國家會作出同樣的抉擇。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曾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者和帶頭人。為了建設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戰爭，沒有種族歧視，環境得到充分保護的新世界，我們不應該猶豫，我們應該果斷的走向社會主義。 說起我們早先的社會主義，有人總是拿當時物資匱乏，買東西得憑票來說事。實際上物資匱乏是絕對的，是永遠存在的社會現象。物資匱乏跟憑票并沒有直接的關系。我們國家當時憑票供應某些商品，主要是為了保證在物質相對匱乏的情況下，保證收入較低的人，也能夠低價買到生活必需品。當時發布票，就是要讓最窮的農民也能買到他們必須的十幾尺棉布，發肉票，就是要保障貧窮的人也能每月吃上一點肉。這正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現在我們不再用票了，但許多農民并沒有比以前吃更多的肉。但沒有人在乎。資本主義用物價來調劑供需關系，東西少了，物價就上去了，于是只有少部分有錢人才消費得起。那是資產階級的公平。社會主義的公平要考慮工農大眾的利益。東西少了，那就發票限量供應，讓每個人都得到一點。究竟哪一種公平更好一些呢，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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