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理論體系中世界市場的地位

作者：Tony Smith 衣阿華州立大學政治系

        三卷《資本論》構成了一部非常復雜的著作，其中包括了一系列非常不同的主題。從第一卷開始，馬克思運用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簡單的、抽象的社會形式，之后又逐步運用了更為復雜或具體的規定，對資本的本質規定進行了系統的多層次論述，這些論述提供了一個一致的思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許多基本結構還需要在馬克思第三卷論述的基礎上進一步的考察。至少在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和危機等方面，馬克思計劃再用幾卷繼續他的分析（Marx，1973，227，264）。 

本文主要是論述以下兩個問題：為什么馬克思恰恰將世界市場這個范疇作為他理論體系的頂點？在這種范疇中所涉及的社會形式的本質特征是什么？但在闡述這些問題以前，對方法論進行陳述是必要的。

《資本論》的起點是一個既定的總體，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理論體系中的不同層次的范疇都是對理解這個總體的一種嘗試。早期的分析難以圓滿地定義自身再生產的整體，然而一開始我們就知道，我們試圖在思維中再現確實能進行自身再生產的生產方式。這種考察給我們提供了向另一層次的范疇逼近的可能，即用一種更復雜、更具體的方式去理解同一個總體。系統的、辯證的社會理論的方法論既包含了一種“推”、也包含了一種“拉”的運動，盡管這兩種運動最終難以區分。特定層次的范疇有其自身的缺陷，即特定層次的抽象不能充分地闡釋既定整體的自身再生產，從而將理論“推”向了下一個階段。在既定整體沒有完全被理解以前，理論上的內在邏輯絕不終止系統的多層次論述，必然要求將理論“拉”向它的終點(Marx，1973:，100-01；Smith，1990，Chapters，I、II)。

分析世界市場在馬克思理論體系中的地位，最直接途徑就是詳細地考察國家形式，從而在這個理論層次上，分析資本自身再生產為何不能被充分地闡明。這種不充分隨即為轉向對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的分析提供了理由。一種更易理解的途徑就是嘗試展現世界市場這個范疇像國家形式一樣，在《資本論》的任何一個重要理論的層次中都是隱含的。由此可知，將既定整體隱含的本質規定展現出來的必然性，為“世界市場”這個范疇的產生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本文致力于第二種更易理解的途徑。我將按照以下兩個問題對馬克思理論體系進程中的主要階段進行整理：每個理論層次如何將世界市場作為資本的最高社會形式？每個理論層次中包含最高社會形式的哪些本質特征？

第一卷中最初的規定我們十分幸運，馬克思自己已經明確指出世界市場在第一卷最開始所研究的結構和過程中是隱含的。在討論他的觀點以前，我們需要對最初的規定做一個簡潔明了的小結。

對作為總體的資本主義，最簡單的、最抽象的描述就是一個普遍的商品交換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商品形式的勞動必須被私下接受，并通過成功地銷售生產出的商品來證實其社會需求。任何特定的具體勞動都必須證明是一種社會的消耗，只有“社會必要勞動”可以使商品具有“價值”。因此，創造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與它的具體運用存在著概念上的差別，從而可以被稱為“抽象勞動”。特殊形式的具體勞動可以通過時間單位來衡量，但無論是抽象勞動還是他所創造的價值，都不可以通過一個秒表或任何具體的測量形式來衡量。所以，一個社會客觀的價值衡量標準就成為了普遍化商品交換的先決條件。而貨幣就是這樣一個標準。馬克思用這種方式建立了將商品形式和貨幣形式連接起來的系統必然性(Murray，1993，Campbell，1993)。

一旦貨幣作為價值形式被明確地引入，任何試圖將普遍化的商品交換理解為為滿足人類需要而設立的體系的嘗試都將被放棄。貨幣增殖的必要——貨幣產生貨幣成為了這個體系的主導性原則，人類的需要只有與這個要求相匹配時候才有可能被滿足。所以，將貨幣形式與資本形式聯系起來成為了體系上的必要，即M-C-M’。換言之，另一種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一個總體來理解的具體和復雜的方法就是，將它理解為一種在商品交換的任何一個時期結束時所積累的貨幣總量超過該時期開始時的投入總量的體系。“價值”現在成為了一種立足于個體商品和社會之上的社會力量，并用自己的規則支配著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沒有生命的貨幣又是如何產生貨幣的呢？任何完善的資本理論都應當解釋這種資本的神秘性。馬克思則以明確指出先前隱性的事情為開端：即勞動力在普遍化商品交換的社會中本身就是一種商品。馬克思假設貨幣工資足夠去購買雇傭勞動者進行自身再生產所需要的商品。一旦勞動力被資本購買，雇傭勞動者就不得不生產超過其以工資形式獲得的價值的經濟價值。資本形式因此被解釋為雇傭勞動者的以剩余價值這種歷史的、特殊的形式存在的剩余勞動。像馬克思強烈堅持的那樣，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社會關系——剝削的社會關系。普遍化的商品循環和價值形式的異化力量，都通過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在社會總資本的層次上被再生產出來。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我們的題目。馬克思將“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置于辯證體系的頂點的原因是否暗含在理論的最初階段呢？他的答案是明確而肯定的：這些最初的決定因素只存在于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的社會形式下。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循環才可以自己完成，情況才可以被預測，資本的系統再生產的最終必要條件才可以存在。簡單的說，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最初的隱性因素才可以變為顯性因素：

如果剩余勞動或剩余價值只表現在國民的剩余產品中，那么，為了價值而增加價值，從而榨取剩余勞動，就會受到國民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借以表現的使用價值局限性或狹隘范圍的限制。但是只有對外貿易才使作為價值的剩余產品的真正性質顯示出來，因為對外貿易使剩余產品中包含的勞動作為社會勞動發展起來，這種勞動表現在無限系列的不同的使用價值上，并且在實際上使抽象財富有了意義。……只有對外貿易，只有市場為世界市場，才使貨幣發展為世界貨幣，抽象勞動發展為社會勞動。抽象財富、價值、貨幣、從而抽象勞動的發展程度怎樣，要看具體勞動發展為包括世界市場的各種不同勞動方式的總體的程度怎樣。資本主義生產建立在價值上，或者說，建立在包含在產品中的作為社會必要勞動的勞動的發展上。但是，這一點只有在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因此，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又是它的結果。(Marx，1971，253)[①]

這段十分有趣的文章展現了四個相互聯系的主題。這些主題都以一個論點為基礎，即第一卷最開始所討論的普遍化的商品交換的體系事實上也是資本主義生產的體系，這是由一個不受限制的價值增值的動力所決定。

1、商品形式中，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如果商品交換普遍化了，那么使用價值也必定普遍化了。對某類特定形式使用價值的各種交換限制，從價值形式的角度來看是完全不合理的，不論這類使用價值本身是一類特定形式的使用價值還是一類在特定區域內生產的使用價值。價值形式包括一種突破所有限制的內在動力，還包括一種將所有產品轉換為商品的內在動力。以及一種使商品交換逾越一切既定地域限制的內在動力。

2、普遍化的商品交換的體系也是一種特定的社會勞動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勞動的內在的社會性由商品生產后的銷售決定其是否可以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商品生產者間的社會關系由他們所生產的商品調節。以這種方式調節的社會關系有多廣泛呢？說商品交換的地域限制在價值形式下是完全隨意的且必定被克服，就等于說商品交換所調節的社會關系的限制也是完全隨意的且必定被克服的。資本主義具有一種將一切生產轉變為必須隨后證明其為社會所必要的私下承認的勞動的內在動力。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具有突破一切地域限制的結構趨勢。在價值形式下“具體勞動發展為包括世界市場的各種不同勞動方式的總體”。

3、在社會生產的價值形式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真正的抽象事物”。商品具有其內在的抽象因素，即與生產者所擁有的具體使用價值相對應的交換價值。同時，勞動也具有其內在的抽象因素，即與它的能或不能被證實為社會消耗的具體運用相比的勞動的社會必要性。而且，這些抽象因素對于普遍化商品交換的絕對向心性意味著我們找不到價值的具體的社會客觀衡量標準。抽象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既不能被任何具體商品擁有的具體使用價值（“有用性”）衡量，也不能被具體勞動的勞動時間所衡量。價值的唯一社會客觀衡量標準必須本身也是一種真正的抽象事物，即貨幣。貨幣形式的范圍是什么呢？交換價值的抽象性表明相應的商品交換規模是世界市場。抽象勞動的抽象性表明相關的社會勞動部門（私下承認的）也應當是世界市場。所以價值的客觀的社會衡量標準也應在相應的范圍內起作用。由于各種不同的貨幣存在于一個更加有限的范圍內，價值形式必定會產生一種世界貨幣，各種不同的貨幣必定最終與這種世界貨幣相聯系。

4、馬克思在上面段落中提到的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指的是一種勞資關系。這表明“資本一般”內部的勞資對抗是一種必定作用在世界市場范圍內的對抗。在《資本論》的開頭所提到的社會總資本無疑就是世界市場范圍內的社會總資本，而對世界經濟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最終解釋事實上是對作為總體的世界經濟內雇傭勞動的剝削。

這四點說明：自馬克思理論體系的最開始，資本的基本體制就是世界市場。在這點沒有明確的情況下，系統的分析就不可能繼續。這四點也說明了世界市場作為一種社會形式的本質規定。利用上述馬克思的段落作為基礎，考察馬克思理論的隨后的研究過程、闡明馬克思的理論如何預設資本的最終體制是世界市場以及潛在地闡述這種社會形式的本質規定將成為可能。

在進一步分析之前，我希望先簡短的說明一下上述的段落如何展示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規范評價的復雜性。對馬克思來說，資本的盛行也許形成了人類歷史上制度化的最嚴重的異化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一個本體論的逆反發生了。“價值”成為了一種立足在商品和勞動者之上的社會力量，使社會生活成為“價值增值”的動力的異化力量。但另一方面，資本的盛行同時帶來了至今為止人類意義最深刻的解放。人類的需要被解放，即潛在的使用價值更寬泛了，逾越了需要的習慣性限制，即使是通過一種被有限歪曲的方式。集體的社會勞動的生產能力，作為總體被從習慣性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即使個體勞動者經歷了一種能力的侵蝕(Marx，1976，469)。人類共同體的概念也在原則上被從傳統的限制中解放了出來。在這些客觀的社會關系中，世界市場聯結成一體，成為斯多葛派和坎特派學者僅僅作為倫理要求的世界范圍內認同的物質基礎，盡管這種聯系采取了一種具體化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從《資本論》第一句話開始就暗含著無產者的國際主義。

無論對于新需求、新能力和新認同的極端追求采用了怎樣限制和扭曲的方式，價值形式的解放性與它可怕的異化至少同樣是事實。價值形式跨地域的統治、人類需求和能力的解放、以及超越一切限制的認同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

第一卷中隨后的規定

剩余價值率

資本的秘密就是榨取剩余勞動，以及資本以剩余價值形式對剩余勞動的占有。在對資本的本質規定的系統論述中，在“剝削”這個范疇之后最為復雜和具體的本質規定就是對于作為勞資關系必要特征的剩余價值率的斗爭。這種斗爭的一個首要特點必須與勞動力價值的社會定義有關。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條件下，勞動力價值越低，花在制造等于工人工資的價值的時間就越短，那么投入到剩余價值生產中的勞動時間就越長。所以資本與雇傭勞動的利益是不一致的。第二個特點應是資本通過延長工作日試圖提高剩余價值率和勞動者對工作日延長進行抵抗的必然趨勢。當這種抵抗成功的時候——甚至不成功，在一個工作日內僅僅有限的時間投入到剩余勞動的既定事實——資本會試圖引進強化勞動過程的技術或組織創新。此時對資本的對抗也是資本的一種內在特征。全部三種階級斗爭形式都潛在地以決定剩余價值率的世界市場為最終階段。

馬克思強調勞動力的價值必然含有一定的“歷史和道德”的因素。世界市場在這種因素的決定上起了一個主要作用。世界市場為可以替代目前工人消費品的低成本商品的進口提供了可能。這也就使從長期角度降低勞動力價值成為可能，從而提高剩余價值率。“價值增值”的動力保證了這些可能性的必定會實現。新農作物（尤其是糖類）從“新”世界到“舊”世界的瘋狂涌入證明了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歷史開端，這種動力是如何起作用的。對于谷物法的爭論說明了在李嘉圖時代這種因素的重要性。而廉價消費品的進口對于美國工資增長停滯的貢獻為我們提供了當代的例證。

       決定勞動力價值的絕不僅僅是工人及其家庭所消費商品的成本。在特定地域和時間內階級力量的對比是一個關鍵性因素。對于資本試圖延長勞動時間以及通過技術或組織創新重組勞動過程來講，這種力量對比同樣是關鍵性的。

我認為馬克思在這個理論層次上有三個基本觀點。首先，階級斗爭是資本形式的必然特征。其次，當“工人階級的進攻力量隨著他們在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社會階層中的同盟者的增加而大為加強”[②]時，特定的斗爭有可能獲得勝利(Marx，1976，409)。但是，第三，只要資本主義財產關系占統治地位時，資本擁有更強大的武器，這樣，雇傭勞動獲得的任何收益都存在著限制和不穩定的必然趨勢。這里我們所考慮的主要武器是資本拆資和資本外逃，后者則直指世界市場。

       當雇傭勞動者排除一些偶然因素，通過擠壓利潤、限制勞動時間、以及抵抗減弱他們對生產過程控制程度的組織技術創新，成功的再定義勞動力價值時，資本擁有者的首要選擇是資本拆資。由于缺乏生存資料，雇傭勞動者很快就會發現，作為繼續被雇傭的代價，他們不得不放棄一些他們的所得。資本拆資會打斷資本積累的過程，所以從資本的角度講，它不如資本外逃更令人滿意。資本外逃就是：為將資本與雇傭勞動的力量對比協調到一個更利于前者的狀況，投資從一個地區移動到另一個地區的過程。轉移投資的名義上的威脅，使資本的擁有者和控制者實行一種“分而治之”的策略，挑撥、離間部門內部雇傭勞動之間的關系，以保持或提高資本對剩余價值的占有。原則上，分而治之策略包括以國外直接投資形式存在的跨領域資本流動。所以在生產領域關于勞資對抗的討論又使我們理解了世界市場的本質規定：“資本一般”與“雇傭勞動一般”跨越地域界限的利益對抗。

       分化資本的對立面的措施促進了凌駕于人類社會之上的資本的異化力量。勞動就是這種對立面，隨著第一卷所分析的規定的展開，在世界市場的范圍內，雇傭勞動產生了分化。不同地區生產力水平會有所不同，從而導致勞動力價值的“歷史和道德”因素方面有所不同(Marx，1968，16-17)。阻止勞動力價值的“歷史和道德”因素不斷提高的斗爭不會在任何地方都成功，同樣，反對延長勞動時間、阻止剝奪勞動者對勞動過程的控制的組織技術創新的斗爭也不會在任何地方都獲得成功。在國際工人階級內，即使不考慮分化的更為具體的來源如民族主義、宗教、種族、人種和性別，分化的趨勢也是非常強烈。

       盡管如此，這里所講的馬克思理論初期階段的復雜的標準范圍與整個《資本論》是相同的。在理論體系發展的每一階段潛在地將世界市場作為價值異化力量的最終結構的同時，世界市場也是人類需要、能力、超越習慣性限制的認同的發展基礎。每一階段也潛在地將無產者的國際主義作為對這種異化力量的政治反應的最終結構，甚至完全承認國際工人階級內的分化趨勢。在馬克思理論體系的現階段，他明確指出世界市場中一部分斗爭的成功是如何鼓勵其他地區的斗爭的。同時，世界范圍內工人認同的客觀物質基礎在目前層次上的考察得到強化。世界市場不僅僅是將工人在某些方面結合到一起，并在其他方面將它們分開；工人們也被創造分化的力量結合到一起。世界市場中的雇傭勞動不僅僅通過商品交換連接到一起，也通過資本外逃建立起客觀的聯系；分而治之的策略使地域上分割的工人通過同時遭受同一種力量的控制而聯系起來。因此，工人跨地域聯合的趨勢與資本試圖分化他們的趨勢同樣是資本形式所固有的。在特定環境中，哪種形式占據統治地位是一種偶然事件。

資本的積聚和集中

從我們的角度出發，第一卷最終的主要論題是積累過程。在理論的這個層次上所引進的最重要的范疇是資本積聚和集中的系統趨勢。隨著這種趨勢的不斷進行，必然使單個資本運行的地域范圍不斷擴大。本地企業為本地市場進行生產應當讓位于區域性的企業為區域性的市場生產，隨即演變成國內企業為國內市場生產。此時這種趨勢仍不會停止，這樣領先企業在其領先領域內會為全球市場進行生產成為一種必然趨勢。

在某些領域內領先的相關的少數個體公司的聯合采取合并、并購和內部增長等形式發生。這個過程同樣不會因為在國民經濟范圍內出現了聯合的大企業而突然停止。在資本積聚和集中的進程中，一種跨邊界合并和并購的趨勢在隨時間增長，這也成為世界市場的重要因素之一。

注意到積聚和集中化過程并不只形成一種企業縱向一體化的趨勢，《資本論》第一卷結論部分中潛在地引入了另一種世界市場的本質規定。當企業從其他資本處購進生產資料時，他們的成本是c+v+s；但當他們自己制造生產資料時，在其他一切條件都不變時，成本降至c+v。(Marx，1963，140，220)。由低成本導致的高利潤確實鼓勵了縱向一體化。但從另一方面講，縱向一體化企業的生產鏈條中的部門越多，資本循環時間就越長。這說明我們可以找到一點，這點之后，進一步縱向一體化的所得不能補償由此導致的資本循環時間的延長。此時的資本積累會導致生產過程的縱向非一體化。

積累和伴隨積累的積聚不僅分散在許多點上，而且執行職能的資本的增長還受到新資本的形成和舊資本的分裂的阻礙。因此，積累一方面表現為生產資料和對勞動的支配權的不斷增長的積累，另一方面，表現為許多單個資本的互相排斥(Marx，1976，776-77；以及1976，591；Harvey，1999；Smith，2000a，Chapter5)。[③]

從我們的角度講，縱向非一體化的最重要形式是向分包商外購其生產的某些投入品。

縱向一體化的趨勢表明，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占統治地位的企業運行的地域規模會擴大，并通過大量的跨邊界合并和并購達到頂峰。隨之而來的縱向非一體化趨勢也將世界市場作為一種社會形式。縱向非一體化就是一個將生產鏈條分解為不同部分，并分派給不同企業的過程。資本增殖的絕對要求表明，一旦核心企業通過從外國供應商那里外購生產鏈條的一部分來更快的積累資本，實現這種跨邊界的分包安排就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積累過程不單單是資本流動。也包括勞動力的流動。勞資關系毫不受勞動力作為商品在勞動力市場的銷售以及生產中勞動過程的組織的限制。這些關系被嵌入于隨著資本積累和需求的周期性波動而形成勞動力產業后備軍的過程中。在第一卷中馬克思明確指出，這些勞動流動的最終結構由世界市場提供。在資本積累被限制的地區，存在著大量的未被雇傭的勞動力貯備，其中很大一部分最后會移民到積累過程更加迅速的地區。第一卷中馬克思關于19世紀愛爾蘭移民的討論，就是這種積累過程的一個典型事例(Marx，1976，854ff.)。這些跨邊界的勞動力流動會加劇勞動力內部的分化，也會克服這種分化。理論又一次無法推斷在特定歷史環境中哪種趨勢會更強。

以上分析結束了我們對這種方式的研究，在這種方式中，《資本論》第一卷的主要層次既潛在地包括作為馬克思理論體系頂點的世界市場這個范疇，也潛在地包括這種社會形式下規定。現在是時候考慮剩下的兩卷《資本論》是如何擴展我們對于那本未能問世的關于世界市場的書的理解了。

第二卷

資本循環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第二卷中的材料可以被分為兩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是馬克思反擊反對他的剩余價值理論的觀點的一部分。在M-C-P-C’-M’的過程中，花在勞動過程以外的循環時間與勞動過程對于資本積累是同樣重要的。難道這就說明了與馬克思剝削理論相反的循環過程也創造價值嗎？對于這種觀點的回應，馬克思指出，勞動過程以外的循環成本是對剩余價值的一種扣除，這種扣除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被積累。降低循環時間減少這些成本使得剩余價值的積累增加。但這并不表明花在勞動過程以外循環過程的時間本身可以產生剩余價值。

這種觀點的一個重要含義是，減少周轉時間和循環成本的系統的創新趨勢與在勞動過程中直接增加剩余價值率的創新的應用趨勢同樣是資本形式固有的。交通和交往技術經常和顯著的提高必定會發生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因為正是這些技術性的變化減少了周轉時間和循環成本。交通和交往技術進步越多，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資本循環的進程就越快。所以資本主義有一種壓縮時間的趨勢。但這些技術進步也將資本循環的有效實現范圍擴展了。所以資本主義同樣具有一種壓縮空間的趨勢(Harvey，1999)。

從這個角度來看，第二卷對第一卷中隱含的世界市場的規定進行了補充。資本首先最關注的就是“價值增值”。第一卷中隱含的世界市場的規定，如商品跨邊界流動、本地通貨的兌換、外國直接投資、跨邊界合并兼并和分包安排，這些全都涉及到循環成本。當這些成本足夠高的時候，世界范圍內的商品和投資流動可能阻礙“價值增值”。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活動就不會繼續。盡管如此，馬克思從《資本論》的最開始就堅持認為世界市場是隱含的。我們現在可以更好的理解這是為什么了。資本形式包括一種通過交往和交通技術創新，使這些交易成本不斷降低的必要的系統趨勢。

此時，我想插入關于世界市場其他特征一個偏離主題的分析。我認為它是隱含在上述分析《資本論》的世界市場的規定之中。世界市場的兩個一般模式或理想類型是可以被區分的。第一種可以被稱為“國家間的”模式，這種模式下的生產發生在國家之內（包括外國企業的生產，或分包給外國企業的生產），這些生產中有一部分會被出口到國外市場。第二種模式可以被說成“跨國界的”或“全球化的”世界市場。其顯著特征是M-C-P-C’-M’循環（以及在第二卷中以這種方式討論的與其交織的P-P和C’-C’循環）中的每一階段都包括跨領域的流動，不僅是先前投資M和最終的C’-M’階段。特別要說明的是，第二種模式包括商品投入的購買和生產鏈條的跨國界擴展。兩種世界市場的類型都與《資本論》中討論的社會形式相一致。那么我們就可以說特定環境下內世界市場的特定類型，不管在何種理論體系范圍內，完全取決于偶然因素嗎？

在我看來一個更強烈的斷言是可能的：在資本形式下，降低循環成本和周轉時間的不可遏制的動力表明了一種世界市場的跨國界形式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顯露的系統趨勢。交往和交通技術越降低循環成本、越縮短周轉時間，跨國界生產的趨勢就越強烈。下面我們將看到，世界市場跨國界形式的這種系統趨勢在后面《資本論》的理論層次的分析中進一步強化了。

社會總資本情況下的再生產

第二卷的另一個主要論題是對簡單和擴大再生產圖式的分析。這些圖式同時表明了兩點。第一，盡管資本主義生產處于無政府狀態下，通過投資資本流動和將生產生產資料的第一部類和生產消費資料的第二部類生產聯系起來，社會總資本可進行自身再生產。第二，協調再生產的條件是非常嚴格的，以至于資本主義發展無論如何也沒有體現出靜態或動態均衡（“均衡的增長”）的趨勢。這兩點都與這篇論文有關。

從迄今為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立即得出結論：在第二卷第三部分所討論的社會總資本的系統再生產必定是世界市場范圍內的再生產。這篇論文開篇所引用的剩余價值理論中的段落表明生產者和消費者各自從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購買，但這種購買并不局限于國內經濟所生產的商品。境外直接投資、跨邊界合并和并購、跨邊界分包全都涉及投資資本向第一、二部類的的流動，這種流動并不局限于國內經濟。從第一部類跨邊界購買原料和固定資本就是代表性的例證。

隨著資本積聚和集中化的過程，生產規模不斷擴大，任何地區的原料都不可能完全滿足當地的生產。從而使社會總資本條件下的再生產包含了一種跨邊界購買原料的必然趨勢(Marx，1968，437)。資本的積聚和集中還表明領先部門的領先企業日益面臨一種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如果包含更多先進技術的固定資本在世界市場的某一地區被發展，在同一方面競爭的其他地區資本就會處在一個不利的競爭地位。它們就必須試圖迎頭趕上，而其中一種追趕方式就是從已應用先進技術的地區購買固定資本。換句話說就是，社會總資本情況下的再生產具有一種技術轉移的系統趨勢，這種轉移至少是在具有經濟資源的地區之間。

在第二卷第三部分的抽象層次上，使社會總資本得以再生產的兩大部類之間的價值流動潛在地包括投資資本和商品的跨邊界流動。從系統的辯證的角度來看，隱性的東西必須被顯性化，所以我們可以再一次斷言，系統地闡述資本形式的本質規定在導出“世界市場”這個范疇之前不可能完成。

第三卷

剩余價值的再分配

如同第二卷，馬克思在第三卷中的一個主要目的是證明，使我們更接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具體和復雜的規定，并不會使我們拋棄剩余價值理論。這個理論的批評者正確地強調了雇傭更多工人的產業部門，與其他部門相比并沒有獲得更高的利潤率，但對于雇傭勞動的剝削卻是利潤的唯一來源。他們還質疑馬克思：是否可以通過他自己的利潤來源于對產業部門雇傭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占有這一論點，來解釋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利潤以及土地所有者占有的地租。在第三卷中，馬克思對這兩個反對意見作了回應。

馬克思對于第一個批評觀點的回應出現在第三卷的開頭，此時社會總資本被分散到擁有不同資本價值構成（投入到購買各種產品，即“不變資本”中的貨幣資本總額，與投入到購買勞動力，即“可變資本”中的貨幣資本總額的不同比率）的不同部門。他指出，如果商品交換按照成本價格加上既定部門生產的剩余價值(C+V+S)來進行，不同部門就會有很不相同的利潤率（假設總投資和剝削率都相等）。資本價值構成相對高的部門的利潤率較低，反之亦然。資本轉移和資本之間的競爭，形成了一種不同部門間利潤率平均化的趨勢。資本投資會從低利潤率的部門流出，并流入高利潤率部門。競爭壓力隨之在前一部門中減小，在后一部門中增大，從而形成一種前者利潤率增加，后者減小的趨勢。這表明在目前抽象層次上，產業資本所生產的商品會在生產價格P=(C+V)(1+R)出售，其中“R”是既定時期各部門平均化的利潤率。這些生產價格是市場價格波動的中心，具體波動的狀態取決于當時的供求情況。同樣在這種抽象層次上，利潤會與投入資本的多少成比例。這就會使人覺得資本投入本身可以生產剩余價值。雖然此時利潤與對雇傭勞動的剝削的聯系在此分析基礎上更加難懂，但這種聯系依然存在。生產價格是既定時期內剩余價值進行（邏輯性）再分配的結果；此時總利潤等與總剩余價值(Mosely，1993b)。

隨著分析進行到第三卷中更復雜和具體的商業和金融資本，資本拜物主義達到了最高形式。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所有者顯然獲得了他們投資的回報。這種結果顯然與利潤來自對產業部門的雇傭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相矛盾。金融資本的M-M’循環所產生的利潤對馬克思主義剝削理論的基礎提出了挑戰。利潤看似只可以從資本本身增長，好像脫離了生產過程資本本身也可以生產價值。土地所有者收取的地租也提出了一個同樣嚴重的問題。這好像毫無疑問的證明了土地本身也能生產經濟價值。對馬克思而言，商業和金融資本的利潤和土地所有者得到的地租，也來源于一個產業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引起的、對剩余價值進行再分配的（邏輯）過程。

馬克思的觀點與對世界市場本質規定的預期之間的聯系直接與理論早期階段的考察一脈相承。如果商品具有跨邊界生產和交換的系統趨勢，投資資本也具有跨邊界流動的趨勢，第三卷中討論的生產價格立刻會在世界市場范圍內形成：

產業資本家面對著世界市場；因此，他要把自己的生產費用不僅同國內的市場價格相比較，而且同整個世界市場的市場價格相比較，同時必須經常這樣做(Marx，1971，470)[④]。

剩余價值在產業和非產業資本之間再分配的（邏輯）過程必定也發生在這個范圍內，此時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也包括商業和金融資本的流動。

馬克思在第三卷對于任何既定時期內剩余價值再分配的討論建立在一個非常抽象的層次上。第三卷中考慮的另外三個題目建立在一個更加具體和復雜的理論層次上，盡管這不總是像我們希望的那樣像教科書一樣明了。但它們是通過創新、過度積累的危機以及金融危機獲得超額利潤的動力。這三個主題對于系統地理解“世界市場”這個社會形式都具有重要意義。

由創新獲得的超額利潤

馬克思通過個別資本實施創新形成生產價格的同時獲得了超額利潤來對這種動力進行了討論，此時假設一個給定的“R”（利潤率）適用于一切產業資本部門(Marx，1981，Chapter10)。但這種討論揭示了一種比生產價格更具體和復雜的理論層次，即利潤率在部門內和部門之間的變化(Walker，1988；Smith，2001)。我想第三卷中通過創新獲得超額利潤的動力的闡釋，意味著關于世界市場運行的一些非常深刻的東西，既不均衡發展的系統趨勢。

研究和發展過程顯然是產生獲得超額利潤的過程和產品創新的一個關鍵性因素(Smith，1997)。在生產和交換過程中，先進的R&D使資本處于獲得這種形式的超額利潤的最有利地位。同樣也處于建立一個良性循環的最有利地位，在這個循環中，他們所獲得的超額利潤可以使得R&D繼續，從而為更多超額利潤的獲得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條件。相反，最初沒有獲得先進的R&D能力的資本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由此引發的不能引入重大創新導致他們不能獲得超額利潤，從而限制他們在隨后的階段參與提高R&D的能力，這些最終限制了未來的創新和獲利機會。

這種思想對于我們理解世界市場存在哪些含義呢？可以最有效地獲得先進的R&D的資本一般聚集在全球經濟的富有地區，而沒有這種能力的資本則聚集在較貧困的地區。前者在保持前面提到的良性循環上有很大優勢，而后者則在避免惡性循環上有很多困難。所以通過技術創新獲得超額利潤的動力也會在世界市場范圍內系統地再生產出不均衡的發展(Marx，1981，344-5)。

世界市場的其他許多因素強化了這種不均衡發展的趨勢，包括由在貧困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引起的利潤流失，跨國公司對其內部商品“交換”的“價格”進行控制的能力，以及富裕地區的資本離間貧困地區分包單位的能力。這些都是上面提到的外國直接投資和跨邊界分包的更為復雜和具體的方面。其他因素還包括一些在這里沒有涉及的理論層次。地方杰出企業渴望逃避通貨風險和/或保護腐敗果實的資本外逃，以及貧困地區陷入“債務陷阱”的趨勢都預示了這種狀況。與進一步探索這些話題相比，我更愿意轉向過度積累危機。

過度積累危機

在第三卷的第三部分馬克思提出了所謂的利潤率趨于下降的規律。馬克思在其不同著作中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引起危機的各種不同的因素進行了研究，至少在這個關鍵性的著作中，固定資本的過度積累是主要的解釋變量；利潤率趨于下降是因為C/V的增長率快于S/V的增長率。在短周期和中周期的下降階段，這個規律開始發揮作用的同時，我認為它也潛在地適用于更長期資本積累的低迷時期。

這種規律的批評者抱怨說，馬克思沒有為理性的行為人以降低利潤的方式進行資本投資提供一個合理的解釋。如果忽略了部門之間的差別，這種抱怨顯然是正確的。但個別資本必定會通過創新來追求超額利潤。隨之形成的部門之間固定資本的異質性和差異使我們可以彌補馬克思理論上的缺陷(Reuten，1991)。

簡而言之，資本之間競爭必定會導致比行業中現有的企業和工廠具有更高生產效率的新企業和新工廠進入。這些企業獲得了超額利潤。但當這種情形發生時，現有的企業和工廠并不會自動地退出(Brenner，1998)。由于他們的固定資本成本已經“沉沒”，他們可能會樂于接受流動資本的平均利潤率。他們也可能已經與供應商和消費者建立了穩定的關系，而這種關系在任何時間內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重新建立起來（因為十分昂貴）。他們的管理和勞動力也許具有行業特定的技能。他們也許獲得了政府對培訓、基礎設施建設的補貼或轉移投資后不可移動到其他部門的R&D。這些考慮的結果是相當多的企業難以退出，以避免表現為過度生產能力的資本和利潤率下降的過度積累的危機。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講，剩余價值的生產不足以彌補固定資本的投資，導致了在更長歷史范圍內利潤率的下降(Smith，2000b)。

馬克思在第三卷中是在一個相對抽象的理論層次上來討論這種趨勢的。但這也適用于世界市場這個具體的、復雜的層次。羅伯特·布倫納提供了大量經驗證據來證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以來，影響世界全球經濟的低增長率主要是由全球經濟中領先部門的過度生產能力引起的(Brenner，1998)。

當過度積累的危機爆發時，固定資本的以前投資必定會貶值。此時整個體系在試圖將貶值的成本轉移到其他地方而不斷波動。資本的各個單位、系統和地區都試圖將貶值成本轉移到其他資本所在的單位、系統和地區。作為總體的資本則盡可能地將盡量多的成本通過提高失業率、降低工資、惡化工作條件等手段轉移到雇傭勞動上(Brenner，1998；Smith，2000a，Chapter5)。隨著資本積聚和集中化的進程，過度積累和資本貶值必定會在更大的規模內出現。全球混亂和普遍化的經濟不安全越來越成為正常的狀態。

金融危機

馬克思在第三卷中關于金融資本的觀點十分零碎和粗糙。已經提出一個主要的主題：在任何給定時期，金融資本從剩余價值的（邏輯）再分配中獲利，這是世界市場框架內必定發生的過程。至少存在著一個最寬泛的理論輪廓（至少存在著一系列形式化的事實）將金融部門和過度積累危機聯系起來。

金融資本集中了一部分可以流向新工廠、企業以及在長期內預期獲得剩余價值的一些部門的投資基金(Marx，1981，567)。像馬克思明確指出的那樣，世界市場內金融資本的流動會在全球金融體系的中心的少數地點集中，隨即也進行了跨邊界的分配。通過信用貨幣和虛擬資本，基金可由暫時閑置利潤、折舊基金及金融部門的風險儲備組成(Bellofiore，1989)。在這種情況下，金融資本“表現為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主要杠桿”(Marx，1981，572；參見1971，122)[⑤]。

一旦發生過度積累，生產過剩部門的投資率會明顯下降。大量投資資本再次形成，并尋找未來具有高增長潛力的部門(deBrunhoff，1978，47)。當這種部門被找到后，整個世界市場的的金融資本就會流向那里。如果這種流動足夠多，就會形成一種資本資產膨脹的后果(Toporowski，1999，2)。對于未來收益的預期就成為次要目標，購買金融資產以隨后賣出這些資產而獲利為目的(Marx，1981，615-6，742)。資本資產的以前（帳面）所得作為購買更多的資本資產的借款抵押，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趨勢，從而使資本資產膨脹得更加迅速(Guttmann，1994，303-04)。但是，在這種投機泡沫形成的過程中，金融資產在本質上仍然是對未來生產的剩余價值的索取權。當不斷增長的價格并不能被未來的利潤所補償變得十分明了時，投機的泡沫就會破滅，金融危機隨之發生。在第三卷中不多的幾處，馬克思討論金融資本時，明確指出《資本論》中的本質規定潛在地就是世界市場的規定。他在那里描述的金融危機顯然影響著作為總體的世界市場，并不局限于地理邊界范圍內如英格蘭或任何特定國家的經濟。

過度積累危機和金融危機的趨勢的相互聯系，表明積聚和集中化對前者的影響也擴展到后者。伴隨著金融危機的發生，貸款和虛擬資本的貶值會在一個更廣的范圍內發生。個別資本和地區資本會試圖將貶值損失轉移到其他資本上。最重要的，資本試圖將盡量多的損失轉移到雇用勞動力和他們的團體上。全球混亂和普遍化的經濟不安全逐漸蔓延到了整個世界市場。

階級

第三卷，甚至整個《資本論》，都伴隨著一些關于“階級”這個范疇的簡單觀點(Mattick，即將出版)。如果《資本論》第一卷開篇討論的商品流動是潛在地跨邊界的，如果所有形式的貨幣都與世界貨幣相聯系，如果作為資本形式核心的社會關系在世界市場上展現出來，必定會影響我們對“階級”的理解。如果生產鏈條、合并和并購、分包都跨邊界延伸，并被交往和交通技術必然的進步趨勢所延長，也會影響我們對“階級”的理解。如果社會總資本情況下的再生產必定會通過商品和投資跨邊界流動發生，當部門內或部門間剩余價值的再分配將不同國家的企業聯系起來，也必定會影響我們對“階級”的理解。最終，如果世界市場范圍內不均衡發展、過度積累危機以及金融危機的系統趨勢是資本形式的必要規定，也不會對我們關于“階級”的理解毫無影響。從所有這些資本的規定中可得出相同的結論：《資本論》最后關于階級的討論表明了跨國界階級的形成趨勢。資本家階級和雇傭勞動者階級都會在世界市場的層次上被客觀定義。

當然這些趨勢在資本主義歷史發展各個時期下并不都被同樣的展現出來。在資本主義歷史的大多數時間里，它們是潛伏著的。毫無疑問，資本的積聚和集中化過程必須在跨國階級形成的必然趨勢以前進行，這是一個顯然還沒有結束的的歷史過程。這并不表明各階級都同時可以意識到他們客觀的跨國界認同。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就是，政治組織、領導層以及意識形態都可以極大的促進或阻礙從“自在的”（跨國界）階級向“自為的”（跨國界）階級的變化(Robinson & Harris，2000)。盡管如此，一旦我們理解了馬克思在三卷偉大著作中考察的社會形式如何潛在地將世界市場作為資本社會形式的頂點后，我們就不能將跨國界的階級認同的形成僅僅作為一個偶然的過程。這種認同的產生具有一種必然的結構性趨勢，是完整定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形式所固有的趨勢。

國家形式

試圖展示世界市場隱含在馬克思理論體系龐大的寫作計劃中涉及到的部分是一會事。但顯示出在未完成部分中——即在關于國家的那一卷中什么是隱含的則是另一會事。但這一卷中可能涉及的內容我們可以建立在兩個相對不容置疑的假設上。第一，任何完善地關于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都必須探討國家在促進資本積累再生產中的作用。第二，任何關于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必須探討國家在國家體系中的作用。每個主題的考察都有利于我們理解為何“世界市場”是馬克思辯證的資本理論體系中的頂點，促進我們對這種社會形式規定的理解。

迄今為止在這篇論文中，我已考察了《資本論》中馬克思理論體系的主要層次，并試圖表明世界市場隱含在每個階段。以下對國家在資本積累中的作用的分析和這種分析對我們理解世界市場的含義將會不斷采用這個方法論原則。我會再次簡要的將馬克思理論體系的各個層次的主要階段回顧一遍。但前提是國家形式已潛在地作用于理論的各個層次。隨后我將表明，在體系的各個層次的每個階段，國家的隱含作用都必定與世界市場相聯系。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初被定義為一個普遍化的商品交換體系。像霍布斯和洛克所說的，國家促進資本積累的最基本方式是制定和保護作為普遍化商品交換必要前提的商品的財產權。由于在普遍化的商品交換中跨邊界流動必定不斷出現，國家對財產權的承認和保護不可能被限制在本地財產擁有者之間。國家的司法機構調節著世界市場中的商品流動。

       如果普遍化的商品交換包括跨邊界的商品流動，如果貨幣是這些商品價值的唯一客觀的社會衡量標準，各國通貨間就必須產生聯系。這就意味著一切地方貨幣形式必須最終被其與世界貨幣的關系定義。甚至自由主義者也承認世界市場需要國家（特別是他們的中央銀行）之間制定“適當的”的貨幣協定，這種貨幣協定涉及到特定歷史條件下各國通貨與世界貨幣形式之間的關系。各國的貨幣和匯率政策調節著世界市場范圍內的貨幣流動。

勞資關系是資本形式的本質的社會關系。勞工立法總是潛在地包含在這種關系中，涉及從勞動的組織到對工作條件管理的規則。由于勞資關系最終潛在地在世界市場范圍內發揮影響，關于這種關系的國家立法必須達到這種廣度。限制或鼓勵國外投資的國家政策顯然對資本在世界范圍內對勞動實行“分而治之”的策略的能力起關鍵性的作用。另一個相關例子是在出口加工地區，通過立法否定工人擁有經濟中其它地區工人獲得的法定權利，或國家政策在這些地區事實上并沒有執行法律上的勞工權利（后者在當代全球經濟中可能更加重要）。政府準許或限制進口的決策也會影響勞動關系，只要外國競爭者排擠掉本地生產者，這種決策會產生大量失業。簡言之，事實上和法律上的國家勞工政策，調節著世界市場中對可變資本投資的流動和世界市場范圍內生產的各個地區沖突力量的均衡。

第一卷結束部分馬克思對資本積累的考察闡明了一種資本積聚和集中化的必然趨勢。這個過程要求公司法隨著資本積累的擴大而逐步擴大。隨著資本積累的不斷發展，司法機構表述和定期修改資本主義產權關系的特征，如何解釋公司法人的定義和可被或不被承認的企業間相互作用方式就是兩個這樣的例子。我曾在前面說過，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積聚和集中化的動力會提高跨邊界直接投資、分包、合并和并購以及生產鏈的水平。所有這些趨勢都要求國家擴大相對外國資本的公司法人權利。最后，積累過程也必定與勞動跨邊界流動相聯系。國家的移民法、失業和福利政策等等顯然調節著這些流動。

在第二卷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再生產圖式中所考察的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必定發生在世界市場的層次上。兩大部類內部或之間的商品和投資的跨邊界流動，在資本循環的不同時期要求國家發揮作用。國家政策可以鼓勵或阻礙這些流動，從而降低或阻礙資本簡單或擴大再生產的難度。

通過技術創新獲取超額利潤的動力在第三卷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在理論抽象的一定層次上，這種動力為生產價格的形成提供了基礎。在更具體和復雜的層次上它是世界市場不均衡發展的理論起點。在世界經濟的條件好的區域中，國家在建立和保持一個創新和超額利潤的良性循環上起著關鍵性的作用(Kantor，1995)。在條件差的區域中，國家的產業政策在避免低創新和低利潤的惡性循環的努力中成為關鍵性因素(Wade，1990)。這兩類國家計劃都涉及到國家資助的教育和訓練、基礎設施和研究的國家基金、正式和非正式的國家、企業、勞動精英之間網絡關系的形成、對經濟增長特別重要的特殊項目上的國家/企業的合作安排，從而“裙帶資本主義”是世界市場的必然特征，盡管這體現在很廣泛的形式上。

追求超額利潤的動力也是第三卷中略述的過度積累和金融危機理論的重建起點，隨著資本積聚和集中化的發展，危機日益在世界市場的層次上發揮作用。國家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對于此類危機的處理，以及使危機處理建立在國際范圍內的嘗試。由于一直缺乏擁有創造信用貨幣力量的國際貨幣機構，提高世界經濟流動性的責任最終落到了各民族政府身上。一些國家還保留著國家干預，以減少特定參與者的損失威脅全球市場的能力，例如阿蘭•；格林斯潘對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解救機構。進一步說，投資者繼續要求國家通過將損失轉移到工人、失業者、年老者等身上，來“社會化”全球經濟下滑的損失。社會化這些成本的一個方式就是國家接管私人債務，就像最近日本和韓國政府在亞洲經濟危機之后所作的那樣。

最后，《資本論》以馬克思對“階級”這個范疇的簡要評論結束。所以有理由說跨國界的階級認同的趨勢內生于資本形式中。國家在跨國界的“自在的”階級演變（或不演變）成跨國界的“自為的”階級的過程中起了關鍵性作用。政府為正式或非正式的協商提供了關鍵性的制度基礎，以分享跨邊界的階級利益，討論促進這些利益的政策建議，解決那些選擇和執行政策中的沖突。

這些考察證明了以下結論：盡管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跨邊界的流動在增長，但不代表世界市場具有形成一個同質經濟區域的內在趨勢。資本積累的特殊前提必須由特定的國家提供。世界市場不僅以資本單位的多樣性為特征，也同樣以國家的多樣性為特征。就像資本的多樣性并不僅僅是資本的簡單集合，而是一種擁有自己財產的體系一樣，國家也被嵌入一個具有不可簡化的規定的國家體系之中。

從國家在資本積累中的作用到國家嵌入國家體系中的理論轉變，可以發現上述每一種政府活動的形式都必定產生一種國家之間合作和沖突的潛力。世界市場中商品流動的經常性、對貨幣匯率的管理、對無國界投資者和公司授予的法定權利、治理移入勞動力跨邊界流動的原則、從境外獲得所需要的原材料等等，都時常需要國家之間的協商。這些協商可能達成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協定，也可能在面臨被未解決的沖突所中斷。具有自身理解水平的國家間體系會從各國之間偶然和復雜的合作和沖突方式中顯露出來。一些世界市場的系統特征可以從各種不同的偶然性中被辨別出來。

       首先，世界市場必定隸屬于“全球治理體制”，盡管為體制可能存在的缺陷和不一致性所困擾。換句話說，資本形式要求a)世界市場內跨邊界商品、貨幣、勞動力以及投資資本流動所遵循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規則，及b)試圖表達、修訂和執行這些規定的組織。現今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貿易組織顯然就是這類組織的例子。像以前一樣，制定和保護全球體制的組織也由特定國家的部門來組織。美國財政部也許是當代全球治理體制的核心力量，就像早期的英國財政部那樣。

其次，國家體系內國家權力的積聚和集中化趨勢與資本積聚和集中化的趨勢一樣。就像經濟中的主要部門被少數企業所支配，國家體系也會形成一種強國和弱國相互依賴的等級制度。像已經指出的那樣，強國會成為創新和超額利潤良性循環的一部分，即為發揮有效作用的國家機構的發展提供資金的循環。弱國被嵌入一個不能為這種相當有效的國家能力的發展提供物質前提的惡性循環之中。強國建立和保護世界市場中的全球治理機制。

國家間沖突的持續存在必定加強特殊的軍事部門在國家體系中的作用。這就會出現一種不可避免的情況，即通過軍事干預解決政府間沖突。軍事行動的威脅甚至存在于沒有采用軍事力量的時期(馬克思，1976，915ff.；Chomsky，1996)。在國家間協商的過程中，在建立、維持軍事機構或潛在地威脅采用軍事干預上，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具有同等的能力。其中國家之間的強弱區別也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一個特征。

第三，在強國的周期循環中，并不是所有國家都具有成為強國的機會。資本主義擴張的每一次長波都有各自具有高速發展率的部門，這些部門的領先企業會被一個具有強大軍事能力的、日益興起的霸權國家通過各種方式培養和資助。在阿瑞吉關于資本主義發展中霸權力量興起的著作中，經濟擴張的新階段開始于一個龐大支出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支出從狹義地計算收益和損耗來看也可能是正確的。國家聲譽和軍事戰略（“領土邏輯”）為對基礎建設、研究和發展等的資助和投資提供了動力，且遠遠超過按“資本邏輯”認為是正確的收益(Marx，1976，919)。在資本主義歷史中，霸權地區因此通過國家的能力的有效運用贏得了他們的霸權地位。他還展示長波擴張階段的消失與對霸權國家在國家間體系中地位的下降相互作用。當既定區域的獲利機會最終開始下降時，金融資本為追求超額利潤而向其他地區流動，最終國家的霸權地位(Arrighi，1994)。

最后，強國和弱國之間的等級制度以及在國家體系中霸權的上升和下降，在世界市場內通過一些深刻的方式以資本循環形式影響價值的流動。特別是，不均衡發展、過度積累危機以及金融危機的趨勢都被大大地加強了。

不均衡發展

世界市場內商品跨邊界流動不一定會自動趨向均衡。一些國家出現貿易赤字，一些國家就產生貿易盈余。若赤字國制定緊縮性政策，盈余國增加公共支出并提高工資，均衡就有可能實現。于是赤字國進口減少，盈余國家刺激國內消費則會讓他們增加進口減少出口。盈余國家勞資關系的邏輯必定會阻礙這種系統的調整。國內工業可以以高工資會減少利潤為借口來阻止膨脹性政策。盈余國的政治精英則更希望積累外匯儲備來平衡盈余，因為這會提高盈余國政府在國家間等級制度中的地位。這些儲備隨后可以貸款給赤字國。

一旦債務國可以利用全球信用市場，這種不均衡的情況可以維持相當長的時間。但世界市場內不均衡發展的結構趨勢在四個方面被加強。首先，產生了持續不斷的從債務國到債權國的資本逆向流動。其次，債務國的負擔遠比系統地應對國家貿易赤字和盈余所產生的不均衡的負擔大得多。債務國易受因低利率和再分配性質的社會政策而發生的資本外流的攻擊。所以不論政治體制情況如何，利率會傾向于提高，經濟緊縮方案也會更加嚴格。第三，償還資本進口的需要導致債務國越來越集中于出口品的生產。由于上述因素，這些出口多是不包含產品或過程創新的工業和農業產品。由于越來越多的債務國家出口這類商品，世界市場價格會停滯或下降，從而強化了不平等交換的趨勢。第四，當產生不均衡的時間持續很長之后，如果過度負債和過度盈余間的不對稱突然以危機形式爆發，會強迫弱小的債務國進行殘酷的調整(Guttmann，439-40)。

赤字國承受調整損失的總體趨勢有一個例外：當一個霸權國家政府陷入赤字時，一般說來，該國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避免這種損失。這就引出了作為世界市場另一個本質規定——“鑄幣稅”的概念。在《資本論》一開始，我們就已說過，所有貨幣必須最終被其與世界貨幣的關系定義。從國家間體系的角度，考慮世界市場的本質規定，可以使我們更具體的理解這個論點。

什么是世界貨幣？商品貨幣在一個既定時期內是否被社會承認，資本主義具有一種信用貨幣和紙幣越來越集中的總體趨勢。在作為國家間體系基本特征之一的國家等級制度給定的條件下，不是所有形式的紙幣都同樣具有成為世界貨幣的機會。霸權國家的通貨在世界市場中居于一種特權地位；這種通貨事實上成為世界市場上主要的世界貨幣形式。結果是霸權國家必定在世界市場上享有某些特權。一方面，它不會面臨著其他國家在創造信用貨幣能力上的限制。另一方面，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它可以為大量貿易赤字提供資金而不必承擔其通貨價值貶值的損失。這些特權取決于外國行為人出于國際支付和投資的目的而對世界市場占主導地位的儲備通貨的需要和期望。只要霸權國家不斷地獲得信用，即只要貸款不斷被新的貸款擴大，貿易赤字也越來越大，結果是越來越多的世界產出被占主導地位的地區的國內市場所消費。保持這種狀態的唯一成本是新貸款的利息費用。從倫理角度講，這種狀況肯定存在著一些非常不合理的事情。世界經濟中最貧困地區制度化的節儉必定與最富有地區最富有部門的過度消費主義相聯系，這些富有的地區同時恰恰也是世界經濟中最大的債務人。

過度積累和金融危機

鑄幣稅不僅惡化了世界市場內不均衡發展的系統趨勢。這個因素也使我們用一種更加具體和復雜的方式重新思考世界市場過度積累和金融危機的趨勢。霸權國享有不斷擴大創造信用貨幣的能力，與境外資本的流入相結合，使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體的領先部門中內生的過度生產能力繼續發展，并遠遠超過原有水平。世界市場的這個系統特征與現今經濟史的相關性可以表述為：

由于自身通貨具有類似世界貨幣的壟斷地位，[美國]是唯一具有控制外部赤字能力而不受擁有外匯儲備數量多少的限制的國家。因此，與我們的貨幣不具有世界貨幣壟斷地位相比，我們可以在更長的時間內執行更為刺激性政策、避免衰退性的政策調整(Guttmann，1994，114-15)。

作為直接結果，世界市場內固定資本過度積累的系統趨勢被極大地惡化了。世界市場內資本過度積累越多，隨之而來的資本貶值就越殘酷(Brenner，1998)。

關于金融危機，最先要考慮的是上述情況的“一般”狀態：

作為[世界市場內]關鍵貨幣的發行者與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之間存在著矛盾。前者的地位取決于保持一個穩定的通貨，但后者則助長了低匯率(Guttmann，1994，xx)。

       在世界市場范圍內作用的價值規律——甚至霸權國家也在它的制約之下——的一種作用方式是強迫霸權國家也徘徊在這兩個相互沖突的政策目標之間。日益增加的通貨投機和外匯市場的不穩定性成了“一般”狀態，因為國際投資者為了尋求更多的獲利機會，投入更多資源進行“套期保值”以避免通貨風險。

如果霸權國家仍然具有實現未來超額利潤的創新能力，世界市場內的金融流動就會變的更復雜。情況是否如此還不一定。若確實如此，如何實現這種情況需要一系列的必要條件。作為鑄幣稅收益的過度信用貨幣創造和資本流入會全面地加劇上述資本資產膨脹。金融資本的流入會以一種自我保持的動力，強化了新的創新部門虛擬資本的價值不斷增長的趨勢，這種趨勢與這些部門中未來利潤的任何合理評估無關。這種情況下，鑄幣稅導致的資本資產價格投機泡沫遠遠超過不存在鑄幣稅條件下的投機泡沫。鑄幣稅的收益推遲了清算的到來。但遲早，固定資本的積累會超過可用未來利潤（未來生產的剩余價值）補償的固定資本是顯然的。在此之前產生的不均衡越大，隨之而來的社會混亂就越厲害，無論是特殊的霸權國還是作為總體的世界市場都是如此。世界通貨的大規模流動可能在此時發生，從而使得國際貨幣體系癱瘓。這些考察表明，極端新自由主義者在宣傳“國家死亡”時是多么錯誤，頑固的民族主義者也犯有同樣的錯誤。國家形式嵌入世界市場這個系統的總體。即使國家體系中的霸權國也無法避免治理世界市場的價值規律的作用。(Smith，即將出版)。

根據我們對世界市場——馬克思闡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規定中安排的最終范疇——的考察，現在是作出實際結論的時候了。簡單地說就是：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都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內部根本的矛盾和社會對抗。進一步解除對全球資本流動的管制、民族主義的復興、“國際金融的新結構”以及在全球范圍內建立社會民主政體的企圖都不可能扭轉事態本身。只有一個與資本形式的革命性決裂，才能實現這個世界性的歷史任務。我認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形式的系統辯證法的頂點所宣稱的。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