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環境保護的制度難題 |
| 作者：何清漣 發布時間：2005-5-28 21:34:15 |
最近，在觥籌交錯的“財富論壇”上，參加者都在歡慶商業公關與現實政治的雙贏，而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有關中國環境生態的一番講話，卻為這一成功者的盛宴蒙上了一層淡淡的陰影。 潘岳在《財富》全球論壇上指出，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可能會成為“世界垃圾廠”。這一點并不希奇，希奇之處在于他在這一特殊的場合公開指出，中國的環境問題不是專業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造成這種結果的根源，是整個社會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扭曲發展觀――這一點官方公開承認比學界討論晚了10余年！ 遲到10余年意味著中國錯過了保護生態環境的最佳時期。因為中國事實上每年都發生許多生態災難。且不說甘肅民勤這個城市與羅布泊因生態災難而消失，在自然資源本來比較好的地區也發生許多緣于生態災難而引起的社會反抗。譬如去年發生的四川漢源事件，但10萬人的悲壯反抗似乎并沒有阻礙大壩的建設，而許多其它的大壩還在擬建中。而最近發生的浙江東陽畫水河兩岸村民大規模反抗事件，直接緣于當地嚴重的工業污染。 中國的生態污染絕不止上述幾個事例，只要閱讀國家環保總局每年的年度報 告，對中國的生態污染現狀就會產生觸目驚心之感。據世界銀行測算，中國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損失要占到當年GDP的8%；中科院測算，環境污染使中國發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占到GDP的15%。 兩個月前，潘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轉述專家的話說：由于廣大西部和生態脆弱地區難于承載現有人口，全國22個省市需要遷出1.86億人，而能夠接納人口的廣東、北京、天津、上海、遼寧、浙江、福建、黑龍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納3,000萬人。屆時全國將有 1.5億人口淪為生態移民。 有些問題，人類認識到以后就能夠解決；而有些問題，人類認識到以后不一定能夠解決。還有些問題，其他國家的人認識到以后能夠解決，而擱到中國就不能解決，比如環境生態問題。資源對人口與經濟發展的嚴峻約束，早在80年代后期，筆者就曾在拙著《人口：中國的懸劍》中分析，中國從清乾隆時期開始，由于人口與生態關系的過度緊張而導致社會動亂頻發，太平天國革命發生，也緣于巨大的人口壓力。但這種觀點受到的批評多，贊同者少。人們的反駁總以 日本為例，認為日本人口與資源的關系更緊張，他們能夠發展，我們中國就能發展得更好！ 盡管本人在書中指出，日本新加坡之所以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關鍵原因在于它們在經濟起飛的同時完成了人口轉變，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口年齡結構，減輕了人口撫養系數，環保意識也覺醒得很早；而中國的人口轉變遠遠滯后于經濟起飛。最嚴重的是，中國人文化素質偏低，至今還只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非全部）具有環保觀念，許多地方為政者至今都還認為“先發展，后環保 ”這一觀點是符合中國國情的，許多留學歸國者一引證發達國家“先發展，后環保” 的“經驗”時就滔滔不絕。等到潘岳最近指出“我們那一點點經濟成果根本無法抵擋可能提前到來的生態、社會和政治交織在一起的危機”時，中國的生態環境已經慘不忍睹！ 而造成地方政府不惜以生態環境為代價而追求經濟發展的原因，除了發展觀念錯誤之外，就是中國官員政績的考核體制。國家環保總局雖然于去年提出要建立綠色GDP考核體系，將環境污染與生態惡化造成的經濟損失加以貨幣化，引入考核體制，以督促政府和企業決策者從根本上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但因牽涉到官場游戲規則的改變，還有許多技術難點與觀念難點，至今還只是個停留在紙面上的計劃。 中國的生態問題既然是個政治問題，就必須政治解決。在未改變造成環境生態災難的制度以前，中國的生態災難還會處于繼續惡化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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