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探索社會和諧的奧秘
余 瑋
2005年07月06日
景天魁檔案盤點：
景天魁，著名社會學家，中國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專家、和諧社會問題研究專家。1943年4月出生于山東蓬萊，196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室主任，社科院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黨委書記，中國社會經濟系統分析研究會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等職。現為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導、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系國際社會學學會副會長，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
2005年2月21日下午2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內容的第20次集體學習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景天魁和李培林兩位研究員在中南海懷仁堂就有關問題進行講解，并談了他們的有關看法和建議。
17天后，即同年3月10日下午3時，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舉行第4次全體大會，景天魁等12位政協委員相繼登上人民大會堂主席臺，就當前構建和諧社會中遇到的一些熱點問題建言獻策。
中南海懷仁堂講臺、人民大會堂主席臺，一位社會學學者在時隔半個多月的時間內先后走上這中國最神圣的講臺上暢談國是論和諧，自然是件無尚光榮的事情。然而接受采訪之時，這位資深的中國和諧社會問題研究專家更多的想談紅色講壇之“外”的話題……
矛盾的解決，需要“和諧”的引領。和諧社會問題研究專家坦言，社會學的春天來了，并推測建立和諧社會機制至少需要20年。
早在 20世紀80年代，景天魁從事社會哲學和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時就有感于社會系統的多層次性和社會現象的高度復雜性，認識到任何一個單一學科的單一角度其實都是片面的，不足以與社會生活的豐富多樣性相匹對。
景天魁開始在在不同的學科之間所壘起的高聳的圍墻之中突出重圍，尋找新的視角看社會科學。
1995年，出任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時，他的學術研究在方法論上開始了“兼容與貫通”全面嘗試。可以說，自90年代初以來，景天魁一直把實現社會哲學、社會學和作為社會學的具體應用的社會政策研究貫通起來。
26年的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已經步入現代化的“關節點”，經濟取得了飛躍性進展，但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增加，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滯后，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自然資源的矛盾加劇，經濟增長方式落后，這一系列問題也同時出現。矛盾的解決，需要“和諧”的引領。
自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念后，“和諧社會”很快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話題和輿論熱點。在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體學習時，第一次由景天魁和李培林兩位社會學專家講課。講課時，景天魁闡述了經濟與社會、政府與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公平與效率這四大關系。作為一位已過耳順之年的社會學家，景天魁為自己的專業獲得重視而感到高興。他說：“今天可以說，社會學的春天來了！從某種意義上講，社會學就是研究和諧社會起家的。‘和諧社會’的內涵很豐富，但通俗地說，就是社會學中所倡導的社會團結、社會公正。總書記說，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全面把握和體現。”
“在我看來，至少需要20年時間來建立符合和諧社會要求的新機制。”景天魁在接受采訪時，用發展社會學的經驗初步估算了和諧社會要走的求索之路——至少20年，這當中包括從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到用政府資源整合、調動和引導社會資源，從近期判斷到遠景規劃。”
解決中國社會的民生大問題正當其時，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專家建言，應理順收入分配關系，形成一套利益平衡和協調機制。
2004年，景天魁參加全國政協的一個專題組，到6個省市做收入分配調查，感到在全國，不論東中西部，不論干部和群眾，對收入差距之大議論很多，對分配秩序之混亂相當不滿。
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和中央黨校等單位進行的問卷調查中，景天魁同樣發現，收入分配問題已連續幾年高居社會最關注的問題之前列。景天魁指出，構建和諧社會當前應該著重探討的是如何調整收入分配，比較緊迫的是投資向社會事業傾斜，但是政府手里的錢是有限的，那么更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調動社會資源，讓政府財力的使用更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
“我國收入差距拉大過程，如果從1985年算起，已經持續20年了，差距繼續拉大的趨勢已經非常明顯。到目前為止，差距拉得過大已是不爭的事實。從居民收入情況看，基尼系數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城鄉差距仍在繼續擴大。從地區差距看，2003年東部地區人均GDP分別相當于中部和西部地區的1.91倍和2.38倍。盡管我們國家還不算富裕，國防、科技等領域都需要加大投入，但應該說，我們已經具備了比過去強得多的調整收入分配關系的物質基礎。”景天魁表示，現在解決中國社會收入分配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中國應該形成一套社會機制，去調節收入分配，而不是簡單的利益增減，更不是一些人所擔心的“殺富濟貧”。
他認為，雖然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是一項復雜的工作，但是還是可以選擇相對便于操作、議論比較充分的事情入手。特別是在公務員工資方面，由于涉及的利益方不多，可以逐步穩妥地實現統一的公務員工資制度。在原則上，應擴大職級差別，縮小地區和行業差別；擴大基本工資和職務津貼部分，縮小乃至取消非正式的補貼；增加透明度，加大審計和輿論監督力度。要大力加強中央權威，盡快結束自行其事，誰有錢誰發的局面。
“和諧”與“好奇”早已成為這位社科院“黃埔一期”研究生學術骨子里的“基因”，在命運與時代的起落中尋思和諧的人生之旅。
在“海市蜃樓”奇觀和“八仙過海”美傳的發源地山東蓬萊這海濱風景名城南邊，有一個山清水秀、風景旖旎的村莊——邢家村。在抗戰的尾聲階段，景天魁出生在這個背倚青山、前臨小河的鄉村。
小時候，景天魁活潑天真，深得鄉里鄉親喜愛，上學沒多久脖子上便帶上了自認為最值得驕傲的紅領巾，且還被評為“優秀少先隊員”。童年時期，景天魁備受父母寵愛，被家人視為“掌上明珠”。1955年，母親因病撒手西去。自此，景天魁似乎變了一個人，此事對他打擊很大，一下子變得沉默寡言起來，開始品味人生的凄苦。
1962年，懷著解開“社會之謎”的理想，景天魁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當時全國沒有社會學系），從此開始了不懈的探索歷程。其實，中學時期，景天魁的數學成績特別優秀，還是學校數學興趣小組組長。高中時，班主任老師錢根生是教數學的，自然特別希望自己的得意門生景天魁中學畢業后考北大數學系。高三時學校分文理科，景天魁盡管分到了文科，他還是參加了理科的高考模擬考試，結果數學還是最高分。班主任老師這時又來動員景天魁考北大數學系，說“你現在改過來還來得及”，可是景天魁還是犟，老師便很生氣，說“你景天魁不聽話，今后會后悔的”。可是，景天魁最終選擇的是學哲學。
在“文革”那非常的年代，1968年秋，景天魁像當時的一些“臭老九”一樣，從北京大學分配到石家莊部隊農場勞動鍛煉，一年后他才被正式分配到山西太行山上的和順縣，在生產隊勞動一年后，景天魁又先后被調到公社和縣委機關工作。
1973年的一天，和順縣革委會通訊組帶著景天魁的講稿到山西日報社送稿。時任山西日報社理論部主任的郭全盛，看完文稿后認為很有深度與見地，便問通訊員是誰的講稿。等通訊員簡要介紹有關情況后，報社一個電話打到和順縣革委會辦公室：“稿子我們要重點推出，不過，我們要請作者來報社一下，參與修改后發表。”
沒想到的是，景天魁很快被報社理論部相中了。幾經周折，他被調到山西日報社理論部當編輯，并一干就是5個寒暑。
1978年，一度被中斷了長達12年之久的研究生教育得到恢復。這一年，景天魁在北大的老師告訴他，“要恢復研究生考試了，你不妨也試試”。可是，當時的山西日報社總編輯說什么也不放景天魁。后來，景天魁利用一次到北京出差的機會，與北京哲學系老師面晤，恩師向他推薦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邢賁思和王銳生的研究生。于是，工作之余，景天魁又投入到緊張的備考學習之中。
這一年，景天魁如愿考入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歷史唯物主義專業，在相隔10余年后回歸到探索社會的漫漫學術征程， “我是‘文革’結束之后第一批研究生，現在號稱‘黃埔一期’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那代研究生。畢竟社科院才從中科院里分離出來不久，當時條件很差，可以說是借窩下蛋，就是說連自己的一個窩都沒有。那時候是在北京師范大學借一棟樓，然后在他們院子里面支起一個木板房，作為閱覽室和圖書館。我們也在北京市工會干校等地住過。一個屋里面住18個人，艱苦度日。那時候對碩士研究生還比較重視，不像現在博士博士后都不新奇了。那時候學習風氣很好，那一代人非常刻苦。北京離太原并不遠，那幾年，除了寒暑假我沒回過家，連小女兒出生我都沒回去，雖然我妻子從來沒說什么，可我心里始終有一種歉疚感。不過，這一代人因為經過‘文革’，整個的學術過程不完全是科班的。”回憶起研究生時代，景天魁感慨良多。彈指一揮間，如今，當年的莘莘學子都在為中國的小康社會建設奔忙，且都頗有成就。
碩士畢業后，景天魁留在社科院哲學所工作。這一年，他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專著《打開社會奧秘的鑰匙》，內容是探索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結構。讓景天魁始料未及的是，這部學術專著出版后產生極大的社會反響，一時間好評如潮，以至當時一些大學生排隊到圖書館借這本書或預約借書。20年后，當年的哲學學子還記憶猶新，有一位政協委員對景天魁說：“是你的那本《鑰匙》把我引上哲學之路的。”
兼容與貫通的學術研究
在早年從事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中，景天魁提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起點問題，并且證明了作為哲學范圍的“勞動”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起點。從“勞動原理”出發，他認為，勞動的邏輯展開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骨架”，即勞動從對象化開始經過勞動分化、勞動異化、勞動社會化，最后達到勞動自主化，勞動在這5個環節、5個階段的展開和發展構成了人和社會共同發展的歷史。這被學術界稱為“勞動起點論”。
沿襲下來的蘇式教科書中，歷史唯物主義被理解成幾個基本概念和幾條基本規律，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個人和群眾等概念之間的一對對“決定”和“反作用”的“規律”關系。這種理解是有缺陷的。景天魁創立的“勞動起點論”提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結構和邏輯起點問題，并且給予了獨到的回答；系統論述了勞動范疇的邏輯展開，這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結構或“骨架”；提出了勞動的展開過程、社會發展過程和人的發展過程三者相統一的觀點；提出了歷史唯物主義邏輯體系的初步構想，確定了從勞動到社會總體的邏輯進程；提出了建立歷史唯物主義邏輯體系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
“時空壓縮”是景天魁“用來描述中國發展社會學的問題意識在當代、在中國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建構性場景”的一個重要概念。這個概念是景天魁針對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的“時空延伸”的概念而提出的。吉登斯作為一個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學家，他所感受的時空結構是延伸性的——他是站在全球化過程的全球擴張這一極來理解全球化的，因此他只看到了“時空延伸”這一面，它的另一面就是“時空壓縮”，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而言，全球化給他們的感受主要是時空壓縮。
如果說時空壓縮是一種困境，超越進化就是走出困境的出路。景天魁認為，面對時空壓縮的不利處境，采取超越進化的路徑，超越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的固定模式，建立一種超越性的協調關系是可能的。在景天魁眼中，超越進化就是傳統性、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統一，是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是時空壓縮與時空延伸的統一。“在壓縮中求延伸，變壓縮為延伸。這種延伸不是西方式的強行擴張，而是自我約束的、互利的、可以協調的延伸。這既是對時空壓縮的超越，也是對時空延伸的超越。”
采訪結束時，景天魁這么說：“學術研究可能比社會歷史過程本身蒼白，然而其中的滋味多多。我個人雖然平凡，但適逢偉大的時代；學識雖然淺陋，但我樂意為這個時代提出的課題奉獻自己的一切。” 走在泱泱人海中，這位社會學家肯定照樣被人流所“淹沒”， 不過他的觀點與理論為這個時代所另眼相看……
《大地》 (2005年 第十二期)
（責任編輯：劉德中）
文章出處：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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