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列寧新經濟政策和國家資本主義問題
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不同理解
中國的改革為什么是這個模式？有的理論家說有個參照物——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說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就是這個樣子，我們沒有忘記祖宗。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列寧新經濟政策的繼承和發展。但是，實際的進程要求人們必須從頭開始思考問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埃立即實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監督，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當時的俄國共存在五種所有制經濟形態，這五種經濟是：宗法式的自然的農民經濟，小商品經濟，私人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而占優勢的是前兩種小資產階級經濟的自發勢力。“而投機活動的主要對象，便是糧食。”當時這種自發勢力的進攻，“是小資產階級加私人資本主義共同一致地既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又反對社會主義”。因此，“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量是我國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列寧《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由于第一次大戰的破壞及布列斯特和約的困難，當時俄國經濟處于嚴重困難狀況，當務之急是恢復國民經濟，尚不具備開始社會主義改造的條件，不能立即消滅資本主義。因此，必須利用私人資本主義，通過國家資本主義恢復經濟，抑制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為進行社會主義發行創造條件。
但是，國民經濟恢復工作因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而中斷，不得不實行“戰時共產主義”，對農民實行全部余糧的收集制。到1921年初三年內戰結束，但國家經濟狀況更加嚴峻，1920年農業又欠收。戰時共產主義已不適應形勢，農民已不滿意余糧收集制，政策必須調整。在這種情況下，列寧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主要內容是由余糧收集制改為糧食稅，農民繳納糧食稅后剩余的糧食可以自己處理，自由出售，國家用工業產品交換農民的余糧。同時工業上實行租借租讓，商業上允許私人資本家經營。目的是用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生產的產品供應社會性需要，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國家同國家資本主義結成聯盟，來反對小資本階級的自發勢”。（列寧《新時代、新形式的舊錯誤》）實際是恢復被內戰中斷了的經濟恢復工作，恢復十月革命后準備實行的政策。為此，列寧寫作了名著《論糧食稅》。
對于這種由戰時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的過渡，當時就有一種錯誤認識。“照他們看來，過渡似乎是從一般共產主義過渡到一般資產階級制度。”列寧批評了這種錯誤認識。“糧食稅，是從極度貧困、經濟破壞和戰爭所迫使采取的特殊‘戰時共產主義’，進到正常的社會主義產品交換的形式。”
這里民說的“正常的社會主義產品交換”，指的是在恢復國民經濟時期，“從社會主義大工廠的生產中拿出小農所需要的全部產品來向農民交換糧食和原料。”“這是一個最理想的最‘正確的’政策。”“但是，我們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拿出所需要的全部產品，而且也不可能很快就拿出來。”這是因為當時的工廠大部分被迫停產，拿不出產品。在這種情況下，“行得通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是不去試圖禁止或堵塞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努力把這一發展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并在“不久的將來把國家資本主義變成社會主義”。
列寧明確指出：“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我們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范圍的資本主義，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是同國家聯系著的，而國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進部分，就是先鋒隊，就是我們。” “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們應當將之納入一定范圍的資本主義……”
可見，新經濟政策是在經濟恢復時期，農民尚未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之前，糧食還掌握在分散單干的農民手里，而社會主義大工廠又大多停產拿不出產品與農民進行交換的情況下的一種過渡性政策。“糧食稅是從征收農民全部余糧轉到在工業與農業之間實行正常的社會主義產品交換的過渡辦法。”（《列寧選集》第四卷547頁）因此新經濟政策不是長久的、長期的政策，一旦大工廠恢復正常生產，國家經濟得到恢復，便要停止新經濟政策，開始社會主義改造。這就是列寧所說的“在不久的將來”的含義。也就是說新經濟政策是為開始社會主義改造創造條件，而不是倒退到資本主義，也不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和歷史階段。中國建國后的三年經濟恢復時期，也是這樣一個時期。由于糧食可以自由買賣，又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結果就會在一定的（即使只是地方性的）貿易自由基礎上，使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復活。這是毫無疑義的。”“既然有交換，那么，小經濟的發展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發展，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無可爭論的真理，這是政治經濟學上最初步的真理。”
但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雖然處于恢復經濟的困難時期，而對資本主義經濟并不是任其發展膨脹，而是在利用的同時有嚴格的限制（但還不是改造）。蘇維埃國家“給予資本主義活動范圍， 是十分狹小，十分‘適度’的。這就是糧食稅的基本精神，這就是糧食稅的經濟意義。”因此新經濟政策，“也是一種斗爭形式，是階級斗爭在另一種形式下的進行，而決不是用階級和平來代替階級斗爭”。（以上均引自列寧的《論糧食稅》）列寧指出“新經濟政策”“是一場嚴重的競賽。”“這種競賽似乎在所有國家機關中都有，實際這是兩個不共戴天的敵對階級斗爭的又一形式。這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斗爭的又一形式……”（列寧《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
列寧指出，新經濟政策是一種退卻，讓步。也就是說，如果十月革命后，經濟沒有遭到嚴重破壞，工業品充足，不存在經濟恢復問題，蘇維埃就不會實行新經濟政策，而會直接開始社會主義改造。“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我們向做買賣的農民讓了步，即向私人買賣的原則讓了步。”（《論糧食稅》）到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列寧指出：“我們的退卻是有限度的。”“退到一定限度，我們就能及時停止退卻，并重新轉入進攻。”（《論黃金在目前和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后的作用》）新經濟政策實行一年后的俄共十一大上，列寧宣布：“現在，我們做出決議，指出退卻已經結束。”列寧還指出：“準備向敵人進攻。” (引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到一九二五年，新經濟政策取得具大成功，國民經濟已經恢復，蘇共十四大宣布結束新經濟政策 ，開始實行工業化進程。
布哈林認為新經濟政策應該維持很長時期，并提出“發財吧！”口號。
我們這樣詳細回顧新經濟政策，是為了將中國改革政策與之進行比較。
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它將在幾個方面被限制……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建國后三年恢復國民經濟時期，我國的經濟形態與俄國十月革命后的情況一樣，也是五種所有制并存，實際上當時我國的政策就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尚未改造，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是利用和限制，尚未改造。當時在經濟上有兩種聯盟，一個是同農民的聯盟，一個是同資產階級的聯盟。一九五五年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剛開始改造時，毛澤東說：“同資產階級聯盟有什么好處呢？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工業品來換得農產品。十月革命后有一個時期，列寧就打這個主意。因為國家沒有工業品去交換，農民就不拿糧食出來，單用票子去買他不干，所以列寧打算讓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和國家資本主義結成聯盟，為的是增加工業品來對付農村中的自發勢力。我們現在搞一個資產階級的聯盟，暫時不沒收資本主義企業，對它采用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也就是為了搞到更多的工業品去滿足農民的需要，以便改變農民對于糧食甚至一些別的工業原料的惜售行為，這是利用同資產階級的聯盟，來克服農民的惜售。同時，我們依靠同農民的聯盟，取得糧食和工業原料去制資產階級。資本家沒有原料，國家有原料。他們要原料，就得把工業品拿出來賣給國家，就得搞國家資本主義。他們不干，我們就不給他原料，橫直卡死了。這就把資產階級要搞自由市場，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銷售工業品這一條資本主義道路制止了，并在政治上使資產階級孤立了。”（《毛選五卷》197頁）——這就是毛澤東和黨中央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理解。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特殊名詞就是“公私合營”。
三十年后的改革中，鄧小平也談到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么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想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后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鄧選三卷》139頁）“我們以前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鄧選三卷》203頁）提出“從根本上改變”計劃經濟體制，實行全面市場經濟。有的理論家明確講，現在就是要實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結果，經過十多年的改革，重新恢復到五三年以前的五種所有制并存的狀態，而且還多了一個“三資”。
鄧小平從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中引用了什么呢？——就是貿易自由、市場經濟，對外租借租讓。
那么，鄧小平的改革政策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同曲同工嗎？
一、 俄國和中國都是在奪取政權建國后恢復國民經濟、尚未開始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實行這種新經濟政策的特殊的過渡辦法（《列寧選集》第四卷582頁）。這個時期國民經濟很困難，社會主義大工業還拿不出足夠產品滿足人民需要。而中國改革時期之前，社會主義工農業已能滿足人民需要；
二、 實行列寧新經濟政策時是五種所有制經濟，而改革開始時，中國是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占絕對優勢，有什么必要為推行市場經濟重新變成五種所有制？
三、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對資本主義經濟采取嚴格限制，是“節制資本”，是國家可以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中國改革中是大力支持鼓勵私有經濟發展。——這是最主要的區別，放棄“節制資本”，比孫中山的舊三民主義還落后；
四、 新經濟政策的目的是為改造資本主義，為改造個體農業、手工業創造條件，而中國的改革是重新回到三大改造前；
五、 新經濟政策還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它僅僅限制資本主義，還不是改造、消滅資本主義，而中國改革是從取締打擊資本主義，完全社會主義改為任由資本主義大力發展；
六、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對外資有嚴格限制，而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對外資給予最優惠的國賓待遇；
七、 列寧明確指出新經濟政策是過渡政策，“在不久的將來”停止退卻，“重新轉入進攻”。蘇聯新經濟政策只實行了四年，中國恢復經濟時期也僅有三年。中國改革政策卻“一百年不動搖”，五種所有制長期共同發展，實際上只是搭理發展私有制，瓦解了公有制。
鄧小平參與領導下撰寫的批修第三評文章《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中明確指出：“根據社會主義各國的一般情況，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的一個相當時期中，國民經濟中存在著多種經濟成份，存在著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成份，這種現象并不奇怪。問題在于，國家政權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采取什么樣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滅的政策，還是采取放縱，扶植和鼓勵的政策。這是判斷這個國家朝社會主義方向發展，還是朝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一個重要根據。”
四十年前的這個“判斷根據”，是不是如某些人認為的那樣成了“空話”呢？在奪取政權后初期這是個向那個方向發展，走什么道路的根據。在三大改造已勝利完成三十年后，又放縱、扶植和鼓勵私有經濟已占居國民生產總值一半的形勢下，又主張對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都實行“毫不動搖”的平等競爭發展政策，是否是典型的蒲魯東主義的“公私合題”的道路呢？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向前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是向后的。也就是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正是列寧批評的那種認為“新經濟政策是由一般共產主義退向一般資產階級制度”的錯誤思想，是毛澤東批評的“右傾機會主義”。
在三年困難時期，鄧小平說：“要恢復到一九五三年以前那樣的制度。”將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說成是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繼承和發展，說得通嗎？
（以上摘自拙作《質疑鄧小平理論》之三十八
最近，網上熱烈討論國家資本主義問題，就此也發表一點認識。
在原來經濟落后的國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對一般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所謂的民族資本主義）不是采取直接沒收政策，而是采取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和平改造的過度階段達到對其社會主義改造的目的，這個政策的核心就是和平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這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貢獻。也就是說，國家資本主義僅僅是在奪取政權后恢復國民經濟時期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過渡性政策，不是長久的政策，不存在一個長時期的國家資本主義階段。一旦和平改造完成，國家資本主義政策也就完成歷史使命壽終正寢了，往后的任務就是如何將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向完全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發展的問題了，再也沒有國家資本主義存在和發揮作用的條件了。
令人新奇的是，在最近的討論中，有的同志對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做了錯誤的理解，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政策是長久的，甚至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中都要保留國家資本主義政策。
還有的同志（如馬南山）認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嚴重挫折是因為沒有正確堅持貫徹國家資本主義政策，認為文革失敗是因為毛澤東忽視了國家資本主義的作用，認為鄧的改革是正確地回歸國家資本主義歷史階段。認為這是對社會主義社會從生產關系上理解的偉大發現，其實是用一個生造出來的“資本經濟形態”歪曲了社會主義社會資產運動的規律，將國家以全民的名義積累財富、又按統一計劃使經濟發展的過程，等同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資本增值，這里的關鍵是社會主義本身不存在剝削，資產失去一部分人無償占有他人的剩余勞動價值的性質。這就像將夫妻正常生育與強奸后生孩子混淆了一樣，雖然都是生孩子，但性質是完全不一樣的。
還有的同志認為黨內資產階級是由國家資本主義滋生的，國家資本主義只存在很短的時期，它是來不及滋生黨內資產階級的。黨內資產階級的滋生另有其因，是因為實行了背離巴黎公社原則的執政黨制度和干部特權待遇制度，使干部發生了官僚資產階級化的蛻變，從中滋生出走資派――黨內官僚資產階級。當然在他們控制下的經濟范圍內確實出現了一種新的生產關系――走資派所有制，從這種新型剝削生產關系中會加速官僚資產階級的膨脹尾大不掉，最后甚至在毛澤東逝世后壓倒了無產階級導致文革失敗。
想從國家資本主義身上探討社會主義挫折和文革失敗的原因是緣木求魚。
王士吉 2007。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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