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陳公博眼里的長城抗戰談起
★郭松民
1933年春，在9.18事變中輕易得手的日本軍閥，為割斷東北抗日武裝與關內的聯系，擴大并鞏固偽滿洲國的疆界，進而蠶食華北，決定攻占熱河、古北口以東的長城一線，伺機進占冀東。駐守在當地的東北軍和西北軍被迫在長城喜峰口、古北口等處奮起抵抗，史稱“長城抗戰”。
戰爭爆發后，時任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長的陳公博，奉命北上“勞軍”，順便“真要看看怎樣打法，對外戰爭和對內戰爭怎樣的不同”。他到了北平之后，果然看到了一幕中外罕見的戰爭奇觀。后來他在自己的《苦笑錄》一書中作了詳細記載。
“奇觀”究竟“奇”在什么地方呢？陳公博寫到：
“其一，北平夜間每夜宣布戒嚴，把人力車、汽車截在街上過夜，而日本的軍官倒坐了電單車，到處橫沖直撞。因為北平戒嚴，照例要對于東交民巷的公使館送通行證的，中日沒有絕交，日本也有公使館，我們還得送通行證，因此日本軍官可以在戒嚴時期，通行無阻。我們想想，我們為什么戒嚴，當然是對付日軍，今戒嚴戒不到日本軍官，而單戒了本國人民，這次仗從哪里打起？
其二，我們軍隊源源由北寧路輸送，而北寧路照例要經過塘沽。為著辛丑條約的關系，塘沽就有日軍駐扎，日本的憲兵，每天站在車站，拿著一本日記冊，對于我們的軍隊來往運輸，人數若干，番號什么，軍器多少，一一抄下。大凡用兵，最要緊的是使敵人不知自己的虛實，現在軍隊輸送，一一要經過敵人的眼睛，這次仗又從哪里打起？
其三，最滑稽的，于學忠（當時駐防天津的東北軍將領）恐日軍迫近天津，在天津四周做了防御工事，日本軍官聽見，一定要參觀，屢次要求，拒卻不得，于學忠只得派了幾個參謀陪他們去看壕溝。唉！這樣滑稽，這次仗又從哪里打起？①”
陳公博雖然后來追隨汪精衛做了漢奸，但他的這本《苦笑錄》卻是在投敵之前的1939年寫成的，被史學界公認為是比較嚴肅的。陳公博的記載也得到了當時隨同何應欽到北平處理長城戰事的內政部長黃紹竑的證實。黃紹竑在回憶中這樣描述：
北平戒嚴后，“日本武官酒井隆也受到了哨兵的盤問。次日酒井隆就帶了兩個全副武裝的日本步兵要到居仁堂見何應欽當面抗議。新華門守門的憲兵要武裝的日兵停在門外，請酒井隆單獨進去。酒井不答應，大鬧起來。憲兵請示，何應欽也只好讓他帶著武裝士兵到居仁堂。會見的時候，兩個武裝日本兵就站在跟前。何應欽抗議他這種無禮貌的舉動，他的回答是因為在北平他的生命沒有保障，因此不能不帶同武裝進行自衛。何應欽問他原故，酒井就說昨天晚上被哨兵盤問，并誑言哨兵要他跪下，拿大刀想殺他，因此他要帶武裝保護前來抗議。還說他與何應欽是舊相識、是同學，才來當面抗議，否則就會自由行動起來了！何應欽除一面向他解釋道歉之外，還下令駐城部隊以后對外國人要客氣、要禮貌。②”
既然“中央”派駐華北的最高官員都如此窩囊，對正在交戰的敵方軍官如此“客氣和禮貌”，前線將士的士氣和長城抗戰的結果是不難想見的。果然，悲壯的長城抗戰僅堅持了兩個多月就全線放棄了。1933年5月31日，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這個協定雖然號稱是軍事協定不涉政治，但事實上承認了偽滿洲國，相當于默認了以長城為國界。同時長城以南的華北廣大地區劃為非軍事區，中國不得駐軍，而日軍卻可以隨意出入，日本因為達到了預期的目的，而暫時停止了軍事進攻。
為什么會這樣滑稽，這樣窩囊呢？當時中國雖然還受著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約束，但在日本大舉入侵的情況下，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完全可以對日宣戰，并同時廢除和日本有關的一切條約和協定，驅逐日本的使節和駐軍。那樣的話，不就不會出現這樣讓后人讀來仍然感到羞辱和哭笑不得的場面了嗎？
現在看來，最關鍵的原因還在于，蔣介石雖然號稱是“最高領袖”，南京國民政府雖然被國際承認為中國的“中央政府”，但在實際上，他們僅僅是買辦性質的江浙財團的利益代表，并不是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整體利益的代表。南京政府是靠這個利益集團的支持，才得以建立和鞏固的，“中央軍”的很大一部分軍費，要靠這個集團來替他們籌集，因此其內外政策，也就不得不以這個集團的利益為依歸。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南京國民政府和這個利益集團結成了牢固的利益聯盟，已經被這個利益集團所“綁架”。
蔣介石在1935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話：“和平未到完全絕望的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亦絕不輕言犧牲”。這句話在一般中國人聽起來，可能會覺得相當奇怪：東北三省已經丟了，華北危在旦夕，如果這個時候還不是“最后關頭”，那究竟什么時候才是“最后關頭”呢？其實如果從江浙財團的角度來看，就比較好理解了：東北也好，華北也好，都在自己的利益范圍之外。日本在那里的侵略僅僅是“疥癬之疾”，這時當然不能“輕言犧牲”，冒全面開戰的危險立即宣戰。只要能夠把持住政權，繼續茍安下去，比《塘沽協定》更難咽的苦藥，也是可以咽得下去的。滑稽和窩囊一點，又算得了什么呢？
更微妙的考量還在于，北方越是戰亂不已，遍布租界的上海和江浙一帶就越是顯得很安全，就越是能吸引更多的資金和人才流入。所以在上個世紀30年代，雖然北方一天天國土淪喪，但上海竟成了遠東最繁華的大都會，有“東方巴黎”之美譽，至今仍然為一些人所津津樂道。陳公博赴北平前，去了一趟上海，就發現雖然“長城各口戰事正緊”，但這里“人民依然安居樂業，一切戲院、電影院、飯館、跳舞場，還是紙醉金迷，肩摩輻輳③”。
后來在國內輿論的強大壓力下，蔣才非常吝嗇地抽調了3個師的“中央軍”北上增援，然而目的不過是“維持政府在國際上的面子”而已，并不想真打。但在靠近江浙一帶的江西，他卻部署了幾十個師的“中央軍”繼續“剿共”——孰輕孰重，蔣心里是確實是有一桿秤啊！
國家政權一旦和利益集團結成聯盟或者被其“綁架”，那么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和命運，都可能成為隨時可以放棄的籌碼——這應該是長城抗戰中的滑稽與窩囊以及最終失敗所帶給我們的最深刻的教訓！
①見《苦笑錄》（陳公博著，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第192~193頁；
②見黃紹竑《長城抗戰概述》（《文史資料選輯》第14輯，中華書局1981年2月版）；
③同①，第1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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