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網友轉載的一段法國人寫的文章，說“寫的非常深刻”。該網友說：“有的網友提出的批評和極左的觀點是一致的，即針對個人，而不是現存的社會關系，從道德上提出不合實際的要求，這一點在我們當中是很常見的，請諸君注意。”
……
這條極左路線提出兩種口號。一方面，它提出脫離現時需要和可能性的標準，而竭力將次要矛盾指為主要矛盾，給群眾提出現時不可能實現的目標而使群眾分裂。另一方面——這一面更為重要——它迎合群眾而提出小資產階級的口號，是偽裝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這些口號阻礙著變革進程，對群眾提出貌似“激進”的口號，并不能引向社會關系的真正轉變。從長遠看，這些口號會解除群眾武裝，消磨群眾意志，并分裂他們。極左行為破壞群眾的革命團結，在其它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它竭力迫使一些人民公社廢除按勞取酬的實踐，或者在群眾還沒有準備好時就提出立即全面放棄土地和農業的個人私有制。
……對于那些需要認識錯誤并進行改造的批判對象，極左分子盡可能地訴諸人身攻擊、羞辱大會甚至人體暴力。
1964年7月29日，我在上海鋼鐵學院親眼目擊了一場讓人感覺羞辱的會議。我想在那時這僅代表一次孤立事件，沒有太多政治上的普遍意義。當1971年再次訪問鋼鐵學院時，我發現這種羞辱人的會議是由過激左派（即“極左”）發起的，為數眾多，最后經常導致使用身體暴力。學院的工作因此而停滯了幾個月，在幾個極左領導者被趕下臺后，工作才恢復起來。順便提一句，那個被批斗了很多次的有問題的人，并不是一個工人，而是一個知識分子。
……對錯誤思想的批判幫助群眾逐漸辨識清楚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也分辨清楚，什么關系到革命利益和他們切身利益——人身攻擊根本不可能達到這一實質效果。如果說需要幫助被批判者矯正錯誤，這些錯誤做法阻礙了矯正過程，尤其是那些行政上簡單粗暴的錯誤，或者表現出來決沒有錯誤的行為，實際上卻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最重要的，人身攻擊往往將群眾注意力引導到那些并不關系到本質的問題上去，例如這個人的歷史問題，將群眾對關鍵問題的注意力轉移走——他們的思想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根源在哪里，這種思想所植根的社會關系和物質基礎是什么，需要對哪些社會問題進行改變，等等。在發動人身攻擊時，極左分子廣泛使用“傳記”方法，將一系列關于黨員政治歷史的細節集中起來。這實際上將群眾注意力從分析思想、觀察行動等方面轉移到被動的等待“被批露的新鮮事”、從“秘密檔案”中推測被批判者的歷史等。
人身攻擊的形式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實踐緊密相關，也會導致特殊的政治結果。在訴諸實踐的過程中，極左分子實現了兩個結果：將富有經驗和充滿獻身精神的革命干部換成自己派系的人；保存現有社會關系不變革。理所當然，這一過程加重了這樣一種認識：撤換一個人比使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革命化要重要得多。在1967年極左分子公開鼓吹“生死斗爭”，提出了具體的形式，即“把彭揪出來曝光”“痛打落水狗”。這清晰的表明，極左分子并不關心社會關系的變革，只關心個人化的斗爭過程……
在我訪問上海鋼鐵學院期間，我向一個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問題關于極左問題的看法，他回答說“不是斗爭－批判－變革（即“斗、批、改”）的完整方式，極左分子只想斗爭－批判，他們想廢除學院而不是在學院中變革……”
……在1968年9月，毛澤東作出了如下指示：
“這里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對過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學校畢業生早已從事工作及現正從事工作的人們，要注意對他們進行再教育，使他們與工農結合起來。其中必有結合得好的并有所發明創造的，應予以報導，以資鼓勵。實在不行的，即所謂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及資產階級技術權威，民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極少數。就是對于這些人，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上述各項政策，無論對于文科、理科新舊知識分子，都應是如此。”
兩條相反的路線顯現出來——極左分子訴諸于人身攻擊、“生死斗爭”；毛澤東則主張再教育、對社會關系進行變革。
在取消人身攻擊、轉為開展文化革命的過程中，極左分子進而提出了抽象的道德標準，并用這樣的標準去“鑒別”每一個人。其中的一條標準是關于自私問題的，極左分子繼續鼓吹對利己主義進行抽象的斗爭——有時也稱做“根除自私思想”。這樣的斗爭使人產生幻覺，進而忽視根除資產階級的社會關系……1967年中國發表的一篇文章這樣寫道：
“利己主義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核心，是修正主義的溫床。修正主義是利己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不能打倒利己主義，毛主席在發動偉大的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提出的各項理論、路線、原則、政策都不能被深入貫徹執行，斗爭的總體方向也不能被很好領會，反修斗爭就不能進行到底……除非克服了利己主義、全社會都關注公眾利益，否則就無法保衛社會主義祖國、捍衛社會主義制度。”
這樣的論斷掩蓋了修正主義的真實本質：修正主義是資產階級政治路線，深深植根于資產階級本身及其所有的社會關系當中。對于極左分子而言，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僅僅是利己主義的“結果”，這種觀點反映出資產階級世界觀和唯心主義概念，它同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處。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的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源于社會實踐、帶有階級的烙印。
……其中最重要的是，樹立在群眾面前的僅僅是一個“道德上的目標”，而不是政治目標——破壞在資產階級的社會存在、實踐和思想基礎上的社會關系。自然而然，他們認為資產階級關系盡管已經被根除了，但它產生的思想仍將繼續存在，這種斷言使資產階級關系完整無缺的存留下來……
極左分子通過否認資產階級存在，不僅幫助資產階級關系完整維持下來，而且也阻礙了對自私自利現象的斗爭。這種斗爭是必須的，在意識形態領域并不是徹底消滅自私自利，而是在意識形態革命的框架下，具體的為經濟、物質關系變革清掃道路、鞏固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唯物主義者的歷史觀清晰的說明，在通往無階級社會的過程中，需要不斷的改造客觀關系和思想（即兩大決裂：同私有制的決裂和同私有觀念的決裂。譯者注），以此鞏固社會革命的成果。而在抽象的唯心主義口號下，極左分子實際上在“左”的偽裝下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路線。
……極左分子路線的小資產階級性質也非常明顯，在工廠工作規章改革方面也同革命路線有很大差別。革命路線執行者強調清除那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作規章中的“清規戒律”（早先被受修正主義影響的工廠管理者不斷加強），這些規章“保護”工業企業中的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和資本主義勞動分工形式，包括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離、管理者脫離勞動，以及一線生產者對技師、工程師、管理人員的從屬關系，等等。
對于革命路線的支持者，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是為了使工人階級創立革命化的工作制度，將技師、工程師和干部都統一到這種制度之下。在實踐中，極左分子將工作規章的問題變走了樣，他們主張的不是工作規章的具體的變革——對生產關系和勞動分工的法律形式進行變革——而是要消滅任何規章制度，包括勞動安全、工作時間、質量控制等方面，這完全是幻想。
極左分子對此提出了幾項具體的目標。由于他們提出的是不切實際的目標——消滅所有規章制度，而不是一個切合實際的目標——從社會關系和工廠規章角度提出有效的社會主義轉換——極左分子事實上阻礙了可行目標的實現。而且，通過反對社會分工革命化和追求虛幻目標拖延現實斗爭，極左分子干擾了社會生產，違背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使群眾開始對文革發生動搖、懷疑，群眾厭倦了整天無休止的辯論、對質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生產和日常生活的破壞性影響。極左分子動員群眾批判資產階級工作規章，同時又鼓勵轉變到小資產階級方向，而不是轉到無產階級的方面。有很多種做法，但主要通過將個人不滿合法化，允許個人在不愿意工作時不去工作。當然，這樣的觀念同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它反映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對“共產主義”概念的歪曲理解。
……在工資問題上，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小資產階級路線之間的對立也同樣明顯表現出來。無產階級路線的執行者主張最基本的任務是盡可能消滅物質刺激，因為物質刺激仍在強化工人個體中的資產階級關系；而相反，極左分子主張重建整個工資制度。
盡管革命路線也提出了重建工資體系的問題（關注點是在消除物質刺激方面，什么導致了群眾一致譴責的關鍵性的變化，怎樣使導致工人內部分化的復雜工資結構簡單化），但無產階級路線并不認為這是基本的和直接的問題。從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正如馬克思所說，分配關系經常是“生產關系的另一面”（即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譯者注）。這正是無產階級路線強調使生產關系革命化至關重要、而不是首先改變分配關系的原因所在，如果認為在生產關系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分配關系可以首先革命化，這種觀點仍是一種幻像。
此外，對于無產階級路線而言，革命的目標是共產主義，也即根除工資體系自身。因此，過渡時期必須為消除舊的工資關系做準備，不僅使生產關系革命化，而且要通過工資以外的方式發展能為現存不平等提供補償的分配形式（關于體力、醫療等方面）。僅僅從工資方面矯正這些不平等，事實上延長了工資制度的存在，這也是為什么盡可能的從集體分配形式和其他工資“以外”的關系補償這種不平等更可取的原因；工資“以外”的方面，例如餐飲供給、托兒所、醫療保健等，日益顯示出其巨大的作用。
極左分子在工資領域強調絕對的平均主義，事實上加強了工資形式。極左分子在對待人民公社成員工資標準問題上建立政治觀點時，也更加明顯的表現其認識的資產階級屬性。他們認為，這在政治立場上屬于一種“物質刺激”。然而，政治立場僅在從階關系出發的條件下、而不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條件下，才是革命的。這一實踐的一般應用以“在破除少數人特權方面，先進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觀點指導下產生的不斷變革”為結果，在“政治機會主義的鼓勵下……經常滔滔不絕的講‘正確路線’……這很容易導致集體主義立場逐漸被出風頭的行為所代替，可能被表揚的、有酬勞的政治立場必定是顯而易見的。”
對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在群眾中的領導地位，極左分子事實上持反對態度，這也更加明顯的表現出他們的資產階級屬性。這種反對態度表現在很多方面。一種就是勸阻群眾不要認真學習馬列主義，鼓勵“學習”毛主席語錄，“容易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這種方式把馬列主義變成一系列“實用處方”，漠視最本質的東西——對基本原理的消化和掌握。以下事實非常具體的證明了這一點：當極左分子接管出版領域后，他們停止出版大部分馬克思主義著作，努力向工人頭腦中慢慢灌輸毛主席的著作（從中工人僅能獲得一些斷斷續續的觀點，而不是系統的認識）并不屬于馬列傳統理論體系的思想。極左分子還反對用馬列主義武裝群眾，把嚴肅的學習替換成翻來覆去、反復翻印的幾句語錄，甚至強迫群眾背誦毛主席著作中的某幾段文字。在1967年，經常能見到工人們上班前排隊在一起用心背誦毛主席語錄的情景。在上海鋼鐵學院，極左分子代表讓兩個研究員當著我的面背誦《為人民服務》的全篇內容。這種“學習”態度是林彪所支持的：“為了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要反復學習毛主席的許多基本觀點，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復學習，反復運用。”
極左派反對群眾掌握馬列主義可以從下面的話中得到證實：“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發展的更高階段。在我們的時代，學習毛澤東思想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最佳途徑。”這等于是說學習馬列主義是過時的、不必要的工作，并且致力于嚴肅地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唯物辯證法以及馬列主義基本著作是無意義的。
……政治上，極左派自發主義（spontaneism）是經驗主義的直接擴展。像經驗主義一樣，自發主義聲稱，只是可以從有限的實踐中獲得，群眾總是不會錯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堅持從實踐中得來的正確理念，將群眾的實踐放在第一位；這里它被歪曲成這樣的主張“群眾的所有想法都是正確的”。在1967年1月，《紅旗》主張生死戰和煽動群眾對廣大干部進行暴力打擊，這詳細描述了這個極左派觀點。然而革命戰線警告這樣的行為并且主張“基于理論和事實的斗爭”。極左派斷言群眾總是對的，并且不能超越（could not commit“excess”）。革命戰線的追隨者批評了這個資產階級觀點，警告了增長的“自我擴張”的趨勢，野心，小集團態度，個人主義和極端民主主義。所有的這些趨勢都是極左煽動的。
林彪，也努力贊美自發主義。例如，他說“群眾的革命運動是自然而然地合理的。雖然群眾中有些團體和個人會犯右或者左的錯誤，群眾運動的主流總是合理的，總是對社會進步有利的。”這與歷史教訓是不一致的——存在并且可以存在資產階級領導的群眾運動，就像不幸被法西斯主義，希特勒主義，各種種族主義等等證明的那樣。極左在經驗主義和自發主義之間的矛盾（“群眾的絕對權威”）以及它的教條（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是顯而易見的。在每個例子中，目的都是相同的——否認學習馬列主義的必要性，否認理論和黨作為幫助群眾區分正確想法和錯誤想法，統一行動的不可或缺手段。在每個例子中，極左派言論都削弱和分化工人。“極左”的經驗主義和自發主義是它的政治上的資產階級特性的進一步的證據。
極左派的暫時的和部分的成功延遲了革命戰線的勝利。他們傳播混亂，這個明顯的極左的“激進主義”創造了假象，似乎它代表了真正的左派潮流。極左派的實踐和言論的曖昧特征使它表現為幾個不同的等級。
在戰術上，極左當然不會公然宣稱自己是某個獨立的潮流。它努力偽裝得像一個馬列主義革命趨勢；它通過將它自己的主張混入馬列主義概念和毛澤東的著作來掩飾它的真正本性，這些它自己的主張揭露了它真正的階級特征。馬克思主義、革命教條和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的實踐混合物標記了極左的真正階級特征，并且使它能夠欺騙一些工人，滲入權利機關。
毫無疑問，極左口號確實經常在勞動群眾中有良好的回應。在轉變時期，事實上工人的期望具有雙重特征。只要他們連續地伴隨著群眾的客觀分化（源自資產階級關系再生產，資本主義因素的持續存在），工人仍保有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特征。同時，他們也反映了改造世界的愿望；換句話說，他們也與革命意愿一致。極左因此對帶有小資產階級一面的群眾使用它的經驗主義，自發主義和教條主義。當極左采納無產階級戰線的一些說法的時候，這引起了更廣泛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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