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發展問題的若干戰略性思考

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發展問題的若干戰略性思考

沙健孫　
一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國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毛澤東說，我們“現在是處在這么一個變革的時期：由階級斗爭到向自然界作斗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我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頭的社會主義革命到技術革命、文化革命。”“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了”。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我們無疑應當集中力量去發展生產力、去從事經濟文化等項事業的建設，但是，還要不要進行社會關系方面的變革，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還有沒有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的問題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必須弄清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是否還存在著矛盾，以及這些矛盾具有何種特殊的性質
我們知道，生產力總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中發展的，總是與一定的政治、思想環境相聯系的。中國從新民主主義變成了社會主義，并不意味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就一勞永逸地、全部地得到徹底的解決了。1956年8月，毛澤東在修改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稿時加寫了下述論斷：“社會中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人們的主觀和客觀世界的矛盾，是永遠存在的”。同年 12月，他在致黃炎培的信中又進一步指出：“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
毛澤東說，列寧是“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的。斯大林“不承認”，“直到死前才在理論上承認，但實際做又是一件事”。他強調“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決。”否則就會陷入被動，就會犯錯誤。在這方面，斯大林留下的歷史教訓是值得我們記取的。
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毛澤東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他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論述了與此有關的兩個重大問題：
第一，具體地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他說：“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筑，“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的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
第二，根據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特殊性質，具體地論述了解決矛盾的方法。他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比如，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沖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斗爭，它們不可能由資本主義制度自身得到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它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應當得到的基本結論是：一方面，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基本上是相適應的。我們必須肯定“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比較舊時代的社會制度要優勝得多”，必須牢記“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個歷史性的真理，因而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仍然存在著矛盾。我們必須看到“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還很不完善”，因而“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繼續建立和鞏固的過程”，需要“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克服它的某些環節上的缺陷，使之不斷地“完善”起來。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要進行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
由此可見，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為進行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提供了理論的依據，奠定了思想的基礎。
事實上，在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之后不久，毛澤東就明確地提出了進行改革的任務。1957年3月，他說：“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靠我們來領導。”“我們國家要有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志改革的人。我們共產黨員都應該是這樣的人。”他還說，“我們還需要一批黨外的志士仁人，他們能夠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同我們一起來為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而無所畏懼地奮斗。” 1958年1月，他進一步提出：“共產黨準備大改革”。這個思想，他以后又反復講過多次。比如，經他修改的關于1960年國民經濟報告稿就指出：“根據生產力迅速發展的要求，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進行不斷的改革就為生產力的不斷發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而生產力的發展，又迫使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不能不進行不斷的改革。”
用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用變革和發展的觀點，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這不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想法，而是當時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共同認識。
在1959年發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一文中，劉少奇指出：“社會主義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凝固的東西。有領導地改變舊秩序，建立新秩序，就是充分發揮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要這樣做，就要依靠人民群眾，同一切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傳統習慣的勢力作斗爭，不斷地調整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使之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同年，周恩來在《偉大的十年》一文中也指出：“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適應于這種生產關系即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在建立起來以后，還是處在不斷發展和不斷完善的過程中，不能是固定不變的。為著適應生產力繼續向前發展的要求，生產關系的各個方面隨時需要進行調整，隨之，建立在這種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筑的各個方面也隨時需要革新。”這樣，“才能夠保證生產力的不斷高漲”。
毛澤東在1959年底、1960年初更進一步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還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這就是說，它并不是一種完成的形態，它還是要不斷發展的。他多次講過，“在社會主義時代，矛盾仍然是社會運動發展的動力。”
這些情況表明；在中國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是很活躍、很開放的，是富于創造和革新精神的。上述思想的提出，不僅說明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確實有著一個良好的開局；而且對于今后思考社會主義的發展問題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二

在1956年4月4日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我們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尋找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意味著將根據需要對現有體制進行適當的改革。毛澤東說，新中國“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論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正是在《論十大關系》中，他開始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
毛澤東認為，解決制度問題比解決思想問題更重要。他說：“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樣是那些人，實行這種制度，人們就不積極，實行另外一種制度，人們就積極起來了。”所以，“解決生產關系問題，要解決生產的諸種關系問題，也就是各種制度問題，不單是要解決一個所有制問題。” 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他在論述中央、地方、企業的關系時，具體地講到了體制改革的問題。而在這幾天之后，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更明確地提出了“社會主義整個經濟體制問題。”
毛澤東之所以提出經濟體制問題，是因為：
第一，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里面的經濟范疇”也是“歷史范疇”，它們不可能“都是永久存在的”。因為人們生活的需要，是不斷增長的。需要刺激生產的不斷發展，生產也不斷創造新的需要。所以，今天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東西，總有一天會變得不適合從而“完結自己的命運”。在這種情況下，進行變革就是必要的了。
第二，他認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蘇聯”。“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在我們有了自己的經驗之后，對于那些不適合中國情況的東西，就不能不加以改變了。
第三，他認為，有大量的好同志“被那些高官厚祿、養尊處優、驕傲自滿、固步自封、愛好資產階級形而上學的同志們，亦即官僚主義者，所壓住了”，所以“現在必須加以改革”。
毛澤東不僅提出了“社會主義整個經濟體制問題”，而且他和他的戰友們還開始在若干方面實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工作。主要是：
（一）關于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
在提出“社會主義整個經濟體制問題”時，毛澤東首先和著重提出的，是“關于企業的獨立自主”問題和“中央同地方分權的問題”。
1956年4月，毛澤東就說，把什么東西統統集中在中央或省市，恐怕不妥。“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而“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他認為，“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的強有力的統一領導”，但同時，“又必須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各地都要有適合當地情況的特殊”。所以他主張，要就中央和地方分權的問題，搞出一個草案來。他還要求大家研究，企業的獨立自主問題究竟應當搞到什么程度。
他還提出，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都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無論只顧哪一頭，都是不利于社會主義的。比如，我們需要工人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決他們在勞動中和生活中的問題”。我們不能采取“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而是要“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在增加農業生產的基礎上，使廣大農民的收入有所增加。
薄一波認為，這些思想，在社會主義改造剛剛基本完成之際，“毛主席就率先向全黨提了出來，可以說是從理論上開了嘗試改革我國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先聲，確實是難能可貴的”，“是功不可沒的”。
（二）關于推進生產中人與人關系等方面的變革。
生產關系不僅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而且包括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和分配關系。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會發生相應的變化的。毛澤東認為，“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集中表現，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不過，他也認為，這將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1959年底、1960年初，在總結“大躍進”時期急于過渡的教訓的基礎上，毛澤東指出，“所有制的變革，在一定時期內總是有底的，總是不能沒有限度的”。“可是，在所有制性質相對穩定的時期內，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卻不能不是不斷變化的。”他強調，“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制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在這方面，我們已經做了很多文章，今后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文章的主題就是如何按照民主的原則來管理企業，管理社會的經濟生活。
資本主義企業管理制度是資本主義生產長期發展的結果，它具有兩重性，即既有適應高度技術需要的一面，又有適應高度剝削需要的一面。為了搞好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我們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對待資本主義企業的管理制度，一方面要發揚它的合理性和進步性；另一方面又要去掉它的不合理性和反動性。就是說，應當創造出一套與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相適應的管理制度。如果說，為了適應高度剝削需要的一面，“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形式來說是專制的”，那么，與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相適應，社會主義的管理就其形式來說應當是民主的，或者說是民主集中制的。
正因為如此，毛澤東認為，國營企業的管理，不應當實行“馬鋼憲法”，即蘇聯的大鋼廠馬格尼托哥爾斯克聯合工廠所實行的一長制等一套權威性的辦法；而應當實行“鞍鋼憲法”，即中國鞍山鋼鐵廠所實行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等的方針。所謂“兩參”，是指干部參加生產，工人參加企業管理；“一改”，是指改革企業中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是指在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中實行企業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三結合。這個方針，體現了民主管理企業的原則，有助于調動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的積極性，促進經濟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與此同時，他還主張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制，后者是“吸收廣大職工群眾參加企業管理和監督行政”的制度。這些制度，“也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工業企業中的具體運用”。
毛澤東說，列寧講過，“社會主義是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是人民群眾本身的創造”。“我們的群眾路線，就是這樣的”。這種群眾路線，應當在經濟管理體制中體現出來。這個思想，對于搞好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有著重要的意義。
（三）關于試辦托拉斯。
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根據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建設的實踐，“已經逐步發現單靠行政辦法管理經濟、管理企業存在不少弊端，造成對企業的多頭行政管理，‘婆婆多’，‘小而全’，重復建設，重復生產，浪費嚴重，以及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等”問題。
針對這種情況，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提議下，“中央決定借鑒西方工業發達國家管理企業的組織形式在工業、交通部門試辦托拉斯（產品相同的企業或生產有密切聯系的企業組成的聯合經營的公司）”。具體地說，“所謂搞托拉斯，就是以一個行業為主，兼管其他行業。比如淮南，有煤有鐵，還有化工，搞一個托拉斯，或者歸煤炭部管，或者歸冶金部管，都可以”。這樣做，是為了改善我國的工業組織管理工作，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益，加快國民經濟的發展。
1960年3月，在天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說：“我們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過的，一行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澤東說：“資產階級發明的這個托拉斯，是一個進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實際上是個進步的制度，問題是個所有制，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所有，我們是國有。”在傳達天津會議時，鄧小平還專門講到：毛主席幾年前就提出了這個問題，說我們的工業建設可以走托拉斯的道路，托拉斯是工業發達國家找到的比較進步的組織管理形式，機器設備利用得比較合理，搞得也比較快。組織托拉斯，是生產關系的改革，也是上層建筑的改革。薄一波在回憶錄中也講到：1964年1月，在他們匯報工作時，毛澤東“也指示我們要學會按照經濟辦法改進工業管理體系”。
根據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決策，第一批試辦的托拉斯共12個，其中全國性的9個，地方性的3個。這個試辦，收到了初步的成效，可惜在“文革”期間未能持續地進行下去。
薄一波認為，當年中央決定試辦托拉斯，是“期望以此為契機，逐步改變中央權力過分集中而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是有遠見卓識之舉”。“這應該說是我國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的一次有益的嘗試”。
（四）關于社會主義社會所有制結構等問題上的若干新設想。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還允許不允許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一定范圍內的存在乃至發展？這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方面的一個新的歷史性課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對這個問題作出的答案，是否定性的。
在中國共產黨內，“首次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比較完整、富有創見的構想”的，是陳云。1956年8月中共八大籌備期間，陳云就形成了“主力軍需要有游擊隊配合”這樣的認識。”9月20日，他在八大全體會上提出：“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的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里，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對于這些意見，毛澤東“也認為講得很好”。隨后這些意見被正式寫進了大會的決議。
不過，就所有制結構來說，陳云主要講的是個體經營可以作為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直接提出“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這種設想的，是毛澤東。
1956年11月，民主建國會領導人黃炎培寫信給毛澤東，講到這幾個月上海“出現地下工廠、地下商店”等情況。12月，毛澤東在接見各地民主建國會、工商聯負責人時說：“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它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上海的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了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很不充足。”“還可以考慮，只要社會有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設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當然，“公私合營有優越性，比不合營好”。但是，“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這樣定息也有出路。”
劉少奇、周恩來也講過類似的意見。
1956年12月，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2次會議上，在黃炎培提出私人開工廠的問題后，劉少奇說：有一些資本家，他每年分的定息很多，一家子用不了。“如果他們要蓋工廠，是否可以允許他們蓋呢？可以的。”“我們國家有百分之九十幾的社會主義，有百分之幾的資本主義，我看也不怕。”“有這么一點資本主義，一條是它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另一條是它可以同社會主義經濟作比較。”
1957年4月，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也說：“我看工、農、商、學、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來一點自由，搞一點私營的。”“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一點私營的，活一點有好處。”“主流是社會主義，小的給些自由，這樣可以幫助社會主義的發展。”
關于毛澤東同民建等負責人上述談話的內容，是薄一波于1991年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的上卷中首先公布的。他說，“毛主席這里講的‘又搞資本主義’，我理解，他當然不是說又要大力發展資本主義，而是說，在所有制結構上，要在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為主體的前提下，適當保存和發展一些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并引進外僑投資”。他認為，這個談話，“在所有制結構方面，顯露了有關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的一束可貴的思想火花”，“把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工作向前推進了一步”。

三

中國的經濟體制要進行改革。中國的政治體制要不要進行改革呢？毛澤東似乎并沒有直接地提出這樣的任務，但是從他的有關論述中可以看到，他是有這種主張的。
我們知道，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包括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政黨制度，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等，是歷史地形成的，適合中國國情，受到人民擁護，必須堅持。但是，毛澤東在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時也曾提出，我們應當自覺地調整政治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中不相適應的部分，克服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的缺陷和國家機構中的官僚主義作風，等等。這用今天的語言來表述，就是要進行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
毛澤東提出這方面的問題，并非偶然，因為他從蘇聯的實踐和我們自己的經驗中，已經對現行政治體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有所覺察。比如，劉少奇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就講到：“毛主席有一次講過，資產階級民主，特別在初期，有那么一些辦法，比我們現在的一些辦法更進步一些。”當劉在會上講到“資本主義國家中有些人當過部長，當過總理，結果又去當教授，當律師，當經理，當校長”時，毛澤東當時即插話說：“我們如果那樣，叫受處罰。”可見他對當時的那種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和干部只能官、不能民的情況是不滿意的。鄧小平也說過，毛澤東認為，斯大林嚴重破壞法制“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國家不可能發生”。可見他認為，如果個人權力過分集中而又不能受到有效監督，有可能導致嚴重的消極后果。
毛澤東不僅在理論上提出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我國政治生活的領域中仍然需要進行改革的問題，而且在實踐上也已經開始在這個方面邁出了若干重要的步伐。其中包括：
（一）提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目標。
在中國剛剛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時，1957年3月19日，毛澤東就講到，我們應當采取民主的方法，來解決黨內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采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又使人可親。”這一段話，“寄托著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現代中國的理想和希望”。
隨后，他進一步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這就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指出了明確的方向。
（二）提出進一步擴大民主生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問題。
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政治報告指出：“現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斗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因此，斗爭的方法也就必須跟著改變，完備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八大在決議中提出：“國家必須根據需要，逐步地系統地制定完備的法律。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嚴格遵守國家的法律，使人民民主權利充分地受到國家的保護。”
1957年2月，毛澤東提出兩類矛盾的學說，提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用民主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應當成為我國政治生活的主題。他說：“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是我們黨從來經常說的走群眾路線的問題。”“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周恩來也說：“現在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應該是：專政要繼續，民主要擴大”。“我們要時刻警惕，要經常注意擴大民主，這一點更帶有本質的意義。”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群眾享有的最大的民主權利應當是什么？1959年末，1960年初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毛澤東強調：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人民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沒有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應當說，這是一個十分深刻的思想，對于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三）提出加強黨內民主、進一步健全黨內的民主集中制的問題
為了進一步發揚黨內民主，毛澤東提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開會不可”。 據此，黨的八大決定，“把黨的全國的、省一級的和縣一級的代表大會，都改作常任制”。鄧小平說，“代表大會常任制的最大好處，是使代表大會成為黨的充分有效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這種改革，必然可以使黨內民主得到重大的發展”。
為了加強和改進中央的集體領導體制，毛澤東贊同劉少奇的建議，即中共中央不是設一個副主席而是設幾個副主席；他并且主張，再設一個總書記。“中心目的就是為了國家的安全，多幾個人，大家都負一點責任”。這樣，即使發生意外，“那末總還有人頂著。我們這個國家也不會受影響，不像蘇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們就是要預備那一手。同時，多幾個人，工作上也有好處。”
為保護和擴大黨員的民主權利，八大通過的黨章規定，黨員有權利在工作中充分發揮創造性，以便激發黨員在黨的紀律所允許的范圍內，運用獨立思考，實事求是地、創造性地解決問題，并使慣于墨守成規、不尊重黨員群眾創造性的領導人員學會改變自己的作風。黨章還規定，黨員有權利在黨的會議上或者在黨的報刊上參加黨的政策的理論和實際問題的自由的切實的討論；黨員對黨的決議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無條件的執行以外，有權保留自己的意見，并且有權向黨的領導機關提出自己的意見。鄧小平認為，“只要黨的決議是正確的，這些持有不同意見的黨員又是愿意服從真理的，他們終于會心悅誠服地認識黨的正確和自己的錯誤。如果真理被證明是在少數方面，那末，保護少數的這種權利，也可以使黨更容易地認識真理。”
在總結1958年“大躍進”運動等的教訓時，毛澤東更著重地論述了貫徹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問題，強調了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的重要性。他說：“各級黨委是執行集中領導的機關。但是，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在黨委會內部只應當實行民主集中制。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系是少數服從多數。”“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
（四）開始考慮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問題
早在1956年，毛澤東就在幾十個人的會議上提出了關于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時不再提名他為國家主席的建議。當時“大家認為可行”。關于黨的主席一職，他說，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1957年5月，他進一步提出，“可以考慮修改憲法，主席、副主席連選時可以再任一期”，即最多可以任兩期不超過十年。
在討論中共中央設副主席、總書記問題時，毛澤東具體論述了領導層實行新老交替的必要性。他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云同志跟鄧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工作的。我們不能登臺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只能維持維護，幫助幫助，起這么一個作用”。
1958年1月，毛澤東再次提出，“今年九月以前，要醞釀一下我不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問題”。要在干部和群眾中做好工作，“取得多數人的同意”。當年年底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決議，同意了他提出的關于自己不做下屆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到1959年4月召開第二屆全國人大時，當選為共和國主席的就不是毛澤東。而是劉少奇了。
從上面的敘述，我們可清楚地看到在如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問題上，毛澤東和他的戰友進行了長時間的艱苦探索，并提出了許多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的設想。

四

在探索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推進社會主義發展的同時，毛澤東還在思考另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如何防止社會主義的蛻化變質以致走向失敗的問題。
在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時候，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講到從民主革命能否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時就說過：“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為了防止發生這種情況，他發出了“兩個務必”的告誡。
上個世紀50年代后期，毛澤東最先覺察到了帝國主義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危險。1959年11月，他講到：杜勒斯所說的和平轉變，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1964年1月，他公開揭露美帝國主義“力圖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同年6月，他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說，對于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
毛澤東認為在什么情況下帝國主義的這種圖謀有可能得逞呢？他說：“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
為了避免發生這種歷史性的悲劇，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的過程中，提出過許多重要的思想。比如：
（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還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起步階段，毛澤東在指出應當以蘇聯為鑒戒、加強獨立思考的同時，就指明了堅持十月革命原則的極端重要性。1956年底發表的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討論所寫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指出，從基本原理上說來，十月革命道路“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長途中一個特定階段內關于革命和建設的普遍規律”。西方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叫囂要“改變共產主義世界的性質”，就是要改變這些基本原則。所以，我們必須“保衛十月革命所開辟的這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這“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1957年，毛澤東提出了在我國政治生活中必須堅持的六條政治標準，即：有利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有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有利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有利于鞏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鞏固共產黨的領導；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這樣，他就把發展社會主義同堅持社會主義有機地結合了起來，為全黨和全國人民判斷人們言論和行動的原則是非、提高防止“和平演變”的警惕性、自覺地維護黨的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指明了方向。
（二）必須防止在共產黨內、在干部隊伍中形成特權階層、貴族階層。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毛澤東就敏銳地指出：“在蘇聯的干部隊伍中是有這么一個特殊的階層的。”“他們有權、有勢、有錢，特殊于廣大人民群眾和一般干部。”他們成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的主要社會基礎。赫魯曉夫提出的系統化的錯誤觀點，就是代表他們的利益和要求的。他認為，這類問題在中國也存在，好在“我們正在開始認識，并著手解決。”
應當看到，由于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黨和國家的干部隊伍中的極少數意志薄弱者發生腐化墮落的情況，是難以完全避免，也不難解決的。但是，如果黨和國家的干部隊伍中形成了特權階層、貴族階層，那么，問題的性質就會變得嚴重起來，黨和國家政權就真的面臨變質的危險了。因此，毛澤東強調，為了打掉官風，使干部與群眾打成一片，防止特權階層貴族階層的形成，我們必須“肅清一切工作上、作風上、制度上的錯誤”。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多次強調必須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團”，這同毛澤東的上述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毛澤東并且認為，處于執政地位的我們的黨和干部，為了防止自己脫離群眾直至蛻化變質，除了應當堅持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嚴于律己以外，還必須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他說，“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同時還有民主黨派。“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所以“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這些主張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必須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鑒于帝國主義勢力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毛澤東說，“我們要準備后事，要培養革命接班人。”
“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毛澤東說：“我看有五條”：“第一條，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第四條，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他并且指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
毛澤東深信，只要千百萬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接班人在斗爭實踐中逐步地成長起來，人民政權就能真正地得到鞏固，社會主義事業就能真正地得到健康發展；而帝國主義勢力“和平演變”中國的圖謀，就將最終地遭到徹底的破產。
歷史表明，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毛澤東是最先覺察到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戰略的危險，并且號召共產黨人同這種危險作斗爭的領導人。后來發生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證明了他的有關思想是多么的富有預見，對于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堅持和發展又是具有多么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鄧小平在倡導改革開放、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同時，也明確地提出了“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他告誡人們：“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他也聯系帝國主義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這個情況，強調我們“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把我們的黨建設好。很明顯，這些思想正是對毛澤東關于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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