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出路何在？
范正美／2007年8月
（本文是作者2007年9月15日在烏有之鄉的演講稿）
近來大家的議論越來越集中，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出路何在？看法卻不盡一致。有人說，所有問題都出在鄧小平在毛澤東逝世后，全面否定文革，推行一條修正主義的路線，取向資改，全面走資本主義道路，導致信仰危機，政治腐敗，公有制經濟崩潰，國有資產流失，私有化趨勢，分配不公，兩極分化，三農問題突出，群眾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學生就業難，干群關系惡化，社會道德淪喪，社會治安嚴重，工農弱勢群體增加，資源浪費、生態破壞，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如此等等。也有人說，問題出在毛澤東上。還有人說是體制問題，也有人說，是社會主義理論有漏洞；等等。這些回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有一定的道理。
我是理論與體制互因論者。我認為，如果只是歸責于個人，還是就事論事，沒有抓住事情的本質，也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特別嚴重的是，這對于我們認識中國問題的嚴重性，提出正確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案很不利。
我認為，毛澤東逝世后，之所以造成今天這樣的嚴重局面，就是公共意志和公共權力在共產黨絕對領導這面旗幟的掩飾下，變成了個人權力的濫用與一黨一派的壟斷，人民民主根本沒有法律支撐和基本保障。也就是說，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并沒有從理論上，完全解決社會主義國家體制的自控和約束機制問題，因而在實踐上，我們中國沒有形成一種反腐防變的國家運轉機制，反而使得鄧小平借勢發展起來，成為文革的最大贏家。有人說，你這樣說與右派毫無二致。不，根本不一樣。右派是全面反對毛澤東、否定毛澤東，否定共產黨、取消共產黨，否定革命、取消革命，我們是忠于毛澤東、擁護毛澤東，擁護共產黨、維護共產黨，堅持革命、發展革命，研究中國為何在毛澤東逝世后，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的歷史教訓，進而找到一條改革的新思路，堅持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促進中國共產黨的反思與自身的改革，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挽救社會主義的中國。
眾所周知，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旗幟最先是毛澤東打造并鼎力舉起來的。他在很多場合一再強調，要改變蘇聯那套指導方針和體制，建立符合中國國情和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的、具有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新制度；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上所做的一系列批示，說的最明白不過。特別是他主持制定的《十六條》表述得很完整。毛澤東不僅為改革開放造好了輿論，做好了必要的準備，而且還規定了正確的方向和方針。鄧小平只不過接過毛澤東的口號，利用當時相當多數的干部和群眾對文革受到沖擊不滿、對現實生活不滿的情緒，反其道而行之，宣傳毛澤東只抓革命、不抓經濟，只要革命，不顧人民生活，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今不如昔，在一片討論檢驗真理標準的喧囂聲中，濫用黨的領導和個人權力，排除異己，打擊文革積極分子，搞清一色的擁鄧派，砍倒毛澤東繼續革命的旗幟，立起自己倒退的旗幟；取消廣大人民關于改革開放的話語權，把人們對他的資改方向的批評斥責為極左思潮，把不同意見的人打成改革開放的反對派；在指導思想上，鄧小平采取漸進的方針、蠶食的政策、碎片修正的策略，又打、又拉、又壓、又騙。另一方面，由于廣大人民對他的認識有一個過程，特別是我們這樣一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由孔孟之道灌輸并普及的小農占優勢的社會，跑步進入社會主義之后，通過文革的沖擊，不少干部和群眾的怨氣具有濃重的急得利思想，加上他的資格，占據上位，嚴格控制了黨和傳媒，殘酷扼殺、鎮壓不同意見，左派在文革中本來就沒有形成隊伍，經過批林以后更是七零八落，盡管大家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但在打到“四人幫”后經過殘酷的清黨，組織上被徹底擊潰了，完全處于守勢，在基層散兵作戰，同時在戰略思想上也沒有取得一種共識，沒有找到一種理論、一種方式，不能對錯誤的、走偏方向的東西進行卓有成效的抵制，致使改革開放完全由鄧小平扶植的少數所謂精英們為所欲為，方向越走越偏，問題越積越多，社會主義的事業走向衰敗，人民遭受極大的傷害。現在，大家都看清楚了鄧小平是走資派，中國問題疾重難返。這個教訓是極其沉痛的，學費是昂貴的?，F在必須改變這種被動狀態，主動運用公民參與改革開放的話語權，旗幟鮮明地、系統地提出新的思路和系統的改革方案，高屋建瓴地將改革開放扭偏的方向糾正過來。也就是說，我們要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敢于行使公民參與改革開放的話語權，積極地、主動地參與改革開放的設計。
大家還清醒地記得，鄧小平一開始虛晃了一招，從政治上空談毛澤東的動機、全面否定文革，全力攻擊毛澤東搞個人迷信，提出不搞終身制，恢復黨內民主，大倡所謂政治體制改革，支持民主墻，很得一些知識分子和群眾的歡心，后來他知道廣大人民對反毛不滿，民主與法制改革的鋒芒直指著他，于是，他就急忙封住了政治改革的大門，來個不討論，變本加厲地濫用個人權力，從經濟上下手，取消姓資姓社，以經濟為誘餌，引工農歡心。這一招開始也很奏效，工人、農民果然對他感恩戴德。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對于鄧小平的這一套逐漸識破了，工人、農民，特別是廣大知識分子開始覺悟，認為鄧小平的所謂改革，其實就是要取消公有制，回到舊社會去。但是，時至今日，他們又感到事已至此，認識恨晚，甚至感嘆中國到了癌癥晚期，誰也無能為力了。
這說明，現在的形勢變了，群眾通過親身的痛苦經歷，逐漸取得了共識。大家知道，社會發展的智慧適應社會關系的變動所激發起來的理性和情感，具有呼喚力。如果我們的正確意見能夠溶進社會發展的智慧中去，并形成強大的意識流，那么我們的意見就會影響社會的進程。這就是我這樣提出問題的由來。
為了說明我的意圖與看法，讓我們不妨簡單地回顧一下歷史。
一、近、現代國家憲政體制的發展和演變
大家知道，盧梭在《社會契約論》里，提出了著名的“主權在民”的論斷，對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產生了重要影響，經過后來學者、政治家演釋之后，在西方獲得廣泛的認同，成為近、現代資產階級革命派、改良派的精神旗幟。他們認為，應該從根本上明確主權，即行使公意的這種權力，屬于人民。政府的執行權只不過是人民授予的權力。為了確保人民的權力，就必須明確，這種執行公意的主權，從屬于立法權。因此，法律是公意的表達方式，憲法便是法律這種公意志表達方式的最高形式。就是這樣一種理論，指導著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憲政領先人物，創立了劃時代的“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在一些國家政變頻發，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卻只有國家領導人中途換馬，政局還是穩定的。
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其所以幾十年腐而不朽，甚至有某種新的復蘇和發展，除了資本主義在經濟上還有其發展的余力、社會主義國家的開放之外，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資本主義有一整套民主、法制、憲政的國家理論，并且吸收了社會主義的某些思想，采取各種緩和階級矛盾、特別是調和勞資矛盾的法律措施，所建立的憲法機制約束著它的統治者，而不能使野心家、陰謀家肆無忌憚地膨脹發展。依據這套民主、法制、憲政的國家理論，建立起來的這種資產階級國家運行機制，具有四大要素：一曰憲法至上，二曰權力制衡，三曰公民民主，四曰輿論自由。有這樣幾個特點：
1、憲法通過全民公決投票確立，體現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和追求，奉行資產階級的思想文化，是資產階級公共意志和公共權力的集中表現，一經公決，不能根據任何執政黨的意思而隨意變動。
2、憲法制定的原則和規定高于一切，任何個人和政黨休想置于憲法之上，國家整套機器完全按照憲法確立的原則與機制運轉，以確保國家發展的方向不能動搖。
3、通過竟選淘汰制選舉國家領導人，把本階級最優秀的人物推上掌握公權的政壇，使之握有憲法賦予的一切權力，通過議會行使公共意志，至少在形式上任何政黨和個人不能決定任何大事，不承認任何政變。
4、立法權、行政權、監督審判權三權分立，在野黨監督，相互約束與制衡。
5、官吏不得公然違憲、違章，公民依照憲法可以公開批評政府及其官員，直至要求彈劾總統和官員。
6、公民依照憲法享有罷工、游行、集會、結社、言論自由。
7、軍隊為國防軍，受制于國家掌控，與原來建國的政黨無關。一旦有事，根據憲法賦予的權責，授命總統行使。日常社會控制，由警察實施。
8、法院依據憲法授權獨立行使裁判權，懲治違憲、違法的政府領導人。
應該說，資產階級憲政有其反人民性和資產階級的虛偽性這一面。但是在歐洲經驗的基礎上，進而形成的美國憲政體制，維護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和追求是極其鮮明、極其有力的。可以這樣說，資產階級在開辟自己前進的道路時，不僅在經濟上創造了人間奇跡，而且在政治上，所推出的憲政機制正是人類人文發展的歷史進步。
因此，我們絕不能對資產階級民主、法制、憲政的可借鑒性而加以根本否定和排斥，而應該依據政治科學的、人文發展的、歷史進步的原則，重新認識其意義和作用。
二、從孔夫子到孫中山、蔣介石的中國
孔子活動在奴隸社會末期、新興地主階級推動革命的年代。他一生費盡心機，力圖挽救行將崩潰的奴隸主的統治、阻止新興地主階級建立政權的斗爭。他的思想在當時極端反動，但是因為他的核心是維護剝削，主張王權神授、真命天子，堅持等級森嚴的階級統治，力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教，實行有教無類的奴化教育，反對人民犯上作亂，這些正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維護剛剛建立政權的愿望，所以被具有遠見卓識的董仲舒看到了，上書漢武皇帝，于是孔子學說逐漸成為后來封建專制統治的精神武器，到孟子學說的形成，歷經后人進一步完善，孔孟之道便成為中國封建專制社會的思想文化基礎、整個封建專制社會上層建筑的核心。
大家知道，自漢以后，中國封建的中央集權專制政權雖然幾曾改朝換代，城頭變換大皇旗，甚至也有過大的幾次分裂、地方割據的局面。但是，總體上說，我國的封建地主集權政治，其根本政權模式、制度卻不斷完善，特別是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不斷加強，而且中國的版圖也得以擴張，封建的、宗法社會延續了兩千來年，應該說主要得力于孔孟之道。以至于后來不反孔，就不能興民主、講科學。
到了明朝，在世界資本主義大興之際，歐美各國通過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地實現了社會轉型和產業轉換，而我國依靠孔孟之道維護的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卻依然延續下來，直到清朝實現了集大成和新的發展。那么，這個過程，有什么特點呢？
第一、地主階級的國家公共意志和公共權力表現為以皇權為中心的政權組織形式，皇權世襲，日益完善化，日益精化，日益規范化，程序化。
第二、封建專制社會的意識形態由于孔孟之道獲得的獨尊地位，在不斷反復的皇朝更替中，越來越得到加強，形成了體系完備的，以皇權為中心的鞏固的上層建筑，維護著地主階級的政治、經濟、文化利益。
第三、為封建社會服務并張目的吏治訓練和整個教育制度的關聯越來越明確、越來越規范，建立了一支穩固而強大的隊伍，成為封建專制制度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的人力資源庫。
第四、主要通過刑法制度的完善和苛刻的審判制度，形成了封建專制社會的國家法統和軍事統治，保護著以皇權為中心的政權組織形式、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
第五、封建地主階級的國家公共意志和公共權力的討論和制定，采取上朝直面皇帝的奏章制和諫議制，蒙上了天命神授、真龍天子的威儀。
第六、為了補充上朝制的不足，一些開明的皇帝又采取微服私訪的形式，解決了一些疑難事例，在上下一片叫好聲中得以逐步發展。
可見，這是一種完備的封建專制體制，是一種皇權統治下的封建的一元化集權統治模式，其要害是：皇權即法，皇帝專制，民眾無權，輿論一律。它適應落后的農業自然經濟和這種條件下生成的思想文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地主階級的國家公共意志和公共權力的掌握和行使，國家政治、社會經濟發展和進步，主要靠皇帝的德性、素質和能力，靠訓練有素的軍隊、監獄和官吏，靠愚弄人們的精神鴉片——孔孟之道。因此，當商品經濟發展以后，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逐漸發達以后，科學技術的信息沖擊，代表不同經濟利益的政治代表，紛紛登場提出政治要求，這種封閉的封建統治的危機就來到了。
這種封建專制體制，完全是一種人治體制?；实劾^位，采取世襲的太子制和必要的篩選，國家機器運轉的狀況完全取決于皇帝。所以，就有所謂明主、賢君、昏君、暴君之分。明主、賢君主政，一是整頓紀綱，建立法度，完善律法；二是啟用賢人、能者，敢于任人、用人；三是吸收前朝或歷史上的教訓，避免重復前人的錯誤；四是堅持反思，居安思危，謹慎從事；五是建立諫議制度，聽取不同意見，中止不妥做法。我國歷史上，就有所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等等之說。而昏君、暴君，便濫用皇權，動輒啟用軍隊、監獄，寵用贓官、奸佞之臣，于是紀綱崩壞，社會誠信、道德淪喪，最后，兵敗山倒，新朝繼立。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開國也好、明主也好，所有這些不同皇朝的做法，都僅僅限于本朝的皇帝，基本的法統和舉措并不具有連續性。皇帝死了，人亡政毀，人亡政去。
因此，在這種封建專制體制下，有三個不可避免：
一是政變不可避免。政變的形式，無非是皇室內部爭權、奪勢；朝野進步力量奪權或野心家、陰謀家篡權幾種情況。在這方面，林彪有過統計，以為世人知曉。
二是政治惡性循環。新君開國比較好，到第二代、第三代就開始離開先主的心路，直至衰敗滋生、新朝代替，如此循環往復。
三是官吏上下串通、內外勾結、左右拉幫、結黨營私，買官賣官，貪污賄賂成風，過著燈紅酒綠的生活，肆意魚肉人民。
這就是中國兩千年來的封建專制社會的發展史。
孫中山受西方民族、民主革命的影響，有以“天下為公”之心，試圖行”公仆”、”服務”之事，為救國救民，愈挫愈奮，從不向惡勢力低頭，終于推翻了滿清皇朝帝制。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初，孫先生曾提出《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案。這是一個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文獻。1912年3月8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11日公布施行。分為總綱、人民、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副總統、國務員、法院、附則等七章，共五十六條。
可以說，臨時約法體現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國家制度，是中國從基層升發起來的，公共意志和公共權力民主化的一次嘗試。它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臨時約法體現了民主主義精神。規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財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和信教的自由；人民有請愿、訴訟、考試、選舉及被選舉等權利，同時也有納稅、服兵役等義務；在政府的組織形式上實行“三權分立”的原則。規定全國的立法權屬于臨時參議院，參議院有權議決一切法律、預算、決算、稅法、幣制及度量衡準則，募集公債，選舉產生臨時大總統、副總統，彈劾大總統和國務員，對臨時大總統行使的重要權力，具有同意權和最后決定權。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統率全國海陸軍，制定官制官規，任免文武官員等，但行使職權時，須有國務員副署。受參議院彈劾，等等。
大家知道這個南京臨時參議院，顯然不具備國會及其產生的人民民主基礎，因為它不是通過人民公選產生出來的，也就不具備國會的性質和權威，而是通過革命浪潮推涌、憑著某種情勢，建立在沙洲上的一株曇花，所以很快被軍閥勢力打得落花流水。一句話，孫中山根據他的三民主義，所做的憲政努力被北洋軍閥所踐踏。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要求中國民族解放，各民族平等，反對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孫中山的民權主義要求主權在民，建立法制國家，人民擁有政權，政府只擁有治權，實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分立；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要求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節制資本。通過革命實踐，以后孫中山又在此基礎上，制訂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成為新三民主義的根本標志和革命靈魂。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右派反動分子根據需要對三民主義進行了大肆地歪曲。蔣介石把民族主義解釋為“反共抗俄”，自由、平等、博愛等；蔣經國則認為三民主義就是要締造一個均富、安和、樂利的社會；有的人還把它解釋為“自由、民主、均富”等。這些解釋的實質與孫中山先生的思想是根本不同的。
然而，應該看到，孫中山的憲政，有西方的影響，但基本上還是中國式的，是很不徹底的。因為他沒有采取憲法討論、批準的全民公決形式，以及這種形式的普及性宣傳，因此以后也就無法堅持。
不過，值得重視是的孫中山在改組后的國民黨一大的宣言里，提出了著名的“今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的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而私也。”顯然，這里集中了當時人民民主革命的思想成果，表達了廣大人民的愿望，想通過建立新型的有中國共產黨參政的、聯合的資產階級民權國家，集中公共意志，實施公共權力，保障廣大人民的民生、民權。
不幸的是，孫中山病逝后，在北伐過程中，代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蔣介石，利用共產黨領導人的幼稚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建立了蔣家王朝。
這一段歷史大家很熟悉。蔣介石篡奪革命領導權之后，通過“清黨”和反革命大屠殺，舉起大刀，向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進行突然襲擊，實行法西斯專政，國家為買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所專有，成為少數人謀私有、壓迫平民的工具。從此以后，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代替了光明。
但是，蔣介石這個獨裁者，在擁有獨立武裝的、高舉民族、民主革命大旗、有一整套新民主主義理論的中共面前，雖然大施淫威，也總在輿論的下位。因為民主、法制、憲政已經深入人心；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的思想在大江南北傳誦；美國的后臺老板也因此阻止了他的瘋狂。這一點，很值得深思。它告訴我們，由民眾支撐的理性思維，能夠形成巨大的沖擊波而為所謂主流媒體奈何不得。
三、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中國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對蔣介石的叛變和大屠殺，并沒有被其反動氣焰所嚇倒，而是揩干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志的尸首，又前進了。
針對黨內的錯誤，毛澤東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和發展，提出了嶄新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以后又適應國內外形勢，調整戰略、策略，正確指導全黨進行了抗日戰爭，勝利地進行了解放戰爭，奪取了全國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于建國前夕的1949年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了具有憲法意義的共同綱領，在這個基礎上，于1954年通過全國人大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明確規定國家性質是人民民主專政，國家一切權力屬于全國人民，人民享有廣泛的權利和義務，確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制度。1974年四屆人大，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在1954年憲法基礎上，進一步修改，明確規定中國屬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并且將罷工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寫進了憲法。
眾所周知，毛澤東高瞻遠矚，根據蘇聯、東歐發生的一系列演變，聯系國內形勢發生的新動向，重提階級斗爭，提出了著名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逐步形成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斷定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可能利用他們竊據的黨政財文大權，在國內外出現適當條件的時候，就要奪取政權，改變中國黨和國家的顏色，進而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晚年又進一步明確：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的對象就在黨內，就是黨內的資產積極。告誡全黨，黨內的許多人，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針對鄧小平復出發生的問題，警告黨內：鄧小平代表資產階級，永不翻案靠不住，走資派還在走。所有這些，都是毛澤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應該說，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確實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黨和人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其意義極其深遠。但是，毛澤東并沒有探討應該通過何種程序，建立一種什么樣的機制，才能反修防修，也就是說，如何建立一種機制、一種制度遏制黨內走資派的走資傾向，防止他們將其篡權陰謀變成奪權行動，或者在他們政變一旦上臺之前、之后，廣大黨員和人民大眾能夠援引一種不可動搖的根本制度和機制，去抵制和扭轉他們的政變或上臺后的和平演變。換句話說，毛澤東的理論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家可能變質的警告，但是并沒有從蘇聯變質的教訓中，借鑒資產階級的有用的成果，提升人類業已取得的積極的有益的歷史經驗，去打破事實上的蘇維埃的終身制，打破黨內事實上存在的家長作風，把他的理論通過共產黨的努力，變成一種人民可以啟動的公共意志、變成人民可以制約和運轉的一種公共權力，即通過可以依據的全民公決的憲法原則及其規定的制度，推動國家機器機制的良性運轉，實現人民自保、紅色江山自保，而給歷史留下了難以彌補的缺憾：
第一、這兩個憲法都是在借重革命威勢的環境下以人民代表大會的形式批準并沒有通過全民公決；憲法的修改，雖然有一定的限制性規定，但修改權也仍然操縱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執行，使憲法不具至高無上的權威性、穩定性和連續性。也就是前面說的只具當朝性。
第二、憲法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對軍隊的領導是無條件的、絕對的、不能變更的，但是，既沒有規定中國共產黨只能在憲法指導下活動，也沒有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物的質變、權變，進而擔任國家領導的必經程序，更沒有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必須接受人民的監督和人民代表大會的制約，當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物的質變、權變受到質疑時，人民和人民代表大會可以采取抵制的憲法授權，直到動用人民軍隊采取干預的憲法授權。
第三、中國的人民代表和人民代表大會實際上完全由共產黨的各級組織控制產生的，因此人民代表和人民代表大會的地位和權威不保，只有形式上的權威，沒有現實的實用價值，在關鍵時刻不起作用，形同虛設。
于是，就暴露了以下四大問題：
1、憲法大還是黨大？憲法與執政的共產黨是什么關系？憲法是根本大法，高于一切法律、法規，也高于一切政黨。但是，在中國，憲法并不是中國的根本大法，中國共產黨的章程以及方針、政策甚至個別領導人一篇不經意的語出就高于憲法。
2、憲法可不可以根據需要隨時修改？為維護憲法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憲法應該具有相對的穩定性，特別是根本性規定，是不容隨意改動的。但是，在我國，只要共產黨領導人提出修改意見，就可以根據他的需要隨時進行碎片式的、局部或整體的修改。例如設不設國家主席就是一個明例。
3、憲法應該具有連續性，但是在中國沒有。也就是說，憲法的各項規定，都是現任共產黨領導人確認設立的，在其領導期間內具有約束力，下一屆領導人上臺就可以修改憲法，宣布上屆憲法某些條款作廢或無效。
4、人民民主權利可以隨便取舍嗎？不能，但是，在中國，人民權力的賦予或取消完全由共產黨領導人說得算，人民不能批評執政的共產黨。
所以，這里的問題是很明顯的：
第一、憲法應該如何制定？根據人類的歷史經驗，憲法的制定和修改，必須實行全民公決。但是，中國的憲法，制定權和修改權是人民代表大會；而人民代表的資格基本上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提名、群眾通過的。
第二、中國共產黨和憲法是什么關系？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政黨，她領導中國人民革命成功，立國制定憲法之后，就必須按照憲法開展自己的國務和相應的政治活動，不能凌駕于憲法之上。這個問題在革命政權建立之后的一個短的時期，因為革命領袖的業績和威信似乎很荒謬，但在過了這個時期以后，問題就充分暴露出來了。
第三、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應該如何體現？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主要是在于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政治路線和社會主義方向。因此，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絕對化，首先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自然科學認為，世界上任何生物、事物必然走向自己的對立面——異化，共產黨也不能例外。國際共運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其次，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絕對化，也是違背毛澤東后來提出來的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學說、黨內存在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存在資產階級的學說。因此，只有共產黨保持自己的先鋒隊的性質，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政治路線和社會主義方向，即便如此，其領導地位也必須得到憲法確認的授權機關批準才有意義。再次，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絕對化，也是違背人類歷史經驗的。人類發展的歷史經驗說明，一個黨可以通過革命取得執政地位，同時它又應該通過制定憲法,確保執政的合法性，而不能因此永遠成為執政黨。因為這里存在一個人民依據憲法進行選舉和只有共產黨不變質才能成立的問題。
第四、國家機器運轉如何應對共產黨內部的質變、權變問題。既然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個黨變不變色的問題，關鍵在于共產黨內部的質變、權變問題。所以憲法必須規定應對這方面的制約機制。有人說不是有罷工和四大規定。同志們，那是秀才（領袖）寫在黑板上的文章，一旦這個秀才倒了，就不管用了。
第五、人民基本權力如何確保問題。應對共產黨內部的質變、權變，關鍵在于憲法賦予人民這方面的權力，也就是應該有一種救援機制。但是毛澤東領導制定的憲法，不是通過全民公決通過的，而是毛澤東領導的人民大會制定的，人民代表的地位不保，人民的權利便不保。因此，他一死，新上任的領導人就可以重新召開人大推翻這些規定，人民代表和人民只能干著急地看著新領導人的作為，而無權過問。
這五個問題說明，毛澤東留下的國家體制，其要害是：共產黨領導至上，憲法缺乏長遠的約束力，國家機器運行的三種權力徒有形式上而實際上仍是黨領導的一元性的體系，輿論一律，公民缺乏事實上的憲法賦予的民主監督權。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主席。黨的領導代替了國家機器運行機制，于是黨的最高領導人就在黨的領導的名義下，所謂連選連任，實際上的終身制，權力至上，得以濫用個人權力的條件，形成黨的主席就是黨，就是國家，就是憲法，就是政府的局面。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一生總是想著人民，想著社會主義事業，站得高，看得遠，在黨內總是比別人高一籌，其堅持社會主義的決心和信心，在黨內高層實際上處于少數，其同事多是民主革命時期加入的同路人，特別是他退入二線想深入研究社會主義的理論以后，劉鄧將他架空起來，恰在這時，赫魯曉夫上臺，國際上掀起了反共、反華、反人民的大合唱，斯大林的問題被各國共產黨的許多資深的高層領導人曲解了，中國黨內外特別是高層領導劉鄧等人離開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的傾向十分明顯，社會上特別是農村，走回頭路的問題十分嚴重。就是這樣一種環境和條件，使得他的意見很難貫徹，不得不運用自己的資格和地位行使主席的權力，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而為黨內中上層領導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在這種情況下，劉鄧提出了一條對立的壓制革命的路線，使全黨的組織體系走上了歧途。于是，毛澤東試圖通過群眾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捍衛馬列主義、為人民、為社會主義的種種努力，終于衍成了他領導人民反潮流的歷史壯舉，但由于劉少奇、鄧小平的對抗和干擾，發生了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歷史悲劇。
就是這樣一種特殊時期形成的黨內做法和國家法律背景，由毛澤東授命的華國鋒打著毛澤東的旗號，依靠葉劍英，動用國家軍隊，在一些利令智昏、神經錯亂、思想糊涂的要害部門領導人的配合和支持下，毫無抵擋地發動了政變，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逮捕“四人幫”，啟用鄧小平。鄧小平又憑著其歷史地位和作用，積聚原來的領導班底，借勢推到華國鋒，打著共產黨領導的旗號，搬用毛主席的話，開始他的中國“新長征”行的。
大家不妨回憶一下，鄧小平上臺，就是以黨的名義，行使所謂黨指揮搶的權力，第一步就是重整班底、抓隊伍、造輿論，控制黨政軍制高點，發動所謂真理標準的討論，全面否定文革，全面攻擊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砍倒毛澤東的旗幟，樹立自己，乘勢急速召開人大，動手修改憲法，取消四大和罷工，沒收人民的民主武器，將人民推向無權的深海。
第二步，否定文革得手的同時，他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廢除終身制，借勢發動所謂經濟體制改革，提出關心人民生活，以經濟利誘取悅工農；借口搶時間，取消人民的話語權，先是取消民主墻；而后提出對改革開放不討論，提出要造成一種不可逆轉之勢，使中國朝著搞垮公有制、推行私有化的道路迅跑。
第三步，抓住蘇聯解體、東歐事變之際，迎合帝國主義需要，公然提出不問姓資姓社說，完全取消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積極、共產黨同國民黨的界限。
三板斧過后，鄧小平就是黨，就是憲法，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就是共產黨的會議，成了新時期的旗幟。于是，中國便只有一個聲音：鄧小平的聲音。人民對改革開放存在的問題、對共產黨內部的質變、權變不能批評，也無權批評。批評他，他就可以動用國家機器鎮壓。八九民運，從整體上講，只是針對腐敗，卻遭到殘酷鎮壓，形成獨裁結局。鑒于民運的教訓，于是穩定壓倒一切，成為鄧氏及其以后的打人大棒。
大家知道，鄧小平把毛澤東晚年出現的問題推到了極致，他可以為所欲為。1、開一次人大，修改一次憲法，取消人民的罷工和運用四大的權利；2、身為中央委員，就可以當中央軍委主席，指揮槍；3、他在黨內外沒有任何任職，卻凌駕于黨和國家之上而可以指揮一切；4、他可以通過黨支部的生活會廢除總書記，也可因一句話罷免另一個總書記；5、他出言就是法，將數以百萬計的文革造反派打入另冊，解除他們應享有的公民的政治權利；6、瓦解公有制，實行私有化，推行所謂不可逆轉的改革開放；7、指定接班人，任人唯親，大搞宗派主義，把共產黨的領導變成了一派專政；8、否定反修防修的中蘇論戰，將毛澤東思想淡漠化、邊緣化、裝飾化，公然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
說到這里，應該特別指出：毛澤東晚年的做法是劉鄧架空他之后、國際國內階級斗爭極端尖銳、極端復雜的產物，與鄧小平打著黨的旗號實行專制不能同日而語，毛澤東滿心為的是馬列主義的靈魂，社會主義的道路和人民利益，鄧小平是奔資本主義，為少數人。但是也不能因此否認毛澤東的歷史局限性，看不到中國問題的歷史根源。
四、從江澤民到胡錦濤的中國
江澤民繼承鄧小平的事業，再次蹂躪憲法，在其控制之下，進一步修改憲法，將資產階級欣賞的所謂三個代表思想塞進了憲法，搞全民黨，實行書記兼人大主任的辦法，把黨和人大形式上的分治，進一步推向了一元化的極端，從上至下，各級一把手個人說得算，把人民民主權利剝奪殆盡。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對憲法實行碎片式修改，提出了所謂平等保護說，為私有化的合法化打起了憲法保護的旗幟，完成了他的創舉——“他改變了中國”。
江澤民試圖重演鄧小平的故事，繼續操縱軍隊，雖然受到了上下抵制，退出了領導職位，卻仍然想繼續控制政治局面，以圖改變世界。
江澤民把共產黨變成了宗派主義的領導，在鄧小平宣布不再搞運動之后，黨內上下、內外互相勾結，貪污腐化猖獗，專制主義橫行，群眾對此的不滿，由地下的朋友私談，變成了各種不同形式的地面洪流。
胡錦濤上任后，做了許多調整，提出“兩個務必”，“科學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諧社會”、“和諧國際”，試圖調和現有矛盾，實行“創新”，就是這種背景，反思改革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涌現了一大批宣傳反思的好文章。疾重難返，私有化和兩極分化，還在進一步發展和擴大。現存政治體制與市場經濟矛盾尖銳，問題成堆，不是“和諧”政治可以奏效的。
五、社會主義的歷史教訓
社會主義興起以后，經過巴黎公社的失敗和蘇聯、東歐的瓦解以及國際共運的現狀，有這樣一些教訓：
1、社會主義就是人民民主，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建立和發展。這種專政是人民對少數資產階級剝削者的專政，必須建立一種人民民主機制，全心全意依靠人民。民主是個歷史范疇。民主是社會進步的方向，但是民主也有兩重性，即有其組織紀律排斥性、自發性和破壞性的一面。既要保障民主，又要防止極端。
2、無產階級專政是通過共產黨領導實現的，但是共產黨在發展過程中，同其他一切生命現象的異化、變質規律一樣，既有領導人的個人權力濫用、變異、更替，也有機體的異化、變質問題。需要解決領袖、政黨的呵護機制。
3、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存在一個黨的領導、憲法與人民群眾、與軍隊的關系問題，應該建立一種機制，保障憲法和人民的至高無上的權力，防止黨的領導和黨的領導人的權力濫用。
4、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但是社會主義偏偏發生在落后的國家，因此，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既不能急于搞一刀切的公有制，也不能盲目地發展非公制經濟。
5、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過渡形式，充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并且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質，但是這種斗爭在多數情況下，并非都是對抗性的敵我矛盾，大量的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不宜采取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斗爭的形式，這樣容易犯斗爭擴大化、打擊面擴大化的錯誤，傷害人民群眾。
6、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路線，但是馬克思主義也需要與時俱進，以防止僵化和教條化。
7、社會主義又是一種文化，必須開展思想文化領域內的斗爭，但又必須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開放輿論，實行憲法保障下的公民自由。
8、社會主義必須建立新型的教育制度，培養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但是又必須堅持科學、文化的自由發展。
這八條教訓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解決群眾、階級、政黨和領袖的關系，解決共產黨領導和人民民主的關系，解決共產黨領導和憲法、法制的關系，找到一條國家機器、社會活動運轉和共產黨領導層的質變、權變不受影響的途徑。
六、當代中國的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出路何在？
說到這里，大家看得分明，當代中國的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就出在共產黨絕對領導的旗幟下，公共意志和公共權力的個人濫用與一黨一派壟斷，人民沒有民主的憲法支撐和保障，這樣一個根深蒂固的問題上。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我們不是這樣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那么，中國的問題就會更加嚴重；如果我們也拿起空泛的黨的領導這根大棒打人，那就會為右派高舉黑旗，將中國引向黑暗創設條件、打開方便之門。
出路何在？就是推動中國共產黨，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高舉民主、法制、憲政，科學與人文進步，建立憲法約束機制的大旗，以天下為公，對人民和歷史負責，認真借鑒資產階級關于國家安全、社會進步、政治開明的積極成果，借鑒國際共運的歷史教訓，全面總結和提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力爭避免前蘇聯和東歐共產黨的厄運，完善社會主義理論和思維，完成中國共產黨的涅盤——自身變革，建立保持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正確性、純潔性的機制，推動通過共產黨提出新的治國綱領，早日實現全民立憲、全民選舉全國人民代表組成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確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參議機制，規定中國共產黨人提名參選國家領導人的憲定程序，建立國防軍體制，以形成真正的人民民主憲政機制，保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果。
它的革命意義就在于，通過共產黨推動建立的這種憲政機制，第一、它保障了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方向、道路不為任何政黨、個人的意志而改變，也不受任何政黨、個人的意志驅使；第二、它保障了國家機器和社會活動依憲、依法的規范性運轉，不為任何政黨、個人的意志而改變，可以遏制陰謀家、野心家篡奪國家領導權的圖謀，引導國家機器和社會活動的運轉走向公開、公正、公平；第三、它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力不受侵犯，不為任何政黨、個人的意志而改變，使公民可以依憲、依法行使監督權，在必要時可以彈劾國家領導人，直至要求其引咎辭職或加以法辦。第四、它保障了公民的言論自由，不為任何政黨、個人的意志所干擾，保障信息的自由通暢，大大促進科學、技術、文化的開放性發展，推動人類智慧的創新和進步。這種憲政機制，完全符合生命工程的運轉機制，它依靠神經中樞和生命規則運行，不管在什么環境和條件，依靠機體的有組織的運動，具有適應自身生長發育和外界變化的自我調節功能，具有生命體的免疫力。
這樣，就可以真正實現：人民江山坐得牢，任何人想反也反不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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