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還是流氓？——看北大“精英”尹保云、陳瑞華的精彩表演
黎陽
2005．5
魯迅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并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見一男一女的鄉下人在走路，他就說，‘喂，你們這樣子，有傷風化，你們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國法。倘看見一個鄉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說，‘喂，這是不準的，你犯了法，該捉到捕房去！’這時所用的又是外國法。但結果是無所謂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幾個錢就都完事。”“ 倘在文人，他總有一番辯護自己的變化的理由，引經據典。譬如說，要人幫忙時候用克魯巴金的互助論，要和人爭鬧的時候就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
北大“精英”尹保云、陳瑞華最近的精彩表演，再一次證明魯迅幾十年前的這一論斷今天仍然沒過時。別看這二位都是道貌岸然的北大教授，但如果冷靜分析其所做所為的內在邏輯，實在與流氓無異。
先看尹保云。一面說：“前30年一直在搞政治運動，從大躍進、反右、反右傾到文革，一直在搞運動、人整人，在這種環境下，哪還有什么‘黨風’可言？”一面說：“我沒有歌頌毛澤東，是因為不是在對他的功過作全面的評價”、“我說黨風‘只有3天沒有問題’，并不是在故意貶低前30年。”把整整30年的歷史全說成是“搞運動、人整人”、“無黨風可言”的歷史，那還不叫徹底否定？已經把毛澤東說得30年全都是“過”了，還說什么“不是在對他的功過作全面的評價”，還說什么“并不是在故意貶低前30年”，這是什么邏輯？堂堂北大教授就這邏輯水平？
改革前30年“黨風只有3天沒有問題”的結論從何而來？尹保云說：“解放后第一天進城、第二天駐扎、第三天就面臨一個問題：從革命向建設的轉變，從奪權向掌權的轉變。有不少干部進城后，由反對資本主義、地主階級，到拋棄自己原來的妻子而與資本家與地主階級的女兒結婚。這就說明黨風遇到新問題，出現了新問題。所以，我說黨風‘只有3天沒有問題’……。”
尹保云在這里采用的是什么邏輯？是信口開河的邏輯，是“雞蛋里挑骨頭”的邏輯。說他信口開河，是因為他毫無根據，光憑拍腦袋就斷定了三天的轉變期：“第一天進城、第二天駐扎、第三天就面臨一個問題：從革命向建設的轉變，從奪權向掌權的轉變。”（怪了，第一天進城難道就不“駐扎”了？待考。）全國那么多城市，如何證明所有這些城市都是“第一天進城、第二天駐扎、第三天就面臨一個問題”？是他親自去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地當場統計出來的，還是引用了別人的統計成果？如果是引用別人的數字，根據何在？如果純屬他憑空捏造，那不是信口開河又是什么？他說“有不少干部進城后，由反對資本主義、地主階級，到拋棄自己原來的妻子而與資本家與地主階級的女兒結婚。”既然說“有不少干部”，那究竟有多少？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還是百分之百？統計數字何在？證據何在？照尹保云的說法，共產黨進城只老實了三天，第四天就換老婆成風了。于是“黨風遇到新問題，出現了新問題”。既然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進城沒幾天就換老婆成風，鬧成了黨風問題，那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那么多老資格換了嗎？進城后共產黨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里有多少是換了老婆的？如果說不管是不是高層領導，只要共產黨的干部里有人發生了進了城換老婆的問題就是黨風問題，那尹保云的邏輯就是只要出現過問題，哪怕只有一例，那也要算整個黨的黨風問題。這不叫“雞蛋里挑骨頭”又叫什么？
尹保云對毛澤東領導下的30年的黨風的態度是“雞蛋里挑骨頭”，全盤否定。如果他對誰都一視同仁，那倒也罷了，至少還可以算得上疾惡如仇，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然而他的吹毛求疵只對毛澤東，對別人就完全是另一付嘴臉。對貪污腐敗則不但無比寬容，而且公然辯護。又是“看黨風不能只看腐敗與否”、又是“解放初也有腐敗。50年代‘一碗雞湯換個黨員’……文化大革命時期送地方級別的土特產，80年代初送全國級別的土特產，80年代中期送紅包，后來演化到送房子、存折、股份等等。”看見尹保云的邏輯沒有？送“一碗雞湯”、送“土特產”跟“送房子、存折、股份”的性質一樣；也就是說握手、掰腕子跟打耳光的性質一樣，戀愛結婚跟強奸嫖娼包二奶的性質一樣；總之要么都算犯罪，要么都算正常。毛澤東時代剛進城時個別干部換老婆算黨風問題，而現在那么多高級“公仆”貪污、腐敗、包二奶不但不算黨風問題，而且還算“改革后的黨風比解放后前30年好”！毛澤東的30年一無是處，毛澤東之后的一切無一錯處。這就是尹大教授的邏輯。對比魯迅關于流氓的標準，尹保云的“教授”頭銜之前（或之后）冠以“流氓”二字是不是當之無愧？
再看“陳瑞華被指侮辱自考生事件”。
先欣賞欣賞陳大教授的這些“警句”：
“這些沒有經過法學正規教育的人，三四年在北大混吃、混喝，蹭課聽，到頭來靠死記硬背也能混進北大。”
“今年我們下決心，凡是進入復試的自考生，我們一個都不要，檔次太低！”
“大量自考生進入復試，而把北大自己的優秀生拒之門外，是法學院的悲哀、北大的失敗。”
“不要問他書上的，書上的他對答如流，就得問他書上沒有的。”
如果只招“北大自己的優秀生”，那為什么不直截了當公布于眾？至少免得別人瞎耽誤功夫，白白浪費時間和金錢。既然面向全國招生，那就是公開承認了一視同仁的原則。既然一視同仁，那為什么又要在“最容易受人為因素影響的”面試上耍花樣？為什么公開說“不要問他書上的，書上的他對答如流，就得問他書上沒有的”？
不是很多 “精英”把北大喻為“中國的哈佛”嗎？不是要“認真學習擺在眼前的先進單位（如哈佛）”嗎？不是很以哈佛為“先進榜樣”嗎？如果哈佛法學院教授敢公開發表上述言論，那將會如何？沒的說，吃官司，解雇，身敗名裂。而陳大教授呢？又要表面公平，又要實際歧視；又想有哈佛的名氣，又要干哈佛絕不敢干的事；牌坊立得大，婊子當得歡，這還不算流氓？
當代北大實在是名人輩出之地：厲以寧、張維迎、焦國際、陳興良、賀衛方……現在又加上尹保云和陳瑞華，真是“精英”薈萃，占盡風流。就怕物極必反，將來人們提到這些名字時保不住會來上一句：北大教授，無恥之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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