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兩種改革觀的較量與黨和國家應采取的對策

淺談兩種改革觀的較量與黨和國家應采取的對策

內容提要：在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兩種改革觀的較量，圍繞著黨所提出的兩種改革觀論斷的斗爭，以及兩種市場經濟觀的對立，都是一種客觀存在。人們必須正確認識這種客觀存在，并積極迎接各種自由主義的挑戰。為了維護和堅持我國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必須旗幟鮮明地繼續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觀，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觀，積極宣傳黨所倡導和堅持的改革觀，宣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觀，并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矛盾。

關鍵詞：  兩種改革觀    兩種市場觀    批判自由化   正確處理矛盾

經過28年的改革實踐，在我國公民中，反對改革的人雖然不能說已經絕跡，但絕大多數人應當說是擁護改革，支持改革，并積極參與改革的。他們從親身體驗中已經得出結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它是中國發展和富強的必由之路，中國不進行改革就沒有出路。

但是，在中國，究竟搞什么性質的改革，向何方向改革，用什么思想指導改革，這方面卻始終存在著分歧，甚至嚴重的分歧和斗爭。

一、兩種改革觀的較量是一種客觀存在

兩種改革觀的較量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就已有所表現，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特別是隨著各種利益集團的形成和國外反華勢力在我國國內代理集團的形成，兩種改革觀的較量就更成為必然的事情。這是一種客觀存在，凡是心明眼亮的人都不會看不到。

在我國28年的改革過程中，在中國大地上一直存在著兩種改革觀的矛盾和斗爭：一種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廣大老百姓所積極參與的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改革開放；另一種則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含新自由主義者）堅持 資本主義化和全盤西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我國改革開放28年所取得的輝煌成就，都是黨領導全國人民堅持正確方向進行改革開放的結果，而我國所出現的嚴重問題，則多是離開了正確的改革方向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觀干擾的結果。

在28年的歲月里，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既主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同時又利用市場經濟、利用資本主義的方法，甚至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我國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取得了空前輝煌的成就。在此期間，一些勢力利用我國改革開放的時機，大肆鼓吹“補資本主義的課”，鼓吹私有化，鼓吹通過消滅社會主義經濟而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實現資本主義化，顛覆社會主義。他們的行為嚴重干擾了黨的改革開放路線，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對我國的社會經濟安全和穩定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傷害。

在28年改革實踐中，由于黨領導中國人民所做出的正確選擇，我國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條件下進行不斷深化的改革，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結合，既利用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又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力爭做到優勢互補；堅持把市場調節與國家調節這兩種調節機制相結合，既利用市場自發調節的優越性，又利用國家自覺調節的優越性，既以自覺調節彌補自發調節之不足，又以自發調節彌補自覺調節之不足；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其他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既發揮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又利用私有經濟在現階段的優越性，這樣就從根本上保證了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穩健發展。28年來，我國經濟總量翻了10倍，對外貿易量翻了68倍，外匯儲備量翻了3900倍。我國的經濟奇跡正是黨領導人民正確選擇的必然結果。

當前，我國社會存在的問題仍然很多，有些還比較嚴重。諸如分配不甚公平，貧富差距拉大；失業人口增多，就業壓力頗重；環境污染嚴重，資源浪費較多；諸侯勢力擴張，政令不甚暢通；社會矛盾加劇，治安狀況堪憂；腐敗問題嚴重，社風日趨下滑……。這些問題之所以發生，當然原因很多，例如改革理論準備不夠，干部經驗不足；求速忽視平衡，不懂科學發展；黨建有所削弱，組織路線滯后……，但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則是一種錯誤的改革觀的干擾，即中外自由主義的干擾。

自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外自由主義一直在干擾黨中央所堅持的正確改革路線。在政治上，他們一貫鼓吹在中國實行西方的憲政制度和政黨制度，把黨中央和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誹謗為束縛改革開放的“鳥籠”[1]，誣蔑為“左傾保守”和“思想僵化”，主張通過他們所謂的“改革”，改掉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改掉人民民主政權和社會主義道路，沖破四項基本原則的“鳥籠”，實現全盤“西化”和全面資本主義化。用他們自己人2006年3月4日在杏林山莊會議（即所謂“西山會議”）上的話講就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是“沒有注冊登記”的“法律之外的機構”，“人大本身”是“反議會性質”的，“整個權力架構”是“反憲政”的，“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希望軍隊國家化”，希望實行西方的“憲政”和“多黨制度”，  希望走 “臺灣現在的模式”[2]；在經濟上，他們則極力鼓吹私有產權優越論和私有產權永恒論，鼓吹產權神話和市場神話，鼓吹通過各種手段（如鼓動干部腐敗、賤賣暗送國資等等）消滅大部分國企，支持私資通過侵吞國資公產進行資本原始積累，迅速形成氣候，發展壯大，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實現私有化，主張在中國實行私有制為主體基礎上的自由市場經濟。總之一句話，通過他們所謂的“改革”，改掉社會主義，實行資本主義，實現“顏色革命”。

回顧近三十年各社會主義國家所發生的“顏色革命”的歷史，人們不難看出，在各社會主義國家曾經發生的成功和未成功的“顏色革命”，歸結起來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急風暴雨”的形式，諸如通過“休克療法”搞“快速私有化革命”和砲轟國家議會，通過政變捕殺國家領導人，在外國敵對勢力支持下發動分裂國家和改變國家顏色的內戰，利用群眾不滿情緒組織游行示威并進行燒殺搶奪等暴力活動；一種是“和風細雨”的形式，即通過新自由主義的學說傳播，思想滲透，步步深入，潛移默化，搞亂思想，征服人心，腐蝕國家干部，培植幫辦代理，干擾政府決策，從經濟、文化、政治上誤導改革，篡奪黨在各個領域的領導權（首先是篡奪輿論大權）。在條件不成熟時，“打左燈向右轉”，或用模糊語言魚目混珠，或“只干不說”，不到萬不得已絕不“亮劍”，一旦條件成熟亮出利劍，被騙之人就會悔之晚矣，那時就會給黨和國家帶來極大的災難。

這兩種形式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并常常會在同一國家交替使用。其聯系性主要是目的和實質相同，都是要顛覆人民政權，改變黨和國家的顏色，實現資本主義化。其區別主要是形式不同，前者表現為“急風暴雨”式，后者則表現為“和風細雨”式，從而前者容易引起人們的警覺，后者則往往不易引起人們的警覺。

在中國，中外自由主義者推行“顏色革命”主要采用的是“和風細雨”的形式。他們也曾采用過“急風暴雨”的形式，但遭到了慘重的失敗。我們許多共產黨人（包括某些高級干部），在“急風暴雨”式“顏色革命”面前表現頭腦清醒、立場堅定，但在“和風細雨”式“顏色革命”面前卻喪失了警惕，成了糊涂蟲，甚至當了俘虜，打了敗仗。他們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越來越對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感情淡漠，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感興趣，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喪失熱情，把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置之腦后，而只熱衷于發展私有經濟，熱衷于搞私有化和傍大款，熱衷于官商勾結為個人和少數人謀利，熱衷于一身二任（既明著當官又暗里當私企老板），甚至為了個人發財而不擇手段、甘冒坐牢殺頭的風險。不難想象，這樣的人絕不會帶領廣大群眾進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二、圍繞著兩種改革觀論斷的分歧和斗爭

兩種改革觀的論斷是鄧小平同志在總結了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我國進行改革開放后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一個科學論斷。他說：“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3]

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極為重視鄧小平同志的這個論斷，并對之進行了更進一步的闡發。例如江澤民同志就說過：“許多事實告訴我們，在改革開放問題上，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一種是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一貫主張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即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開放。另一種是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要求中國‘全盤西化’的人所主張的同四項基本原則相割裂、相背離、相對立的‘改革開放’。這種所謂‘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我們必須明確劃清兩者的根本界限。當前四項基本原則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尖銳對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在改革開放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個問題上。我們在制定和貫徹現代化建設的各項方針、政策、方案的時候，都要堅持把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有機地統一起來，把四項基本原則具體落實到各項工作中去。”[4]江澤民同志的這個論斷是在廣泛地征求了黨內外同志的意見并經過反復討論而形成的，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集體智慧的結晶。它不僅重申了鄧小平同志關于兩種改革觀的重要論斷，而且對鄧小平的論斷進行了重要而科學的發揮。它明確指出了兩種改革觀尖銳對立的主要表現是要不要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并明確提出了落實這一重要論斷的具體任務。這是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對改革開放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貢獻。在改革開放28年后的今天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圍繞著鄧小平和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提出的上述科學論斷，在我國理論界一直存在著尖銳的分歧和斗爭。我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們堅決擁護這一重要論斷，并把它作為一個重要武器，用來推動黨領導的我國改革開放事業，捍衛黨所倡導和堅持的改革開放路線，批判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妄圖在我國推行只要資本主義、不要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路線。諸如批判一切鼓吹私有化的謬論，批判唯私有產權優越論和私有產權永恒論，批判市場萬能論和市場神話，批判一切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謬論……等等。但是，我國自由主義學者們則堅決反對鄧小平同志和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關于兩種改革觀的論斷。例如，張顯揚就說：“兩種改革開

放觀的提法不僅破壞了‘兩個基本點’之間的平衡，削弱了改革開放的地位，而且敗壞了改革開放的名聲。”“‘兩種改革觀’的提法，在理論上是不嚴肅的，在政治實踐上是為反對改革開放的極左思潮的鼓吹者張目的。”[5]《交鋒》和《沉浮》的作者凌志軍也說：“現在，既然改革有了方向問題，也就包括著一個新的意味：說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會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你盡可以去堅持，決不會有錯誤發生。說到改革開放，到底是什么改革開放，要分清楚。”“由此中國的改革開放便徹底地分裂為兩種：一姓‘社’，一姓‘資’。”[6]有些自由主義者雖然未公開發表反對兩種改革觀重要論斷的言論，但卻用他們的一系列頑固堅持資本主義化的所謂“改革開放”行動，極力反對鄧小平同志和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所提出的兩種改革觀的重要論斷。對于這種“只干不說”，而頑固堅持資本主義化和“全盤西化”的“改革開放”的人，人們應特別予以警惕。

三、兩種市場經濟觀的分歧與對立

在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同兩種改革觀的分歧與對立相聯系，還存在著兩種市場觀的分歧與對立：一種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觀，即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市場經濟觀，一種是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觀。

這兩種市場經濟觀的分歧與對立，首先表現在我國究竟要搞什么性質的市場經濟方面。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觀的人，堅持主張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持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觀的人，則堅持主張在我國建立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

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觀的人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7]堅持要把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緊密結合起來，既要搞市場經濟，又要堅持社會主義，既要更好地利用市場經濟的優點，又要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他們反復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并鄭重向世界宣布：“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的市場經濟的性質。”[8]堅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要在我國當前搞的市場經濟前面加上“社會主義”幾個字，這不僅反映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優點和弊端的深刻理解和認識，對黨的宗旨和社會主義信念的堅定性，而且也反映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創新精神和政治智慧，反映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必然會利用我國改革開放推行“顏色革命”的高度警惕。 

持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觀的人則認為，“我們要建立的現代市場經濟，只有先進與落后之分，沒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分。”（于光遠，1995）[9]認為講市場經濟性質，講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就是“拐彎抹角”“把問題扯到姓社姓資上來”，就是保守和僵化。（董輔礽，1997）[10]有些人則認為市場經濟只有好壞之分，而無什么性質之分。所以，中國新自由主義學者們極力主張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幾字刪掉。

兩種市場經濟觀的分歧與對立還表現在市場經濟的產權基礎和分配制度方面。

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觀的人認為，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完善公有經濟為主體和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既要鞏固和發展公有經濟，又要允許、鼓勵和引導非公有經濟的發展；同時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要允許部分人、部分地區在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的基礎上先富起來，又要在發展社會生產的基礎上注重社會公平，逐步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持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觀的人，則極力鼓吹私有經濟優越論和私有經濟永恒論，鼓吹私有產權神話和私有化，貶低和詆毀公有制經濟，主張通過鼓動官員腐敗、賤賣暗送公產國資等手段把公有制經濟整垮，使少數人通過侵吞公產國資進行原始積累，迅速成為私產暴發戶。例如有人說什么，私有制是“最能促進經濟發展的”所有制。[11]“私有財產制度是治亂的制度，……因此社會能長治久安。”（黃有光、楊小凱，1989）[12]有人認為“公有制天生效率低，效益低”，“只有徹底消滅公有制，實現私有化，才能提高經濟效益。”[13]“國有制在世界范圍走到了盡頭，國有制已到了最后被否定的階段。”（吳敬璉，1989）[14]“能否在國有制的經濟基礎上引入市場機制、建立市場經濟呢？答案是否定的。”（吳敬璉，2005）[15]有人主張“通過產業（權）交易和股份制改造使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逐步變為私有企業，同時為新建私有企業大開綠燈。”認為“這就是一條繞不開的私有化之路。”“人間正道私有化”。（曹思源，2000）[16]有人主張“以賣代改”，認為“‘賣’這個行為本身就意味著體制改革、產權改革”。（樊綱，1998）[17]認為國有中小企業改革，說簡單也簡單，“其實就一個字：賣！”（張維迎，1997）[18]“即使是‘零價格’甚至負價格轉讓，國家也不一定吃虧。”（張維迎，2004）[19]有人認為“就小型企業而言，在‘包’、‘租’、‘賣’這三種形式中，一般來說，‘包’不如‘租’，‘租’不如‘賣’。”（吳敬璉，1992）[20]有人主張除“為數不多的非競爭性企業以外”，“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應賣掉”。（董輔礽，1993）[21]有人甚至宣揚腐敗有功論，認為腐敗具有“經濟合理性”，它是“權力（利）轉移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張曙光，1994）[22]腐敗是“一個帕累托改進”，“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所以反腐敗力度要把握適當”。（張維迎，1995）[23]認為“公有制是一個大飯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認為這碗飯不能吃就走開了，一碗飯就屬吐唾沫的人私有了。”（張維迎）[24]有人認為“中國從走后門轉向貪污是一個好現象……因管制市場交易而引起的貪污，十居其九對社會有貢獻。”因此，“全力肅貪不利經濟發展……不能大事批評貪污的盛行。”主張“將某些（國有）資產干脆地交給有較大特權的作為私產，讓他們先富起來，作為放棄特權的交換。”（張五常）[25]在市場經濟的分配制度方面，他們只強調按生產要素分配（尤其強調按資分配），貶低按勞分配，只熱衷市場交易公平、競爭公平、機會公平，而反對通過國家調節、社會救助等手段實現社會公平，主張取消失業保險、老年保險、工傷保險等，尤其反對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認為沒有兩極分化，就不會有效率，“收入差距過大未必是壞事”“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他們雖然沒有像他們的美國老師弗里德曼那樣把公平說成是自由市場的敵人，[26]但也相當仇視提出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經濟學家，認為提出這個政策建議的人是維護舊體制的最后一個旗手。他們只熱衷于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不問這些人是如何致富，甚至千方百計為一些非法致富者辯護和張目，主張通過立法把違法致富者視為“原罪”而宣布無罪，一律免于追究，并主張對這些人的非法資產予以法律保護。

兩種市場經濟觀的分歧與對立還表現在市場經濟的調節機制和政府角色方面。

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觀的人主張，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既要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地位和主導作用，又要加強政府調節的輔助作用，必須把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即兩只手調節）有機結合起來，以彌補單純市場調節和單純政府調節的弊端和不足，保證經濟運行既充滿活力、富有效率，又少走彎路、少花代價、健康運行。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我國政府不僅具有四大職能，即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而且也像各發達國家一樣，政府應作為現代市場經濟的一個主體在市場的舞臺上進行活動，它與其他兩個市場主體（即企業和居民）一起，也進行投資生產（主要生產和供給公共產品以及通過國企生產能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產品），進行采購和消費。它是市場經濟中的一個主要的投資者、生產者，也是市場經濟中一個主要的采購者和消費者。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作為一個經濟調節者，它通過其所掌握的各種經濟變量（如財政收支、稅率稅種、貨幣發行量、基準利率、信貸規模、外匯儲備等）影響市場信號（如市場價格、利息率、匯率等），從經濟利益上引導企業（含國企）依據市場信號變化來調整自己的經營方向、經營規模和經營結構，調節微觀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政府還通過直接投資和政策導向，調整產業布局和解決地區經濟、城鄉經濟差距拉大的問題，解決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平衡問題，從而促進社會資源在宏觀領域更合理的配置，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還作為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和監督執行者（法官和裁判）在市場經濟舞臺上進行著活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含國企）必然會出現某些違規現象（如偷漏國稅、不當競爭等），市場也必然會出現某些失靈現象（如工業污染、壟斷等）。為了保證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運行，維護公平競爭環境，政府可通過立法制定市場制度和規則（如進入和退出的制度和規則，等價交換的制度和規則，公平競爭的制度和規則，治理環境的制度和規則等），通過執法和管理，矯正市場主體的違規行為和市場失靈現象，依法對市場運行進行監督和管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還作為國民收入的公平分配者在市場經濟的舞臺上進行著活動。“在市場經濟下財富的分配是非常不平等的”，“財富分配的不平等遠遠大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有效率的市場制度可能產生極大的不平等”。市場雖“是效率的，但是它對公正或平等卻是盲目的”，“對平等問題卻是不聞不問的”。[27]因此，需要政府通過財稅和社會保障制度等手段來彌補市場的這一缺陷。政府通過這些手段可以緩解由財產占有和市場運作所帶來的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對國民收入進行適度的公平分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還是市場主體利益的維護者，市場穩定安全的保衛者。政府通過治安管理、交通管理、人口戶籍管理、環境管理、教育文化衛生管理、國防建設和管理等，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和市場秩序，為市場主體進行各種公共服務，促進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的運行，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發展。總之，在社會主義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作為一個整體經常隨時空變化而轉換自己的角色。由于政府是由許多不同的部門組成的，因此，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多重角色和角色的轉換，完全有條件可以做到。在一些場合它是經濟調節者，在一些場合它又是法官和裁判（依法既管別的主體，也管它自己），在另一些場合它又是社會管理者和公共服務者。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市場經濟實踐中活生生的辯證法。應當指出，我國改革開放28年的經濟奇跡，不能不說同我國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的上述特殊角色很有關系。

持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觀的人，則往往迷信和鼓吹市場萬能、市場神話，只熱衷市場調節，而貶低政府調節，反對政府調節，甚至反對政府介入市場。他們不加任何分析地一概認為，政府調節、政府介入市場是舊體制的陰魂不散，是腐敗和不公平的根源。他們只強調政府的裁判角色和服務角色，而否定政府也是一個市場主體和調節者的角色。他們崇拜其西方老師弗里德曼的教導，極力鼓吹“有限政府”論，宣揚“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有限政府”，是“充當服務型角色”的政府。認為政府只宜做私人做不了的事，只宜做私人不愿做的事，其他一切靠市場。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應是發展經濟、指導和管理經濟的政府，也不應是規劃經濟發展戰略和有計劃調整產業結構的政府，不應是經濟建設的政府；[28]認為政府的作用僅限于維護國防、防止欺詐、提供法治、制定規則、保護產權、歡迎投資、征收賦稅、追究違法以及提供基礎設施，有的甚至認為政府領導進行的打假也是“沒事找事”、“多此一舉”。

兩種市場經濟觀的分歧與對立還表現在市場經濟的文明建設方面。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觀的人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文明，一切有礙市場文明建設的黃賭行業、商業賄賂行為都應予以取締；但持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觀的人則鼓吹黃賭和商業賄賂合法化，主張國家應允許這些腐朽行業和腐朽行為存在。例如他們中有人就建議國家對“黃賭行業進行陽光化管理”[29]，以便與國際市場接軌，吸引外資，對外商進行配套服務，并增加就業和增加國家的稅收渠道，防止和減少艾滋病。

四、對策建議

為了清除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改革開放觀和市場觀對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干擾和消極影響，特向黨中央和國務院提出如下的對策建議：

（一）旗幟鮮明地對全黨和全國人民再深入進行一次兩種改革觀的宣傳教育活動。在這一活動中，黨中央和國務院要進一步明確宣示：什么是黨和國家所倡導的改革開放，即方向正確的改革開放，什么是黨和國家所反對的改革開放，即方向錯誤的改革開放。要力爭做到家喻戶曉，人人明白。特別要強調每個共產黨員和每個公務人員必須在兩種改革觀問題上做明白人，不當糊涂人。

要結合學習《江澤民文選》，深入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學習。通過學習，不僅要使廣大干部真正搞清：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什么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什么我國必須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能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且要使廣大干部搞清：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什么是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真正劃清兩種市場經濟觀的界限，明確在我國市場取向改革中，為什么只能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為指導，而不能以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為指導，以提高廣大干部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抵制新自由主義的自覺性。學習中要結合實際，總結市場取向改革的經驗教訓，明確哪些是應該做的，哪些是不應該做的。堅持真理，糾正錯誤，明確方向，穩健前進。

必須使廣大干部群眾明白，在意識形態多元化的今天，我國無疑要允許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學派存在，但絕不允許用新自由主義理論指導我國的改革開放，更不允許新自由主義者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篡奪我國輿論宣傳陣地的領導權。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允許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和發展，但絕不允許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把我國引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凡是有利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維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改革，都是黨所倡導的改革，是方向正確的改革。改革必須為了人民，改革必須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必須由人民共享。相反，如果改革背離了四項基本原則，背離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只是為了少數人，依靠少數人，對少數人有利，那么這種所謂“改革”就是黨所反對的改革，是方向錯誤的改革。

還必須使廣大干部群眾明確，我國所搞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史上一個偉大的制度創新，是市場經濟理論史上的一場革命，外國搞市場經濟的經驗和西方經濟學，我們雖然可以借鑒，但照抄照搬是絕對不行的。

（二）開展積極健康的爭論，正確處理與新自由主義的矛盾。

當前我國有許多矛盾需要解決，其中一個矛盾就是馬克思主義[30]同新自由主義的矛盾。新自由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從意識形態角度講，它同馬克思主義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但從我國信仰新自由主義的公民講，他們中除極少數是賣國賊、是外國敵對勢力的代理以外，絕大多數人仍是愛國者，他們在主觀愿望上也希望中國富強起來，同時他們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思想傾向這在我國當前多元化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是允許存在的。因此，他們同黨、同馬克思主義的矛盾仍屬人民內部矛盾，應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即按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予以處理。具體來說，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同他們爭論，進行批評幫助、說服教育，最后達到以理服人，團結起來，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而共同奮斗的目的。總的原則應是旗幟鮮明，分清是非，積極迎接挑戰，進行爭論。不搞庸俗的模糊哲學，不搞無原則的和稀泥，也不搞無原則的爭論。但在這一總原則下，在同他們進行爭論的過程中，則應實事求是，根據各人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區別對待。在爭論批評中，多數可對事不對人，只點事不點名，極少數則應既對事又對人，既點事又點名；同時，不能因人廢言，即使對那些問題嚴重者，雖然對其錯誤觀點要毫不留情予以嚴肅批判，但對其正確觀點也要予以適當肯定（如他們發表的許多中性理論，像企業誠信論、貨幣理論、匯率理論等），不能全盤否定。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勢壓人，更不能無限上綱，追究思想犯罪。對矛盾暫時難以分清的，應先按學術爭論進行。批評與爭論都要講究政策，不要亂扣華奸等政治帽子。

建議國家應責成各主要宣傳媒體，通過精心組織，經常刊登一些質量較高的論文，宣傳社會主義改革觀，批判自由主義改革觀，宣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批判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并把此作為判斷各宣傳媒體政治傾向的依據之一。絕不容許黨報黨刊以及共產黨員領導或主持的報刊廣電媒體宣揚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改革觀、抵制馬克思主義改革觀，宣揚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抵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三）建議黨和國家在政治路線確定之后，狠抓組織路線和干部路線的落實，以便牢牢掌握各個領域的領導權。

要確實保證國家機關和其他各個關鍵領域的領導權真正掌握在忠于祖國、忠于人民、忠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先進分子手里，絕不允許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新自由主義者、以及既當官又當私企老板的一身二任者與腐敗分子占據黨和國家機關以及其他關鍵領域的領導崗位。一旦發現此類事情發生，必須采取果斷措施予以及時調整。否則，長此以往，就會使你說你的、我干我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左燈向右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現象更為嚴重，甚至形成氣候，突現“顏色革命”，丟掉政權，那時就悔之晚矣！（2006年8月起草，9月修改完稿）

參考文獻：

1、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6—69頁，第363—376頁。

2、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25頁，第194—197頁，第296—301頁，第344—346頁，第370—383頁。

3、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4、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321、325—328頁。

5、凱恩斯：《勸說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239—240頁。

6、米爾頓·弗里德曼、羅斯·弗里德曼：《自由選擇》，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7、米爾頓·弗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8、米爾頓·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首都經貿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9、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

10、哈耶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

11、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

12、郭志琦、李永寧、李省龍：《市場經濟理論史綱》，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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