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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變了嗎

陜劍 · 2007-09-29 · 來源:本站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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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變了嗎

——評高尚全、皇甫平的一個新論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只要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是發展中國家,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就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高尚全、皇甫平宣布我國主要矛盾已發生根本性轉變,不僅違背我國現實,而且違背經濟學、哲學常識,違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的歷次代表大會關于我國當前社會性質及其主要矛盾的科學論斷。高皇新論是非常錯誤、非常有害的。

關鍵詞:主要矛盾    仍然沒變    高皇新論    非常有害

去年10月份以來,高尚全、皇甫平相繼發表新論,認為我國現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發生根本性轉變。例如高尚全說:“當前我國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遇到的一個主要矛盾,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產品的供應嚴重不足的矛盾。”[1]皇甫平說:“當前,公眾日益增長的對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2]

事實果真如此嗎?

一、高皇新論違背我國現實,違背黨關于我國現階段社會性質及其主要矛盾的科學論斷

眾所周知,我國現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科學論斷是由黨的八大提出,但未認真貫徹,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又重新提出,并加以認真貫徹的。其間經歷了20多年,有沉痛的教訓,甚至血的代價。這是我國老一代人永遠也忘記不了的。沉痛的教訓和血的代價深刻教育了黨和人民,使人們深深體會到正確認識我國現階段社會性質及其主要矛盾的極端重要性。

早在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中就已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決定性勝利,表明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來,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3]后來由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路線干擾,八大的這個決議未能認真貫徹。這使我國錯失良機,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際上恢復了八大關于我國現階段主要矛盾的認識。1979年3月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的講話明確地指出:“我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4]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總結了八大以來的教訓,進一步明確地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在初級的階段”,這個階段“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5]以后黨的歷次代表大會(從十二大到十六大)都強調和重申了這一科學論斷。

“八大”以來的歷史已經證明,正確認識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會性質及其主要矛盾,這是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現階段的社會性質及其主要矛盾,就能保證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從這一根本實際出發,從而腳踏實地建設社會主義,使我國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前進,社會生產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升;否則,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就會脫離中國的實際,我們前進的道路就會發生挫折,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就會遭受災難,綜合國力和國際威望就會受損。五七年以來直到文化大革命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沉痛教訓和改革開放以后的歷史都已經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歷史經驗。

現在的問題是,我國建國5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近30年來,由于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的輝煌成就,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否像高尚全說的已經改變?或者像皇甫平說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經改變?這是需要認真嚴肅回答的問題。

筆者認為,由黨的八大提出和十一屆六中全會重申,以后黨的歷次代表大會都加以強調的關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內主要矛盾的論斷,至今都沒有過時,它仍然對我國各項工作有著現實的指導意義。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一個至少上百年的很長的歷史階段”。[6]只要我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那么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就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主要矛盾貫穿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整個過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7]即使我國目前已從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但只要我國還是個發展中的國家,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那么,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就不會發生根本轉變。正像十六大政治報告講的:“必須看到,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在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8]

第一,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雖然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都有快速的增長,人民生活也有較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我國人口眾多,底子很薄,無論再高的綜合國力,再多的GNP和GDP,再高的產量,再多的資源,用13億人口一平均都仍然處于世界的后列,我國仍然是發展中的大國和比較窮的國家。當前我國仍然有幾千萬人口的溫飽問題尚未解決,仍然有幾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還有落后的廣大西部地區需要長期開發,中部和東北地區需要振興和發展。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貧富差距之大,失地、失業人口之多都為世界所矚目。我國還有許多家庭成員看不起病,適齡兒童和青年上不起學,許多家庭住房簡陋、面積很小。此外,我國還有大批乞丐存在。這些都仍然是令黨和國家領導人頭痛的問題。因此,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然是我國需要下大氣力解決的主要矛盾,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仍然必須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除非發生大規模外敵入侵和嚴重的內亂,我們絕不能離開這個中心。任何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改變的說法都是沒有根據的,也是非常有害的。

不可否認,經過近30年改革開放和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我國的社會生產蓬勃發展,市場繁榮昌盛,人民收入不斷增加,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這是世界所公認的。相對于廣大人民群眾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來說,我國許多私人物品的供給已由過去的短缺過渡到局部相對過剩,從賣方市場過渡到買方市場。但如果相對于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生存和發展需要來說,則這些私人物品的供給無論如何都不能說已經過剩。實際上它仍然滿足不了廣大群眾日益增長的生存和發展需要。

目前我國存在的有效內需不足(即有支付能力的內需不足)和局部私品相對供給過剩,最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我國九億農村人口收入增幅較慢,城鎮弱勢群體收入較低、有些人甚至有所下降,從而,他們的購買力極為有限。我國的強勢群體(富人和比較富的人),雖然收入高,可能的支付能力和購買力很強,但其人數較少,消費傾向比窮人低,從而現實的消費需求仍很有限,他們對我國私人物品的內需增加不了多少份量,貢獻不會很大。由于我國社會的收入在改革開放后日益相對較多地向高收入的富人和比較富的人集中,所以,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較前有所下降,從而造成了全社會的消費需求不足。這樣,局部私品相對過剩就成為必然的事。(二)在我國市場經濟中,企業生產仍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加之地方政府官員追求政績,熱衷諸侯經濟,冷漠甚至抵制國家調控,盲目引進和重復建設,這更加劇了由內需不足所引起的供需矛盾。人們絕不能以這種內需不足和部分私品相對供給過剩為據,就認為我國的社會生產已經超過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生存和發展需要。

應當指出,黨的有關文件中所提出的現階段國內主要矛盾中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其內容彈性很大,包容性很大,且其具體內容是不斷發展變化,不斷提高的,可以分為高、中、低三個檔次,它同相對于市場供給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有效需求)是不同的兩個概念,這兩者是不能混淆的。如果把目前我國的社會生產水平同我國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相聯系起來,那么,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我國私人物品的生產和供給已超過了人民的需要,已經過剩。

第二,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的需要,這是一個動態性很強的概念。隨著我國社會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人民大眾對物質文化的需要也會不斷增長,其內容也會不斷發生變化。例如,過去我國絕大多數人只要求溫飽,有吃有穿有住就行,但現在由于溫飽問題已基本解決,因此著重要求改善,要求吃的、穿的、住的、行的都要比過去好。過去只要求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就行,現在則要求家家能買得起彩電、冰箱和洗衣機,家家住房較寬,適齡兒童和青年有學上,能上起學,家庭成員有病能看起病,不少家庭成員甚至還要求旅游休閑……。就全國整體來說,目前我國的社會生產水平還很難完全滿足全國人民這種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因此,不能認為我國人民在溫飽問題解決之后,在生活有了初步改善之后,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經改變。

二、高皇新論違背哲學常識和經濟學常識

不可否認,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我國人民大眾對公共品的需求也日益增長。但相對于較高標準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來說,日益增長的對公共品的需求在需求的數量方面和需求的經常性、緊迫性方面,當前都仍然居于次等地位。例如,所有的人每天都要吃穿住行,但不是所有的人每天都需要看病,需要司法服務,需要找政府官員辦事,需要到公園去玩……等等。因此,不能認為我國人民對公共品的需求目前已上升為主要地位,更不能認為當前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產品供應嚴重不足的矛盾”。[9]

這里順便說說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概念問題。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所謂私人物品就是指用來滿足個人消費需要而其消費具有排他性、競爭性的物品。例如甲已經消費了某一私人產品,則其他人就不能再去消費這一產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一般要通過市場競爭購買私人產品,只有支付了價格的人,才有資格消費私人產品。所謂公共物品就是指用來滿足公眾需要而其消費不具有排他性、競爭性或較少具有排他性、競爭性的物品。它分為純公共物品(如國防、警察、法院、工商管理、審計監察等)和準公共物品(如橋梁、道路、公園、學校、醫院等)。純公共物品的消費不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所有國民都可以消費和享用,某一個人的消費和享用不會妨礙另一人的再消費和再享用,也不會減少其他人的消費水平;準公共物品的消費則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競爭性。例如,一座公路橋梁只能通過一定的車輛和行人,車輛和行人過多就會發生擁擠和影響交通秩序,影響大家的消費水平;一個學校只能容納一定量的學生,招滿后其他學生只能到其他學校去上學,超招就會影響教學質量。純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提供和生產,準公共物品政府和私人均可提供和生產。不能以物品生產的主體是政府還是私人為標準來區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而把公共物品僅限于政府生產和提供的物品,把私人物品僅限于私人生產和提供的物品。高尚全先生和皇甫平先生把公共物品定義為“政府為民眾提供的社會服務”,這在概念上不符合現在國際公認的公共物品的科學定義,是不正確的。

就我國的現實情況來講,公共品的供給比過去來說也發展很快,現在存在的問題雖然也有供給不足的方面(例如能否再多建些條件較好和質量較高的學校,多培養一些質量較高的教師,多建一些收費較低的醫院,多用些人力、物力和財力搞好環保,能否給農村適當多提供一些公共物品,等等),但更多的問題是提高公共服務部門的質量和端正公共服務部門的方向問題。例如,許多由國家投資興建的公益性行業(水電、廣播電視、公園、學校、醫院等),經過新自由主義者倡導的所謂“改革”,已蛻變為唯利是圖的廠商,甚至某些地方政府部門實際上也已蛻變成唯利是圖的廠商。這不僅同公共品的性質相矛盾,同人民大眾的利益相矛盾,而且也是違背現代市場經濟的性質的。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告訴我們,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公共部門作為一個整體,雖然也是市場主體之一,但它絕不能像唯利是圖的廠商。

必須指出,八大和十一屆六中全會以及其后黨的歷次代表大會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提法中,已涵蓋了人民對公共品的日益增長的需要和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內容,不必要把它作為一個主要矛盾單列出來。原提法中“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無疑既包括對私人物品的需要,也包括對公共物品的需要;原提法中“落后的社會生產”,無疑既包括私人物品的生產,也包括公共物品的生產。雖然,隨著社會生產不斷發展和人民生活不斷改善,人民需要和生產供給的具體內容、結構都會發生某些變化,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我國人均占有量仍居世界后列的條件下,八大提出、十一屆六中全會重申、以后歷次代表大會所強調的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絕不會改變。過早宣布這種改變是純主觀的臆想,是非常有害的。如果認為在主要矛盾之外,又遇到另一個主要矛盾(像高尚全所表述的那樣)似乎我國現階段國內的主要矛盾有兩個、甚至多個,這顯然既不符合實際,也是違背哲學常識,是不科學的。

與高尚全不同,皇甫平先生講的比較講究和巧妙,他說:“當前,公眾日益增長的對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說皇先生認為我國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變了。他以為像他這樣的巧說就能蒙人,就能俘虜一些理論功底不深者跟上他們瞎跑,其實他打錯了算盤。因為他的巧妙表達像高尚全一樣,同樣違背哲學常識,也是不科學的。

哲學常識告訴我們:“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10]

高尚全先生說我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變了,皇甫平先生說我國現階段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變了,那就必然會得出一個邏輯結論,即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該結束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任務已經完成了。顯然,這不符合實際,是非常錯誤、非常有害的。

如果像皇甫平先生說的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變了,那么按照哲學常識人們必然會問: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這一面變為主要矛盾方面,還是落后的社會生產這一面變為主要矛盾方面?而絕不應該是皇先生所謂的“公眾日益增長的對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也不應該是皇先生所說的:“改革初期……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決老百姓的溫飽問題,換句話說,是解決個人私人品缺乏的問題。”而進入2000年后,“社會公共品嚴重落后于老百姓的需求,就是中國內地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11]其實,他這里講的主要矛盾方面只是主要矛盾的具體表現有所變化,而絕不是什么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發生了變化。顯然,皇甫平先生這樣違背哲學常識而有意加以修飾的“巧說”,無非是要掩蓋什么而已。實際上他內心想說的完全同高尚全一致,但他有意要避開同十二大到十六大論斷的明顯矛盾和對立,而故意說成同高尚全不同的表述,沒想到反而弄巧成拙,使他同高尚全一樣:“大理論家”陷進違背哲學常識和經濟學常識的窘境而不能自救。

三、高皇新論危害極大

高尚全、皇甫平先生的所謂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改變論,不僅是一種錯誤理論,而且也是一種具有極大危害性的理論。首先,高皇新論是同黨和國家的現行理論和政策唱反調的。正如上述,改革開放后全黨和全國人民取得了一項重要的理論成果,這就是:當前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一個至少上百年的很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因此,全黨和全國人民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努力發展社會生產,實現四個現代化,推動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現在,高尚全、皇甫平說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其必然的邏輯結論就是:全黨和全國人民取得的上述共識已經過時,即初級階段已經結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方針必須改變。

顯然,高皇新論是一種錯誤的理論,是一種對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危害極大的理論。凡是能耳聽眼看、頭腦正常的人都不會同意高皇新論,人們絕不會認為我國初級階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基本任務已經完成,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已經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該結束。

應當指出,高皇新論已在我國思想輿論界引起了某些混亂。令筆者心寒的是,至今筆者不僅未看到中央各大報、各主要刊物刊登過一篇同高尚全和皇甫平新論直接爭鳴的文章,反而在一些主要媒體上倒刊出了直接或間接支持高皇的文章,這是非常可悲、非常令人痛心的。例如在我國青年中影響較大的《中國青年報》2005年11月16日就刊登了一篇與高皇相呼應的文章。這篇文章說:“目前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迄今為止,仍然沒有擺脫改革開放初期和中期的認識。這個認識是:目前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徑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其他問題就能得到根本解決。這種認識曾經符合當時中國的國情。”“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對這樣一種情況無比困惑:持續的經濟增長似乎使社會矛盾和沖突愈來愈多。由此,我們不得不反思我們固有的判斷,不得不承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正在悄然發生根本性的轉變,而我們必須把新的主要矛盾辨識出來。今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認為是: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12]顯然,《中國青年報》刊登的這篇文章是同高皇新論相呼應的,不知道《中國青年報》編輯部是贊同這篇文章,還是不贊同這篇文章?

其次,高皇新論暗藏著一幅妄圖把我國政府改革引向歧途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藍圖。高皇新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國人的視線和公憤引向政府,把改革引向他們所謂的政府改革即“從改經濟到改政府”,從而進一步把政府改革引向背離現代市場經濟和黨的路線的新自由主義軌道。

高尚全說,引起公共品供應嚴重不足的原因是政府權力介入市場分配,“真正的焦點在于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產生的不公平,推進政府改革、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才是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的基礎和前提。”[13]皇甫平也說:“改革中諸多問題和矛盾的真正焦點,在于體制轉軌中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產生了不公平。”“政府應當從市場中的利益主體變成公共服務的主體,把公共資源、公共品公平公正公開地向公眾服務分配,致力于創造一個有利于各市場主體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14]顯然,在他們的眼里,市場經濟中的我國政府只能是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弗里德曼講的“有限政府”,有限到只能主要是服務型政府,其他的職能諸如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統統都必須改掉。說什么“改革開放后,盡管有了市場經濟,但是政府職能并沒有發生太大變化,仍然扮演經濟指導型的角色”。“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政府不應該再扮演指導型角色,(應)著重解決老百姓更迫切需要的教育、衛生、住房、治安、司法、環保等問題。這方面美國現在做得不錯。”“現在我們的政府主要精力還是在經濟發展的第一線,依然在做市場應做、而且可做之事,整天忙著如何招商引資,沒有真正承擔起政府應做、可做,而市場無法做到的事情”。“中國改革繼續向前發展,最主要的是真正轉變政府職能,政府要從經濟指導型轉變為社會服務型,多發展社會福利,解決公共品欠賬的問題。換句話說,改革該改到政府頭上了。”[15]政府更不能是市場主體,否則政府就會成為利益主體,就會使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從而就會產生不公平。其潛臺詞就是像有些新自由主義學者所講的:政府必須徹底擺脫搞投資、辦經濟的工作,國有企業必須完全徹底退出市場。政府不能搞產業結構調整,因為“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它是由市場調節的。”政府也不能搞市場監管。打擊假冒偽劣、搞質量萬里行都是“沒事找事”,“多此一舉”。政府也不必要通過社保救助窮人。因為市場效率需要拉大差距,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還不算太大。他們甚至還主張黃色產業合法化,反對我國政府對此行業的打擊和取締。[16]很明顯,這些觀點都是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市場經濟理論的生搬硬套,[17]是同現代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相悖的,更不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

世界各國市場經濟的歷史和實踐告訴人們,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既是上層建筑,又是經濟基礎,它既是一個最大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又是一個經濟調節者、市場監管者、社會管理者和公共服務者。它經常轉換自己的角色,通過不同機構的分工,執行著不同的職能,有時是法官和裁判,有時又是運動員。它就是這樣一個復雜多元的混合體。美國政府雖然極力對外推銷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對外只把政府說成法官和裁判,但美國政府實際上仍然是這樣一個復雜多元的混合體。正如法國《世界報》刊載的一篇文章所說:“總的來說,在振興本國經濟方面,‘自由主義’的美國人更傾向于采取干涉主義的政策,他們比‘社會主義’的歐洲人更相信政府的力量。”[18]其它發達國家的政府也是這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要有國企,只要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只要有政府投資、采購和消費,任何國家的政府都必然既是法官裁判,又是運動員,既是上層建筑,又是經濟基礎,既是社會管理者和公共服務者,又是經濟調節者和市場監管者,又是市場主體。難道事實不是這樣嗎?

    應當承認,我國一些地方政府和中央某些部門權力介入市場的確帶來了一些不公平問題(如通過征地拆遷撈利等),這是黨中央和國務院所一貫堅決反對的腐敗行為,今后還要繼續反對和糾正。但政府介入市場進行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搞好國有經濟、進行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又會有利于促進由私有制經濟和市場經濟所帶來的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拉大這些不公平問題的解決,彌補市場之不足。因此,人們必須全面辯證地看待政府權力介入市場的問題,必須進行具體分析,不能不加分析一概反對政府介入市場,不能因為政府介入市場出現缺陷,就從理論上絕對否定政府介入,不能因噎廢食,更不能以此為據而鼓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市場萬能論”和“有限政府論”。

也不可否認,我們的人民政府的確需要改革,以提高民主度和轉變職能適應發展市場經濟的需要。但是,我國政府的改革絕不能是新自由主義學者們所希望的“有限政府”,更不能是他們所希望的那種實即“顏色革命”的憲政轉軌。(2006.7.10)

注釋:

[1]高尚全:《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中國改革》,《經濟觀察報》2005年10月3日。

[2]皇甫平:《改革不可動搖》,《財經》2006年第2期。

[3]《中共黨史參考資料》(八),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24頁。

[4]《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2頁。

[5]《〈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1、63頁。

[6]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7]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8]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9]高尚全:《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中國改革》,《經濟觀察報》2005年10月3日。

[10]《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308、310、311頁。

[11]皇甫平:《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改革該改到政府頭了》,《東方網》2006年6月2日。

[12]楊鵬:《中國社會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國青年報》2005年11月16日。

[13]高尚全:《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中國改革》,《經濟觀察報》2005年10月3日。

[14]皇甫平:《改革不可動搖》,《財經》2006年第2期。

[15]皇甫平:《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改革該改到政府頭了》,《東方網》2006年6月2日。

[16]皇甫平:《地下“性產業”需要陽光管理》,《東方網》2006年2月8日。

[17]關于弗里德曼的市場經濟理論,請參看筆者與申米玲教授合著的論文:《評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及其實踐效率》,《南京師大學報》2005年第3期。

[18]皮埃爾——安托萬:《世界經濟大調整》,《參考消息》2003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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