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中觀夢－－張旭東專訪

夢中觀夢－－張旭東專訪

作者：河西
文章來源：學術中國

 
－－美國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東亞系主任張旭東專訪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張旭東儼然已經成了本雅明的中國代言人。由他翻譯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一書在90年代的青年人中廣為流傳，一時間甚至成為了先鋒知識分子的“識字課本”。此次，由三聯書店修訂再版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再次引起學界的關注。

　　談起這本書，張旭東首先要感謝北大的圖書館?！霸诎耸甏睆埿駯|說，“北大學生有個奇怪的傳統，就是借書時會留意書后的借書記錄，看有誰借過這本書，找思想上的對話者?！彪m然借書可以只寫借書號不簽名，但對甘陽來說，他借書大概就像中央領導寫“已閱”一樣，成了一種身份的象征。張旭東發現，許多他借的書甘陽 都借過，在北大，如果發現你借的幾本書對方也借過，那么你就知道，這個人和你有著共同的興趣愛好，就會打聽這個人在哪兒，就會找上門去談。這也是交友的一 種方式。

　　大四剛開始的時候他開始翻譯本雅明。那時候他即將畢業，大家忙著分配、考研或者出國。畢業后他被分配到新華社體育部擔任記者，新華社要坐 班，坐班的時候他就在翻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處長發現了很不高興，但北大學生自由散漫慣了，所以他也依舊我行我素。1987年年初，他在新華社的 資料室內把序言寫完。寫完之后編委會審稿，出版周期很長，1989年6月初，他收到三聯書店的稿費通知單。已經在音樂學院工作的他騎著自行車從長安街上走過，到三聯書店的 財務部去取錢，一路的景象讓他震驚，他說“有點像戰場，也有點像廢墟”，戒嚴時工資一時發不出來，這筆錢算是救了急。

　　在翻譯的過程中，1985年，杰姆遜到北大來講課。張旭東有些技術上的問題請教他，杰姆遜特別吃驚。他覺得中國學術界在文化批評理論方面是一張白紙，本雅明 在美國也是一個前沿的新熱點，沒想到一個北大中文系的本科生已經在譯這本書，他回答問題也很認真，馬上就對他另眼相看，問他想不想去美國跟他讀博士。他說不去。剛談戀愛，女朋友在國內，文化熱又如火如荼，有那么多朋友，做半個文學青年半個業余哲學家很滿足，覺得國內很不錯，哪里也不想去。張旭東婉謝了杰姆遜的邀請。杰姆 遜給人承諾就會記得，4年之后，經歷了國內一次大幻滅的他就寫信給杰姆遜，問他現在出國還行不行？他說還歡迎。

　　劉小楓向他推薦本雅明

　　河西：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接觸本雅明的？

　　張 旭東：真正系統閱讀本雅明是在1985年，劉小楓將本雅明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這本書推薦給我。但之前我通過西方馬克思主義就對本雅明有 所了解。盧卡奇在口味上覺得稍嫌正統，當時我最喜歡的是阿多爾諾、布洛赫、本雅明、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其中，本雅明和阿多爾諾可能是最偏文學的。和寫作《否定的辯證法》、同時具有職業哲學家一面的阿多爾諾相比，本雅明則更為文學化、文人化。本雅明不會去研 究黑格爾或其他純哲學問題，他是一位文學批評家、文化評論家、文化史家、自由撰稿人。

　　八十年代文化熱中非常熱的一點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它們與當時知識界討論的熱點－－如異化問題、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現代派問題、美學形式問題等等－－都有關聯。年輕一代對馬克思主義本身不一定感興趣，整個思想氛圍已經在“去馬克思化”，但西方馬克思主義吸引青年學人的是“西方”這兩個字，因為它是二十世紀西方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框架又讓這個當代的、對八十年代中國人來說依然是陌生的西方變得更容易理解、更容易從概念上加以把握。那些學文學理論和哲學的年輕人在被“西馬”表面的概念、術語、方法上的新穎所吸引之后，馬上會發現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現代西方的社會、思 想、歷史問題有系統而深刻的看法，在文學理論和美學上都有自己的一套言之成理的解釋。西方馬克思主義是政治上的失敗者，從社會領域退回到文化和意識形態批判領域，所以思路大多從文化、心理、審美形式、日常生活等方面著手，再上升到對整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上層建 筑的歷史分析和批判。我個人閱讀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媒介一是西方現代派文藝，八十年代初期開始被介紹進來；二是德國古典哲學，康德、黑格爾、以及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很好找，許多在中學時代就讀熟了，實際上為后來閱讀盧卡奇、本雅明、阿多諾，哈貝馬斯、杰姆遜等人的著作打下了基礎。老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家擅長處理的是從巴爾扎克、狄更斯到被列寧稱之為俄國社會的一面鏡子的托爾斯泰－－十九世紀古典主義 時代的經典作家，這是老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基本對象。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面對的則是卡夫卡、普魯斯特、喬伊斯、波德萊爾、愛森斯坦、勛伯格等現代主義者。后者給八十年代中國人帶來的審美震驚和形式震驚，客觀上也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做了一種準備。西方現代派文學剛好是當時文學青 年們最感興趣的，但在如何批評、理解、闡釋現代派文藝方面，許多人感覺到無從下手，缺乏必要的分析技巧、闡釋路數和批評方法。西方現代派文藝所展現、表達的生存困境，尤其是對異化的存在主義體驗，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和社會理論里，找到了最貼切、最系統的分析。近年來我在國內一直強調不要放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問題意識的歷史性和系統性，至今仍沒有任何其他理論體系可以取代。老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的地方是強調整體；強調辨證法、強調從歷史條件、社會境遇，把上層建筑的問題放在生產關系的整體中考察。從這個角度看，文學作品除了形式內部的技巧問題，更有它與歷史的關系、它的政治性、它的意識形態的含義。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強調從作品內部，從形式、技巧、心理、象征來分析。作品 就像一塊化石，在文學內部的結構中包含了外部的關系；文學批評要破解這種文化地質學的密碼，而不是把它簡單、生硬地還原成進步還是反動、左翼還是右翼這樣的問題。所有這些對在我的求學時代對我啟發很大，讓我們吸收了大量西 方現代文藝理論－－哲學、心理學、美學－－的新方法、新概念。西馬傳統本身在理論上特別有創造性和包容性，比如阿爾都塞本人就是法國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 西馬對于當時的青年學生在方法上帶來很大的啟示。

　　河西：翻譯的時候有困難嗎？

　　張 旭東：當時劉小楓是三聯書店《現代西方學術文庫》的副主編，他來找我，覺得我在當時能夠找到的譯者中比較擅長文學批評方面的東西。此前我翻譯過海德格爾的《詩人何為？》、《世界 圖像的時代》等文章，其中涉及到對里爾克等現代派詩人的分析。小楓覺得我更應該翻譯本雅明，因為在氣質上更相同—在八十年代的青年知識界，“氣質”是個很重要的概念，很多事情是由它決定的。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看到這本書。現在回想起來很感謝北大圖書館。那里的書對于一個本科生來說真是太全 了，而且本科生就可以從圖書館把原著借出來。我在上海念的南洋模范中學，外語教育抓得很緊，同學也大都重視外語，實際上高中時外語就基本過關了，只是自己不知道。進北大后，按高考成績，英文課分在快班，但幾次課下來，老師跟我說，快班對你來說也太慢了，你應該自己直接讀原著。當時初到大學，根本沒有圖書館里還有英文原版書這個概念，也從沒想到自己可以直接讀原著。這位老師推薦我讀的第一本書是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這是我畢生第一次借閱原版英文小說。不幾天就讀完了，覺得真的不難。此后我定期去圖書館借外文書，四年里從未中斷，日后在美國研究生院要讀的必讀書，不少在本科時，在沒有人指導的情況下，就已經囫圇吞棗地讀過了。八十年代的北大圖書館藏書編目之完備，相對于當時中國的財力、物力、全球化接軌的程度而言非常超前。好像當時自己能想得到的書目那里都有。我后來在《讀書》上寫過一篇文章，叫《知識分子與民族理想》，談的是理查德·羅蒂， 當時他還是一個非常前沿的人物，但在北大已經能找到他的精裝本原版《哲學和自然之鏡》。

　　河西：在北大的時候，當時是否很多沙龍性質的小圈子，大家沒事就聚在一塊談文學、討論哲學問題？

　　張旭東：中文系內部的沙龍或小圈子并不算多，有的幾個也是以談寫作為主，但是對廣義上的現代派文藝感興趣是比較普遍的。我也參加了哲學系、外國哲學研究所舉辦的活動，同他們中的一些研究生、博士生成了朋友，他們也從不把我當外人，更沒有論資排輩，把我這個中文系的本科生打入另冊。這些圈子也不是什么秘密團體，很開放，來者不拒。當時校園的講座很多，北大的學生可以到處去聽，相比古板的正式課程，這些講座有時真的有點“喧賓奪主”。這恐怕也是八十年代北大的一個傳統。中文系本科的基礎教育當然很重要，但所謂的家法，其實也簡單，就是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文學史、古漢語、黨史等等，激不起學生的求知欲，有心的學生都是自己做自己的，有的甚至不太上課。現在想來，文革剛剛結束時的那種遺風還在：一些老知青進校時候就帶著自己的問題意識和知識譜系來的；一些開竅早的中學生也已經開始獨立閱讀、獨立思考，很把自己當回事兒，老師在課堂上講的東西，喜歡就聽，不喜歡就當耳旁風，考試完全是憑小聰明應付，也完全沒有求職壓力，精力和興致始終凝聚在個人感興趣的問題上，也以此為交友的準則。中學時的一些比較“先知”的同學會給你帶一個很好的榜樣。我在中學的時候就和幾個同學一道，基本上把西方文學和哲學名著通讀了一遍。我們都非 常關注書的出版，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名著》是出一本買一本，連藍皮的經濟學類的也不放過。那種求知欲對現在的學生來說大概是難以想像。那時的人都很單純，沒有電視，沒有娛樂，也沒有商品社會、金錢社會帶來的壓力，所有的興奮都來自思想世 界。家庭和整個社會也都支持你專心致地讀書思考，好像知識本身就是目的，還沒來得及想知識有什么用，能拿到市場上去換多少錢的問題。

　　杰姆遜：學者的表率

　　河西：您到美國跟杰姆遜后，學習的過程還適應嗎？

　　張旭東：很適應，甚至可以說沒有適應的問題。去了后很興奮，更能專心致志地學習。這大概也是一種幸運。就我個人在美國所看到的，很多中國學生在國內還能用心讀書，可是一到國外，經歷了這么巨大的環境變化，如此多的機會和誘惑，需要應付的事也是層出不窮，反而讓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杰姆遜本人的學術生涯、他的理論視野、問題意識和訓練方法的確為我這樣的學生營造了一個理想的小環境，在里面如魚得水，感覺自己以往的積累在這里都用上了，但在一個更大的語境里，面臨新的挑戰。這就牽涉到另一個問題。我現在每年都在國內招博士生，發現許多學生看重的是大學和導師的名聲，但對自己的學術準備和思路的指向并沒有一個很清楚、很堅定的意識。其實出國是去為發展自己的思路找一個更好的環境，而不是去一個不熟悉的環境里，為一個洋文憑而被一個陌生的學院體制修理。如果是后者的話，自己在國內的積累在國外不但無用武 之地，反而會成為“適應”的障礙。這樣，至少在頭幾年，一方面是“自廢武功”，另一方面國外學術體制所能提供的東西還沒有到位，這樣的留學就是事半功倍，弄不好變成一種損失非常大、 甚至“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的事。

　　河西：您眼中的杰姆遜先生是個怎么樣的人？

　　張旭東：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學者。在求學時代，他對我自己選擇的治學道路來說是一種證明，一種激勵。年輕人在學術上還沒有完全立足的時候需要相信一個東西，他就會給你這樣的信心。另外，從學術層面而言，他的思想既積極介入前沿理論，同時歷史穿透力又很強。他讀馬克思主義、黑格爾、斯賓諾沙、甚至中世紀的哲學，面對紛繁蕪雜的世界， 當你無法應對時，他會給你在歷史和現實之間搭起一座橋梁。對我個人來說我，杰姆遜絕不僅僅是一個當代理論家，而是經典思想和當代世界之間的一種中介。我的一些美國同學只學二十世紀后期的理論，他們的知識里缺乏歷史縱深，只知道讀德里達，不知道讀德里達讀過的書。 歐洲的訓練強調古典、很扎實，但是又過于拘泥于傳統，過于封閉。杰姆遜在美國學院界眼里幾乎是個歐洲知識分子，但在歐洲人看來，又是個地地道道的美國人。他思想的綜合性和開放性，為我在求學時代提供了充足的呼吸空間。在教育上，杰姆遜是個非?？犊膶W者，對于中國學生尤其照顧。這種照顧不是在個人意義上的，而是表現在對學生各自的思想背景的理解、對他們所代表的集體性問題的同情和重視，以及對他們未來學術發展的期待上。他當然是一個以西方為中心思考問題的學者，但他對中國和其他非西方社會和文化非常關注，這種關注讓我一方面堅定了自己對中國問題的思考（倒是海外東亞系總是要敲打中國學生的中國意識），但另一方面，也逐漸擺脫了種種不加反思的本位主義視角。這時你會發現，中國當下的問題，其實 無時無刻不與世界性的問題盤根錯節地糾纏在一起：革命、市場、國家、傳統，資本、商品等等。杰姆遜的勤奮讓我肅然起敬。他每天5、6點鐘就起床，天天如此，雷打不動。起來后一個人讀書寫作，一般快到中午了才來系里上課、處理系務、指導學生。他的家很大，初次去覺得有中國農村一個小村子這么大，但一看就知道，他拒斥資本主義的生 活方式，家里的陳設和用品很簡單，一點也不講究，還養了很多雞、貓、狗和羊。每年新學期開始，都會在他家開派對，但不管如何高興，到9點他就會準時去休息。有一年我做他的研究助手，幾乎每天早上8點鐘他就打電話來，要我幫他去圖書館借書。我習慣晚睡晚起，所以覺得8點太早了，可一想，杰姆遜他自己一定是等了很久，忍無可忍了才給我打電話。他的閱讀量和閱讀范圍極大。他看東西很快，幾乎是過目不忘，有照相式的記憶，這也讓人非常佩服。他寫稿一氣呵成，所以看他的稿子改動的地方很少。他語言也非常流暢，有人抱怨他的書讀不懂，可能是缺乏一些必要的知識準備，跟不上他的思路，跟他本人的著作并沒有太大的關系?？傊?，他讀書寫作的方式好像給我們做學生的定了一個標準，讓你知道一個學者應該是這樣的。這種無形的標準也讓我自覺地遠離美國學院盛行的職業主義，在自己學術道路的選擇上不急功近利，不抄近道，不揀容易、瑣碎的做，而是堅持自己的興趣、原則、立場，走自己的路，盡量把問題確立在一個較高的理論水準上。

　　河西：在中國，一個導師可以帶很多的研究生、博士生，甚至把自己的學術著作分攤給研究生來做，導師就變成了“老板”。您怎么看？

　　張 旭東：我在美國學院里從未看到這樣的事。學問是個人的事，怎么可以把它們讓別人代勞？中國的基礎教育非常好。但是就我個人接觸到的情況，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和美國比較起來還是差距比較大。我們的中文系和西方民族文化的核心－－比如英文系、法文系、德文系－－仍然無法抗衡。中國這兩年的發展過快，有點不協調，腳步有 點亂，而西方的教育體制經歷了300年的積累，比中國穩固得多，健全得多。西方的學術規范很嚴，大多數學者都有很強的自律意識，抄襲、作假、一稿多投、復制自己、說空話套話的現象就不容易出現。國內硬性量化的東西太多，碩士生都必須在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而在西方，學者并沒有這方面的硬性規定。中國 做法這不就逼著他們粗制濫造，托關系、買版面？美國出版社編輯的敬業精神也讓人佩服。我的書稿清齊定后寄給他們，他們會專門找一個Copy Editor來審讀我的稿子，一般需要2個月的時間。從文字到句法到行文風格，一書稿打回來，密密麻麻幾乎每一行都有改動，貼滿了編輯的意見。每個問題都得回答，一個月才能把稿子修改完。出書的質量確實讓人服氣。國內學者的著作水分太大，態度很隨便，變成習慣后就讓人覺得沒有嚴肅性，沒有一個嚴格的規范。

　　本雅明所面對的就是一個夢幻世界

　　河西：我知道您在翻譯《拱廊計劃》，這本書的進程怎么樣了？

　　張 旭東：我和我的近10位博士生目前正在翻譯本雅明的《拱廊街計劃》，有1000多頁，是個很大的一個工程。這本書是本雅明的讀書筆記和資料匯編，不是專著，不同的“卷宗”（convolutes）處理不同的主題，如“知識論”、“世界博覽”、“游手好閑者”、“巴黎的街道”、“賣淫與賭博”、“無聊感與永恒的輪回”，等等。我們從英譯本翻譯，同時參照德文原版、法文版和日文版。這次華東師大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和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東亞系合辦的第四屆暑期研討班，就是以這本書為核心讀本，來討論大都會的文化研究、現代性問題的基本方法、基本概念，從19世紀的巴黎出發來審 視21世紀的上海和其他國際都市。許多問題是相似的，許多方法是可以借鑒的。比如，我們現在還處在商品時代，如何看待商品？商品和商品拜物教對我們的心理和生活空間有什么樣的影響？資本和商品所構造出的物質世界和符號世 界越來越復雜，一層又一層的異化和神話讓資本的夢幻世界變得越來越密不透風。為重新獲得一種歷史認識和歷史批判的能量和方法，我們有必要回到這些問題的源頭－－19世紀的巴黎。在這個意義上，本雅明是我們同馬克思之間的一座橋梁，又是我們同“全球化”、“后現代”時代之間的一座橋梁。

　　河西：本雅明所感受到的震驚首先是一個感官的震驚，您認為這種震驚和都市化的進程有何關聯？

　　張 旭東：這當然很有關。在農村、在傳統的世界中，生活都是連續的。經驗組織在傳統規范之中，一切都是規律性的，有章可循的。大都會里的是陌生人，面對的是陌 生人大量的聚集，這里就會發生許多意想不到的事。工業文明給你帶來物質上的震驚、陌生感、自然的退卻和消失、速度的加快、空間的壓縮。震驚的第一 個意思就是信息過量，是一種傷害，造成視覺、聽覺等感官乃至身體和心靈的傷害。這種傷害淤積后無法排遣，就會變成病灶，抑郁癥、精神分裂、異化……所有問 題應運而生。這本書是從意識和無意識層面－－而不是從馬克思所探討的資本主義生產出發－－來研究商品生產怎樣塑造社會生活，它又生產出什么樣的人。在后現代條件下，這一切都已完成，但在本雅 明的巴黎，這一切正剛剛展開。

　　河西：這是個越來越碎片化、越來越虛無的時代，您覺得還有解決的途徑嗎？

　　張旭東：現在來談解決還為時過早，但我覺得至少人們應該有反思的意識。這就跟魯迅說的一樣：鐵屋里的人在昏睡，有幾個人醒過來了，可是鐵屋子無法打碎。那么你是叫醒他們呢？還是繼續昏睡下去？本雅明和魯迅都談到了一個覺醒的問題，如何從這個商品拜物教的時代覺醒是第一步。至于改造，也不是沒有人嘗試過。二十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也是一個非常血腥、暴力的世紀。許多激進的、理想主義的、烏托邦式的社會運動和集體實驗都失敗了，但歷史就這樣“終結”了嗎？所有人就都只能做順民了嗎？商品的世界是一個假象的世界，一個夢幻的世界。人生活在假象中可以很幸福的，但生活在真實中則必須承受丑惡、痛苦和殘酷。現在首要的問題是要告知人們，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這也是電影《駭客帝國》（Matrix）里所有的角色都要面對的問題，這是思想的起點，也是行動的起點。馬克思就是要告訴我們什么是資本、什么是商品，什么是剝削、什么是階級斗爭，這種理論將我們從物質的假象中剝離出來，迫使我們重新審視資本主義世界這個神秘的“總體”。但如果大家連讀書的興趣都沒有，被商品和資本訓練得只懂得娛樂，看《讀書》這樣的雜志都叫喚受不了，那要求他們去了解和理解生活的真實現狀，就變成一個過分的要求了。在今天，教育也許能在商品的統治里打開一個缺口。只有培養學生讀書、思考和批判的興趣和能力，日后才談得上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

　　河西：大都會是一個流動人口的中轉站，本雅明的行文風格也是游移不定的，充滿詩意因而是夢幻般的，您覺得他的文風是否也是現代性的產物？

　　張 旭東：因為本雅明所面對的就是一個夢幻世界。他必須用夢幻世界本身的語言來說話，他不是醫生來診斷病人，而是要病人自己想從夢中醒過來。這個病人沉睡在夢幻的世界里，但在夢中，夢的意向也是辨證法的意象，它們的涌動本身客觀上也是在以一種馬克思或本雅明的方式思考。如何向人們傳達這個夢的信息，如何表明夢在做夢的同時也推動著人們的覺醒，是本雅明寫作的任務。他非常強調辯證法的意象就是夢的意象－－你要從夢中醒來，注視自己的夢，把它從異化的形象變成揭示異化關系的寓言。夢和醒，生和 死之間雖然是兩個世界，但同樣存在著一種從夢中看夢的狀態。這就有點像馬克思說的，假設有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的更合理、更理性、更回歸自然同時又先進的社 會，這個社會不可能把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都給拋棄掉而回到原始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本身也在準備著自身的否定，這里當然也不排除暴力革命的可 能性，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下，所有能夠把生產、技術、形式、想象等人的創造性能量發揮出來的，都具有革命性—超現實主義的革命性、先鋒派的革命性、從異化的世界中反戈一擊的革命性。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本身決定了革命的歷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我們今天所處的是革命的退潮期，也許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大眾革命真的退出歷史舞臺了，但新的革命的歷史形勢會創造出革命的歷史的新形式。這種新形式可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但什么是革命呢？它無非是多數人以一種激進的方式，劇烈地改變一個社會的結構。客觀上，革命總是在社會矛盾不可調和的情 況下發生。在今天，我們這一代人固然需要去歷史地理解革命的意義，但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反思革命的歷史條件。

　　20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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