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改革中的“利益”問題(轉人民網）
網友：邵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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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問題，尤其是“利益”的流向問題，是任何社會執政者必須考慮的大事，這個問題處理不當，或者它只是向“極少數人”走，社會就不會和諧，就不會穩定，就會出問題、出亂子，甚至可能會“改朝換代”。 改革是什么？從某種意義上說，改革是革除弊端、發展生產基礎上的“利益”的重新調整和分配。“革除弊端”，是改革的前提，“發展生產”是成功的基礎，而“利益”的重新調整和分配則是改革的過程和結果。 在迄今為止的這場史無前例的改革中，生產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國力得到了空前的增長，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長足的提高，舉世矚目，就這意義上說我們的改革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但是，改革的成功并非意味著沒有問題，決非意味萬事大吉。譬如，在改革過程中的“利益”重新調整和分配問題上，因為沒有得到足夠的、完善的、科學的處置，因而滋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社會財富兩極分化的出現、下崗工人生活的貧困化、農民收入的停滯不前、腐敗現象的泛濫等等。從根本上說，這些問題的產生都是“利益”的走向出了問題，是對“利益”處置得不均、不公、不科學引起的。 什么原因？核心問題就是：究竟是“食利于民”、“與民爭利”還是“還利于民”、“為民謀利”？ 所以，改革必須重視“利益”的走向問題，必須重視因改革而產生的“利益”究竟是誰在“享受”著的問題。 （二）一種危險的傾向：經過“改革”，一些“強勢群體”的利益在“最大化”，一些“弱勢群體”的利益在“最小化”。 《人民網》發表了一篇題為“領導加薪是事業單位改革的靈丹妙藥？”的文章，一些網友發表了如下感言：“只要一改革，就是領導利益最大化，就是群眾利益最小化”，“領導在改革中致富，群眾在市場競爭中掙扎。” 話雖有點“極端”，然而這種“傾向”卻是存在的。不信？那就用以下幾個數據來說話。 數據一：在厲以寧張維迎等主流經濟學家的鼓噪下，以賣光為特色的中小企業的所謂“國企改制”一下子產生了3000萬的4050代下崗工人；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農村圈地運動”一下子產生了4000萬的“三無農民”，二者一“合計”，就是7000萬，若是每個家庭以3人為計算單位，那就是2億1千萬，這無論如何不是一個“吉祥的數字”。 數據二：“據楊宜勇的推算，2004年我國基尼系數已超過0.465，并將在2005年逼近0.47。”“據統計，2004年，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接近一半，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財產比重只有1％左右。而且，高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長明顯快于低收入家庭。”“農民人均現金收入的實際增長仍然低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到了3.53倍，而2003年這個數據是3.23倍。 數據三：《ＣＣＴＶ2004中國經濟年度報告》的網絡問卷調查中，問到“2004年中國最深入人心的經濟政策”時，選“切實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和“農民增收1號文件”，分列第一、第二。然而，令人們深思的是，盡管農民收入在2004年獲得超常規增長，但卻并沒有改變總體上收入拉大的趨勢。根據2004年全國5萬戶城鎮住戶抽樣調查結果，上半年最高10％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3322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6.7％，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8倍，而最低10％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1.6％，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9％。高低收入組人均收入之比為9.5：1，比去年同期9.1：1有所擴大。也就是說，不同收入組之間的收入差距在繼續擴大。北京市統計局的數據也證明了同樣的趨勢，北京市統計局的數據也表明，2004年前11個月，高、低收入組的收入之比為5.8比1，與上年同期的4.7比1相比，差距也在擴大。 “基尼系數”是一個什么樣性質的指標？它是專門描述財富差距“集中度”（即筆者所說的“利”的走向）的一個國際公認的指數，它指1%的人口占有的社會財富的比重，低于0.3屬于均等，高于0.4則屬差距過大，超過0.45屬差距過大，若基尼系數為0.5，則說明1%的人口占有了50%的社會財富——1980年是0.3左右，1988年是0.382，1994年是0.434，1998年則進一步上升到0.456，1998年比1980年上升了十幾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等6部委1997年聯合進行的城鎮生活調查結果表明，占調查戶8.7%的富裕家庭占有60%的金融資產。國家計委的研究人員指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40個收入差距超過國際警戒線水平的國家與地區之一。 以上三個數據表明，當今改革中的一個值得注意傾向是：經過“改革”，一些“強勢群體”的利益在“最大化”，一些“弱勢群體”的利益在“最小化”。 （三）“改革”后的“利益”流向了二類人群。 應該說，在當今相當一部分領導中，對“利”的重新調整和分配這一問題的認識并不是很清楚的，或者是理論上是認識了，然而在實際的處置上卻是另一回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總是有意無意地將利益的天平傾斜于自己或自己所屬的小集團，傾斜于社會中處于“少數地位”的“特殊階層”。這樣說有沒有根據？有。顯然，社會的這個“利”的走向決不是一個好兆頭，它至少說明處于初級社會主義階段中國的“利益流向”是不合理的，說明了“貧富差別”的擴大，說明在劇烈變化的社會轉型期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的“苗頭”，已經開始影響社會的穩定，有些地區已經出現因收入差距過大導致的社會動蕩。 那么，“改革”后的“利益”流向了什么樣的“強勢群體”呢？依筆者的研究，那就是“食利于民”的“暴富層”和“與民爭利”的“權勢群”。 什么是“食利于民”的“暴富層”？指的是靠權力，靠貪污賄賂，靠官商勾結，靠偷稅漏稅，靠走私販毒，靠販賣人口、販賣文物，靠的是機會不平等……總之，這是一批靠“趁共產黨還沒有醒時狠狠地撈了一大把”的人，他們的“富”是坑了國家，是有更多的人走向了貧窮，是為富不仁的“富”。著名的貪官成克杰、胡長青，廈門遠華走私案中的賴昌星和湛江走私案的石油走私大王、沈陽腐敗案中的慕綏新等，他們的財富少則是百萬、千萬，多則是億萬，（甚至是幾十億、上百億）。這樣的人是一批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腐敗分子、寄生蟲、剝削者，是社會的蛀蟲，是這批人搶占了社會利益的最高點。這類人人數少、能量大；特別精通當代“關系學”：金錢網、權力網、人情網、家族網；有厚厚的權力保護層；膽大心黑，藐視一切法律、道德；生活方式極其腐朽，道德行為極其墮落。對這類暴富群體，法紀沒有用了，黨紀沒有用了，政紀沒有用了，一切規章制度都沒有用了。據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胡鞍鋼的研究，僅90年代后期，尋租性腐敗、地下經濟腐敗、稅收流失性腐敗、公共投資與公共支出性腐敗所造成的各類經濟損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3.2%—16.8%。這個觸目驚心的數字說明了，當今我們的社會在“利”的走向方面確實出了問題。 什么是“與民爭利”的“權勢群”？這是一批在“利”的問題上的“小打小撈者”，他們屬于社會中的“先富起來的人”，但還不是腐敗分子，但也決不是勤勞致富者。怎么富？靠權力，靠不正之風，靠所謂的“政策優勢”——自己制訂政策，自己先富起來，是發生在“特殊職業群體”身上的既得利益者。譬如，一些“特殊職業群體”，例如管水的水霸，管電的電霸，管房的房霸，管路的路霸，管教育的學霸……各行各業都有“霸”，實施的是職業壟斷、行業壟斷，不講職業道德，不遵行規行距，實施“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利益侵占。這是一批社會中的“利益優先者”，面極廣，幾乎各行各業都參與進去，都爭相“競賽”，打的都是改革的幌子，盡量以合法面貌出現，具有“集團性”、壟斷性，不擇手段，不仁不義，但是對社會、對人民的危害更是直接。何謂黨風不好？究其實質，就是“少數人”利用權力優勢在隱含于社會熱點的利益重新調整時向自己、自己所屬的集團傾斜。如在一度流行的“當兵熱”、“上大學熱”、“從政熱”、“出國熱”、“經商熱”、“炒股熱”、“下海熱”、“房地產熱”、“金融熱”等社會狂潮中，“利益的既得利益者”首先是一批有權的權力者和與權力者有千絲萬縷聯系的人。 （四）當前社會應該做的是：抑制“暴富群體”的“暴富”，讓改革的成果讓全社會成員共同享受。 也許有一部分的人會說，我們的社會不是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嗎？的確，我們的確是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可以說是“國策”，但是要看怎么富。若是勞動致富、科學致富，如像袁隆平這樣的科學家、工程師，像已經站在信息產業制高點的CEO，像鞏俐、伏明霞這樣的大牌文藝界、體育界、影視界的明星……對這樣的人，人們什么話都沒的說，他們靠的是本人才能、本領致富，能說什么？他們在自己富的時候也為社會創造了財富，為國家積累了財富，也為他人的富創造了機會和條件，所以他們的“先富”是應該的。然而在“先富起來”的人中還有一群“暴富者”，正像于祖堯先生在《暴富群體的崛起是當前深化改革的主要危險》一文中指出的那樣，這部分“暴富群體”——即“部分不是靠誠實經營和勞動起家的私營企業主和個體戶；少數公有企業的承包人和買主；收取高額出場費或投機鉆營的文藝界明星、穴頭；政界的貪官污吏；少數新生的洋買辦；一些以文謀私的知識界暴發戶，等等”，他們“并不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而是寄生在社會經濟機體上的毒瘤；暴富群體對資源優化配置和合理利用起破壞性作用；“暴富群體”阻礙經濟快速、持續、健康地增長；暴富群體是侵吞公有資產、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蛀蟲；“暴富群體”的暴富行為嚴重地毒化了社會的風氣，我們的社會決不允許像“暴富群體”這類“先富起來的人”。 怎么辦？那就是我們必須認真地研究當今社會在“利益”的走向問題上產生的錯誤傾向性問題，要采取種種法律措施（主要是反腐敗）亳不留情地懲治那些違犯法紀“食利于民”的“暴富層”，通過“劫富濟貧”（如對“暴富群體”實施高額稅收政策和制訂有利于“弱勢群體”的社會福利保障機制）的手段做到“還利于民”；通過整頓黨的作風和社會的不正之風的措施去扭轉“權勢群”的“與民爭利”傾向，當官的將“為人民服務”牢記心中，那么“為民謀利”就會落到實處。 總之，如果我們的社會解決了當今社會出現的“食利于民”、“與民爭利”的傾向，真正做到了“讓利于民”、“還利于民”、“為民謀利”，那么，我們的社會就會穩定了，就會和諧了，人民就會更加熱情地投入到改革中去，現代化的進程就會以更加快的速度向前發展。 而這，就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利益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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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人民網 |
（責任編輯：張愛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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