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改革觀削弱了整個國家決策層對鷹派戰略思想的關注，當代新改革觀與鷹派戰略思想建立的一個重要依據是目前國防危機的來臨，在臺海、朝核、釣魚島、新疆幾個危機對策上必須采用鷹派的改革開放觀了。
八十年代建立全面改革開放政策是具有一個必要性前提的，就是基于“世界上沒有大戰爭”的戰略判斷，判斷美蘇經過長期冷戰的消耗性對抗之后將進入一個緩和的歷史時期，國防指導上只要準備“打贏高科技的局部戰爭”就可以了，因此就削弱了國防和軍工產業，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的傳統改革觀，在中國的決策思想領域鷹派理念全面淡出,或者全面被深藏。在蘇聯東歐的巨變之后，社會主義陣營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都被大大削弱，進而一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借機倡導"西方社會是人類普世化的標準和歸宿",“與國際接軌”和“參與國際大循環”等花言巧語的理念，宣傳一種所謂的“比較優勢”經濟理論，就必然導致危害國防建設、危害國家戰略支柱產業的“褲子換飛機”的極端惡性經濟思想的出臺。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各項政策執行中，由于完全站在鴿派戰略角度看待戰爭與和平，缺少對“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敏感認識”，缺少強勢的鷹派戰略思想作為糾偏，造成慘痛的“運十下馬”歷史教訓是必然的，而沾沾自喜于“制造波音飛機尾翼”也是必然的，造成今天中國空軍沒有戰略轟炸機和預警機也是必然的。一直在強調“和平與發展”，強調“軍隊要忍耐”，回避與周邊國家一切合理合法的邊境武裝摩擦來爭取國家權益，停止海峽兩岸的任何武裝對立行為從而放縱了臺獨的囂張，鴿派戰略政策主導國家軍政和外交的20多年里，外交上片面強調了“交朋友”的原則，忽略了武裝威懾的“和平背后靠武裝”的基本外交原則，缺少用小規模武裝手段對周邊蠢蠢欲動之國家的警告，致使越南、菲律賓、文萊等小國都敢于一再在海洋領土和資源方面挑釁中國，長此以往無法向歷史交待。
“舊改革觀”被鴿派戰略思想的學者偏執一辭地進行詮釋，一味追求GDP增長的漂亮數字，除了造成掠奪性的資源開采，環境污染的高度負債，更應該對造成對國防投入嚴重不足，對國防軍備難以震懾臺獨要負責任的。而戰略支柱產業水平不夠，尖端技術在多領域內差距太大，宏觀經濟整體外向型比重過高難以抵抗敵國封鎖，這些都是多年來過渡注重市場經濟的“舊改革觀”的遺留后果。在當代中國經濟增長中，很多產業帶來的GDP增長都不能直接形成保家衛國德“國防力”，確切地說是形成“國防力”的效率很低，甚至很多GDP對民眾福利也沒有提高的效果，并且政府也沒有得到很高的稅收，這就出現了一種白白消耗資源的所謂“不需要的經濟發展”狀態，比如奢侈品產業、腐敗消費的樓堂館所的建設等，這些產業占有了大量的稀缺經濟資源，卻沒有被稅收等財政管理加以約束。
在鴿派戰略思想全面控制了經濟思想的言路之后，歪曲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真正含義，深度的中國國防危機就全面來臨了，由于國防工業、武器裝備和軍費開支，與美日拉開巨大的差距，美日在戰略上就可以改變了以往平等共處的原則，可以利用邊境糾紛、貿易糾紛，意識形態糾紛來不斷對我進行侵擾，甚至于公然從中國內部大規模策反文武官員，接納中國腐敗官員外逃，全面瓦解中國的政權組織。在這個國際競爭、國際斗爭、國際戰爭還沒有完全消失的歷史時代，沒有鷹派的戰略思想，鴿派人士片面強調“經濟至上”就要把民族和國家都帶到走向覆滅的歷史結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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